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的变质
当我们说召会变质了,乃是指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变质了。许多人以为,直到康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召会的组织和行政才有变动;或者有人以为,罗马天主教形成以后,召会才变质。不错,这两种说法都有其理由,康士坦丁加入基督教,叫召会里许多事起了变动;而罗马天主教的形成,也叫召会有了极大的变动。然而事实上,在这两件事还没有来临以前,召会的行政和组织已经开始变质了。
 
革利免带进犹太教组织制度
从召会历史方面所能找到的资料,我们看见这个变质,乃是开始于第二世纪,罗马召会的一个长老─革利免(Clement)所写的书信。根据历史,这位革利免,曾见过彼得和保罗,是相当早期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召会称之为“革利免书”,可能是他从罗马写给哥林多召会的。他在这书中有不少属灵、敬虔的话,给人不少的帮助。然而就在那封书信中,他也提到旧的犹太教律法的制度。这些旧的制度是不是他最先带进召会的,我们不敢说,但在他的书信中,提到这些事。可见在那时,召会里已经以犹太教的制度,当作召会组织和行政的规范。所以从历史来看,召会的组织和行政的变质,乃是开始于革利免的时候。
 
以格那提主张监督在长老之上
再往下去,和革利免很近的一个人,就是以格那提(Ignatius)。以格那提在他的书信中,将监督和长老分成两班人。徒二十17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召会的长老来。到了二十八节就说,圣灵立这些长老作全群的监督。十七节说是长老,28说是监督,可见长老就是监督;长老是指着人,监督是指着职务。那些作长老的人,在召会中应该是在生命上长而老的,但他们的职务应该是监督。保罗请他们的时候,称他们为长老;但说到设立的职务,却称他们为监督。这是同样的一班人,不是两班人。
然而,以格那提却说,监督应该在长老之上。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把长老和监督分成两班人,并且监督高过长老。这个见解影响后来的召会非常厉害,直到今天,有的公会里还存在这个见解,认为监督高过长老。以格那提的见解非常错误,却成了一粒种子,种在召会中,影响历代极其深远,至今仍无法去除干净。这样一来,召会中就有上下两层组织;监督在上,长老在下。从这个错误的见解里,渐渐产生了大主教,再演变下去,就有了教皇。
 
居普良带进统一的组织
居普良(Cyprian)是第三世纪中叶的人,约在主后二百五十年左右。他是个相当聪明能干,又有学问的人,后来作了迦太基(Carthage)的主教。迦太基是北非洲的大城,在地中海的南岸,文化相当高。当然,那时在非洲北部最大的一个文化城,就是亚历山大城。第二大城应当就是迦太基。居普良用他的地位和影响,非但提倡召会要有上层、下层,上级、下级的组织,有长老,有监督,层层的隶属,并绝对主张召会要统一。总之,他把召会中的人,分成了若干地位上的等次。
根据历史,那时虽然没有教皇,但是主教中最高的,罗马的主教是其中之一。虽然其他的主教不受罗马主教的管辖,可是大家都承认,罗马主教地位较高。这就是以后罗马主教,演变成教皇的来源。居普良当时用了“Catholic Church”这名称,今天的天主教翻作大公教会,即一统的意思,一统天下的教会。虽然那时距罗马天主教的形成,还有三、四百年(罗马天主教完全形成,是到主后第六、七世纪),但在第三世纪中叶,就已有了公教会这名称。
到了主后二百六十年左右,召会的组织和行政,完全偏离了使徒时代单纯的光景。在使徒的时候,各地召会只有属灵的交通,一点没有组织上的联合,彼此不相管辖,最大的召会也不能管最小的召会。各地都是独立的,也都是在神面前相等的。一个地方召会可以得到其他召会的帮助,却不受其他召会的辖管。
因着居普良的影响,召会后来就不简单了;有地方召会,还有区会,这一个会里有长老,又在几个会中间有主教,而在一区的会之上有大主教。结果全地上所谓的召会,都组织成为一体,变作统一的召会,就是公教会。召会的组织至此完全变质了。
居普良的主张最中心的一点,就是召会要统一,召会要在一个统一的主教团体制下,这是他最厉害的主张。从五旬节那时候起,只有圣灵“统一”召会,人的手从来没有作过这事。头一个大使徒彼得,没有作过这个事;第二个大使徒保罗,也没有作这个事;没有一个使徒用他们的手,统一过召会。使徒们之后,召会的光景更是紊乱。到了主后二百五十年,居普良这个人出来了。他有学问,有干才,同时这个人品行端正,为人谦恭,深得人心,他主张召会要统一,召会不能如此散漫。召会要统一,就要分上下级,因此,在他手中把召会统一了。居普良的主张独霸到一个地步,凡不接受他这主张的,他都要求公教会革除。
那时,有许多相当属灵的人,不接受这个主张。其中最厉害的一个,就是诺洼天(Novatian)。这个人相当属灵,相当认识主。他和居普良同时,指出召会不应该联合,因为那是错误的,召会应该和使徒时代一样简单,没有统一的组织。居普良就要求那时的公教会,把诺洼天和跟随他的人,一概革除。当时,有相当多的人和诺洼天站在一起,他们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
我们不要以为,从起初召会变质后,所有信的人就都会在那个变质里往前去。我们看见事实并不是这样,有相当多的人不接受这个变质。况且,不是我们今天才认识召会不该有统一的组织,远在主后第三世纪,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变质时,就有神的儿女起来反抗。
总之,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的变质,是从革利免开始。撒但借着他把犹太教里的祭司制度,带到召会里。直到第三世纪中叶,居普良作了迦太基主教,那个变质可说是已经达到了顶点。
 
受浸得救的错误真理
在第二世纪,还有一件最错误的事,就是有人宣称受浸能叫人得救。不错,受浸和得救有关;但不能说一个人还没有接受主,受浸就能叫这人得救。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然而,当第二世纪还没有完全过去时,召会中就有一种说法,认为人无论信主与否,或是和基督接触与否,只要受了浸,就得救了。从那时候起,就有相当多没有得救的人,加进召会里;这不仅使召会在行政、组织上变质,甚至召会基本的组成成分也都变了质。本来召会的组成成分,只该是信主、有神生命的人,只该是得救的人,不该有尚未得救的人。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把召会的组成成分混乱了。
这几年在台湾,有许多新得救的人;经过我们施浸的人数,是相当的多。在原则上,我们可能没错,但在细则上,我们确实有疏忽。我相信有人并没有真得救,我们就为他们施了浸,那就是浸前谈话不严谨;我们没有摸着人里面,到底和基督接触了没有。把没有得救的人,浸到召会里,就叫召会的组成成分有了混杂。
我们不该将没有得救的人,浸到召会里;所以对各地的受浸谈话,我们不是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但我们的确必须摸着人里面的灵。我们为人施浸,不在乎人条件的高低,乃在于那个人到底重生了没有。里面没有重生的人,不该用受浸将他带进召会,这会使召会非常受亏损。第二世纪还没有过去时,受浸叫人得救这个异端,就在召会中盛行。因着这个错误的实行,许多没有得救的人便进到了召会。
 
居间阶级的产生
有一班人认为在主的桌子前,不是任何人都能分饼分杯,必须有专一的一班人来作。所以从主后第二、三世纪开始,就已经有了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区分。这些区别,在居普良的时代,已成为统一召会,就是公教会,统一的章程。他们说,不能每一个人都分主的饼、主的杯,必须有一班人在召会中专司事奉神的事,他们才能分这个饼,分这个杯。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基督教的祭司,把犹太教的制度,完完全全、正正式式的搬到召会里。
所以,当第三世纪没有过去,召会在组织、行政和组成的成分上,就都变了质。这和今天基督教的变质完全一样;成分是复杂的,行政是分层级的,组织是统一的。这和五旬节时的召会完全不同,完全不是初期召会的光景。五旬节的召会,每一个组成的成分都是得救的人,其行政没有层级,都是地方的,既没有一级二级,也没有一层两层的;组织上也不是统一的,都是各地的,既没有联合会,也没有公教会。因此,五旬节的召会,组成分子是重生得救的,行政是地方的,组织也没有统一。
 
康士坦丁使政权与召会调和
我们已经看过,到居普良的时候,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是完全变质了,但并没有和地上的政权调在一起;虽然是变质了,却还是地上政权之外的一个东西,地上的政权还是难为她,逼迫她。历史告诉我们,有几位使召会组织变质的人,都是为着主的缘故,受迫害而殉道的。罗马帝国逼迫召会,一直到第三世纪末了,差不多有三百年之久,最少也有二百五十年;罗马帝国是一直逼迫召会的。
主后三百一十二年,康士坦丁(Constantine)统一罗马帝国,得到天下之后不久,就是第四世纪刚刚起头时,他就完全接受了基督教。本来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教的,但在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后,罗马帝国就完全改变了作风,不仅不再逼迫,并且从那时候起,欢迎并高举基督教。在许多事上都给基督教方便,并且鼓励他的百姓参加基督教,还把许多基督教里的东西,带到他的政权里,也把他政权的势力,达到基督教里。康士坦丁更为得着政权,甚至利用所谓的大主教,这就使召会和罗马帝国有了混杂。
当康士坦丁活着的时候,相当干涉召会里的事务,有的主教还是他所指定的。召会史上著名的奈西亚大会,就是由康士坦丁自己作主席。那一次的大会,正正式式的主教约有三百位。康士坦丁所坐的宝座,完全是金的。他坐在金制的宝座上作主席,看着主教彼此辩论。在大会中,他也相当袒护正统派和亚他那修(Athanasius)派的人,一直站在他们那一边,所以奈西亚大会,才能定规信仰纯净的信经。然而,他是何等的干涉召会里的事。从他那时候起,历代的皇帝可以把主教赶走,也可以把主教再召回来,主教是在他们手下;所以政权完全进到了召会里,同时召会也实实在在进到了政权里。
康士坦丁给召会的影响,就是使召会和政治混合、联合。在这之前,召会虽然变质了,却还没有和政治联在一起。康士坦丁之后,召会才和一个政权,即罗马帝国,完全联在一起。从那时候起,别迦摩开始了,高塔立起来了。在此,“别迦摩”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坚固的高塔,一个是联婚。因着康士坦丁加入了基督教,也接受基督教到罗马帝国,基督教就变作一座高塔;也因这缘故,召会和世界联婚了。与世界联婚之后,召会就完全变质了。
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不过是加强、扩大那个变质。这个加强和扩大,一直没有停止。到了主后约四、五百年,当罗马天主教达到顶盛时,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的变质,也可说是达到了极点,变得再厉害不过了。
 
在变质过程中的两种现象
在康士坦丁时,召会的变质实在达到了顶点,是完全变质了。然而有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在历代召会变质的过程里,有两个现象一直没有间断:一是有一班属灵的人一直不接受这些变质;一是主张变质者还以为自己在维护真理。
那些倡导接受变质的人,都说自己是为着绝对的维护真理;他们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讲异端。他们以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根据真理下断案;至于他们对或不对,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像居普良这人,就是一位相当能讲解圣经,并自命为遵守真理的人。后来罗马天主教杀害那些跟随圣灵的人,把他们一个个摆在死地;罗马天主教这样杀害基督徒,也自认为是在持守真理。直到今天,教皇每一个举动、每一次讲话,都声明自己是照着真理而行。即使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团体,都已经走了样,却没有一个不为自己的作法辩护,说他们是在持守真理。他们自己绝不会承认错,但事实上,他们离开真理已经很远了。他们已经把召会那个单纯、纯洁的性质,完全失去,变作一个混杂的东西,甚至变作一个庞大的东西。
马太十三章告诉我们,召会原来应该是一棵菜蔬,但不幸却变质成为一棵大树(太十三31~32)。召会原有的性质,应该像棵菜蔬,柔嫩微小。比方,保罗过去就过去了,不应该留一个“大保罗”在这里;彼得过去就过去了,不应该留一个“大彼得”在这里。然而,因着召会与世界联合,许多事物都变大了。现今我们到处看见“大树”,召会惟恐不大;这都是变质的现象。当初在耶路撒冷,一次虽有数千人受浸得救,但耶路撒冷的召会,并没有因此成为大树。乃是到了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后,召会的变质就完全显出来了。
 
罗马天主教的形成
再往下去,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形成。康士坦丁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但那时召会还没有变质成为罗马天主教。乃是又过了二、三百年,到主后五百至六百年时,罗马天主教才完全形成。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形成,就是那个变质的膨胀;召会的变质越过越厉害,最终就形成了罗马天主教。换句话说,罗马天主教不是突然有的,乃是从革利免的时候,就撒下种子,经过四百年的膨胀而形成的。
 
我们的态度
我们要看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主后三个世纪还未结束前,召会的组织、行政和基本成分,就已经完全变质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维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那些变质的东西,也绝不赞同没有得救的人进入召会,绝不赞成有层次、阶级的召会,绝不赞同召会统一的组织,也绝不赞成在长老之上,还有监督和主教。
召会绝对要单纯、要简单,召会中不应有居间阶级和层层的隶属。一地一地的召会,行政应当独立,而不该有统一的组织。对台湾各地的召会而言,台北召会绝不是一个上级召会。各地召会的属灵程度或有不同,他们的等次却是一样。各地召会在主里是一个见证,一个交通,但他们却不是一个组织。各地召会在一切举动上,能有同一的步骤,但是请记得,绝不该有统一的组织,不该有联合的举动;这一点我们众人都当负责。否则,我们中间,不久也要走样了;我们一不谨慎,就很容易走样。总之,召会组织的成分一定要单纯,只能有一种人,就是得救的人,有主生命的人,与神有接触的人;召会的行政必须没有层次,没有阶层;并且召会的组织也不应该统一,没有大公教会,没有天下统一的讲究,完全是地方的。一统是错误的,不可以一统,不该一统,也不能一统。
若是主来得迟,让祂的召会在地上还有一段路程,盼望以上这些话,就是一个见证,一直定罪那些走样的东西。同时盼望各地服事的人,里头都很清楚,我们的言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处世,我们的判断,都不违反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只要召会原初所有的,不要已经改过、变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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