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倪弟兄出刊基督徒报起，约二年后，因着报里的信息，使各地爱主的人，对召会现实的光景，受到相当的刺激；因此无论在南方或北方，都有相当追求主的人被兴起来。他们里面实在受到震撼，愿意在那个时代，走一条清新的路，讨主的喜悦。

一九二七年，倪弟兄和极少数的弟兄姊妹，在上海开始有聚会。开头时，只有一位弟兄和几位姊妹，他们是在汪佩真姊妹的父亲家，开始擘饼。直到一九二八年，在上海租到一所房子，才开始有正式的聚会。从一九二七、二八年左右，倪弟兄就觉得，应该把他工作的中心移到上海。所以在一九二七年，倪弟兄就将他私人的东西，和福音书房一同搬到上海。从那时起，工作就在上海开始，上海召会也有了很小的聚集。

一九二八年二月，倪弟兄在上海，有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得胜聚会。聚会的结果，使江苏北部，就是所谓的江北或苏北，也就是扬州往北去盐城、阜宁那些地方，兴起了相当多的聚会。主要原因是，在那次特别聚会中，江北有几位传道的弟兄到上海赴会，蒙了恩典，就把主的见证带回去。仅仅三、四年间，他们在江北，就兴起了十个以上的地方召会，人数也相当众多。另一面，在一九二八至三〇年间，浙江南部，就是温州所属的平阳县里，有非常多的弟兄们起来事奉、聚会。他们在几年内，兴起二十处以上的村镇聚会。一九三四年，我们到那里访问时，几乎走没多远，就有一处聚会的地方。所以，从一九二七到三〇年间，上海和江苏北部，以及浙江南部，都有了聚会。

一九三一年十月间，倪弟兄召开第二次得胜聚会。有七、八位西国圣徒访问上海召会，和弟兄们有交通；其中有英国人、美国人和澳洲人，他们的背景都是弟兄会的。因为我们曾向他们买书，在信札上有过交通，使他们得知中国有弟兄们起来，脱离组织的基督教，在各地隐藏着事奉神。他们很愿意寻求交通，当时在上海的弟兄们，也赞成。我们事先声明，只与他们个人有交通，与他们背后的团体并无关联。那次我原本要赴会，但是动身那天正好是九月十八日，日本发动占领东三省，我所住的烟台情况十分吃紧。由于轮船的行驶，令人十分担心，许多人都劝我不要去上海，恐怕我去了就回不了家。因此，我临上船前就打消去意。所以那次聚会，我不在场。事后才得知，聚会结果并不太好，从西国来的圣徒不大容易交得通，并且发生了一点其他方面的难处。所以那次聚会，没有作出应该作的事。

到了一九三二年，北方也开始有聚会。北方的聚会，比上海、苏北、浙南稍微晚一点，列在第四。一九三二年夏天，烟台和济南两处地方，差不多同时开始有了聚会。约莫过了半年，天津和北平也有了聚会。所以，到了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烟台、济南、天津、北平，这四处地方，完全正式有了地方召会。

我们在北方的四大都市有了聚会，这个影响相当大。虽然北方兴起聚会的时间较南方晚，但是一兴起来，就是在大都市里。不像在苏北和浙南的聚会，都是在乡僻的地方。北平、天津是北方第一、二大都市，济南列为第三或第四。烟台虽然只有二十万人口，却是基督教在华北的中心，所以在基督教的舆论上，烟台在华北、东北、西北，都相当有影响力。

一九三三年底，东北长春开始有聚会，当时是在比较有地位的人中间。他们不仅在召会里有影响力，在社会、经济上，也有相当的势力。

一九三四年一月，倪弟兄有了第三次得胜聚会。这次规模比已往两次都大，各地来参加的弟兄们也多。有好些弟兄们，是从没有聚会的地方，从别的基督教团体来的。他们其中有许多位，在原本的团体里事奉主。仅仅烟台一地，就去了十多位。那次的聚会相当有主的祝福，信息也很高，说到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以及神的得胜者，前后达十天之久。各地的弟兄们，都彼此有交通，聚会满有主的同在，所释放的信息有权能、有祝福，每个人都满带着基督回去。

经过这次聚会，就把各地已有的圣灵工作引起来。所以到了一九三四年，除了华西、华中，就是四川、湖南、湖北一带以外，各地的聚会像雨后春笋般，一地一地的兴起来。那是一股汹涌的潮流，有一个共同的口号：“脱离宗派，走道路。”这就引起基督教很厉害的反对。我因着在上海配搭，代理编辑“通问汇刊”，需要选材、编辑各地所送来的消息，所以较为清楚各地的情形。那时各地兴起聚会，以及脱离宗派的流，实在惊人；并且每一个脱离宗派的人，都正正式式去函给原来的公会，主要有两句话：“我要走主的正路，请将我的名字从你们的生命册上除掉。”这样一来，全国的基督教团体，特别是西教士，就生发恐慌，一致兴起了反对。

一九三四年夏天，奉天，即沈阳，也有了聚会。再过不久，哈尔滨、大连也都有了聚会。所以最晚到一九三四年，东北四大都市，长春、奉天、哈尔滨、大连，都有了聚会。

一九三四年十月，倪弟兄在杭州召开第四次得胜聚会。之前，杭州已有聚会。这次得胜聚会也相当有主的祝福，但我感觉，没有一月的那次强。这次聚会不仅北方有人来，东北也来了很多人。因着北方和东北的人数加多，所以对东北的聚会影响很大。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是我们中间一度相当艰难的时候。一面，外在有非常厉害的攻击；有人印制传单反对我们，甚至有捏造的话。他们在许多礼拜堂门口，于散会后将传单分发给人，并且借题攻击倪弟兄。另一面，在我们同工中也有难处。当事情发生时，我正在北方，弟兄们来电报催我快快回到上海。事情的严重性，我不愿意形容得太多，然而当我回到上海不到两三周，所有同工全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人。同工们为什么走呢？乃是因着外面的攻击，引起了里面的难处。

倪弟兄当时也很难为，同工们没有发表多少意见，就一个个走了。那样的离开，感觉非常不好，并不是因为闹意见离开，而是有一种不得已的情形。当时只有一位年长姊妹，她在外面好像没有被人攻击，里面也没有什么意见上的感觉，所以留在那里，与我们同舟共济，一起应付艰局。偏偏不巧，她父亲遭遇难处，被下在监里生了病，需要她看护。至终，她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其间约有四个月，实在相当艰难。

因着同工们都有主的恩典，也学习了一些功课，至终就一个个回来了。当时倪弟兄因着各样的难处，心里难为，也不肯在明处作什么。我们就有十位左右的弟兄姊妹，约他到杭州一个地方读雅歌，那是一九三五年的事。“歌中之歌”一书，就是那次的笔记。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回到北方；倪弟兄计划经东北，转西伯利亚去英国。当他经过烟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有聚集。那个聚会相当有主的恩典，有些人因此得着了复兴。倪弟兄里面更是恢复了新鲜，就打消去英国的计划，返回上海。当倪弟兄返回上海，在上海有聚会，就带进了复兴。那段期间，烟台和上海聚会的中心信息，都是注意基督作得胜的生命。

因着一九三五年的复兴，到了一九三六年底、三七年初，同工们都感觉过去一直没有好好往外开展；并且在大都市里的聚会，如南京及天津，也都相当的弱。因此，他们想要往外去，并且给各地召会一点帮助，以加强各地的聚会。一九三七年一月，倪弟兄召集全国同工，在上海有一次聚会，说到徒十三章的原则，那是《工作的再思》第一次的信息。他特别指出，一个事奉主的人，最好不要长久留在一个地方，应该多往外去。如果主给我们真理的亮光多一些，那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而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倪弟兄盼望有几位弟兄，能多负一点责任，到各地释放真理的亮光。然而我们的经验证实，当时那样的作法，并没有多少祝福和果效。

一九三七年夏天，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在中国引发战争。八月十三日上海也有战事，全国都沸腾起来。政府定规抗战到底，沿海的召会都因这事件起了波动，好些弟兄姊妹准备退到后方。一面是因着政府的政策，一面也是惧怕日本人的屠杀。那时各地比较强的聚会，都在沿海省分。倪弟兄觉得，这次撤退恐怕是主的意思，要把福音、真理和主的见证，带到后方的内地。所以十月间，倪弟兄就在汉口，再次召集同工聚会，更正式的说到安提阿的原则。这次同工聚会，我虽然已经抵达汉口，但因着北方的战事吃紧，我只好返回北方顾及家人。那次聚集的信息，后来经过整理，印成了《工作的再思》一书，那时是一九三七年的秋天。以后，许多弟兄姊妹都到了后方。所以在抗战期间，四川的重庆、成都等地，都有了聚会。张郁岚、郑大强等弟兄，就是在那时候得救的。

一九三八年倪弟兄再访英国，和史百克弟兄有交通，一九三九年夏天返回中国。当时南京已为日本占领，我们就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聚会。租界外就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和各地断了交通。倪弟兄回国后，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再次召聚特会，盼望各地都有人参加。然而因着战事，交通不便，参加的人数很少；我也在那次聚会中有分。

在那次聚会里，我个人得着相当大的帮助。信息内容论到基督的身体，那是我们中间很大的转弯。那个转弯有相当成分，是重在里面的生命，由复活的生命达到对身体的认识。此后，倪弟兄有负担在上海开始训练。一九四〇年，就在上海友华村开办训练；有二年之久，他一直持续有聚会。这时，全国各地有聚会的地方已经相当多，上海召会人数也有几百人，是相当大的一个召会。

到了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了上海租界，并组织伪基督教团体；同时，我们中间也产生了莫大的难处。因着这内外交迫的原因，到了一九四二年下半年，上海的聚会就正式关门。日本人占领中国后，全国就分成南北两个区域。各地召会只有私下的聚集，弟兄们彼此很少往来。后方虽有聚会兴起，但与各地的交通还是不容易。

自从一九四〇年起，约莫四年左右，主在北方作了很厉害的工作。西北不只开始有聚会，并且是相当强的开始。此外，东北的聚会也加强了。所以在抗战期间，上海的聚会虽然受到难为，但在北方却有了转机，许多该学、该实现的，都在北方学到了，也实现了。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南京成为全国的中心，许多弟兄姊妹随着政府复原，南北也能交通了。有五、六年之久，大家未能谋面，彼此都经过相当的难为和试炼，各人在各人的重担之下，都学习了不少功课。所以，当弟兄姊妹重新聚集再有交通，各人就将所学的，过去认识的，汇集在一起。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和南京，就有很好的转机。上海不仅恢复了聚会，并且也快速的兴起来。到一九四八年，上海已经有十七个分区聚会，人数到了一千五、六百位。

一九四八年春天，有几位同工从上海到福建、广东有交通；在那里也有转机。交通之后，他们回到上海，倪弟兄就在上海召聚特别聚会。由于事先早有安排，所以华西、华中、华北、西北都有人来，那个交通可算是特别聚会。那是倪弟兄自一九四二年，未能正式尽职以来，六年之久，第一次恢复的聚会。那次聚会相当有主的祝福。之后，倪弟兄就接续他的负担，到福州鼓岭，主持第一次的同工训练，为期四个月。可惜那次训练我未能参加。在训练中，从南方、北方共有一百多人参加。因着上海、广东、福建的转机，加上东北、西北、华北在抗战胜利后，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光景，所以全国各地，都是复兴的气象，弟兄们都有心，也都肯为着主。

到了一九四八年底、四九年初，全国复兴达到空前的黄金时代，每个月一万人得救，都不算难事。复兴的火把、福音的灵、事奉的热心，甚至财物的奉献，在在都是空前的。那时全国，无论是码头、车站、省会等地区，都有聚会。然而，不久就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难处─中国共产党兴起。我们深知，共产党是不允许信仰自由的，也不容许召会存在。为此，我们在主面前有很多的祷告，求主眷顾并记念祂的召会，也眷顾我们的国家；但终不能挽回那个局面。一九四九年初，有二、三百位弟兄，随着机关、学校、医院来到台湾；有的散布在台北，有的在嘉义，有的在高雄。

当时在同工们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眼看局面马上要改变了，众人到底是该留下，还是该离开？我们知道留在那里会有难处，但如果离开了，众多的召会如何往前？这事令人十分难为。前面的同工们，有过两次相当透彻的聚会交通，谈论这些相关的问题。有的人根据事实上的认识，主张离开，否则定规要受共产党的对付。有的人觉得，若是这样，那将是召会一个很大的亏损。所以没有正式的决议，只有一个非正式的建议，就是各人随主引导而行，要留下或离开，没有别人能断案。那时好多人离开大陆，有的往外国去，有的到了香港，有的随政府机关迁来台湾。今天，中国大陆的弟兄们所遭遇的难处，七年前我们早已料到。然而在那两次的同工聚会中，前面弟兄们都定规要我走。

一九四九年四月左右，倪弟兄再上鼓岭，有第二次的训练。接着，共产党果真过了长江，当时各地同工都在鼓岭参加训练，只有我和李渊如姊妹留守上海。原谅我在这里，要说一点个人的事。七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是我们在上海最不好受的日子。那时南京已经没有了，共军来到苏州昆山一带，眼看就要到上海。我正负责在上海监造会所，虽然深知共军的暴行，但总觉得不能不负责任。李渊如姊妹当时负责出版刊物，所以也有责任在身。会所的建造，从起头到末了，一直是由我经手，所以我的确非常有负担。那时会所只剩下玻璃没有装，灰面没有抹，油漆没有刷，大架构都已完全造好。我的妻子问我：“我们女人和孩子不走还可以，你怎么办？”我当时只好把一切都摆在主手中。

到了四月二十八日，倪弟兄自福州发来电报，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我把上海造会所的事，交给弟兄们负责，然后快快到鼓岭去。那时我心里的伤痛，真是无法形容。我只得承认那是神的旨意，是祂的剥夺，要我以祂自己为目标。我也是一个人，我爱中国，爱中国大陆的工作，爱上海的召会，也爱上海的会所。上海会所不仅地点好，地形好，地势更好。面积比台北一会所的四倍还大，并且是个正方形。那实在是传福音的好据点，四边都有马路，通公车及电车，又处于全上海居住市区的中心。旁边是个小公园，从窗外望去，好似我们的小花园。然而当我接到电报，二十九日即刻买票，三十日就到了台湾；再转到福州和鼓岭的弟兄们交通后，很快再回到台湾。同时工作上也定规，有些在工作上受带领的青年弟兄姊妹，也到台湾。他们分成两批，一批安全抵达；另一批所搭的船开到吴淞口，因为船只破旧，恐怕到不了台湾，就折回上海，于是他们没能出来。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鼓岭的训练结束后，倪弟兄回到上海，帮助那里的召会。在大陆变色之初，各地信主还算自由。等到一九五二年，共产党开始扣留倪弟兄，后来公开控诉他，至今已有一千多位各地的负责弟兄被捕。所以，中国大陆各地的召会，可说完全陷在艰难、逼迫中，其间的苦楚，我们实在无法一一述说。

一九四九年我们来到台湾，只有台北的聚会比较大一点。当时是在上海路，即现在的林森南路，一所日本式的房子里聚会，约有一百多人擘饼，其中十分之八、九都是从大陆来的。张晤晨、孙丰露、刘效良和赵静怀等弟兄，是在一九四八年底，受同工的安排来到台湾。在台北的召会，原来人数少，情形亦弱，所以工作上就安排他们四人负责，将责任交给他们。这是台北召会第一次得着加强。

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张郁岚弟兄以及国防医学院七十多位弟兄姊妹到了台湾，这是台北召会第二次得着加强。张郁岚弟兄原是南京的负责弟兄，因着到台北，也被安排在台北一同负责。到了五月，我受主带领到台湾，那时来的人更多，这是台北召会第三次得着加强。

除了台北，台湾第二个大召会，就是高雄。林穆湘弟兄一家，于一九四二、四三年，在烟台被主兴起；抗战胜利后，奉政府之令来接收高雄海关。他们夫妇到了高雄，就在自己家里开始有聚会。一九四八年底，曲郇民和郑大强两位弟兄，也从青岛和上海同时到了高雄。他们的同事中，也有一班人到了高雄，借此加强了高雄的聚会。这样，全省南北两地，就有了两个比较强的聚会。

在基隆方面，有位弟兄于交大工程系毕业后，在一九四八年来到基隆造船公司实习工程。他离开上海时，曾与我有很长时间的交通；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又怕失去那个属灵的带领，因为到基隆只有他孤单一人。然而因着环境的安排，他至终接受了这样的带领。到了基隆，就碰见南京来的李维一弟兄，他在肥料公司里作工程师，于是就开始有了聚会。

同样的，台中的聚会也是因为有弟兄从大陆来才开始的。首先是朱亚伯和刘去非等弟兄，他们都在空军单位服务，有的是化学工程师，有的是医学院里的副院长，他们到了台中，就开始有了聚会。

一九四九年嘉义还没有聚会。有位朱质朴姊妹，在嘉义作卫教工作，当我第二次到南部访问时，她来信要我去看望她，这一去，就碰到了刘广志弟兄。于是他们在朱姊妹上班的地方，借了一个公共场地，开始有祷告聚会。

新竹也是借着朱质朴等几个姊妹，到新竹作卫教工作，才有了聚会。后来郑宝之弟兄从师范学院毕业，到新竹中学教书，新竹的聚会就得着加强。

如此一来，全省各地都有聚会兴起。根据我们的统计，最初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弟兄姊妹，约四百位。他们都分布在全省各大都市，这些弟兄姊妹就是主所撒的种子，一地一地的聚会就此兴起。直到目前为止，全省共有五十九处聚会，没有一处是作工的人开辟、设立的，都是在职的弟兄姊妹，因着职业到那里，而兴起召会。

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我们搬到台北一会所现址聚会。从前所造的会所，只能坐三百人，我们在八月一日正式开工，有第一次的特别聚会；那是我们在台湾工作的正式开始。截至目前为止，还差三个月，就整整满七年。在这七年中，除了弟兄们在各地自己兴起事奉外，在工作这一面，我们主要作了以下几件事：

我们在这七年中，除了一九五五年及今年各有两次特别聚会外，其他每年一次，总共有九次特别聚会。这包括了史弟兄来的那一次。

我们第一次读经，是查读圣经要道六十题，就是将圣经里六十个重要的题目，一一读过。

我们有福音书房的文字工作，出了一些属灵书籍和诗歌，也发行了一分话语职事月刊。

初期阶段，我们的训练都是短期的，但对各地都有帮助。

总之，我们在工作上，主要在这四件事上一直帮助各地召会的圣徒。感谢主，在这七年的过程中，我们实在看见，主在这四件事上的祝福。每次特别聚会中，信息的造就，就是一种祝福。并且，在特别聚会期间，各地负责弟兄们来在一起，彼此交通，一地的恩典很快转到各地，成为各地的恩典，这更是莫大的祝福。即使我们在特别聚会中，共同来看我们的难处，并且有一点校正，那也是祝福。虽然每次的训练都是短期的，但对于各地事奉的责任，都有相当的帮助。还有文字工作，也得到主相当的祝福，除了话语职事的发行，还有各种属灵书报的出版。这使圣徒们得着从受浸、擘饼，到脱离基督教的组织等真理，并且领受了许多从神来的启示。

这四件都是行动、事工方面的事，此外也有属灵方面的恢复。盼望主一直在交通的祝福里，恩待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