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篇
基督教到中国的来历(三)
从倪弟兄出刊基督徒报起,约二年后,因着报里的信息,使各地爱主的人,对召会现实的光景,受到相当的刺激;因此无论在南方或北方,都有相当追求主的人被兴起来。他们里面实在受到震撼,愿意在那个时代,走一条清新的路,讨主的喜悦。
 
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二年的光景
一九二七年,倪弟兄和极少数的弟兄姊妹,在上海开始有聚会。开头时,只有一位弟兄和几位姊妹,他们是在汪佩真姊妹的父亲家,开始擘饼。直到一九二八年,在上海租到一所房子,才开始有正式的聚会。从一九二七、二八年左右,倪弟兄就觉得,应该把他工作的中心移到上海。所以在一九二七年,倪弟兄就将他私人的东西,和福音书房一同搬到上海。从那时起,工作就在上海开始,上海召会也有了很小的聚集。
一九二八年二月,倪弟兄在上海,有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得胜聚会。聚会的结果,使江苏北部,就是所谓的江北或苏北,也就是扬州往北去盐城、阜宁那些地方,兴起了相当多的聚会。主要原因是,在那次特别聚会中,江北有几位传道的弟兄到上海赴会,蒙了恩典,就把主的见证带回去。仅仅三、四年间,他们在江北,就兴起了十个以上的地方召会,人数也相当众多。另一面,在一九二八至三〇年间,浙江南部,就是温州所属的平阳县里,有非常多的弟兄们起来事奉、聚会。他们在几年内,兴起二十处以上的村镇聚会。一九三四年,我们到那里访问时,几乎走没多远,就有一处聚会的地方。所以,从一九二七到三〇年间,上海和江苏北部,以及浙江南部,都有了聚会。
一九三一年十月间,倪弟兄召开第二次得胜聚会。有七、八位西国圣徒访问上海召会,和弟兄们有交通;其中有英国人、美国人和澳洲人,他们的背景都是弟兄会的。因为我们曾向他们买书,在信札上有过交通,使他们得知中国有弟兄们起来,脱离组织的基督教,在各地隐藏着事奉神。他们很愿意寻求交通,当时在上海的弟兄们,也赞成。我们事先声明,只与他们个人有交通,与他们背后的团体并无关联。那次我原本要赴会,但是动身那天正好是九月十八日,日本发动占领东三省,我所住的烟台情况十分吃紧。由于轮船的行驶,令人十分担心,许多人都劝我不要去上海,恐怕我去了就回不了家。因此,我临上船前就打消去意。所以那次聚会,我不在场。事后才得知,聚会结果并不太好,从西国来的圣徒不大容易交得通,并且发生了一点其他方面的难处。所以那次聚会,没有作出应该作的事。
到了一九三二年,北方也开始有聚会。北方的聚会,比上海、苏北、浙南稍微晚一点,列在第四。一九三二年夏天,烟台和济南两处地方,差不多同时开始有了聚会。约莫过了半年,天津和北平也有了聚会。所以,到了一九三三年下半年,烟台、济南、天津、北平,这四处地方,完全正式有了地方召会。
我们在北方的四大都市有了聚会,这个影响相当大。虽然北方兴起聚会的时间较南方晚,但是一兴起来,就是在大都市里。不像在苏北和浙南的聚会,都是在乡僻的地方。北平、天津是北方第一、二大都市,济南列为第三或第四。烟台虽然只有二十万人口,却是基督教在华北的中心,所以在基督教的舆论上,烟台在华北、东北、西北,都相当有影响力。
一九三三年底,东北长春开始有聚会,当时是在比较有地位的人中间。他们不仅在召会里有影响力,在社会、经济上,也有相当的势力。
一九三四年一月,倪弟兄有了第三次得胜聚会。这次规模比已往两次都大,各地来参加的弟兄们也多。有好些弟兄们,是从没有聚会的地方,从别的基督教团体来的。他们其中有许多位,在原本的团体里事奉主。仅仅烟台一地,就去了十多位。那次的聚会相当有主的祝福,信息也很高,说到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以及神的得胜者,前后达十天之久。各地的弟兄们,都彼此有交通,聚会满有主的同在,所释放的信息有权能、有祝福,每个人都满带着基督回去。
经过这次聚会,就把各地已有的圣灵工作引起来。所以到了一九三四年,除了华西、华中,就是四川、湖南、湖北一带以外,各地的聚会像雨后春笋般,一地一地的兴起来。那是一股汹涌的潮流,有一个共同的口号:“脱离宗派,走道路。”这就引起基督教很厉害的反对。我因着在上海配搭,代理编辑“通问汇刊”,需要选材、编辑各地所送来的消息,所以较为清楚各地的情形。那时各地兴起聚会,以及脱离宗派的流,实在惊人;并且每一个脱离宗派的人,都正正式式去函给原来的公会,主要有两句话:“我要走主的正路,请将我的名字从你们的生命册上除掉。”这样一来,全国的基督教团体,特别是西教士,就生发恐慌,一致兴起了反对。
一九三四年夏天,奉天,即沈阳,也有了聚会。再过不久,哈尔滨、大连也都有了聚会。所以最晚到一九三四年,东北四大都市,长春、奉天、哈尔滨、大连,都有了聚会。
一九三四年十月,倪弟兄在杭州召开第四次得胜聚会。之前,杭州已有聚会。这次得胜聚会也相当有主的祝福,但我感觉,没有一月的那次强。这次聚会不仅北方有人来,东北也来了很多人。因着北方和东北的人数加多,所以对东北的聚会影响很大。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是我们中间一度相当艰难的时候。一面,外在有非常厉害的攻击;有人印制传单反对我们,甚至有捏造的话。他们在许多礼拜堂门口,于散会后将传单分发给人,并且借题攻击倪弟兄。另一面,在我们同工中也有难处。当事情发生时,我正在北方,弟兄们来电报催我快快回到上海。事情的严重性,我不愿意形容得太多,然而当我回到上海不到两三周,所有同工全离开了,只剩下我一人。同工们为什么走呢?乃是因着外面的攻击,引起了里面的难处。
倪弟兄当时也很难为,同工们没有发表多少意见,就一个个走了。那样的离开,感觉非常不好,并不是因为闹意见离开,而是有一种不得已的情形。当时只有一位年长姊妹,她在外面好像没有被人攻击,里面也没有什么意见上的感觉,所以留在那里,与我们同舟共济,一起应付艰局。偏偏不巧,她父亲遭遇难处,被下在监里生了病,需要她看护。至终,她也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其间约有四个月,实在相当艰难。
因着同工们都有主的恩典,也学习了一些功课,至终就一个个回来了。当时倪弟兄因着各样的难处,心里难为,也不肯在明处作什么。我们就有十位左右的弟兄姊妹,约他到杭州一个地方读雅歌,那是一九三五年的事。“歌中之歌”一书,就是那次的笔记。
一九三五年夏天,我回到北方;倪弟兄计划经东北,转西伯利亚去英国。当他经过烟台的时候,我们一起有聚集。那个聚会相当有主的恩典,有些人因此得着了复兴。倪弟兄里面更是恢复了新鲜,就打消去英国的计划,返回上海。当倪弟兄返回上海,在上海有聚会,就带进了复兴。那段期间,烟台和上海聚会的中心信息,都是注意基督作得胜的生命。
因着一九三五年的复兴,到了一九三六年底、三七年初,同工们都感觉过去一直没有好好往外开展;并且在大都市里的聚会,如南京及天津,也都相当的弱。因此,他们想要往外去,并且给各地召会一点帮助,以加强各地的聚会。一九三七年一月,倪弟兄召集全国同工,在上海有一次聚会,说到徒十三章的原则,那是《工作的再思》第一次的信息。他特别指出,一个事奉主的人,最好不要长久留在一个地方,应该多往外去。如果主给我们真理的亮光多一些,那不是仅仅为着我们,而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倪弟兄盼望有几位弟兄,能多负一点责任,到各地释放真理的亮光。然而我们的经验证实,当时那样的作法,并没有多少祝福和果效。
一九三七年夏天,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在中国引发战争。八月十三日上海也有战事,全国都沸腾起来。政府定规抗战到底,沿海的召会都因这事件起了波动,好些弟兄姊妹准备退到后方。一面是因着政府的政策,一面也是惧怕日本人的屠杀。那时各地比较强的聚会,都在沿海省分。倪弟兄觉得,这次撤退恐怕是主的意思,要把福音、真理和主的见证,带到后方的内地。所以十月间,倪弟兄就在汉口,再次召集同工聚会,更正式的说到安提阿的原则。这次同工聚会,我虽然已经抵达汉口,但因着北方的战事吃紧,我只好返回北方顾及家人。那次聚集的信息,后来经过整理,印成了《工作的再思》一书,那时是一九三七年的秋天。以后,许多弟兄姊妹都到了后方。所以在抗战期间,四川的重庆、成都等地,都有了聚会。张郁岚、郑大强等弟兄,就是在那时候得救的。
一九三八年倪弟兄再访英国,和史百克弟兄有交通,一九三九年夏天返回中国。当时南京已为日本占领,我们就在上海的公共租界聚会。租界外就是日本人的势力范围,所以,我们可以说是和各地断了交通。倪弟兄回国后,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再次召聚特会,盼望各地都有人参加。然而因着战事,交通不便,参加的人数很少;我也在那次聚会中有分。
在那次聚会里,我个人得着相当大的帮助。信息内容论到基督的身体,那是我们中间很大的转弯。那个转弯有相当成分,是重在里面的生命,由复活的生命达到对身体的认识。此后,倪弟兄有负担在上海开始训练。一九四〇年,就在上海友华村开办训练;有二年之久,他一直持续有聚会。这时,全国各地有聚会的地方已经相当多,上海召会人数也有几百人,是相当大的一个召会。
到了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了上海租界,并组织伪基督教团体;同时,我们中间也产生了莫大的难处。因着这内外交迫的原因,到了一九四二年下半年,上海的聚会就正式关门。日本人占领中国后,全国就分成南北两个区域。各地召会只有私下的聚集,弟兄们彼此很少往来。后方虽有聚会兴起,但与各地的交通还是不容易。
自从一九四〇年起,约莫四年左右,主在北方作了很厉害的工作。西北不只开始有聚会,并且是相当强的开始。此外,东北的聚会也加强了。所以在抗战期间,上海的聚会虽然受到难为,但在北方却有了转机,许多该学、该实现的,都在北方学到了,也实现了。
 
战后的复兴
抗战胜利以后,上海、南京成为全国的中心,许多弟兄姊妹随着政府复原,南北也能交通了。有五、六年之久,大家未能谋面,彼此都经过相当的难为和试炼,各人在各人的重担之下,都学习了不少功课。所以,当弟兄姊妹重新聚集再有交通,各人就将所学的,过去认识的,汇集在一起。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在上海和南京,就有很好的转机。上海不仅恢复了聚会,并且也快速的兴起来。到一九四八年,上海已经有十七个分区聚会,人数到了一千五、六百位。
一九四八年春天,有几位同工从上海到福建、广东有交通;在那里也有转机。交通之后,他们回到上海,倪弟兄就在上海召聚特别聚会。由于事先早有安排,所以华西、华中、华北、西北都有人来,那个交通可算是特别聚会。那是倪弟兄自一九四二年,未能正式尽职以来,六年之久,第一次恢复的聚会。那次聚会相当有主的祝福。之后,倪弟兄就接续他的负担,到福州鼓岭,主持第一次的同工训练,为期四个月。可惜那次训练我未能参加。在训练中,从南方、北方共有一百多人参加。因着上海、广东、福建的转机,加上东北、西北、华北在抗战胜利后,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光景,所以全国各地,都是复兴的气象,弟兄们都有心,也都肯为着主。
到了一九四八年底、四九年初,全国复兴达到空前的黄金时代,每个月一万人得救,都不算难事。复兴的火把、福音的灵、事奉的热心,甚至财物的奉献,在在都是空前的。那时全国,无论是码头、车站、省会等地区,都有聚会。然而,不久就遇到一个非常大的难处─中国共产党兴起。我们深知,共产党是不允许信仰自由的,也不容许召会存在。为此,我们在主面前有很多的祷告,求主眷顾并记念祂的召会,也眷顾我们的国家;但终不能挽回那个局面。一九四九年初,有二、三百位弟兄,随着机关、学校、医院来到台湾;有的散布在台北,有的在嘉义,有的在高雄。
当时在同工们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眼看局面马上要改变了,众人到底是该留下,还是该离开?我们知道留在那里会有难处,但如果离开了,众多的召会如何往前?这事令人十分难为。前面的同工们,有过两次相当透彻的聚会交通,谈论这些相关的问题。有的人根据事实上的认识,主张离开,否则定规要受共产党的对付。有的人觉得,若是这样,那将是召会一个很大的亏损。所以没有正式的决议,只有一个非正式的建议,就是各人随主引导而行,要留下或离开,没有别人能断案。那时好多人离开大陆,有的往外国去,有的到了香港,有的随政府机关迁来台湾。今天,中国大陆的弟兄们所遭遇的难处,七年前我们早已料到。然而在那两次的同工聚会中,前面弟兄们都定规要我走。
一九四九年四月左右,倪弟兄再上鼓岭,有第二次的训练。接着,共产党果真过了长江,当时各地同工都在鼓岭参加训练,只有我和李渊如姊妹留守上海。原谅我在这里,要说一点个人的事。七年前的四月二十五日,是我们在上海最不好受的日子。那时南京已经没有了,共军来到苏州昆山一带,眼看就要到上海。我正负责在上海监造会所,虽然深知共军的暴行,但总觉得不能不负责任。李渊如姊妹当时负责出版刊物,所以也有责任在身。会所的建造,从起头到末了,一直是由我经手,所以我的确非常有负担。那时会所只剩下玻璃没有装,灰面没有抹,油漆没有刷,大架构都已完全造好。我的妻子问我:“我们女人和孩子不走还可以,你怎么办?”我当时只好把一切都摆在主手中。
到了四月二十八日,倪弟兄自福州发来电报,以命令式的口吻,要我把上海造会所的事,交给弟兄们负责,然后快快到鼓岭去。那时我心里的伤痛,真是无法形容。我只得承认那是神的旨意,是祂的剥夺,要我以祂自己为目标。我也是一个人,我爱中国,爱中国大陆的工作,爱上海的召会,也爱上海的会所。上海会所不仅地点好,地形好,地势更好。面积比台北一会所的四倍还大,并且是个正方形。那实在是传福音的好据点,四边都有马路,通公车及电车,又处于全上海居住市区的中心。旁边是个小公园,从窗外望去,好似我们的小花园。然而当我接到电报,二十九日即刻买票,三十日就到了台湾;再转到福州和鼓岭的弟兄们交通后,很快再回到台湾。同时工作上也定规,有些在工作上受带领的青年弟兄姊妹,也到台湾。他们分成两批,一批安全抵达;另一批所搭的船开到吴淞口,因为船只破旧,恐怕到不了台湾,就折回上海,于是他们没能出来。
一九四九年九月,在鼓岭的训练结束后,倪弟兄回到上海,帮助那里的召会。在大陆变色之初,各地信主还算自由。等到一九五二年,共产党开始扣留倪弟兄,后来公开控诉他,至今已有一千多位各地的负责弟兄被捕。所以,中国大陆各地的召会,可说完全陷在艰难、逼迫中,其间的苦楚,我们实在无法一一述说。
 
在台湾众召会的兴起
一九四九年我们来到台湾,只有台北的聚会比较大一点。当时是在上海路,即现在的林森南路,一所日本式的房子里聚会,约有一百多人擘饼,其中十分之八、九都是从大陆来的。张晤晨、孙丰露、刘效良和赵静怀等弟兄,是在一九四八年底,受同工的安排来到台湾。在台北的召会,原来人数少,情形亦弱,所以工作上就安排他们四人负责,将责任交给他们。这是台北召会第一次得着加强。
到了一九四九年一月,张郁岚弟兄以及国防医学院七十多位弟兄姊妹到了台湾,这是台北召会第二次得着加强。张郁岚弟兄原是南京的负责弟兄,因着到台北,也被安排在台北一同负责。到了五月,我受主带领到台湾,那时来的人更多,这是台北召会第三次得着加强。
除了台北,台湾第二个大召会,就是高雄。林穆湘弟兄一家,于一九四二、四三年,在烟台被主兴起;抗战胜利后,奉政府之令来接收高雄海关。他们夫妇到了高雄,就在自己家里开始有聚会。一九四八年底,曲郇民和郑大强两位弟兄,也从青岛和上海同时到了高雄。他们的同事中,也有一班人到了高雄,借此加强了高雄的聚会。这样,全省南北两地,就有了两个比较强的聚会。
在基隆方面,有位弟兄于交大工程系毕业后,在一九四八年来到基隆造船公司实习工程。他离开上海时,曾与我有很长时间的交通;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又怕失去那个属灵的带领,因为到基隆只有他孤单一人。然而因着环境的安排,他至终接受了这样的带领。到了基隆,就碰见南京来的李维一弟兄,他在肥料公司里作工程师,于是就开始有了聚会。
同样的,台中的聚会也是因为有弟兄从大陆来才开始的。首先是朱亚伯和刘去非等弟兄,他们都在空军单位服务,有的是化学工程师,有的是医学院里的副院长,他们到了台中,就开始有了聚会。
一九四九年嘉义还没有聚会。有位朱质朴姊妹,在嘉义作卫教工作,当我第二次到南部访问时,她来信要我去看望她,这一去,就碰到了刘广志弟兄。于是他们在朱姊妹上班的地方,借了一个公共场地,开始有祷告聚会。
新竹也是借着朱质朴等几个姊妹,到新竹作卫教工作,才有了聚会。后来郑宝之弟兄从师范学院毕业,到新竹中学教书,新竹的聚会就得着加强。
如此一来,全省各地都有聚会兴起。根据我们的统计,最初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弟兄姊妹,约四百位。他们都分布在全省各大都市,这些弟兄姊妹就是主所撒的种子,一地一地的聚会就此兴起。直到目前为止,全省共有五十九处聚会,没有一处是作工的人开辟、设立的,都是在职的弟兄姊妹,因着职业到那里,而兴起召会。
一九四九年七月底,我们搬到台北一会所现址聚会。从前所造的会所,只能坐三百人,我们在八月一日正式开工,有第一次的特别聚会;那是我们在台湾工作的正式开始。截至目前为止,还差三个月,就整整满七年。在这七年中,除了弟兄们在各地自己兴起事奉外,在工作这一面,我们主要作了以下几件事:
 
特别聚会
我们在这七年中,除了一九五五年及今年各有两次特别聚会外,其他每年一次,总共有九次特别聚会。这包括了史弟兄来的那一次。
 
长期读经
我们第一次读经,是查读圣经要道六十题,就是将圣经里六十个重要的题目,一一读过。
 
文字工作
我们有福音书房的文字工作,出了一些属灵书籍和诗歌,也发行了一分话语职事月刊。
 
训练
初期阶段,我们的训练都是短期的,但对各地都有帮助。
总之,我们在工作上,主要在这四件事上一直帮助各地召会的圣徒。感谢主,在这七年的过程中,我们实在看见,主在这四件事上的祝福。每次特别聚会中,信息的造就,就是一种祝福。并且,在特别聚会期间,各地负责弟兄们来在一起,彼此交通,一地的恩典很快转到各地,成为各地的恩典,这更是莫大的祝福。即使我们在特别聚会中,共同来看我们的难处,并且有一点校正,那也是祝福。虽然每次的训练都是短期的,但对于各地事奉的责任,都有相当的帮助。还有文字工作,也得到主相当的祝福,除了话语职事的发行,还有各种属灵书报的出版。这使圣徒们得着从受浸、擘饼,到脱离基督教的组织等真理,并且领受了许多从神来的启示。
这四件都是行动、事工方面的事,此外也有属灵方面的恢复。盼望主一直在交通的祝福里,恩待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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