胃癌开刀后，体重掉到四十公斤；肠癌开刀后，只剩下三十四公斤，现在又恢复到四十公斤。八十几岁的人了，还上街买菜、作爱筵、帮忙照顾小孙女，时常和主说说话，天天满有主的同在。

出生在南方的福州城里，祖父虔诚信佛，父亲和乡里好友合组道友会。舅公舅婆因膝下无子，也看破红尘出了家。然而，祖父有个姨太太却是信耶稣的。小时候，我常随着祖母去舅婆的尼姑庵，也跟着姨婆去礼拜堂作礼拜，童年生活过得悠闲有趣。

好景终究不长，中日战争爆发，很快就波及福州。还记得祖母一听见警报声就惊慌得全身颤抖，我初一那年全家搬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叔叔的家中。几年后，祖父突然中风，不看医生，也不吃药，父亲和叔叔束手无策，准备为祖父办理后事。没料到，几个月后，祖父竟好起来，不仅能吃、能坐、还能说话。之后，祖父告诉大家，他要信耶稣。

抗战胜利后，全家迁回福州，我想继续念大学，并处理事务，就独自留在上海。原来行动不便，需要人背的祖父，回福州不久后，就能走路了。后来姨婆也病了，她也是不肯上医院看医生，只在家里祷告，没多久也好了起来。我回福州探望时，看到祖父和姨婆相继因信靠主而病愈，开始对信耶稣产生好感。

当我还在上海时，结识了一位可以帮助我们处理事务的友人，长辈们都同意我们交往。他便在我回福州后，来家中提亲。当时，家中一切事务皆由叔叔作主，叔叔唯一的要求，就是我们两人都要受洗归主，聘金、喜饼一概全免。

订婚后，我和两个要去上海读书的弟弟，随着未婚夫回上海。不久，时局骤变。未婚夫曾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身分敏感，一位军中的故旧，托了一位海军友人找到他，要他务必一同搭乘军舰离开，我们便仓促的离开了上海。这艘军舰原定开往厦门，半途接到命令转赴台湾，我们便这样意外的来到了台湾，定居下来。从此家人都滞留大陆，我和未婚夫在台湾结了婚。婚后，与朋友合资作生意。

虽然在神主宰的安排下，我从幼稚园、小学、中学读的都是教会学校，也因着家人的关系，对信耶稣有好感，在订婚之前也受了洗；来台湾之后，去参加过聚会，并到新公园听过福音。但是，对救恩并不清楚，对主也没有太多主观的经历。

还记得，那是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妇女节，我带着五个孩子去卫生所打预防针。四个女孩都平安无事，唯一的男孩却发烧不退。我带他到马阶医院，医生责成护士定时到家中打针，但是发烧仍旧不退。

十二日上午十时左右，儿子忽然叫了一声，说，“妈，我要吐。”鲜血从他口里喷出来，染红了床单。护士来打针时，建议带他去住院。我们急忙将儿子送到马阶医院，住院第一天夜里就便血七次。先生说，我们祷告吧，我们就这样跪下祷告说，“主耶稣啊，我的儿子拉血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奄奄一息的孩子，竟然好了起来，不吐也不拉了。第五天，我们带着孩子回家，深深相信孩子活过来，是主耶稣听了我们的祷告。

回家后，儿子仍旧常常发烧，用药过度造成孩子口腔内外都长满了红点。我自己因为照顾孩子，操劳过度而子宫出血。虽然去看了中医，但是经过多日，依然无效。有一天，忽然想起，祖父在上海中风，痊愈后信耶稣。姨婆在福州生病，不看医生，不吃药，就是祷告，病也好了。于是，我就决定不看医生了，要去聚会，信靠耶稣。

那时，在南京西路的四会所正好一连八天都在讲召会真理，我没有一次缺席。记得有一天晚上，下着滂沱大雨，我照样去聚会。会中，每一句话都像是对我说的，深深地打入我的心。我觉得自己是真正得救了，主耶稣把我带回家，是神家中的儿女。那时我们刚买仁爱路的房子，先生担心我无力搬家。但是，那几天，天天聚会，病也好了，家也搬了。

我开始在仁爱路的会所聚会，因着姊妹们的看望和照顾，使我心里火热要主，不漏掉任何聚会。主日一大早就和先生一起去会所作整洁，孩子们也都送去儿童班。那时儿子还经常发烧，看遍中西医，药石罔效，白血球检验高到一万八。最后一次发烧的时候，我已稍微懂一点真理，知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我跪下祷告说，“主啊，我没有办法了！我把儿子献给你，生也好，死也好，都凭你。”这次祷告完了，儿子就不再发病了。感谢主，祂是听祷告的神。

儿子病愈后，我里面的生命开始有很具体的改变。从前，我非常讲究时尚，爱漂亮打扮，喜欢穿金戴银，也喜欢跳舞、看电影；但经过这次事件，喜好的口味都改了。

在主面前每一次的经历，都让我对主更有信心，更敬畏祂，也更宝爱聚会。一次在聚会中，听见讲道的弟兄说到：约一1的“话”就是神，神乃是一位说话的神。我就非常渴慕听见神的话，并为此祷告了一段时间。一天夜深人静，我在儿子醒来，喂他喝奶、换尿布的时候，突然听见四个字“耶西的根”。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请教一位姊妹，她翻开圣经赛十一1~2和十节：“从耶西的必发嫩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安歇在祂身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认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众民的旌旗；外邦人必寻求祂。”她告诉我，耶西的根就是主耶稣。我真是不得不赞叹，主是一位说话的神，也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又有一次，弟兄们安排我在受浸聚会服事。那时，我的孩子都在东门国小上学，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服事那天，我有事，想先到学校去找老师，然后再去会所。但是当我出了家门往学校走时，里面突然有一句话：“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没有一个适合于神的国。”我马上警觉的向主说，“主啊，对不起。”并且立刻转身走向会所。等受浸聚会结束，我回到家，看见孩子们都在，学校的事也没问题了。

主不仅时常以圣经向我说话，有时也用诗歌向我说话。当我怀第八个孩子的时候，召会曾有弟兄要为圣徒们按手奉献祷告。那时，我根本不想奉献，但主不放我过去。每早晨醒来，就有一首诗歌：“这是十架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背十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你是否全贞？”（诗歌四六二首。）不断地在我耳边回旋，唱得我不得不去奉献。

民国七十一年，九十二岁的婆婆由上海经香港来到台湾。十一年后，我的弟兄脑硬膜出血开刀，手术后行动不便。子女大多留学，定居国外，只有两个在台湾自立门户。高龄卧床的婆婆和行动不便的先生，都由我只身照顾，除主以外，别无倚靠。

八十六年六月，我突然觉得头昏眼黑，到医院检查，证实胃癌已经第四期，据医生判断，只能活六个月。我在医院作了切除手术之后，儿子媳妇把我接到他们在桃园的家中，留弟兄在台北，请了人照顾他。我心中非常平静，一点也没有惧怕。在桃园仍然照常聚会，还和弟兄姊妹一同出外爬山、郊游。若是一人在家，就请弟兄姊妹来家中爱筵。在国外的子女也轮流回来陪伴我，作了一年的化疗，心中毫无忧虑，满有平安、喜乐。觉得生有时，死有时，一切都在主手中。

九十二年，我又觉得身体不适，检查发现得了肠癌，再度开刀住院，接着又作了一年化疗。弟兄由女儿及媳妇轮流照顾。我出院后，就请了一位看护来帮我照顾先生。后来，先生病重住院，我顿觉生活失去重心，思想一片空白。虽然日夜都有看护照顾，但是我却到了吃不下，睡不着的地步。看病吃药，都无济于事。最后，我决心把药停下，结果整整九个夜晚无法入眠，躺在床上睡不着，就只有在心中唱诗歌，与主交通。主就像医治的活泉一样，在我里面不断地供应我。终于，第十个晚上，睡着了。从此以后，我的精神、体力，一天比一天好转。

胃癌开刀后，体重掉到四十公斤；肠癌开刀后，只剩下三十四公斤，现在又恢复到四十公斤。八十几岁的人了，还上街买菜、作爱筵、帮忙照顾小孙女，时常和主说说话，天天满有主的同在。祂真是全能的神、慈爱的主，牧养我的一生年代，祂的恩典长、阔、高、深，我一生一世，述说不尽。

（见证人：陈罗韵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