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召会变质了，乃是指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变质了。许多人以为，直到康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召会的组织和行政才有变动；或者有人以为，罗马天主教形成以后，召会才变质。不错，这两种说法都有其理由，康士坦丁加入基督教，叫召会里许多事起了变动；而罗马天主教的形成，也叫召会有了极大的变动。然而事实上，在这两件事还没有来临以前，召会的行政和组织已经开始变质了。

从召会历史方面所能找到的资料，我们看见这个变质，乃是开始于第二世纪，罗马召会的一个长老─革利免（Clement）所写的书信。根据历史，这位革利免，曾见过彼得和保罗，是相当早期的人。他写过一本书，召会称之为“革利免书”，可能是他从罗马写给哥林多召会的。他在这书中有不少属灵、敬虔的话，给人不少的帮助。然而就在那封书信中，他也提到旧的犹太教律法的制度。这些旧的制度是不是他最先带进召会的，我们不敢说，但在他的书信中，提到这些事。可见在那时，召会里已经以犹太教的制度，当作召会组织和行政的规范。所以从历史来看，召会的组织和行政的变质，乃是开始于革利免的时候。

再往下去，和革利免很近的一个人，就是以格那提（Ignatius）。以格那提在他的书信中，将监督和长老分成两班人。徒二十17说，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召会的长老来。到了二十八节就说，圣灵立这些长老作全群的监督。十七节说是长老，28说是监督，可见长老就是监督；长老是指着人，监督是指着职务。那些作长老的人，在召会中应该是在生命上长而老的，但他们的职务应该是监督。保罗请他们的时候，称他们为长老；但说到设立的职务，却称他们为监督。这是同样的一班人，不是两班人。

然而，以格那提却说，监督应该在长老之上。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把长老和监督分成两班人，并且监督高过长老。这个见解影响后来的召会非常厉害，直到今天，有的公会里还存在这个见解，认为监督高过长老。以格那提的见解非常错误，却成了一粒种子，种在召会中，影响历代极其深远，至今仍无法去除干净。这样一来，召会中就有上下两层组织；监督在上，长老在下。从这个错误的见解里，渐渐产生了大主教，再演变下去，就有了教皇。

居普良（Cyprian）是第三世纪中叶的人，约在主后二百五十年左右。他是个相当聪明能干，又有学问的人，后来作了迦太基（Carthage）的主教。迦太基是北非洲的大城，在地中海的南岸，文化相当高。当然，那时在非洲北部最大的一个文化城，就是亚历山大城。第二大城应当就是迦太基。居普良用他的地位和影响，非但提倡召会要有上层、下层，上级、下级的组织，有长老，有监督，层层的隶属，并绝对主张召会要统一。总之，他把召会中的人，分成了若干地位上的等次。

根据历史，那时虽然没有教皇，但是主教中最高的，罗马的主教是其中之一。虽然其他的主教不受罗马主教的管辖，可是大家都承认，罗马主教地位较高。这就是以后罗马主教，演变成教皇的来源。居普良当时用了“Catholic Church”这名称，今天的天主教翻作大公教会，即一统的意思，一统天下的教会。虽然那时距罗马天主教的形成，还有三、四百年（罗马天主教完全形成，是到主后第六、七世纪），但在第三世纪中叶，就已有了公教会这名称。

到了主后二百六十年左右，召会的组织和行政，完全偏离了使徒时代单纯的光景。在使徒的时候，各地召会只有属灵的交通，一点没有组织上的联合，彼此不相管辖，最大的召会也不能管最小的召会。各地都是独立的，也都是在神面前相等的。一个地方召会可以得到其他召会的帮助，却不受其他召会的辖管。

因着居普良的影响，召会后来就不简单了；有地方召会，还有区会，这一个会里有长老，又在几个会中间有主教，而在一区的会之上有大主教。结果全地上所谓的召会，都组织成为一体，变作统一的召会，就是公教会。召会的组织至此完全变质了。

居普良的主张最中心的一点，就是召会要统一，召会要在一个统一的主教团体制下，这是他最厉害的主张。从五旬节那时候起，只有圣灵“统一”召会，人的手从来没有作过这事。头一个大使徒彼得，没有作过这个事；第二个大使徒保罗，也没有作这个事；没有一个使徒用他们的手，统一过召会。使徒们之后，召会的光景更是紊乱。到了主后二百五十年，居普良这个人出来了。他有学问，有干才，同时这个人品行端正，为人谦恭，深得人心，他主张召会要统一，召会不能如此散漫。召会要统一，就要分上下级，因此，在他手中把召会统一了。居普良的主张独霸到一个地步，凡不接受他这主张的，他都要求公教会革除。

那时，有许多相当属灵的人，不接受这个主张。其中最厉害的一个，就是诺洼天（Novatian）。这个人相当属灵，相当认识主。他和居普良同时，指出召会不应该联合，因为那是错误的，召会应该和使徒时代一样简单，没有统一的组织。居普良就要求那时的公教会，把诺洼天和跟随他的人，一概革除。当时，有相当多的人和诺洼天站在一起，他们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

我们不要以为，从起初召会变质后，所有信的人就都会在那个变质里往前去。我们看见事实并不是这样，有相当多的人不接受这个变质。况且，不是我们今天才认识召会不该有统一的组织，远在主后第三世纪，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变质时，就有神的儿女起来反抗。

总之，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的变质，是从革利免开始。撒但借着他把犹太教里的祭司制度，带到召会里。直到第三世纪中叶，居普良作了迦太基主教，那个变质可说是已经达到了顶点。

在第二世纪，还有一件最错误的事，就是有人宣称受浸能叫人得救。不错，受浸和得救有关；但不能说一个人还没有接受主，受浸就能叫这人得救。这样的说法是错误的。然而，当第二世纪还没有完全过去时，召会中就有一种说法，认为人无论信主与否，或是和基督接触与否，只要受了浸，就得救了。从那时候起，就有相当多没有得救的人，加进召会里；这不仅使召会在行政、组织上变质，甚至召会基本的组成成分也都变了质。本来召会的组成成分，只该是信主、有神生命的人，只该是得救的人，不该有尚未得救的人。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把召会的组成成分混乱了。

这几年在台湾，有许多新得救的人；经过我们施浸的人数，是相当的多。在原则上，我们可能没错，但在细则上，我们确实有疏忽。我相信有人并没有真得救，我们就为他们施了浸，那就是浸前谈话不严谨；我们没有摸着人里面，到底和基督接触了没有。把没有得救的人，浸到召会里，就叫召会的组成成分有了混杂。

我们不该将没有得救的人，浸到召会里；所以对各地的受浸谈话，我们不是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但我们的确必须摸着人里面的灵。我们为人施浸，不在乎人条件的高低，乃在于那个人到底重生了没有。里面没有重生的人，不该用受浸将他带进召会，这会使召会非常受亏损。第二世纪还没有过去时，受浸叫人得救这个异端，就在召会中盛行。因着这个错误的实行，许多没有得救的人便进到了召会。

有一班人认为在主的桌子前，不是任何人都能分饼分杯，必须有专一的一班人来作。所以从主后第二、三世纪开始，就已经有了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区分。这些区别，在居普良的时代，已成为统一召会，就是公教会，统一的章程。他们说，不能每一个人都分主的饼、主的杯，必须有一班人在召会中专司事奉神的事，他们才能分这个饼，分这个杯。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基督教的祭司，把犹太教的制度，完完全全、正正式式的搬到召会里。

所以，当第三世纪没有过去，召会在组织、行政和组成的成分上，就都变了质。这和今天基督教的变质完全一样；成分是复杂的，行政是分层级的，组织是统一的。这和五旬节时的召会完全不同，完全不是初期召会的光景。五旬节的召会，每一个组成的成分都是得救的人，其行政没有层级，都是地方的，既没有一级二级，也没有一层两层的；组织上也不是统一的，都是各地的，既没有联合会，也没有公教会。因此，五旬节的召会，组成分子是重生得救的，行政是地方的，组织也没有统一。

我们已经看过，到居普良的时候，召会在行政和组织上，是完全变质了，但并没有和地上的政权调在一起；虽然是变质了，却还是地上政权之外的一个东西，地上的政权还是难为她，逼迫她。历史告诉我们，有几位使召会组织变质的人，都是为着主的缘故，受迫害而殉道的。罗马帝国逼迫召会，一直到第三世纪末了，差不多有三百年之久，最少也有二百五十年；罗马帝国是一直逼迫召会的。

主后三百一十二年，康士坦丁（Constantine）统一罗马帝国，得到天下之后不久，就是第四世纪刚刚起头时，他就完全接受了基督教。本来罗马帝国是逼迫基督教的，但在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后，罗马帝国就完全改变了作风，不仅不再逼迫，并且从那时候起，欢迎并高举基督教。在许多事上都给基督教方便，并且鼓励他的百姓参加基督教，还把许多基督教里的东西，带到他的政权里，也把他政权的势力，达到基督教里。康士坦丁更为得着政权，甚至利用所谓的大主教，这就使召会和罗马帝国有了混杂。

当康士坦丁活着的时候，相当干涉召会里的事务，有的主教还是他所指定的。召会史上著名的奈西亚大会，就是由康士坦丁自己作主席。那一次的大会，正正式式的主教约有三百位。康士坦丁所坐的宝座，完全是金的。他坐在金制的宝座上作主席，看着主教彼此辩论。在大会中，他也相当袒护正统派和亚他那修（Athanasius）派的人，一直站在他们那一边，所以奈西亚大会，才能定规信仰纯净的信经。然而，他是何等的干涉召会里的事。从他那时候起，历代的皇帝可以把主教赶走，也可以把主教再召回来，主教是在他们手下；所以政权完全进到了召会里，同时召会也实实在在进到了政权里。

康士坦丁给召会的影响，就是使召会和政治混合、联合。在这之前，召会虽然变质了，却还没有和政治联在一起。康士坦丁之后，召会才和一个政权，即罗马帝国，完全联在一起。从那时候起，别迦摩开始了，高塔立起来了。在此，“别迦摩”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坚固的高塔，一个是联婚。因着康士坦丁加入了基督教，也接受基督教到罗马帝国，基督教就变作一座高塔；也因这缘故，召会和世界联婚了。与世界联婚之后，召会就完全变质了。

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不过是加强、扩大那个变质。这个加强和扩大，一直没有停止。到了主后约四、五百年，当罗马天主教达到顶盛时，召会在组织和行政上的变质，也可说是达到了极点，变得再厉害不过了。

在康士坦丁时，召会的变质实在达到了顶点，是完全变质了。然而有一件事，我们不要忘记，就是在历代召会变质的过程里，有两个现象一直没有间断：一是有一班属灵的人一直不接受这些变质；一是主张变质者还以为自己在维护真理。

那些倡导接受变质的人，都说自己是为着绝对的维护真理；他们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讲异端。他们以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是根据真理下断案；至于他们对或不对，那又是另一个问题。　　　　　

像居普良这人，就是一位相当能讲解圣经，并自命为遵守真理的人。后来罗马天主教杀害那些跟随圣灵的人，把他们一个个摆在死地；罗马天主教这样杀害基督徒，也自认为是在持守真理。直到今天，教皇每一个举动、每一次讲话，都声明自己是照着真理而行。即使是今天所谓的基督教团体，都已经走了样，却没有一个不为自己的作法辩护，说他们是在持守真理。他们自己绝不会承认错，但事实上，他们离开真理已经很远了。他们已经把召会那个单纯、纯洁的性质，完全失去，变作一个混杂的东西，甚至变作一个庞大的东西。

马太十三章告诉我们，召会原来应该是一棵菜蔬，但不幸却变质成为一棵大树（太十三31~32）。召会原有的性质，应该像棵菜蔬，柔嫩微小。比方，保罗过去就过去了，不应该留一个“大保罗”在这里；彼得过去就过去了，不应该留一个“大彼得”在这里。然而，因着召会与世界联合，许多事物都变大了。现今我们到处看见“大树”，召会惟恐不大；这都是变质的现象。当初在耶路撒冷，一次虽有数千人受浸得救，但耶路撒冷的召会，并没有因此成为大树。乃是到了康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之后，召会的变质就完全显出来了。

再往下去，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形成。康士坦丁虽然接受了基督教，但那时召会还没有变质成为罗马天主教。乃是又过了二、三百年，到主后五百至六百年时，罗马天主教才完全形成。这个罗马天主教的形成，就是那个变质的膨胀；召会的变质越过越厉害，最终就形成了罗马天主教。换句话说，罗马天主教不是突然有的，乃是从革利免的时候，就撒下种子，经过四百年的膨胀而形成的。

我们要看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主后三个世纪还未结束前，召会的组织、行政和基本成分，就已经完全变质了。所以，我们今天所要维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那些变质的东西，也绝不赞同没有得救的人进入召会，绝不赞成有层次、阶级的召会，绝不赞同召会统一的组织，也绝不赞成在长老之上，还有监督和主教。

召会绝对要单纯、要简单，召会中不应有居间阶级和层层的隶属。一地一地的召会，行政应当独立，而不该有统一的组织。对台湾各地的召会而言，台北召会绝不是一个上级召会。各地召会的属灵程度或有不同，他们的等次却是一样。各地召会在主里是一个见证，一个交通，但他们却不是一个组织。各地召会在一切举动上，能有同一的步骤，但是请记得，绝不该有统一的组织，不该有联合的举动；这一点我们众人都当负责。否则，我们中间，不久也要走样了；我们一不谨慎，就很容易走样。总之，召会组织的成分一定要单纯，只能有一种人，就是得救的人，有主生命的人，与神有接触的人；召会的行政必须没有层次，没有阶层；并且召会的组织也不应该统一，没有大公教会，没有天下统一的讲究，完全是地方的。一统是错误的，不可以一统，不该一统，也不能一统。

若是主来得迟，让祂的召会在地上还有一段路程，盼望以上这些话，就是一个见证，一直定罪那些走样的东西。同时盼望各地服事的人，里头都很清楚，我们的言论，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处世，我们的判断，都不违反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只要召会原初所有的，不要已经改过、变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