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在历代的恢复，从第一世纪末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开头不断地进行。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主在中国的行动。

福音从耶路撒冷传遍地中海四围，最多也不过是半个世纪。到了第一世纪末，福音在地中海周围，就已传遍；从地中海往西，到了西班牙，也到了英国。不久，也传遍了欧洲。圣经的教训、真理、亮光，在欧洲一带非常兴盛，甚至成为欧洲西洋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到了第六世纪末，罗马天主教完全成形，教皇制度确立。整个基督教，大体来说，围绕着地中海和欧洲，都在教皇手下，属于罗马天主教。从第六世纪到十五、六世纪，长达十个世纪之久，天主教管治得非常厉害，不准平信徒读圣经，以致圣经的真理逐渐失去，到一个地步，连最浅显、最基本的真理，如“因信称义”也荡然无存，全都失去了。所以历史上，称此一时期为“黑暗时期”。

主的行动完全在于祂主宰的权柄。十五、六世纪改教初期，哥伦布在同一时期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于是，欧洲那些因寻求真理而遭受逼迫的人，遂纷纷移往新大陆；人们统称他们为清教徒。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各人可以凭自己清洁的良心，照圣经的话事奉神。当时在欧洲并没有这样的自由；虽然在新生铎夫时期，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曾在他的土地上，有过这样的实行，但那不过是在一个小小的范围里。等到他们来到美洲，才真正来到一块自由的土地。他们照着自己的良心读圣经，发言、讲道、教训人、事奉神。福音就这样在十六、七世纪时，从欧洲到了美洲。

那么，福音是什么时候正正式式传到中国呢？我们在前一篇提到，在头六个世纪，关乎基督身位的说法有七种。其中第五派主张说，在基督身上，神人二性是分而不合的。这一派的创始人名叫奈斯透留（Nestorius），跟随他的人就叫作奈斯透留派（Nestorians）。他们的主张是个非常奇怪的异端。等到主后四百三十一年，在以弗所召聚的大会中，就把奈斯透留的说法全然拒绝了。跟随他的人不能继续在地中海一带生存，就逃到波斯，在那里成立了波斯的基督教。

过了二百年左右，约在主后六百多年，有些奈斯透留的门徒，从波斯到中国来传教。那时正当中国唐朝的时候，京城就在今日的西安，也称长安。这班奈斯透留派的人到了中国京城，就对士大夫和高官贵臣传教，也对皇帝传教。他们所传的救赎不清不楚，生命上更是缺乏。虽然他们的确是传基督教，但却带着相当的文学和哲理。因此很容易就说服了那班高官贵臣。据说，有几位唐朝的皇帝也接受了波斯的基督教。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景教。

　不久前，在西安发现一个石碑，叫作景教碑；在那个碑文里，就把这段历史讲得非常清楚。有一段时间，景教很盛行，有许多处地方，都有景教所设立的礼拜堂。不久，由于朝代更换，景教就消失了。所以，基督教中头一班到中国来的，乃是在第七世纪。

到了十五、十六世纪，新大陆发现后，就有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天主教原分为三大派：第一派是多明尼克派（Dominicans），又称道明会，是富有派；第二派是耶稣会（Jesuits），是教育家，都是有学问的；第三派是法兰西斯派（Franciscans），又称方济会，是贫穷派。法兰西斯原是富家子弟，蒙恩后变卖一切分与穷人，他主张甘愿作穷人；所以法兰西斯这一派，是贫穷派。头一班来中国的，就是法兰西斯派，而后就是耶稣会的传教士，利玛窦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到中国来时，正当明朝时代，他们所接触的，也是朝廷中的人。有位大臣，名叫徐光启，他接受天主教后，就把上海徐家汇那片土地送给天主教。所以，天主教在中国的大本营、中心地，就是徐家汇，直到如今还是如此。

　这些传教士到了中国，带来西方的文明，也把中国的文学、哲学带到西方，因而有了中西文化的交流。然而这些传教士对救恩并不清楚，也没有生命的经历，对灵更是不认识，以致他们所带来的，全数是在一种死的文化交流里的宗教。他们没有把新旧约圣经翻成中文，只翻了四福音书，加上所谓的“师主篇”，就是天主教里一本有名的效法基督、学基督的书。总之，除了文化交流之外，天主教在中国就这样不清不楚的过了几个世纪。

十九世纪初，更正教的西教士也陆续来到了中国。第一位来的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在主后一八〇七年来到中国。那时清廷不准外国人到中国传教，所以，马礼逊就假借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职员的名义，到了广州，其实他的目的是要来传福音。他得到一个梁姓中国人的帮助，把圣经翻译成中文。

从那时候起，到一八五〇年左右，欧美，特别是欧洲，成立了许多差会。这些差会主要的任务，是到亚洲和非洲传道，因为他们认为这两大洲是最落后的地方。这些差会所差派的西教士，大多数到了中国。当时到中国来的西教士，主要来自三个团体，第一是来自美国的宣道会（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他们在中国的大本营，是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守真堂。

　宣道会是一八八七年，宣信（A. B. Simpson）弟兄所成立的，是基督教传教士们的一个联合会；他们从其中差人往外出去传福音。宣信弟兄对属灵的事，相当有认识，他写的诗歌，如：“我与基督已同钉死，十架已将我解释，”（诗歌三六五首）“唯有耶稣，永是耶稣，”（三九五首）“主，求你向我吹圣灵，教我如何吸入你，”（二一〇首）都很深入，有属灵的经历，有属灵的价值。他的同工们，也都有些属灵的分量。西教士中有位吴伯瑞（John Woodberry），相当有属灵的分量，上海的守真堂就是他和他妹妹建立的。

　他们在中国的工作虽然不广，但属灵的分量却是最重。他们中间曾出了一位华人布道家，他原是位名医，从吴伯瑞得着帮助，非常爱主，也非常有属灵的窍，差不多算是中国基督徒中，第一个认识生命的人。他讲解过启示录，他的讲解也相当有价值。此外，有些医学院的学生，也相当有属灵的经历和属灵的分量。所以在中国，宣道会在属灵上可说是比较拔尖的。当时，在广西的负责人翟辅民（Robert A. Jaffray），出版了“圣经报”；这在中国，对讲解圣经来说，称得上是一流的。

　第二班传教士，是来自英国弟兄戴德生（Hudson Taylor）所创办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他们主要是到中国内地传福音。内地会的传教士们，到中国来的可算是最多。一八八七年，有一次就差遣了一百位青年西教士到中国来。庚子年拳乱，被杀害的西教士，也以内地会的为最多。戴德生最后死在湖南长沙，葬在镇江。

　第三班传教士，是来自美国的南浸信会。他们的工作，原在东北一带地方最兴盛，特别在山东，以后就转到香港。他们所传的福音很纯净，也相当有属灵的分量。这三班传教士，大多是在一八五〇至九〇年间，来到中国。

　此外，还有一股相当大的力量，来自美国的长老会。那时，美国南浸信会和长老会差来的传教士，都是先到华北，而他们的目标都是在蓬莱和烟台。这两个地方，就是美国长老会和美国南浸信会在中国的发祥地。他们办了一个联合大学，就是今天济南府的齐鲁大学。这两班人初期到中国来，都是相当有分量，又肯出代价。他们在山东开工的历史，可说是可歌可泣，值得一读再读。

因着这些西教士的努力，才打开了古老中国福音的门。内地会的传教士们，也到中国内地各省去，把福音的门打开。到了一九〇〇年，慈禧太后迷信拳匪，盲目排外，而这些拳匪恨恶外国人，排斥外国宗教。凡是中国人信奉基督教的，都叫作二鬼子；头号鬼子是黄毛蓝眼珠的外国人。那时，福音很少达到教育界，达到知识分子；接受福音的多半是一般劳工，作粗事的人。这班人虽然对真理不太清楚，但救恩他们是得着了，也相当爱主。

　拳匪在各省杀害外国人，和那些信奉基督教的中国人，其中在山西省被杀死的西教士最多，大部分属于内地会。中国信徒也有成千的人被杀、殉道。拳匪之乱的结果，引起八国联军，攻进北京，皇帝逃往西安，中国投降，赔偿难以估计。

　这件事对基督教的刺激、激动，远胜过对政治的影响，因为许多西教士殉道了，他们大部分是英国人，多属内地会。当时在英国，有相当多有属灵分量且明白圣经的人，如弟兄会的人；还有一些福音大汉，以及差会的发起人，如戴德生这样的人；并且还有一些内里生命派的人。他们知道了西教士在中国殉道、遭遇逼迫的事实后，就被激动起来，接受一个负担，在主面前迫切祷告。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确实相信主听了他们的祷告，因为往后整个中国的变动，对传福音、接触教育界的人，实是极大的方便。

　另一面，主也实在是开了福音的门，从一九一一年之后，主就把福音逐渐带到中国的大学里。到了一九二〇年前后，从南到北，福音深入教育界，许多中学生、大学生都接受了救恩。同时，主也兴起了几个中国本地人，向中国人传福音。其中有位丁力美牧师，是个奋兴家，他所传讲的是生命之道，可说是个活在主面前的人。

此外，主也兴起一位女布道家，名叫余慈度。她年幼就得救，以后家人准备把她送到英国去学医。当船到了法国的马赛港时，她忽然要求船长准她登陆。她说，她没有心去读医学，却有心回到中国传福音。船长答应了，她就在马赛登陆，返回中国。她的家人认为她疯了，就不再关心她，她就自己在上海传福音。以后有西教士帮忙，她就在沪北一带，租了个小房子，住在那里开堂传福音。她越传越有力量，听的人也越来越多，就逐渐成了一个有名的女布道家。

一九二〇年二月间，余慈度被请到福州布道。那时，倪柝声弟兄家住福州。倪弟兄的父亲和母亲，都出身基督教家庭，倪弟兄的祖父是一位牧师。倪弟兄的父亲接受了新时代的教育，进入中国海关工作。所以，他们家庭对孩子们的教育非常注重。倪弟兄就读于福州“三一学院”，是基督教所办的高等学府，特别注重英文。他十七岁时，文学造诣就相当不错。学校注重英文，家里又为他请家庭教师专教中文，以致他中、英文造诣都相当好，在学校里中英文都是第一名，文章写得相当好。

　倪弟兄的母亲原是个很强的女性。她读的是上海英文最好的中西女塾，所以英文程度相当好，人又聪明，有干才，胆量也大。她虽然出身基督教家庭，但平日喜欢搓麻将。当余慈度姊妹被请到福州讲道时，她去听了。这一次，她才真正被主摸着，有得救的经历；她彻底向主悔改、认罪。之后，她立即向家人对付她的不是；她向丈夫、向儿女认罪，这使倪弟兄大为吃惊，并且深受感动。他心想，必定是什么事发生了，若不然，像他母亲这样的人，怎肯到孩子面前认错，这是难乎其难的。所以，他定规第二天也要去听听。结果，他也深受感动而得救了。

　这段故事是倪弟兄亲自讲给我听的。他说，“常受弟兄，余慈度姊妹传福音，那个力量到什么地步，你知道么？每一天，福音聚会过后，走道两旁都是湿的，像落雨一般。”为什么？因为人在那里悔改、流泪，所以走道两旁都是湿的。倪弟兄在当天晚上就信主得救了。夜里，主向他显现；他在梦里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这位钉十字架的主向他呼召，他无法抗拒。那是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他得救了，并且蒙主呼召，作主的仆人事奉祂。

　倪弟兄得救时，年十七岁。他得救后非常爱圣经，并且开始传福音，两年之内，就把三一学院的学生，几乎一个个都带得救了。那是主作的。同一时间，苏俄共产革命成功，他们打发人到中国来，在北京暗中宣传共产主义。所以那时，在中国的大学里有两样东西盛行：一个是明的进行，就是福音；一个是暗的行动，就是共产主义。

倪弟兄得救不久，就知道在福州城外闽江旁边的马尾，住着一位西教士，英文名字是Margaret E. Barber，中文名为和受恩。和受恩教士是位单身的姊妹，由英国差会差派到中国传福音。她在中国传福音时，曾遭差会里其他教士的妒忌，他们且捏造严重的罪状诬告她。于是差会的伦敦本部，就把她调了回去。她因为学习、经历十字架的功课，不肯为自己申辩。一直过了几年，差会的主席发现她受了冤屈，吩咐她把实情说明白，她才得到表白。

　在此之前，和受恩教士曾和英国的潘汤（D. M. Panton）弟兄有接触。潘汤是郭维德（Robert Govett）的学生，他们二人都对圣经有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预言方面。他们对于基督教的错误有透彻的了解；对于召会的一切，也都有相当的认识。潘汤弟兄有一个聚会，不是公会的，也不是弟兄会的，乃是照着圣经的聚会。因此，和受恩教士在关乎召会的事上，也得到潘汤颇多的帮助。

　等到她受冤屈的案子澄清后，差会仍旧要送她回中国，但她觉得离开差会的时机到了，就辞去差会的差派，离开公会，自己凭信心到中国来。她回到福州城外的马尾，定居下来。她多半在那里祷告，有人来接触她，她就对他们传福音，或者供应生命。她是个相当认识灵和生命的人，在我们的诗歌里，有几首很深的诗，都是她写的，由倪弟兄翻译出来。如二百八十二首：“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如果你是命定要我历艰辛…。”又如五百零六首：“祂不误事，因祂是神。”读她的诗歌，就叫我们认识她的确是一个相当属灵，并且非常会祷告的人。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倪弟兄和母亲一同去见和受恩，说到受浸的问题，得到她莫大的帮助。他们一家原都是受滴水礼的老教友，那天就在和受恩那里受了浸。从那个时候起，和受恩对倪弟兄也有一些认识。那时有一班青年人得救，约有六十位左右，都一同在和受恩教士那里受帮助。和受恩姊妹非常严肃、认真，并且作事很快。所以这些中国青年，个个都被她责备、指正，到末了，几乎都不敢去了，只剩下倪弟兄一人。

　倪弟兄非但不怕被责骂，反倒宝贝那些管教；什么时候他觉得自己灵性软弱，爬不起来了，就把自己送到和受恩面前挨一顿责备，灵里反倒起来了。所以他很敬重和受恩，也得到她最大的帮助。和受恩教士在一九三〇年二月故去前，把重要的东西，都遗赠给倪弟兄；特别是她自己所读的那本圣经，里面有很好的读经记录，也给了倪弟兄。透过和受恩教士，倪弟兄接触了英文的属灵书报，像潘汤的黎明报（The Dawn），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的书等。因此，他对真理有认识，对召会历史有认识，对基督教在西方的光景也有认识。

　于是，倪弟兄开始觉得，这些西教士到中国来，带来了三件宝贵的东西：第一是福音，第二是主耶稣的名，第三就是圣经。他非常宝爱圣经。因着读圣经，他发现基督教里许多的组织、规条、作法，都是圣经里没有的，而是人作出来的。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他和王载弟兄夫妇三人，同感他们应该开始擘饼，不要再到公会去领圣餐，于是就在王载弟兄家开始擘饼。以后他自己作见证，这个见证在“往事的述说”里讲得非常清楚（见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十八册）。他说，他到永世也不能忘记，从没有一次擘饼靠近天像那天夜里；那天，天离地真是近。后来倪弟兄的母亲知道了这事，也一同参加擘饼；往后，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一九二二年下半年，王载弟兄出门传福音，在南京遇见一位姊妹，名叫李渊如。李小姐原是教书人，中国文学造诣非常好。那时在南京有一个神学院，院长贾玉铭牧师和一班同心的人，办了一分“灵光报”。他很赏识李渊如，就聘请她实际的主编灵光报。李小姐不仅文采好，真理也清楚。王载弟兄认识她之后，回来建议弟兄们，最好请李小姐到福州来布道。起初倪弟兄不大赞同，末了也不反对。

　年底，李小姐来了，她所搭的船快要到马尾，大家都准备去迎接，只有倪弟兄考虑要不要去。那晚，他作了一个梦，梦到李小姐来了，弟兄们都到码头去接她，他也跟着去了。船靠岸，大家都往船上跑，他却在后头慢慢走，等到他到了码头，李小姐已经从船舱出来了，弟兄们就把她介绍给倪弟兄，二人握手。他醒来后，觉得这个梦不平常，心想如果这个梦是出乎主的，他若不去，这还得了。所以，第二天他也去了。码头上的情景，和他梦里所见的一模一样。因此，当弟兄们介绍李小姐给他时，他很自然的说，我已经见过了。大家都很惊奇。那时，他就知道，李小姐是主安排给他的同工。那是主所给他的第一位同工。到了一九二五年前后，李小姐和其他几个姊妹，就在南京开始擘饼。

一九二四年春天，福州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当时王载弟兄因为有布道的恩赐，常常出门布道，很受人欢迎。他在上海，遇见宣道会守真堂的创办人吴伯瑞先生。吴伯瑞建议他既然有这个恩赐，若要公会请他，就必须被按立作传道人。他接受了这个提议，就定规一个日期，预备请吴伯瑞从上海到福州，在会所里给他按手，封立他作布道人。倪弟兄知道这件事后，就不同意，并且释放了一篇信息，讲到约柜的历史。

　这篇信息说到，约柜在正当地情形中，是在帐幕里；但以色列人失败后，情形不正常，约柜就离开帐幕，搬到另外一个地方（撒上七1~2）。当所罗门作了王，他先到帐幕那里去献祭，夜里神在梦中向他显现，照他所求的赐他智慧。等他醒了，他知道约柜不在那里，他的敬拜也不应该在那里，就回到约柜所在的地方，在约柜前献祭敬拜神（王上三4~15）。倪弟兄指出，约柜就是基督，帐幕就是召会的外表；基督不在公会里，基督不在这一套外表里，如按立等事。这一讲，王载弟兄按立的事就作不成功，使得王载弟兄非常不悦，其他弟兄们因对真理不清楚，就都同情王载，觉得倪弟兄是个有异议的人。

　倪弟兄讲过那篇信息之后，就出门到南京，又到杭州。当他正在杭州、南京作工时，王载弟兄和其他五位弟兄，竟然借着别的题目把倪弟兄革除了。那时，在福州聚会的青年人，大部分都站在倪弟兄这一面，他们忿忿不平的写信给倪弟兄，打电报告诉他这个消息，催他快回去。然而，他因着学十字架的功课，布道工作又忙，所以只要看到是福州来的信或电报，都暂时放在一边，不予回应。

　一直等到在杭州、南京的布道工作完毕，他去了上海，搭船回福州，在船舱里，他才把这些信和电报拿出来看。他越看越生气，气到一个地步，里面实在不平。等船到了马尾，要靠码头时，他的气已逐渐消下去了。里头有话说，“你要学十字架的功课，不要为自己讲话，要忍受，要接受。”于是他定意，回去以后什么也不作，晚上睡一觉，第二天早晨，把行李卷起来，离开福州，到另一个地方去，不再谈这件事情。可是船靠了岸，一群青年弟兄就包围上来，讲这讲那；等他回到住所，屋里、屋外也都是人，都在那里为他打抱不平。他里头又激动起来，就请大家先回去。

夜里他自己安静时，主又对他说话：“你不应该作任何事，应该离开福州。”所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送了一封信给那些青年人，告诉他们：“请你们什么都不要作，我的行李已经准备好，要搬去罗星塔。”倪弟兄就这样搬到福州城外，马尾附近的罗星塔，在那里租了一所房子；然后从主接受一个负担，准备出版“基督徒报”。这个报有四个大的负担，就是传福音，讲解圣经，说到召会，并且论到属灵的生命。

　该报是一分月刊，每个月都有将近八十至一百页的篇幅，都是倪弟兄一个人准备稿子。在解经方面有默想启示录，及默想创世记。那些信息实在是好，直到如今，我每次读都仍然非常有亮光，有味道。在默想启示录里，大部分着重在二、三章那七封书信，把基督教的堕落、各公会的情形，描写得透透彻彻。那时，对我们这些爱主的年轻人来说，基督徒报成了必读的书报。另一面，也因着看基督徒报，我们的眼睛都得开启，看见公会不合乎圣经，看见什么是召会的路等，种种真理的亮光。

　从一九二五到二六年间，倪弟兄开始写《属灵人》。因着篇幅太多，一共十卷，需要较久的工夫才能完成。所以，他先写了一个缩小本，叫“灵修指微”。

　一九二五年左右，李渊如和几位姊妹在南京开始擘饼之后，她就有心要离开“灵光报”，完全走恢复的路；但是“灵光报”的负责人，不接受她的辞职。她是一个道德很高，责任心很重的人，一时也无法走开，就在那里勉强作到一九二六年底。一九二六年，倪弟兄住在成寄归弟兄家里，帮忙翻译美国慕迪圣经学院所出的“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同时，也和李小姐有些交通。因此，李小姐对于属灵的认识，增加了许多。

　一九二七年，革命军占领南京时，有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就毁教堂，也把灵光报社完全毁了。所幸主怜悯李渊如姊妹，她机警的从后门一个窄巷子里逃出去，然后搭了火车到上海，与那里的同工姊妹相会。

　上海的召会是一九二六年年底，汪佩真姊妹和一些姊妹在辛家花园，汪佩真父母的家里，开始擘饼的。那是因为汪佩真姊妹在南京念神学时，接触到李渊如姊妹，也遇见倪柝声弟兄，之后就转到主恢复这条路上来。一九二七年，倪弟兄再一次到上海，和当地的圣徒一同擘饼聚会，而后汪家从辛家花园迁到赓庆里，聚会的地方也迁到赓庆里。同年，倪弟兄把他的福音书房出版社，从罗星塔搬到上海。一九二八年一月，他们在上海哈同路的文德里租到房子，就不再在汪家聚会了。从那时候起，直到一九四八年底，上海召会都是在那里聚会。一九四八年在南阳路买了一块地盖大会所，聚会才搬到了那里。

一九二八年二月一日，倪弟兄在上海召会有第一次特别聚会，称作“得胜聚会”。这次聚会的中心信息，说到神永远的计划和基督的得胜。参加的人约有五十位左右，其中二、三十位是从外埠去上海的，他们大半来自江苏的北部和浙江南部的平阳。

一九二八年，倪弟兄写完 “del属灵人”，并且出版了。在写属灵人之前，他就已经得了肺病，因着写属灵人的缘故，到了一九二九年，他的肺病更加严重，重到一个地步，连医生都说无药可救了。他不能起床，也不能吃饭，夜间盗汗，不能安睡，自己也断定是必死的。有一天，他为此专一的禁食祷告，求神给他信心，结果神给他三句话：“义人必因信而活，”（罗一17，另译）“凭信而立，”（林后一24，另译）“因信而行。”（林后五7，另译）至终，他得着神大能的医治。

一九二八年，“复兴报”在上海复刊。“复兴报”原创刊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在福州出版，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倪弟兄有负担出版“基督徒报”时才停止。基督徒报从一九二五年底出版，直到一九二七年底停刊。一九二八年一月起，倪弟兄再度开始出版复兴报。复兴报比较深，是专讲属灵的原则、复活的生命、基督的得胜、并基督的身体等。到了一九三〇年四月，倪弟兄又开始出版另一个刊物─“讲经记录”，一个月一期。这分报刊比较浅显，多半是他在上海每主日，或其他时候所讲的生命信息；出版的数量比“复兴报”和“基督徒报”多。

　至于我们中间所用的诗歌，那时叫小群诗歌，在一九三〇年，已经出到一百三十首。

一九三一年十月，倪弟兄在上海有第二次的得胜聚会。这一次到会的人比较多，大半仍是从平阳和江苏北部来的。这次特会里，倪弟兄讲的信息是“神的约和神的智慧”，已出版为“更美之约”或《什么是新约》。该书前面几篇信息，就是他当日所讲神的约，末后的一、两篇，则是一九四六到四八年间，我在上海讲的。倪弟兄是讲约的真理，我讲的是约的经历。到了一九五〇年之后，李渊如就把这两面的信息合并起来，出了一本书，称作“新约”，以后我们将其改名为“更美之约”，又名《什么是新约》。

　这里有一件很奇妙的事，倪弟兄在一九二〇年得救，一九二二年正式开始他的职事，设立了召会。他这一生从二二年算起，直到一九七二年被主接去，共是五十年；末后二十年被共产党逮捕坐监，没有工作。前三十年刚好分成三个段落，每个段落各十年。从一九二二到三二年，是一个段落；一九三二到四二年，又是一个段落；一九四二到五二年，又是一个段落。

　一九三二年，他到北方和我相会，就开始了北方的恢复，所以一九三二年是一个段落的开始。一九四二年，在上海的召会有大风波，使他不能尽职；有六年的工夫，他隐退了，所以一九四二年又是一个界碑。一九五二年，他被逮捕入监；他从一九五二年起就坐监，直到一九七二年被主接去。

一九二二到三二年间有个插曲，关系我和倪弟兄的接触。我是生在基督教里，从我母亲那一面来说，我是第四代的基督徒。我母亲的外公，是南浸信会的教友，把他的外孙女，就是我的母亲，送到南浸信会学校去读书。她在那里读书，受了浸，但并没有得救；然后，她嫁到我父亲家来，我们这些孩子出生以后，她就把我们带到南浸信会。

　我在南浸信会读小学，作礼拜，上主日学，听他们的道理。虽然我常为基督教辩护，但却十足没有得救，连南浸信会的浸礼也没有受过。然而到了一九二五年，我在外面有了一个转机。在这之前，大概有五年的光景，我都不再到礼拜堂，并且很不喜欢基督教里的那一套，看传道人不好，牧师不好，什么都不好，所以也不去作礼拜。我母亲虽然没有得救，主日却一定要我们去作礼拜。那时我正值十七、八岁，母亲也管不了，只好暗暗难过。

　不久，我的一个姊姊，因着未婚夫忽然故去，而有了一个转机。她是我们家第一个得救的人。她得救之后就为我祷告，并且把我交托给一个很好的牧师，这位牧师常常来看望我。一九二五年阴历年时，我忽然有个感觉，觉得不能再这样混下去，就决心周间好好用功读书，到主日，上午去作礼拜，下午去踢足球。于是，我就到那位牧师所在的中华自立会礼拜堂作礼拜。我在那里作了三周礼拜，他们欢迎我去领洗。领洗前，有考堂会，由他们的长老发问。我忘记我回答了些什么，只记得那个牧师一直替我说话，介绍我母亲是信主的，姊姊又热心，我也常常来礼拜堂，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天早上，我就去礼拜堂，没有祷告，也没有读经，只是一个个的报名字，报到我的名字，我就上前去，站在那里，牧师为我滴三滴水就受洗了。

　一九二五年四月间，我刚受洗之后，就听说有位女布道家，才二十五岁，要到我们烟台来开布道会。我听了很好奇，就在一个下午去听她讲道；那就是汪佩真姊妹。那一天，她在那里传福音，实在有权能。她举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例，说到撒但像法老一样，怎样霸占人。她没有讲罪，只专特的讲世界的霸占。她的话实在把我抓住，我就醒悟了，觉得自己不应该给世界霸占；我就在那里接受了主，得救了。之后，我从礼拜堂出来，往家里去，走在路上，我就向神祷告说，“我不要世界了，我只要信耶稣。”同时，我也觉得主呼召我，所以我也祷告，愿意作一个穷传道，拿着圣经，到附近各乡各村传福音，即使喝山水、吃地里的树根和地瓜，也是甘心。这是我一路上的心愿，也是我的祷告。

　我得救之后，非常爱圣经，也愿意读圣经，并且收集了各种属灵书报。其中有一分“晨星报”，里头有倪柝声这个名字，他的文章是整分报里最高、最好的。以后我就和他通信，同时也读他的书报。那时，在中华自立会里，有个和我同年的年轻人，名叫杜忠臣。他看见我得救之后很有追求，并且读圣经，牧师甚至会在主日上午要我讲道，所以他就来问我：“怎么知道自己得救了？”我给他倪弟兄写的《得救的证实》那本书，他读了就清楚得救了。后来他的公司调他到上海，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真有福。你去了上海，就到倪柝声先生那里去聚会吧。”以后，他就作了上海头一班三个长老之一。

　一九三二年，杜忠臣弟兄回烟台度假，把他在上海聚会美好的光景讲给我听。我真是向往，所以就写信请倪弟兄到烟台来。另一面，因为我们两个人在中华自立会时，牧师把我们比作迦勒和约书亚，我们留给他们非常好的印象。因此，我们两人，就去见牧师、长老，建议他们邀请倪弟兄来讲道。他们就请了。杜弟兄回到上海，也当面把一切的情形报告给倪弟兄。

　一九三二年六月间，倪弟兄来到烟台，先在中华自立会的礼拜堂里，对众人讲道，那次聚会好得不得了。然后又去烟台附近的黄县，在一个南浸信会神学院讲道，我也请假陪他前去。不久，他从黄县回到烟台，在我家住了两晚，我们就有了更多的交通。

　我从一九二五到三二年，有七年之久，都是到弟兄会中很严格的牛顿派去听道。一九三〇年，我还在弟兄会的时候，那里的领头人布纳德先生（Mr. Burnet），在海里给我施了浸。一九三二年，倪弟兄住在我家时，要求我带他去见这位布纳德先生，我也带他去了。然后，他就搭船离开烟台。

　倪弟兄离开的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后，有位中华自立会的弟兄来见我，他有一个朋友，那时正大遭苦难，他想请倪弟兄去讲讲道，安慰那个朋友。我告诉这位弟兄，倪弟兄今天已经上船了。然后，我请他一同交通。那时是七月间，天气很热，我家靠海很近，我就建议他到海边坐坐，他也很喜欢。在去海边的路上，他问我关于受浸、擘饼这类的事。到了海边坐下后，我就把受浸和擘饼，从头至尾讲一遍给他听。我讲得条条有理，点点是道，都是照着圣经。

　讲到夜里，月亮挂在高空。他说，“李先生，不要讲了，现在我请你作一件事，水就在前面，你给我施浸吧。”我说，“这个不行。我是个年轻人，怎么可以？”他马上责备我说，“你这个人，能说不能行。你刚才告诉我，什么人可以受浸，什么人可以施浸，什么时候是合式的，什么地方是合宜的，有水就可以了。现在我认为我应该受浸，我也认为你应该施浸。时候对，水也对，你却推辞。”我借口说，“我们跪下祷告，看看主怎么引导。”我一跪下去，主就说话。主说，“你看，这里有水，受浸有何妨碍呢？你没有去找他，他也没有来找你。他是来找倪柝声弟兄的，就这样到了海边，谈到半夜，有多方便？你不作，你真是错。”我起来，没有话可说，但我还是找了一些话推辞。他不让我推辞，坚持叫我给他施浸。最后，我们两个人就穿着夏天的衣服，到海里去，我把他浸到水里。那实在是喜乐得无比。

　真奇妙，我们两个人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讲，他忽然说，“明天，我就到中华自立会，把我的圣经、诗歌拿回家，我再也不去那里了。我要到你家，就是我们两个人聚会，好不好？”我说，“好吧，我也不再到弟兄会了，就在我们家聚会吧。”就这样，我们两个人开始聚会了。我公司里有两个同事，一个是我的同学，还有一个是我的邻舍，他们听见这事，也要求我给他们施浸，我不能推辞，就为他们施了浸。这样就有四个人擘饼了。过了两周，有十一个人擘饼，再过两周，就有十四个人擘饼。这样，烟台的聚会就在一九三二年夏天开始了。

　我写信给倪弟兄，和他交通这件事。倪弟兄就在一九三三年出刊的第一期通问汇刊里，刊载了烟台聚会的起头。刚开始，因为我家里地方小，不方便，只有弟兄聚会；以后有的姊妹要求参加，我们就找到大的房子，搬进去聚会，接纳姊妹。第二年夏天，我们的人数就达到了六、七十位。

　第一个来访问我们的，是汪佩真姊妹，她在三月间来烟台。第二个来访问我们的，就是倪柝声弟兄，他是在四月间来的。这次他住在我家，晚间在我们的会所讲道，上午在中华自立会的礼拜堂讲道。他的话语使我们大得帮助。

　一九三三年夏天之前，倪弟兄接受英国弟兄会的邀请，去欧洲访问。那时烟台召会聚会的人数，差不多有一百位。我白天作事，晚上负责讲道，主日负责讲台，还要照顾一百位圣徒，实在是相当吃力。况且一九二五年，我得救那一天，就在回家路上蒙主呼召。因此，到了这时候，主就提醒我：“你不是奉献了么？你不是答应了我的呼召么？”但我考虑当时在召会的弟兄中，收入最多的就是我的弟弟和我，奉献上多半就是我们两个人。同时，我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已经有三个孩子。如果放下职业，还要奉献顾及别人，那么谁能顾及我呢？我里头的信心着实不够。

　所以从八月一日开始，我挣扎了三周之久；到八月二十一日那一天，我实在过不去了，就和两位带头的弟兄交通，请他们为我祷告，我自己夜里也跪在主面前和主交通，最后定规次日辞职。第二天早晨，弟兄们也都印证，我应该离开职业。于是我就去辞了工作。辞职以后，我到邮局去，邮局里的人给我一封从东北长春来的信。我在路上把信拆开，原来那是一封请我到别处去讲道的信。信上说，我们这里非常需要你，请你来讲道。这是我一生所接到的头一封邀请信。我刚刚辞职，就接到一封信请我去讲道，我就得着明确的印证。立刻，我去见总经理，告诉他说，等我从东北回来再交代我所经手的事。

　我在东北时，总经理给了我一封信说，他们不能让我走，还要给我加薪、升级。那时是九月底，按公司的习俗，到每年年底都有一大笔的红利。我心想，再过三个月就年底了，我可以留下来，等领到红利再离开。我里头就受了引诱。

　那知，我从东北回来一到家，我的弟弟就给我一封从上海福音书房转来的信。我打开一看，是倪柝声弟兄写的。信里怎么说呢？“常受弟兄，关于你的前途，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信是在八月十七日写的，也就是我正在为是否放下职业挣扎的那三周中。我就惊奇，倪弟兄怎么会在那个当儿，写这封信？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看到那封信，几乎落泪。我就对主说，“主啊，没有话说，我明天就去向经理交代，我不作了。我要去上海见倪弟兄。”

　那时候没有航空信，都是寄海邮，所以信是倪弟兄在八月十七日下午写的，寄到上海，再转到我家，等我收到时已经是九月底。我在十月里到了上海，去见倪弟兄，他留我作客。我头一件事就问他：“倪弟兄，你为什么写这封信，你在那儿写的？”他告诉我，他从欧洲回中国的时候，船在地中海上航行。八月十七日那一天，他在船舱里，为着主在中国的工作祷告，祷告之间，觉得该写一封信给我，告诉我该全时间事奉主。当时，我里头得到极深的印象：这个弟兄一定是个活在主面前的人。若不然，我人在中国挣扎，他远在海中坐船，怎么里头有感觉，应该写这封信来和我谈我所挣扎的事？因此，我对他非常的敬佩，他也开始很赏识我，为我们的同工立下了一个很好的关系。

　我住在倪弟兄那里时，有一天他来了，这手抱着四卷书，那手抱着五卷书，到我房里，放在我床上，说，“这给你。”我一看，那一套五卷的是达秘的“圣经略解”，就是他在一九二五年复我信时，说最能帮助我读经的一套书。我欢喜得不得了。另一套四卷的是阿福德（Henry Alford）的“给英语读者的新约”（The New Testament for English Readers）。我现在了解，他给我这两套书，不是仅仅给我作礼物，他所作的是成全我，要帮助我读圣经、认识圣经。

　过了三、四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李弟兄，我们在这里的同工，都觉得你应当把家搬到上海，在这里和我们一同工作。你将这事带到主面前祷告吧。”我一祷告，亮光就来了，给我看见，在行传里，主的工作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流，从耶路撒冷流到安提阿，从安提阿再往外流，这一路上拣起来的人，都归于这一个流。保罗并没有另开一条路。那时主就给我看见，倪弟兄向我的提议是对的，我不应该自己在北方再开一个头，作一个工，我应该进到这个流里；以后，从这里再往外流出去。所以我就答应他，到上海和他一同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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