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人”诉讼案判决书
加州阿拉米达郡（Alameda）高等法院判决书（案号五四〇五八五─九）
原告：李常受等人
被告：尼尔达迪等人
本案循序进入审理阶段，被告尼尔达迪（Neil T. Duddy）因未出席，故作为不抗辩案件处理；又被告Schwengeler-Verlag因对原告之第一修正案及第一补充申诉状未提出答辩，故作为不出庭案件处理。此审理虽未经抗辩，但本庭认为原告已提出充分、可信的证据，且对原告所提出之证人的水准与资格，殊感印象深刻；此外，本庭也获得充分机会质询并反诘证人，以确定事情真相。不论被告是否出庭，法院对有关宪法第一修正条款权利之案例原当如此行。庭上想要检视或询问的事，没有一件不如愿。再者，原告所提出的证据，都由合格之专家证人所提供的独立证据得着证实。因此本庭判决，以下各书─在美国出版尼尔达迪之“神人”原稿（证物一号），Schwengeler-Verlag在欧洲出版之Die Sonderlehre des Witness Lee und Seiner Ortsgemeinde（证物三号），以及在美国和英国发行，由校园团契出版社（Inter-Varsity Press）出版，尼尔达迪及伪灵剖析会（Spiritual Counterfeits Project）合着之《神人─李常受及地方教会之评析》（证物五号），其主要部分均属虚假、毁谤及僭越法定的合理权利，故此乃为诽谤（加州民法第四十五条）。
此外，法庭又判决：
一
被告之上列出版物製造一种印象：李常受（WITNESS LEE）与傅理门（WILLIAM FREEMAN）乃是邪教领导人，安那翰教会乃是邪教。凡为造成此种效果之明言或暗示均为虚假的与毁谤的。
今日一般所领会之“邪教”，乃是一种集权，操纵社会性之影响，为要控制群众，以达到偏激的目的（心理学家及富勒神学院[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心理学教授，马若黎[ H.Newton Malony ]博士证词）。琼斯和人民庙堂即是邪教领袖及邪教的典型（美国宗教研究所主任，美国宗教百科全书作者，研究“新宗教”的权威，梅尔敦[ J. Gordon Melton ]博士证词，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八日审理记录第二十、三十九、九十二页）。
被告尼尔达迪的宣誓证言（第七三八至七四〇页，七八二页），以及赛阿（James Sire─校园团契出版社编辑，以及伪灵剖析会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宣誓证言（第五册，三五四及三五五页），均指明作者及出版商明知他们的出版物会传达此种印象，也知晓读者按一般推理会如此领会。专家证人的证词都证实此点。
本庭判定此等对原告的陈述乃是虚假的与毁谤的，以下专家证人的证词均支持此点：梅尔敦博士；底特律大学沙礼巴（John Saliba）博士─耶稣会神父，新宗教研究与“反邪教”组织专家；葛逑思（Eugene Van Ness Goetchius）博士─圣公会牧师，与哈佛大学有关联之圣公会神学院神学教授；史达克（Rodney Stark）博士─华盛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及马若黎博士。这些专家一致作证，原告李常受系基督教教师和传道人，安那翰教会（及所有地方教会）系福音派基督教团体；原告傅理门亦同样为基督教教师和传道人。
本庭判定被告等明知所言均属虚假，而故意製造原告等此种邪教的形像。专家证人证词均支持此项判决。达迪的证词亦说，Die Sonderlehre des Witness Lee und Seiner Ortsgemeinde刊登广告将李常受与琼斯相提并论，是不公平的（达迪，第七八四至七八五页）。
二
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并暗示，原告等从事或提倡以欺骗手段吸收人到地方教会中，此等陈述乃是虚假的与毁谤的。
达迪意图向读者传达，李常受的教训使会友说谎、欺骗，并以欺骗手段引人加入他们的团体（达迪第四三三至四三五页，五三〇至五三一页，七五四、二一五五、二一五七页）。读者按一般推理也会如此领会。
本庭判定此类陈述系属虚假不实，有当今会友的证词为支持。马若黎博士（研究入教过程专家）连同他对地方教会现时及已过会友的调查（证物二十四号），也一致证实地方教会并无此种欺骗行为。
所有证人均证实，地方教会并无被告出版物中所明言并暗示之秘密信仰。因此，凡此陈述全属虚假与毁谤。
出版物中所报导有关此类行为的主要“个案历史”，系“辛亚”或“利百加”的个案，此人真实姓名为梅尼克辛蒂（Cindy Meinecke）。
梅尼克太太在审讯中指证该故事大部分不实，且被告所指为“实情”的事件，亦几全属虚假，所指称迫人加入他们团体的洛克士多（Son Rockstroh）也证实此虚假。
本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以上陈述或暗示时，若非明知其为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被告达迪承认，彼并未查核对证过任何实际涉及“个案历史”的主要当事人（达迪证词[以下简称“达迪”]第五四九、九五七、一〇四九页），也未向可查询的资料来源查证其资料是否正确（达迪，第九九〇至九九一页，九九四至九九五页，一〇一六、九六三页）。不仅如此，亚历山大（Brooks Alexander）（伪灵剖析会创办人之一，也未向可查询的资料来源查证其资料是否正确（达迪，第九九〇至九九一页；亚历山大，第七十九页]）和赛阿作证，他们未见过任何有关辛蒂或利百加所陈述的文件。（亚历山大证词[以下简称“亚历山大”]第一六〇四页；赛阿证词[以下简称“赛阿”]第六册，四八四页）。亚历山大承认，也未向可查询的资料来源查证其资料是否正确（达迪，第九九〇至九九一页，一六一〇至一六一一页），也未向可查询的资料来源查证其资料是否正确（达迪，第九九〇至九九一页），也未向可查询的资料来源查证其资料是否正确（达迪，第九九〇至九九一页）。史达克博士证实，达迪对于辛蒂事件也未作过任何考证。史达克博士说：“这是一种最恶劣的谣言贩卖。”（纪录第一七一至一七二页）
史达克博士（“洛夫兰─史达克模式”作者之一）作证，达迪使用洛夫兰─史达克的宗教入教模式，来解释地方教会吸收新会友之作法时，并未正确陈明该模式。史达克说，达迪“略过该模式中的每一重点，而说出一些与该模式所陈明完全相反，几乎是穷凶恶极的断言”（纪录第一六二页）。史达克博士说，假若达迪真正读过他对该模式的说明，他就必须断定达迪的误传是“恶意的”（纪录第一六三页）。马若黎博士也批评达迪误用史达克的入教模式，并说被告陈述地方教会吸收新会友的作法有所邪恶，以及在性质上与其他基督教教派不同，这个说法是不确实地。
三
被告出版物中明言并暗示，李常受以“铁杖”或“强硬手段”管辖地方教会，这是虚假和毁谤的。
达迪意图向读者表达，李常受实际上是个独裁者，控制地方教会生活中太多的细节（达迪，第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页），读者按一般推理也会如此领会。
本庭判定此事虚假，乃是根据原告及其证人的证词，证人包括梅尔敦博士、沙礼巴博士，以及马若黎博士连同他对现时与以前会友的调查（证物二十四号）。梅尔敦博士作证，根据他本人的调查，李氏在地方教会中的地位乃是传道人与教师，而不是像那些出版物所断言的，运用“行政权力，如同君王一般”，这样的教权制度并不存在（记录第三十九页）。马若黎博士的调查结果（证物二十四号）与梅尔敦博士的证词一致。
本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以上陈述时，若非明知其为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证据显示作者和出版商歪曲李常受的话语，为要製造一种印象，即李常受对教会的事务以及教会会友的生活，施以彻底且不容抗拒的控制。布克里（Jack Buckley）（“神人”初版作者，“伪灵剖析会”会员，达迪和“伪灵剖析会”将其作品转载于被起诉的刊物中）承认，引自李常受作品中的话，乃是断章取义，加以误用，而使李常受在那一方面的教训造成不实的叙述（布克里的宣誓证词[以下简称“布克里”]第七二八至七二九页，七四一至七四二页，七七六至七六七页）。梅尔敦博士断言，就著达迪所受的教育，及其宣称读过李常受的著作来说，他这样一贯地曲解所引用的文句，指明他是故意误传（记录第四十至四十六页）。沙礼巴博士的证词也证实，达迪一贯地误传李常受的著作，不论在这一点或其他方面都是如此（记录第一一七至一一九页，一三五页）。
原稿进一步证实被告系故意曲解，该草稿上说：
“可靠的来源告诉我们，李本人并未以铁杖管辖。”（证物六十二号）
草稿的下文也与上述观点一致，即李常受“并未”那样施行控制。这句话及上下文事后却被删改，以致出版物中所言者，竟与原稿的意义完全相反。
四
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并暗示，原告等或任何地方教会从事心理操纵，或一般所谓的“洗脑、”“思想改造”等，乃是虚假与毁谤。陈述中说到祷读及呼求主名的作法，乃是心理操纵的技俩，使人心智迟钝等等，亦是虚假。
达迪企图向读者传达，李常受与地方教会利用“温和的思想改造”，叫会友牺牲个人的价值，并从社会中隐退（达迪，第一〇九二至一〇九三页），读者按一般推理也会如此领会。
本庭判定此等陈述为虚假，有以下各位证词为支持：马若黎博士及其调查（证物二十四号），葛逑思博士，沙礼巴博士，以及原告其他证人，包括辛蒂和地方教会会友Steven Johnson博士、Christopher Leu、Herbert Zimmer博士、George Chua博士，和孔珍妮女士。马若黎博士作证说，祷读绝不是操纵手法或东方神秘主义的作法，而是对接触圣经有帮助的作法。梅尔敦博士作证，这种实行不是“技术机械性的、异教徒式的”，它确实要用到心智的功能，不会改变人的意识（记录第二十五页）。梅尔敦博士未发现丧失“心智敏锐性”的迹象（记录第九十一页）。
本庭判定，被告等做出以上陈述时，若非明知其为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亚历山大为要描述这些操纵手法而作出附录。他作证说，他无法提出一个人，曾经告诉他，因该书所说的作法，使他们心智迟钝。他并未向任何会友询问这件事，也不知道在事实上，并从社会中隐退（达迪，第一〇九二至一〇九三页，一三一九至一三二〇页，一八四八页）。
五
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并暗示，原告和地方教会的领袖控制教会会友生活的每一方面，包括劝阻友谊，禁止男女交往，安排婚姻，控制财物的运用，指定信徒居住及工作地点，这些全是虚假的和毁谤的。
达迪企图向读者传达，地方教会中的婚姻是经过安排的（达迪，第二二五三至二二五四页），读者按一般推理也会如此领会。沙礼巴博士作证说，达迪企图向读者表达，李常受管辖“就像独裁者，长老们多多少少象小独裁者”，“他们控制一切的事物，会友只是一味地服从他们。”（记录第一二六页）
本庭判定此事为虚假，有所有证人之证词为支持，尤其是梅尔敦博士和马若黎博士，他们的调查（证物二十四号）否定了控制会友生活的说法。
本庭判定，被告等做出上述言论时，若非明知其为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尼尔达迪的证词指明，他从未在李常受或地方教会的教训中看到劝阻友谊，禁止男女交往的事，也未见过任何安排婚姻的记录，地方教会中的婚姻是经过安排的（达迪，第二二五三至二二五四页，二二五六至二二五七页）。亚历山大作证，此种安排婚姻的事，并未得着证实。地方教会中的婚姻是经过安排的（达迪，第二二五三至二二五四页）。赛阿不记得有任何证据可证实安排婚姻的指控（赛啊，第五册，三五二至三五八页）。傅理门和Steven Johnson博士的证词，以及其他提出的证据，都证明这样的指控是虚假的（证物七十号）。
六
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或暗示，李常受和地方教会的长老使会友与社会隔离，禁止或拦阻会友看电视、看报纸、看电影或参加体育活动；这是虚假的和毁谤的。
达迪作证说，他企图描述地方教会叫会友与地方教会之外的亲戚隔离（达迪，第一六四四至一六四五页），从社会隐退，他企图描述地方教会叫会友与地方教会之外的亲戚隔离（达迪，第一六四四至一六四五页），读者按一般推想也会如此领会。
本庭判定这事虚假，乃是根据原告证人的证词。证人包括梅尔敦博士（记录第九十五页）、马若黎博士及其调查（证物二十四号）、葛逑思博士（记录第一五〇至一五二页）、辛蒂、Herbert Zimmer博士、Steven Johnson博士，以及Christopher Leu。他企图描述地方教会叫会友与地方教会之外的亲戚隔离（达迪，第一六四四至一六四五页，一一三八至一一四〇页，以及一一五〇页，他承认没有这种行为的证据。
本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上述言论时，若非明知其为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因达迪作证，他企图描述地方教会叫会友与地方教会之外的亲戚隔离（达迪，第一六四四至一六四五页，一一三八至一一四〇页，一一五〇页）。
七
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或暗示，地方教会的长老缔造出不可抗拒之权力的架构，使教会的会友无法成熟地运用自己的信心，肩负自己生活的责任；这是虚假的和毁谤的。
达迪企图用这些言论向读者传达，李常受和“与他合作的人”是社会操纵者（达迪，第八一八页），他们不与会友商讨，就替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决定神的旨意（达迪，第二二五二页）。亚历山大作证说，该书暗示教会的长老支配并控制会友（亚历山大，第一五七一页）。赛阿作证说，该书的陈述指明，会友被转移到极权主义和结构的环境里（赛啊，第六册，六三七页）。读者按一般推理会如此领会。
本庭判定这些陈述虚假，有以下人士的证词为支持：辛蒂、在审讯时作证的目前会友、沙礼巴博士，以及马若黎博士对现今及已过会友的调查（证物二十四号）。此外，李常受、傅理门，以及安那翰长老郭汝勒（Eugene Gruhler）的证词指明，长老们并没有构成不可提出异议之权力的架构。反之，会友有自由对长老和李常受表示不同意，并且鼓励会友为自己寻求神的旨意，肩负自己生活的责任。葛逑思博士作证，他个人曾与地方教会会友及其家庭接触，根据他的观察，这些会友及其家人，一般来说，都具有成熟且发展良好的品格（记录第一四九至一五二页）。
本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上列陈述时，若非明知其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达迪不能想起任一实际地方教会会友，曾经告诉达迪，他没有为自己作决定（达迪，第一五〇页）。此外，达迪宣誓，他没有作证过，会友在个人生活重要的事上，不由自己作决定。达迪也不知道会友是否不必请教长老就作这类决定（达迪，第一一四八页）。布克里作证说，在“伪灵剖析会”陈述地方教会会友“宁可顺服”，也不要“运用个人的判断与决定”以前，应当作一些调查以支持这种陈述。但布克里并不知道“伪灵剖析会”曾作过任何这类调查（布克里，第七七一页）。布克里进一步作证，他调查地方教会长老治理的工作，只限于阅读“伪灵剖析会”提供的资料，及与“伪灵剖析会”的会员交谈（布克里，第七二一页）。布克里承认，“神人”引用李常受讲论圣灵执事之陈述，系断章取义，将其误用以传达一种印象：长老们有权力控制会友（布克里，第七六六至七六七页）。沙礼巴博士证实，这是误用李常受的话（记录第一二六至一二七页）。
八
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及暗示，李常受及其他原告教导并主张的行为，乃是允许或鼓励教会的会友从事不道德的行为，这是虚假的和毁谤的。
达迪企图向读者传达，李常受的教训教导人听从直觉和感觉，绝不要考虑圣经；一个人可以从事性攻击（包括强暴）、说谎、欺骗，而仍然自称为好基督徒；你只要遵照里面的感觉，不必顾到圣经上的话；李常受的教训助长不道德，不同于一般基督教团体（达迪，第五三一、五六六页，五六八至五六九页，六七三页）。读者按一般推理会如此领会。
所有的证人不只见证这类陈述或暗示均属虚假，并且证实李常受所有的著作，都教训人该有合乎圣经的最高标准道德。马若黎博士的调查（证物二十四号），加上作者及出版社蓄意曲解李常受话语的证据，都支持本庭的判决。
本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上述陈述时，若非明知其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梅尔敦博士作证说，达迪向读者传达的，与李常受论及道德的教训恰恰相反（记录第五十九页）。达迪向人传达这样的印象，若非蓄意，即是极度不顾李常受的言论（记录第七十五至七十六页），达迪对圣经在李常受教训中的权威，予人虚假的报导，造成一种观念，即李常受助长不道德；然而李常受一再地拥护圣经及其道德的诫命（记录第五十七至五十八页）。
葛逑思博士作证说，达迪运用李常受的著作时，乃是故意、仔细地误传李常受的教训，包括论道德的教训（记录第一四一、一四三页）。
沙礼巴博士作证说，引用的话乃是断章取义：“我获得的印象是，达迪扭曲这些引用的话，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记录第一二五至一二六页）
被告等自己的证词也证实，他们作出这些陈述时，若非明知其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达迪承认，李常受教导人应当遵守十条诫命，过一种比十条诫命更高超的生活，但他从未告诉读者，不同于一般基督教团体（达迪，第五三一、五六六页，四一一至四一二页）。
布克里作证说：
“……就著李常受论道德的教训而言，神人初版所描绘的，是一幅虚假的图画。”（布克里，第八四三页）
艾德理（David Adeney）－“伪灵剖析会”咨询委员会的一员，曾任中国传教士，作证说，他从未看见李常受的著作中有任何教训允许人撒谎、欺骗或施行强暴，而仍然自称为好基督徒的（艾德理，第一八三页）。
九
被告等出版物中明言并暗示，原告等或跟从原告教训之教会会友为“道德侏儒”，根据作者的定义，该词是指他们的行为低于法律标准；这是虚假的和毁谤的。
达迪再次企图向读者传达，李常受教训助长不道德之风（达迪，第六二三页）。读者按一般推理也会如此领会。
本庭判定这些陈述虚假，这有布克里的证词（布克里，第七九六页），以及原告的专家证人和辛蒂的证词为支持。
本庭判定被告等作出这些陈述时，若非明知其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梅尔敦博士作证说，达迪不但歪曲李常受的教训，指称其教训的特点是创造“道德侏儒”，而且曲解瓦斐德（Benjamin Warfield）所造“道德侏儒”一词的用意。梅尔敦博士作证说，李常受的许多著作均与达迪向读者传达的意思相反（记录第六十九至七十三页）。
葛逑思博士作证说，达迪所指控之“道德侏儒”一词的合理解释，是指一个没有道德的人，对道德欠缺认知与领会的人。他进一步作证说，这样指控李常受的教训，或指控跟从这些教训的人，是毫无根据的。相反的，李常受的教训所要求的道德规范，比律法的伦理标准更高（记录第一四三至一四四页）。
布克里作证说，他读李常受的著作时，找不出任何证据，叫我们称那些相信他教训的人为道德侏儒（布克里，第七九六页）。
十
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并暗示，原告曾公开羞辱会友，以及安那翰教会的一些会友和一个据称是北加州教会的带领人，因着原告的行为而住院接受心理治疗；这是虚假的和毁谤的。
达迪作证说，他企图向读者传达，李常受经常公开羞辱会友（达迪，第一一五九页）。赛阿作证说，他看出这些言论有潜在的毁谤性（赛啊，第四册，九十五至九十七页；第六册，五二〇至五二一页；证物六十八号）。读者按一般推理也会如此领会。
原告的证据证实，李常受或任何一位原告均无这种行为，而住院治疗的事也从未发生过。
梅尔敦博士作证说，他未发现任何羞辱人或住院治疗的证据（记录第九十二页）。马若黎博士的调查（证物二十四号），甚至包括已过的会友，也证实没有这类羞辱人的事。
法院判定，被告等作出这些陈述时，若非明知其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达迪从未证实一件住院的事，也无法提出一个据称曾住院治疗者的名字。他没有文件证明（达迪，第一一六六至一一六八页），也未觉得应当查证。达迪曾要求所指称的那位加州教会带领人，提出宣誓书来支持其言论，却未能如愿（达迪，第一一六五页）。达迪承认，从来没有医学或心里专家告诉他，有任何地方教会的会友，由于李氏的神学或所谓的思想改造而遭受损害（达迪，第一〇八九页）。
“伪灵剖析会”董事艾伯特（Albrecht）作证说，达迪有义务证实那些指控，他没有文件证明（达迪，第一一六六至一一六八页）。达迪主要的责任，他没有文件证明（达迪，第一一六六至一一六八页）。
史桧尔（Squires），另一位“伪灵剖析会”的董事，为本案辩护的负责人，并不知道有任何证据，显示有一位北加州教会的带领人，因李常受的行为而住院治疗（史桧尔，第七二三页）。史桧尔最近送出问卷，调查教会会友需要心理治疗的事，他不记得有任何回应（史桧尔，第七六〇页）。他不知道有谁曾作过调查工作，他没有文件证明（达迪，第一一六六至一一六八页）。
校园团契出版社（I.V.P.）的赛啊，从未收到达迪所提北加州教会带领人住院治疗一事的资料。他也从未见过任何论到此事的记载（赛啊，第四册，九十七至九十八页）。
十一
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或暗示，傅理门，或安那翰教会的一位长老，欺骗富勒神学院；这是不实的和毁谤的。不仅如此，该出版物明言并暗示：“这种自我介绍的不坦诚，乃是地方教会所展现的特质”；这也是虚假的和毁谤的。
达迪企图向读者传达，傅理门对富勒的自述，隐藏了一些资料，并不坦诚，而地方教会会友也是隐匿不坦诚的人。达迪声称对他们行为的这种描述是正确的，这也代表了地方教会一般的性格与品质（达迪，第四三〇至四三二页，四三三至四三五页）。读者按一般推理也会如此领会。
本庭判定此事虚假，是根据以下各人的证词：罗贝克（Cecil M. Robeck, Jr.）博士（富勒神学院学术服务部主任，前注册组组长），以及原告傅理门，连同所提出的证物（证物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号），确定地证实没有隐瞒、欺骗或不坦诚的事，富勒全体教职员也没有一位说过这样的话（记录第八十一至八十九页）。这也证明此类指控乃是被告所捏造的。此外，以上的证据，连同专家证人的证词，证实所有指控地方教会及其带领人或会友隐瞒、欺骗、不坦诚的话，均属虚假。
法院判定被告等作出此事陈述时，若非明知其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赛阿证实，富勒神学院注册组的职员说，傅理门已尽量坦诚，无意作不正确的陈述（证物四十七号）。基于那项证据，赛阿将“傅理门─富勒”事件，从校园团契出版社的“神人”一书中抽出。
十二
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并暗示，原告运用恐惧的策略，或报复的威胁，使会友忠于教会，防止他们离开；这是虚假的和毁谤的。
达迪企图向读者传达，地方教会骚扰并逼迫地方教会以前的会友（达迪，第一七七四、二二三五页）。读者按一般推理也会如此领会。
判定此事虚假是根据原告证人的证词，包括现在的会友，辛蒂和梅尔敦博士。梅尔敦博士证实地方教会中没有恐惧策略或威胁。他的证词指出，会友并没有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他们都是自愿在教会里。他们参加地方教会不是被勉强，而是因为在其中有享受（记录第九十六至九十七页）。
法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以上陈述时，若非明知其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十三
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并暗示，“大多数离开地方教会的人，必须另外觅地而居，以逃避地方教会的逼迫”，以及所提此类逼迫的发生（包括恣意毁坏从前会友的住所），皆为虚假的和毁谤的。
达迪企图向读者传达，大多数离开地方教会的人，必须另外觅地而居，以逃避逼迫（达迪，第八九六至八九八页）。
判决此事虚假是根据郭汝勒的证词，他证实以前的会友通常都没有搬迁。而那些搬迁的人并不像被告所说，因为惧怕逼迫而搬走。郭汝勒的证词也证实，有些以前的会友事实上又搬回地方教会的区域。他也调查过所有恣意毁坏的行为，不仅发现这些都是虚假的，而且被指称报导此事的人，都否认这些报导。
法庭判定被告等作出以上陈述时，若非明知其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达迪承认，“伪灵剖析会”中从无一人（包括他自己在内）曾经查询任何据称住家遭毁坏的人（达迪，第九二〇页）。
十四
被告等之出版物中明言并暗示，李常受或任何一位原告，对财务处理不当，包括所谓非法使用为建筑斯图嘎会所用的款项，共二十三万五千美元；这些乃是虚假的和毁谤的。
达迪企图向读者传达，原告可能误用基金而触犯法律，并且企图证明原告在财务上处理不当（达迪，第八二二至八二三页，八三九至八四〇页，八四九页）。读者按一般推理也会如此领会。
判定此事虚假，乃是根据审讯时所提出的证词和书面证据，证实为着购建斯图嘎会所的基金，原先已转给斯图嘎教会，为着上述的目的（证物六、七号，）惟因在斯图嘎的交易未能成功，该款项遂退回美国，并且一直保存在那里，以赚取比德国更高的利息，直到斯图嘎教会找到合式的会所为止。斯图嘎教会继续努力购买会所（证物三十一号），而被告等在Die Sonderlehre des Witness Lee und Seiner Ortsgemeinde和校园团契出版社的“神人”（证物四十六号）二书出版以前，就已知道这事（校园团契出版社的赛阿先生在“神人”出版以前也已知道这事）（证物四十六号）。在Die Sonderlehre des Witness Lee und Seiner Ortsgemeinde一书出版以前，斯图嘎教会即找到一个合式的会所，一经要求，该笔款项即连本带利收回。虽然那一次购买仍未能成交，该款项却从此留在斯图嘎教会，后来终于用来购买教会现今的会所。
达迪承认，并且企图证明原告在财务上处理不当（达迪，第八二二至八二三页）。
法庭判定被告等作出该等陈述时，若非明知其虚假，即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艾伯特作证说，刊行言论指控别人财务处理不当，而不提出书面证据，这是不负责任的新闻报导（艾伯特，第二四二页）。像这样的书面证据，从未提出过（赛啊，第五册，三〇一至三〇三页）。
达迪承认，他从未就著这笔交易，并且企图证明原告在财务上处理不当（达迪，第八二二至八二三页，八四〇至八四一页，八七五页）。他指称之消息的唯一来源是雷帕柏（Max Rapoport），而他知道这人和地方教会有冲突。“伪灵剖析会”曾警告达迪对从前会友的陈述要谨慎，并且要查核其他来源，并且企图证明原告在财务上处理不当（达迪，第八二二至八二三页）。达迪并没有这样做。达迪有明显的理由，怀疑雷帕柏任何报导的真实性与正确性（St.Amant V. Thompson[1968] 390 U.S. 727, 732, 20 L.Ed.2d 262, 267-268）。
达迪无法说服雷帕柏以宣誓书来证实所指称的资料（达迪，第八六五页；证物四十三号）。
赛阿承认没有提出书面证据是这指控的主要破绽，并且提到这样的声称乃是“诽谤”（证物四十二、四十一号）。赛阿不记得看过任何书面证据，也未要求过任何书面证据（赛啊，第五册，三〇一至三〇三页）。
十五
所有的被告都企图向读者传达以上一切虚假的陈述，或者极度不顾可能传达与读者虚假及毁谤的意义。
所有专家的证词，以及原告提供之达迪、亚历山大、赛阿和布克里的宣誓证词，都支持这一点。
十六
以上所有虚假的陈述都是毁谤，因为这些陈述向读者传达，原告李常受与傅理门乃是“邪教”的领袖，安那翰教会是这样的一个“邪教”。虚假的陈述也向读者传达，原告等从事以欺骗手法吸收新会友的计划，攫取一些软弱、易受攻击的人，使他们完全被原告等征服；原告等利用恐惧和其他种种心理操纵和社会隔离技俩，控制地方教会会友生活的每一方面。被告之陈述又向读者传达，原告等教导一些原则，允许、鼓励或原谅不道德的行为；原告等又为自己的利益，剥削别人的财物；尤有甚者，离开地方教会的人都遭受逼迫，饱受灾祸的威胁。
这一点的支持是所有的专家证词，“神人”一书的封面，以及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上谈到操纵心智的邪教时，引用到该书的封面，其上有原告李常受的名字，和一幅讽刺他的图画。
十七
原告李常受因着这些虚假与毁谤的陈述，遭受了忌恨、蔑视、讥嘲、辱骂；此外他五十多年来作为圣经执事的事业，也遭受严重而无法补救的伤害。他的名誉也遭受了严重而无可补救的破坏（SCOTT V.TIMES MIRROR,[1919] 181 CAL 345,365）。此外，原告李常受因这些指控，并因知道他的家人和那些跟从他教训的人，同样遭受了忌恨、蔑视、讥嘲、辱骂，以及家庭关系受破坏，有些甚至被解雇，使他在情感上遭受了严重的痛苦（DOUGLAS V.JANIS,[1974] 43 CAL.APP.3D 931,940和WAITE V.SAN FERNANDO PUBLISHING CO., [1918] 178 CAL. 303,306）。复因原告李常受的妻子儿孙，由于李常受所受严重与无可补救的破坏，受到了伤害，使原告李常受进一步遭受了情感上的痛苦。
这件事由所有专家证人，现今会友的证词和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得着证实（证物八十四号a与b）。
十八
五百万美元是一笔合理的款项，赔偿原告李常受所遭受的损害；这损害是由本案被告尼尔达迪和SCHWENGELER-VERLAG所出版毁谤性的陈述所造成的。
十九
原告安那翰教会因不实毁谤的陈述，遭受了忌恨、蔑视、讥嘲、辱骂，就其作为基督徒教会的功能和地位而言，已经受到严重和无可补救的伤害（VEGOD CORP.V. AMERICAN BROADCASTING CO., INC.,[1979]25 CAL.3D 763, 770）；此外，安那翰教会因而失去了会友，及未来可能的会友和他们所带来的益处；并使会友及其家人遭受忌恨、蔑视、讥嘲、辱骂。
二十
三百万美元是一笔合理的款项，赔偿原告安那翰教会所遭受的损害，这损害是由本案被告尼尔达迪和SCHWENGELER-VERLAG所出版毁谤性的陈述所造成的。
二十一
原告傅理门因着虚假毁谤的陈述遭受了忌恨、蔑视、讥嘲、辱骂。此外，他二十多年来作为圣经执事的事业已遭受严重和不能补救的伤害。他的名誉也遭受了严重而无可补救的破坏。再者，原告傅理门因这些指控，并因知道他的家人和那些跟从他教训的人，同样遭受了忌恨、蔑视、讥嘲和辱骂，这使他在情感上遭受了严重的痛苦。此外，原告傅理门遭受损害，因他是唯一被这些出版物指名道姓的安那翰长老，是李常受以外唯一被指控的教会带领人，也是在这些出版物所提的期间，唯一曾就读富勒神学院的地方教会长老。原告傅理门情感上的痛苦还有一层，即因他的名誉遭到严重和无可补救的破坏，使他的妻子儿孙也同时受害。
二十二
五十万美元是一笔合理的款项，赔偿原告傅理门所遭受的损害；这损害是由本案被告尼尔达迪和SCHWENGELER-VERLAG所出版毁谤性的陈述所造成的。
二十三
本庭判定原告没有一位是出名人物（GERTZ V. WELCH,[1974]418 U.S.345,41 L.ED.2D 808, 94 S.CT. 2997; HUTCHINSON V.PROXMIRE,[1979] 443 U S.111,135, 61 L.ED.2D 411, 91 S.CT. 2675）。因此，按照GERTZ V. WELCH的原则，他们无须证明“确实地恶意”（明知其虚假或极度不顾虚实），来取得补偿性赔款。但是根据前述GERTZ V. WELCH的原则，原告必须证明“确实地恶意”，才能取得惩罚性赔款。原告等在此次审理听证开始时即指明，他们要证实“确实地恶意”；他们确实这样作了，本庭也感到满意。证据显示，每次被告声称要引用李常受的话，事实上几乎都是断章取义，加以曲解，为要达到预定的结果或结论。这由原告等的证词和梅尔敦博士（记录第十六、十八、二十三、四十六页，四十八至四十九页）、沙礼巴博士（记录第一〇九、一一四、一一七至一一八页，一三五页）、史达克博士（记录第一六二至一六三页，一七一至一七四页）以及葛逑思博士（记录第一四一至一四二页）的证词得着证实。此外，证据又证实，被告等也曲解了洛夫兰和史达克所写宗教改宗的社会学模式，企图捏造一套地方教会带领人与会友以欺骗手法吸收新会友的理论，并声称这理论是根据原告李常受的教训。该模式的作者之一史达克博士的证词，是本庭相信被告是有计划的故意的曲解（记录第一六二至一六三页，一六九，一七一至一七二页）（ST.AMANT V.THOMPSON [ 1968] 390 U.S. 727, 732, 20 L.ED.2D 262, 267-8, 88 S.CT. 1323）。不仅如此，达迪、亚历山大、布克里和赛阿的宣誓证词证实，被告出版毁谤陈述时，有时候是明知其不实，有时候则为极度不顾事实真相。
二十四
本庭又判定，被告等出版上述书籍与原稿，乃是企图骚扰、妨害、伤害原告等，并破坏三位原告的职事。
支持这判决的证据是，“伪灵剖析会”─达迪的僱主及共同作者，自从一九七〇年代初期失去一些会友以来，就对地方教会有憎恨。米勒（James Miller）和共同创立“伪灵剖析会”的斯巴克（ Jack Sparks）都证实了这一点（斯巴克，第十六页）。梅尔敦博士作证说，在这些对抗中，“伪灵剖析会”屈居第二（记录第四十八至四十九页）。此外，书面证据与宣誓证词揭露，校园团契知道自己与地方教会，在大学校园传福音的事上，形成竞争的关系，又因为有人加入地方教会以致本身会员减少（赛啊，第四册，四十七至四十八页，五十八至五十九页；第五册，二八八页；证物八十五号[前证物三八一、二四〇号]），乃请求达迪和“伪灵剖析会”帮助，将“伪灵剖析会”前所出版的“神人”初版增加篇幅，增加了所谓“社会学”一节，该节包含以上大部分毁谤性的陈述（证物八十五号[前证物三八三、三八四号]）。达迪应他们之请，提供校园团契一个“销售宣传”，说这本书“可以促使地方教会垮台”（证物三十八号）。
证词与书面证据也证实，被告与Schwengeler-Verlag斯图嘎教会在出版倪柝声的著作上有一段竞争历史，也就请求达迪与“伪灵剖析会”帮助，试图破坏教会的名声。达迪在知情及有意下加入这项工作，要伤害（如果不是毁坏）原告等（以及全世界众教会）的职事（证物三十八、四十号）。此外，Schwengeler-Verlag在Die Sonderlehre des Witness Lee und Seiner Ortsgemeinde一书中插入一段广告，宣传称一本论到琼斯和人民庙堂的书，说：“这里还有一本书，披露诱惑人者如何活动。”使人将该书与原告联想在一起。这样简单地并列在一起，“蓄意”叫人想起“时代杂志上一幅尸横遍地的图片”（记录第一四七页，葛逑思博士）。
从所有的证词来看，“邪教”（Cult）一词的传统用法显然已经改变，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期，该词有了新的涵意，即“对会员施以洗脑”（记录第二十八页），用欺骗手段吸收新会员（记录第二十八页），一个有害的邪恶团体，预备好要控制你，夺你的钱（记录第一一三页），伤害会员（记录第二十页），暗中破坏美国的价值观（记录第二十页）。在当今的书中，“邪教”几乎等于所有恶事的总和。由于曼森和琼斯的形象普遍浮现于众人的脑海中，我们一听说某团体被称为“邪教”，就立刻联想到他们二人。
如梅尔敦博士所说：“在一九七〇年代称某人为邪教，就像在极端反共运动的时代称别人为共产党的同路人一样。”（记录第四十九页）这样的指控一旦成立，就留下污点，即使以后证明为完全错误，也无法洗脱。
本人赞同史达克的陈述：“如果被告等所作的只是写一本书，攻击李常受的神学，他们即使说了卑鄙的话，我们今天也不会在这里，因为那在我们美国社会中是光明正大的。你可以那样作。但是，你一旦指名道姓，提出事件，加以诋毁，说到性诈欺、钱财诈欺，甚至到一个地步，引用某人的神学陈述，来表达与那人所说完全相反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不是谈论宗教，我们是谈论事情的真相，谈诽谤，谈公正，谈一整套的事物。”（记录第一七一至一七二页）
原告等所受的损害是无法由此诉讼除去的，但下面所裁决之惩罚性赔款，可以为原告等表白，并且防止其他类似的人，对原告等再蓄意发出不实的言论（Secord V. Schlachter,58 Fed.Supp.56-58[1983]）。
据此，本庭判定被告下列惩罚性赔款：
被告尼尔达迪付给原告李常受一百万美元。
被告Schwengeler-Verlag付给原告李常受一百万美元。
被告尼尔达迪付给原告安那翰教会五十万美元。
被告Schwengeler-Verlag付给原告安那翰教会五十万美元。
被告尼尔达迪付给原告傅理门二十万美元。
被告Schwengeler-Verlag付给原告傅理门二十万美元。
日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六日。
高等法院现任法官瑟瑞尼（Leon Seyranian）
“神人”诉讼案判决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