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着我们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直到今天还留在中国，所以说到我们的来历，就无法不说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因此，我们要从基督教传到中国来说起。

从历史记载来看，基督教最早到中国来的是唐朝的景教，也就是奈斯透留派，约在主后六百到七百年之间。那时唐朝宰相房玄龄，受皇帝的命令，到京城郊外去迎接从波斯来的传教士。那班传教士都是靠他们的学问传教，当时曾在士大夫阶级，就是知识分子中疾速推行；靠着那股势力，景教很快的通行各地。然而因着没有生命，一旦改朝换代，很快就消散了。

到了明朝，在燕京，就是现今的北平那里，还有残余的景教。有一位蒙古人，曾到过波斯，在那里作了奈斯透留派最高的主教。所以，直到明朝的时候，景教并没有完全消灭，仍有一些在中国北方。

天主教传入中国，是开始于明朝的利玛窦来华。利玛窦是天主教耶稣会的人，非常有学问，对天文和历法很有研究。中国朝廷对他相当礼遇。我们后来所用的农历，即所谓的“皇历”，就是经过他们修正的。明朝有个官叫徐光启，也是天主教徒。上海的徐家汇就是徐光启的产业，后来大部分都送给了天主教。那时有很多信奉天主教的人，但大多是京城里的宦官和士大夫阶级，平民信奉的很少。

约在一八〇七年，马礼逊来到了中国。他算是更正教里第一个到中国来的人。马礼逊在中国，有时从商，有时还以外交官的名义，到中国京城去，因为当时中国的情形相当关闭，在对外开放上非常严格。以后，中国历经几次战事失败，与诸多国家订立了不平等条约，因此门户大开，准许传教士到中国内地自由传道，同时满清政府还要负保护传教士的责任。

随着交通工具的发明，经济的膨胀，以及西方国家生产的过剩，和外来势力的扩张等因素，使西方传教士能更方便的来到中国。当时一个外国人出入中国，甚至比中国人方便；既无须入境证，也不必签护照，什么都不需要，就可自由来去。我得救前，因着不认识神的作为，在路上看到那些外国人，还真是看不过去。今天，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就知道那都是神的作为，为要叫福音能传到一个古老、守旧的国家。若非如此，基督的福音如何能传到中国？

西教士初到中国，环境非常艰难，因为当时的民意，非常仇视外国人。我们都知道，中英订立的天津条约，规定要开辟蓬莱，即山东登州府，以后因那里的港口水浅，就转以烟台为商港。所以，最初西教士到中国北方来，都是先到蓬莱，但他们无论用什么方法，都难以租到一间房子。当时中国政府虽然准许外国人来，但民间的百姓却不让外国人居住，甚至外国人要买地，也买不到。

当时，在中国百姓中有一个决议，就是谁卖地给外国人，谁就要被革出家祠。因此，没有人敢卖地给外国人，这就叫那些外国人觉得难为。后来他们只好根据条约，向清廷要地。这在条约上是有明言的，就是准许外国人到中国布道，并且要对他们有所保护。于是清廷下令知府，知府转会知县，一同召集地方上的乡绅开会，讨论解决之道。结果长老会在蓬莱，找到一处观音堂，整修后作为西教士的礼拜堂。后来，我开始学习事奉主，也曾在那里传过福音。

关于圣经的中文译本，在景教时期已有部分译文，到了利玛窦时，天主教才开始翻译圣经。目前天主教的圣经译本，是以后改进的。到了更正教时期，第一位为更正教翻译圣经的是马礼逊，他在澳门作过许多翻译的工作。澳门离广州很近，马礼逊有时在广州，有时在澳门。三百多年前，澳门就已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马礼逊借着一些名义居留在澳门，实际上，是在从事翻译圣经的工作。

现在使用的国语和合本圣经，是经多次修改过的。当时为着翻译圣经，曾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有委员七人，主任委员是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他是山东齐鲁大学最早的创办人。平日这些委员散居各地，各自按着进度，逐章逐节的翻译圣经。每到夏天，委员们就聚在烟台，一同研究。因着每一节都有数种不同的译文，这些译者就把同一句译文并列，抄在一起，然后逐节推敲定稿。我们中间的曲老弟兄，就曾协助狄考文抄写圣经。翻译这本圣经，前后费时二十七年，约到了一九一九年，才大功告成。这个译本，可说是中文里最好的。

狄考文初到中国，就是来到我出生的那个县城。据说他学习中文，是在土地庙里学的。可见他们初到中国，想要打破门户之见，是何等困难。他们不仅没有住处，连吃的也没有；即使去买，也不一定有人要卖给他们。所以初期，他们的处境实在艰难。尤其在中国北方，那个守旧闭关的情形，更是厉害，实在无法言喻。然而神真是神，祂在一切之上，管治一切的局面，叫万有为着祂的福音效力。无论中国人如何闭关守旧，福音的门总归被神打开了。

到了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可说是中国召会历史中一个重大的转弯。一面中国的老百姓反抗洋人，另一面根据条约的记载，政府却必须要保护洋人。这使当时民心受到激动，有一批迷信而懂得一点拳术的人，就起来成立了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再经慈禧太后的认可，终于引发了一起重大的事件，就是在全中国华北地区，兴起了杀害西教士和信徒的事。

义和团称洋人作洋鬼子，信徒作二鬼子，这两班人都是义和团杀害的对象。当时以内地会在山西平阳府殉道的人数最多，那是在中国的召会所遇到一个极大的逼迫；另一面，也是召会所遇到一个莫大的炼净。因为当初入教的中国人，大多另有作用，存心不洁，但其中也有不少清心爱主的人。在当时的逼迫中，实在有不少中国信徒，流血、流泪，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

据说最厉害地逼迫方法，就是摆路祭。他们在十字街口，摆设祭拜鬼神偶像的桌子，凡经过的人都得跪拜；不跪拜者，当场拖到路边砍头。杀人者不算犯法，反被解释为领受圣旨。当时华北几省大都受害，其中以山西省最为厉害。山东省则因袁世凯作巡抚，他略有一点国际眼光，又能对朝廷谕旨应付得宜，故受害较轻。当时许多假信徒，或是软弱的，都倒了下去；然而，许多真信徒，许多刚强站住者，都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读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承认，庚子年对中国召会而言，实在是个大的转机。在那时以前，中国没有一个明显为主兴起，作主见证的人，没有一个主明显的仆人。

一九一一年，国民革命成功，满清政府被推翻，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竭力提倡新文化，提倡科学，这给基督教许多的方便。地方上民智大开，人的眼光转了，舆论也转了。至此，外面的大环境改变，召会里面的光景也改变；因此在中国的信徒中，有不少强的见证人被兴起来。

主后一九〇〇年发生庚子拳乱，带给中国召会一个大的转机。从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在中国杀害基督徒起，召会在中国进入了第二个时期；以前是第一个时期，我们称之为开始时期。从一九〇〇至一九二五年，神在中国兴起许多人，主要有两面的原因：一面是因中国风气大开，接受了西洋文化；另一面是，一九一一年满清政权结束，民国兴起，人民的思想也为之一新，无论在文化、思想、学术、理论各方面，均大有改变。这是外面的环境，我们虽然不太注重这些，但这无疑与神的召会在中国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我们都得承认，无论栽种什么样的种子，其生长不仅依据种子本身的条件，还要考虑土壤、气候、阳光、雨水等外在因素。神这生命的种子，是最上好的种子，借着福音的传扬，散播到中国这块土地；但这种子的发展，却有待环境和土壤的配合。虽然中国守旧和故步自封的情形，一下子不能完全改变，但当时中国社会的舆论和民间的风气，的确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促使许多见证人兴起。

神在中国的福音工作正式的开始，可以回溯到一八五〇年。从一八五〇年到一九〇〇年这半世纪间，主实在恩待了中国，有相当好的传福音者来到中国。在此之前，马礼逊约在一八〇七年来华，那时只能勉强传一点福音，并不能说是福音工作正式的开始。乃是到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他在一八六〇年左右到了中国；当时福音的工作，的确有好的开头。我们若读戴德生弟兄的传记，不得不承认他是神所差遣，到中国传福音的人。其他如郭显德（Hunter Corbett）、狄考文等，他们也实在爱主，为福音受苦，甚至把生命都为福音摆上；他们无论在神面前，或在人面前，都作了美好的见证。他们都单纯的为着福音，不为别的。

到了二十世纪初，从西国差会到中国来的人，已经相当复杂，各种各样的人都掺杂在其中。然而在这样的复杂里，神的确保留一部分真实把福音送到中国来的人。像宣道会里的吴伯瑞（Woodberry），又如华中的杨格非（Griffiths John），他们都忠心的把福音送到中国。这好比召会在五旬节之后，虽然有混杂，但里面还是有精金的成分。

在那个年代，我们对西方差会到中国来的传教士，的确有许多不满和恶劣的印象。我在学校里，曾读到由美国人所编写的世界历史，上面明白写着：“差会是帝国主义的机关。”我们拿着这样的课本去请教校长；他是美国人，同时也是差会的教士。这个虔诚、得救的人也承认，书上的记载有相当成分是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即便如此，传教士中仍有不少纯正为着福音的人。

盼望我们对差会到中国来，有清楚地看见；他们并非全数是复杂的，其中也有非常宝贝、纯诚的人。那些人实在是将他们的一切，都全然为福音摆上，单纯的为着主，一点没有别的用心；因此，到了十九世纪下叶，福音的种子才能正式撒在中国民间。

因着戴德生弟兄，把人送到中国内地，福音普及到许多地方，甚至四川都有。那时，他们在山西的工作相当有成效，一直扩展到西北。他们把美好的福音种子，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那纯洁的种子，一点没有借着办教育、办医院等，有其他掺杂的成分。所以到了庚子年间，可说甚至撒但都“眼红”，便兴起义和团起来迫害。这件事有两面的讲究：一面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义和团有正当地借口，但是撒但却借此杀害了许多基督徒；另一面，主也借此作了炼净的工作，并继续不断地兴起人来。

主在二十世纪开头，兴起许多见证人。当时较为众人熟知的，其中一位是李叔青；他是浙江人，是一位医生。他一被主兴起，就相当认识生命和十字架的道路。宾路易师母和慕安得烈的书，他都读过。我曾读过他写的书，看见他对十字架有相当的认识。凡听过他讲道的人，都能见证他的确有主的同在，话语有亮光，也有能力。当他这个青年人被主兴起不久，就在上海领西国教士们查经。远在四十年前就能如此，可以推想，主在他身上恩典的工作，是何等丰厚。可惜他在三十几岁就离世，据说是因为操劳过度，患了肺病的缘故。

再后，有丁立美牧师。我年轻时听过他一篇道，题目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三十二年前的事，我们可以由这题目看出，他对属灵的事总有一点认识。后来，我在天津见过他。当时我蒙怜悯开始事奉主，他虽然已经相当老迈，但在与他交通时，还能感觉到这是一位在主手里，被主使用过的人。他是北方人，在那风气未开化的时代，南边的福建、广东，他都曾去传过福音。他初被兴起时，实在相当有能力。

往下，有余慈度姊妹。余慈度姊妹和我们的历史特别有关系；不仅如此，她和整个中国召会属灵的福音，也相当有关系。她是浙江宁波人，虽是个缠足的传统女子，却接受了近代的新式教育。她的家人送她到英国读医科，她未出国前就已得救。在往英国途中，当船到了法国马赛，要靠岸时，她决定要下船返回中国。船长和船员都非常惊奇，问她为什么原因，她回答说，“我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中国同胞。”他们认为她大概患了精神病，起先并不理会，至终被她闹得没有办法，只好让她回到中国。

她回到上海以后，家里的人认为她疯了，没有人能领会究竟发生什么事。然而她什么都不顾，只是到处传福音，那实在是主的作为。她的家人不顾她的需要，但借着一位西国教士的帮助，她在百老汇路，就是上海外滩再往前，经过白渡桥一带，顶了一所破房子，当时那里非常荒凉。她住在里面，称其为福音堂，便在那里传福音。她传福音很有能力，很有主的同在，各地的公会都相当注意，请她到各地去传福音、布道。她对信徒所讲的中心信息，是“得救以后还要重生”。这意思是，若有人已经入教、领洗，却没有重生，他就不能被提。这样的话语虽然不太准确，但在当时的确相当有能力。

与余慈度姊妹同一时期，不论在中国南方、或北方，一直都有爱主、追求主的人被主兴起。然而，他们没有人带领，亮光不够，道路不清楚，更谈不上事奉，连生命追求的信息都读不到。即便如此，我们还得承认实在有圣灵的工作，因为各地的确兴起了一班爱主、追求主的人。例如在山东省东部，靠近威海卫，一个叫林村的村庄，有一位读书的老先生姓赛。他读圣经很有亮光，也和一班已经蒙恩的读书人一起聚会。他们看见，西教士把主的福音和主的名送到中国来，这是对的；但西教士的组织不对，所以这一班人拒绝加入任何组织。他们要福音，要圣经，更要主；除此之外，差会的东西，他们一概不要。

他们的确为神发热心，并且到一个地步，赛老先生甚至上书清廷，责骂慈禧太后是淫妇，要她悔改信福音。在当时这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清廷马上下谕旨，命令山东巡抚调查，将他们这些“造反”的人关起来。当时的行政区域，有道、府、县等，那地方是个道，在道的辖区内有道台，道台要负责追查事情的真相。这件“造反”的事，既发生在道台的辖区内，连道台本身也得担罪。所以道台为了自身的缘故，就设法为他们脱罪，上奏朝廷说，他们是一班精神病人。这样才使他们得到赦免。

据说在原订行刑的日期，刽子手准备要执刑了，这些人在监里仍处之泰然。其中有位弟兄，还特地把衣领放下来，准备为主殉道。等到一切准备妥当，只等炮声响起，要行刑时，就在几分之差的时间里，得到从清廷来赦免的电报，他们才得免死。我们不能不承认，那是圣灵的工作。然而他们仍旧被关在监狱里，直到民国成立，才被释放出来。

借此我们看见，圣灵在隐藏的地方，作了很厉害的工作，乃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当然他们不免有偏激之处，因为他们缺乏身体的交通，也没有读过已往召会的历史，所以没有历代所看见的亮光，以致走了偏激的路。虽然如此，他们实在作了美好的见证；那是圣灵在他们里面作的。甚至在北方那样偏僻的乡村，神都能有圣灵的工作。在中国各地，的确兴起许多爱主的人。

余慈度姊妹年轻时，即为主大用，当她五十多岁时，约在一九二〇年，有一次到了福州，在天安堂开布道大会。倪弟兄就在那次聚会中，听道得救了；当时倪弟兄才十七岁。不久，余姊妹到了杭州，也在那里开布道会，那时约是一九二一年左右，汪佩真姊妹就在那里得救了。所以，从一九二〇至二五年左右，很奇妙的，神在中国南方、北方，最少兴起了二、三十位青年人，北方的王明道弟兄，也是其中之一。他们当时都中学毕业，刚刚要进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