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关系，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科学家与一般人一样，他们能不能信神，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有没有听见福音？如果他没有机会听见福音，他就不大可能信神。如果他有机会听见福音，他就有可能信神。第二，心是否谦卑、敞开？如果他听见福音时，他的心是谦卑、敞开的，他就有机会相信主而成为基督徒。如果他听见福音了，但是他的心是关闭、高傲的，他就不可能相信神，而成为基督徒。

　对大多数谦卑、虚心的科学家来说，科学的重大发现使他们更加虚心，把一切的荣耀都归与那创造万有并赐人智慧的神。比如，牛顿（Isaac Newton）是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以科学家的观点发出清晰的评论，说，“无神论是愚蠢的。当我观看太阳系，我发现地球与太阳有正确的距离，使地球接受适量的热和光，这并非偶然。”当牛顿探索星体的运行时，他说，“这极其美丽的太阳、行星和彗星星系，只能在智慧的造物主所筹划和支配之下运行，这位造物主掌管万有，祂是万有的主。”

　波义耳（Robert Boyle）是英国哲学家、化学家。除了以他命名的波义耳定律以外，人还称他为“近代化学之父”。波义耳认为神和力学所描述的世界之间，并没有矛盾。他说，“能创造力学世界的神，并物质负荷运动定律的神，值得我们敬拜。”一六九一年波义耳逝世，在他的遗嘱中提出，他要在自己的遗产中设立一个年奉五十英镑的讲座，每年讲八次，要求讲员根据自然科学的成果，论证圣别的神和基督信仰。一六九二年班特雷（Bentley Layton）被选为波义耳讲座的第一位讲员，在准备的过程中，班特雷写信向牛顿请教。牛顿先后写了四封信回答有关的问题。在信中牛顿写道：“行星现有的运动，不能由任何自然的原因造成，而是由一位全智的主宰所推动。引力可以使行星运动，但没有神的力量就绝不会有绕太阳运转的圆周运动。因此，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原因，我不得不把宇宙系统的设计，归之于一位全智的主宰。”

　对于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有的人会归荣耀与神，并谦卑自己；有的人则会亵渎神，并高抬自己；这全在于人心的光景如何：是谦卑的，还是高傲的。科学工作者因为比常人多知道一些科学的原理和知识，要谦卑下来很不容易，但若是谦卑下来，更是难能可贵。一个有重大科学发现的科学家，能否成为基督徒，与他科学的发现无关，完全在于他的心。

　牛顿是一位虔诚爱主的基督徒，这与他是否有重大的科学发现无关，乃是由于他听见福音，接受福音，一生爱慕圣经，爱慕神的话，以致把他的后半生花在研究圣经上。他曾经写道：“我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圣经是神的话，并借人受圣灵感动而写成。”他说，“我每天都读圣经。”

　科学家在作科学研究时，往往要在千变万化中找出秩序和规律。他们解决许多疑难的问题，发现美丽的对称性结构，发现许多和谐的性质现象，所有这些都给科学家有奇妙而神秘的体验，这些体验常常都是激动人心的。这种特别的体验导致科学家想到有神。牛顿就曾写道：“所有鸟兽和人类的左右两侧，除了内脏以外，形状都相似，在脸部两边不多不少都有两只眼睛，为着视觉而造得形状如此精巧，配合得如此巧妙，以致绝非是任何艺术家所能改善的东西。”他说，“这些又是从何而来呢？诸如此类的思考，已经并且将永远使人们相信，有一位创造万物并且主宰万物的神存在。”这是牛顿的经历。然而这种激动人心、奇妙而神秘的体验，不过使科学家联想到神，并不能保证他相信这位神。他们能否信入这位神，很大的程度取决于是否听见神的福音，得着神话语的启示，认识神与人的关系。

　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在谈到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时，也有牛顿类似的体验。他说，“一个科学家作研究工作的时候，当发现到有一些非常奇妙的自然界现象，有许多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美丽的自然结构，他会有一个触及灵魂的震动，因为当他认识到自然的结构有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奥妙，这个时候的感觉，我想是和最真诚的信仰很接近的。所以你问我，相不相信在宇宙中有造物主在创造一切？我想很难回答是或不是。”这是杨振宁教授的经历。

　从他们的描述可以得知，杨振宁和牛顿有完全类似的经历，但与牛顿不同的是，杨振宁没有得到神明确存在的结论。其实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科学研究中的奇妙发现，不过见证或者是高度提示神的存在，并不直接启示神的自己。关于神自己，以及祂与人之间关系的完整启示，乃是在祂的话─圣经里。牛顿所得关于神的启示，并不是从他科学研究得来的，乃是从神的启示、圣经而来的。圣经启示，不仅神的造物是美妙并可享受的，神自己更是可经历并可享受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什么人都需要听见福音，无论是不是科学家，都需要听见福音。人只有听见神的福音、听见神的话、认识神的话的时候，才有可能相信这位神、享受这位神。特别对于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第一要听见福音，第二要谦卑自己、倒空自己，使自己的心、自己的灵向着这位创造万有的神敞开。只有这样，才可能相信神、得着神、享受神，成为蒙神祝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