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太二四45~51，二五14~30。

在本篇信息里，我们要交通到三个点：存心问题、个性问题、以及配搭的问题。有一件事是所有事奉主者必须非常清楚地，就是不论我们受了多少造就，有多大的恩赐，显出多大的功用，如果我们的存心不清洁，个性没有被推翻，在配搭上就会有难处；即使不出事，也会失去功用。这是非常基本且实际的。所以，我们若要在主的工作上有用处，在主的路上持久，我们里头的动机就必须清洁，只要主和主的道路，此外无所贪求。再者，我们的个性必须被推翻，因为我们的个性常常是主工作上最大的难处；所以，我们必须是反自己、反天然个性的人。这样，我们自然容易与人配搭，也才能显出功用。

存心、个性、配搭这三个点乃是基础；有了这些之后，我们还必须学习有所作为，也就是要刚强开拓。按我的观察，我们几乎没什么作为。我们常以为自己只是个恩赐小的人，恩赐大者不动，我们就无法作什么。并且即使他们动起来了，我们也不过是在旁边配搭而已。我们常以此原谅自己的没有作为，或者以我们不闹事，不出事，无论在哪里都与人相安无事，而感谢主的恩典。这样的态度看似谦卑，却是极其消极。主不只是要我们不闹事，不出事，主所在乎的，是我们到底赚了多少“利润”。在马太二十五章，不仅领五他连得、二他连得的要去赚得利润，甚至领一他连得的也要赚取利润。在那里我们看见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这种消极的态度，并不在恩赐大者的身上；反而是在恩赐较小的人身上。这样的人有一个危险，就是消极的埋藏他所得的恩赐，认为自己不能作什么，就恐惧战兢的以不失去主的恩赐为好。在召会中，这样的弟兄姊妹相当多；然而，不要以为这样就能逃避主的责备。这种以为自己不能作什么的消极态度，乃是错的。

从二十五章我们能找出另一个事实。那领一他连得的，一面消极的小看自己；另一面，他看主是一个忍心的人。他抱怨主“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太二五24）。是的，主在工作上的要求似乎是不讲理的；没有撒种的，叫我们去收割，没有簸散的，叫我们去收聚。有时，我们推辞说，“主不作的，我们能作么？弟兄们告诉我们，要跟着圣灵的水流，但是主的水流还没有流过来，我如何跟随呢？这是荒地，是旷野，主没有打发水流过来，我若作了也是白作。”乍听之下，这样的话很合理；但我们还得记住主对那恶仆的回答：“你既知道我没有撒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簸散的地方要收聚，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太二五26~27）主并没有驳正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所说的话；反之，主承认他所说的事实，要他仍有所作为。盼望我们以后对自己再没有这个理由了。

有人曾对我说，“我那个地方的工作真难作，只有姊妹，没有弟兄，也没有安排一个同工给我，只有我一个人，怎么作？只有恐惧战兢的保本吧。否则，不仅赚不到利，反倒蚀本；所以，还是保本吧。”类似这样的腔调很多。另有的人说，“这里虽然有弟兄姊妹，但是姊妹都是年长的，论作工不能作，却有说闲话的好本事，所以我这个工作不好作。”又有的人说，“我所到的地方真是不毛之地，没有会所，也没有钱，连吃饭钱都勉强够用，这个工要怎么作？”有些服事青少年的说，“初中生的工作真难作，既没有帮手，又要这个，要那个。”有些负责弟兄说，“基隆需要人，宜兰也需要人，该怎么办？要去基隆，这个人不行；要去宜兰，另一个也不行。”其实，我们若真是样样都行，新耶路撒冷早已出现。我们现今所需要的，乃是要有开疆拓土的精神。

以我自己为例，我的难处就是容易停留在一个地方，一作工，就不动了。这个弱点致使工作无法更多的开拓。所以，我常常挨主打，主兴起环境赶我，使我不得不动。可以说，我是将一生中最精粹的时间，花在烟台这个小地方。现在回头想，当初也许应该搬到北平作工才对。有人说，在熟悉的地方工作，才能作得好；但事实上，北平的工作的确比烟台好作多了。当然，在烟台也有该学的功课。当时全中国研究真理的人大多在华北，而烟台就是华北研究真理的大本营。全中国，在属灵上最有分量，且最合乎圣经的“足前明灯报”，就是起源于烟台，是当地的葡萄山会堂出版的。倪柝声弟兄早期也曾推荐这分刊物。可惜，他们不久也钻到道理上去。除了葡萄山会堂，在烟台还有一个查经处，他们对圣经的研究也很厉害。这个查经处有弟兄会的背景，是从他们出来，而与他们有关。因此，在烟台那个小地方，在东山有一个葡萄山会堂，在西山有一个查经处。这两个山，可说是两个堡垒，既牢固又坚实。他们在认识圣经、认识真理上，叫人十分佩服。可惜，这两个地方都落入道理的讲解。主怜悯我们，在烟台把我们兴起来，使我们在那里作主的见证，打真理的仗，有好的学习。然而，现在回头看，若将在烟台那五、六年的工夫花在北平，果效也许会增加几倍。

主在烟台将我们兴起来，最为难我们的并不是各公会，而是东山的葡萄山会堂，和西山的查经处。然而，从烟台来的圣徒都能作见证，到末了这两处也被攻破了。之后，主恢复的工作就在那里开始发展建造，所以我就不肯离开。其实，我的工夫应该花在北平。等我的眼光放开了，我就向主说，只要国家一胜利了，平安了，我一定搬到北平。当时的北平，可说是东北、西北和华北的交汇处。从北平搭火车到东北的沈阳、奉天，或是到西北的包头，或是到华北的济南，或转乘陇海铁路往西，都不超过十个钟头。北平可说是个大中心点。我虽然清楚这事，但清楚归清楚，至终还是要等胜利后，才愿意迁过去。

等到烟台大复兴时，东北、西北全数受烟台见证的影响。有人从东北来，有人从西北来，他们要坐火车，还要搭船，才能到烟台。烟台位于山东的牛角尖，这个小地方得了复兴，结果有七十位移民到西北，还有三十位移民到东北。那时，各地实在都受其影响，但已经有点晚了；即使是这样晚了，我还是不肯动。直至一九四二年，我才清楚一件事，就是用烟台训练出华北的人才，结合东北的财富，开展西北。

论到当时东北的财力，的确是丰厚。例如，上海买会所，一口气交出二百多条金子，乃是东北的钱先垫转出去的。又如，青岛盖造了一个大会所，可容纳一千多人，是一位弟兄摆上财物，亲自负责买地，把会所造好，供召会使用。我举这些例子，是要指出当时东北财物上的丰富。

尽管那时，我知道烟台的人训练出来了，东北的财物也有了，就可以往西北发展；但我仍是不肯动。实在说，是应该走了，根本不必管胜利不胜利，到北平去就对了；然而我就是不肯动。直到有一天，主借着日本人的手和共产党的手，把我赶离开烟台。主若不兴起环境，我就不会走。主有祂奇妙的作法，兴起环境把我赶走；另一面，祂也保守我一路到了上海。

上海是个大地方，我实在没有意思去上海。上海、南京的圣徒，不知向我提了多少次，盼望我去上海；但我心里还是一直想着从北平到东北、华北、西北。这个念头，我一直转不过来。然而，因着中国局势的改变，弟兄们叫我到上海、南京，我才答应了。一到那里，那里的工作就开了，并且复兴起来了。这一复兴，我就只管上海、南京，别处都不管了；即使是叫我到苏州都不肯。那时，我一心要在上海作工，会所造得相当大，里头坐三千人，外面坐二千人，加起来可容纳五千人。然而，主兴起环境逼我走；即使是这样，我还硬是不肯走。一直到倪弟兄发电报，安排我走开。这一走，就来到台湾了。

那时我相当懊悔，来到台湾。一九四九年的台湾，土里土气的，到处都是卵石子路，少有柏油路，并且满街都是木屐声。当时，我们全家挤在一间十六个榻榻米大的房子里。想起当年在上海开特会，年长和同辈的同工都是帮手，一呼百应。然而一到台湾，几乎都是受我带领的，所以一个帮手也没有。我回到家，往床上一躺，只能长声叹气，看着天花板，问自己：“到这里来作什么？”一天晚上，我到东门町、小北门口走一走，满街都是石子路，风沙到处飞扬。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心想怎么办？要作什么工？有什么工可作？有一天，一个念头来了，觉得无论如何总要到中部、南部看一看。以后，我到中南部走了一趟，觉得还有工可作，就和弟兄们交通，我们在这里开工吧。

到台湾两个多月后，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我们正式在台湾开工了。之后，马尼拉邀请我去，于是我有十年之久，每年都花相当多的工夫在马尼拉。当时印尼一封又一封的信要我去，新加坡、泰国也是这样。然而我总是复信说，等主的引导吧，因为时间安排不出来。这就是我的难处，实在要求主赦免我，将来这个账我不知要如何交代？

现在回头看，我起码应该把在菲律宾的时间，拿出三分之一用在别处。从一九五〇到一九六〇年，这十年间，我最少有十分之四的工夫，是用在马尼拉。当时如果我拿出一年的工夫，到新加坡、印尼作工，我绝对相信，不会只有今天的光景。我去新加坡去得晚，若早在一九六〇年去，新加坡就稳定下来了。可惜，我只到马尼拉，然后就回台北，乃是台北、马尼拉两地跑，连海关人员对我都相当熟悉。连日本这么近，我都没去。我头一次到日本，还是受英国邀请去访问时，顺道经过日本。回想起来，当时，即使我花时间在台北，也不必花这么多时间，实在应该拿出一点时间到日本。然而，我就是没有那样作。

再者，说到去美国开工，是我连作梦也不敢作的。一九三八年九月，我正在北平作工，那次工作很蒙主祝福；之后在十一月间，我就回到了烟台。不久，从北平寄来一封挂号信，里头有两张支票，一张是美金支票一千六百元，一张是中国银行的一千二百元中国钱。信上清楚写着：“这一千二百元中国钱，是给你的妻子和小孩一年的生活费，一个月一百元；另外的一千六百元，是给你到美国去的路费。我觉得你应该去美国，美国需要这个道。”当时我复信说，“我一点没有感觉，里面没有这个引导。我不能动，我还要留在烟台作工。这两张支票怎么办呢？是不是要我退还给你？”那是一九三八年，我得着这一笔路费；二十年之后，到了一九五八年，我才去了美国。你看，我们的天性是何等限制主的工作。我绝对相信，如果不是我这个天性，主在我身上应该开展得更多。

一九五八年，我去了美国，看见纽约的光景。之后，我和一位弟兄一同到欧洲访问，接着又去了耶路撒冷。我在那里和那位弟兄交通说，“我觉得主在纽约即将有一个新起头，你不要跟着我回远东了，就从中东回去吧。”因着我看出纽约那里的需要，他就回纽约去了。到了一九六〇年，我从旧金山经过时，清清楚楚的对一位住在那里的弟兄说，我有很深的感觉，主要在美国开始一个工作，并且是从西岸开始。当时，这位弟兄觉得那里的聚会，没有什么进展，他们夫妇正考虑要回台湾；他听了我这些话，简直不能相信。正当他们想回台湾时，我反而说，主在那里要开工了。即便如此，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要去作什么。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迟钝，到每一个地方都是主逼的。

再说到我离开大陆，实在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大陆政局改变的前半年，倪弟兄曾两次在同工聚会说，“无论李弟兄愿不愿意，我们都要他离开大陆。”到末了，约是一九四九年一、二月间，他问我：“你是先去香港，还是先去台湾？”我回答说，“我一点也没有感觉，你要我去香港也好，去台湾也好。”说了这话以后，我还是继续忙于上海会所的盖造。按当时的情势而言，我的确是太迟钝，即便不打算快走，至少总得把家里整顿一下，让行李先发船送走。基本上，我这个人的天性太限制主的工作了。我天天忙着盖大会所，傍晚回家吃饭，妻子常催我作安排，我还是没理会。直到当年四月二十八日，接到倪柝声弟兄的电报，说，“你把上海的责任全数交给地方上的弟兄，你到我这里来。”我就立刻订好机票，四月三十日飞到福州。

我什么都没有准备，更何况家里的事。我要去台湾时，家人问我怎么办，我回答说，“主若是要你们走，我就找弟兄替你们买船票。若是买到就统统到台湾，买不到就留在上海吧。”没有一个人会料到局面改变得这么快；我和家人能出来，实在是主的主宰。在我刚抵达台湾第二天，就接到电报说，我的家人已经下船，要我去接船。我把电报转给张弟兄，请他作担保，因为当时虽不需要正式的入境证，但需要有人作担保，办理入境手续；张弟兄就带我到基隆接船。前天早上我上飞机，他们还没有定规走不走，隔天下午他们就下船了。六、七个孩子，跟着两个用人，东西装箱的装箱，不打紧的就丢了。我的第二个男孩子，那时还在小东门读书，我们在湖西，打电话把他老远找来。他哭了起来说，“爸爸、妈妈都跑掉了，只留下我一个人。”他急急忙忙上了小船，就这样跑出来了。我早就应该打算走的，却因着我的迟钝，叫孩子们也受苦。

我一生的工作，在美国的代价算是最大的。我不能告诉你们这个代价有多大，这完全是因为我的错误，受了主的责打，被主打到美国去的。我们若是有感觉，就不必受这个折磨，而应该往外开展。工作到一个地步，是应该往外开展的。我说这些给你们听，是要我们众人都回到主面前，看见我们的工作需要开展，我们的作为的确不够。

最近，我分析印尼的情形给那里的圣徒们听。我告诉他们，不要太批评其他基督教团体。若是在全印尼，神只有我们这一班儿女，再没有其他事奉祂的人，那光景是何等可怜。泗水召会在该地三十年了，当地有一、二百万人口，但是召会中在数的，也就是有名字的，不过四百人，到会的只有二百多人；这还是最大的召会。另一个万隆召会，也将近二十年了，到会的有七、八十人，在数的约二百人左右；然而，当地至少有一百多万的人口。椰城（雅加达）有三、四百万人口，召会在那里也有十七、八年了，但在数的只有二百多位，到会的一百多位。这是印尼三个主要的大召会，其他都是一些小召会。

我们批评公会不对，但事实上，我们自己更需要有所作为，更需要开拓。有一位弟兄在印尼，为着神学，带了一百多位信徒在印尼各地作工。他们带人得救，比我们聚会的人还多。此外，南浸会在一年内，在印尼造了一百个礼拜堂。我承认这都是物质的、外面的；但我们还得承认一个事实，这一百个礼拜堂中，若是每个礼拜堂都有十个得救的人，就有一千人。当然，他们中间没有得救的，恐怕也有很多；但仅仅是这一千人，就比我们作了三十多年所得的人数还多。我们不能在这里仅仅抱着一本圣经，而没有作为。我的意思不是说，大家都去作公会的工作；我的意思乃是，既然那个是不对的，我们这个对的就更应该有所作为。

今天，同工们在台湾的作为是差了。我承认我的天性应当改，但我相信弟兄们的天性也有难处。到底难处在那里，我不知道。总之，我们开拓的精神不够，行动不够，不够有作为。千万不要说，主没有引导我到日本，没有引导我到南洋，更没有引导我到欧洲、美国、南美。先不要这样说，反倒要在你所在的地方有所作为。不要抱怨工作把你安排到僻远乡间，从来没有给你好地方。不错，工作上是这样安排，但你应该把不毛之地，作得像繁茂的利巴嫩一样。我们应该作到，没有撒种的要收割，没有簸散的要收聚。主是不讲条件的。我们应当有这一个精神，无论作什么，非作到拔尖不可。

譬如，工作安排你作某地的青年学生工作，你一到那里，非把它作透不可。即使不要命，也要作透；不能讲理由，更不能有借口。不要说，因为这位弟兄不行，那个也不行，所以我都没有配搭，没有好帮手，孤掌难鸣…；讲了许多理由。请记得，当我们这样说时，就是在埋怨主，说祂是个忍心的人，什么都没有给我们，就叫我们作工；没有撒种的要收割，没有簸散的要收聚。主是不讲理的，主不听我们这一套。反之，祂要说我们是又恶又懒的仆人。按规矩，不论我们到那里去，都要有开拓的精神。到一地工作，有十个学生，就要把他们作到一百个，并且各个学校都有得救的人。总之，到任何一个地方去，都一定要开拓。即使我们身边的人不合用，我们还得用他；因为有总比没有好。我们一定要有这个精神，在别人手里不能用的人，我们能用。我能见证，这样作的确是反我们的天性。

我们若再读马太二十五章，就能看见我们的心理、眼光、观念是差得太远了。那领一他连得的，看看别人最少有二他连得、五他连得，而他这一他连得能作什么？再看看环境，简直不像样。好像在环境上，主没有安排，没有撒种要收割，没有簸散要收聚，这怎么作法呢？我们若有这种观念，我们就完了。这观念会扼杀我们；我们必须反这个观念，这观念乃是由天性来的。

我真懊悔自己在那十年间，只在马尼拉花工夫。若是那十年至少拿出一年，或半年给新加坡，半年给印尼，今天新加坡和印尼就要变成另一个样子了。这都是受了天性的拘泥，所以，我们一定要反我们的天性。当时，我是认为马尼拉还没有作透，那能顾到别的，那能作那么多。这都是被我的观念害了，这观念非转不可。我们要向主说，“主啊，赞美你，你既要我收割，你就要负责；即使我拼上性命，也要反这个环境。”

我们的天性使我们有一种消极的观念，这观念会进一步扼杀我们。有些弟兄的确有用处，但他的用处一点也没有发展出来，原因是被他自己的观念害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作一件事情，不作则已，作了就一定要作得尽善尽美，甚至锦上添花，末了还得麻烦别人，只是拘泥于一些小事，却不花工夫出去开展。我们出去开展时，不要一直留在一地；能多开展几处地方，总胜过一直留在一处。我们的观念需要转；我们实在是受我们观念的辖制，以致我们的工作很拘泥，很受限制。虽然我们在这里开展，但我们开展的速度太慢。直到今天，有的地方还作不出人来。

开展有两种意义：一是在人身上往外开展，其次是在地理上开展。我们在一个地方，一定要作出人来。若是你在一个地方作了三年，召会还产生不出长老和执事，你就不能说，因为你那里没有人才，人才都被别人拿去了。我们都得将材就用，没有人才也得用，不像人才的也要用；这完全在于你如何作工。我们无论在哪里，都得开展。尤其是姊妹们，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因着受到那些破坏者的影响，姊妹的工作几乎完全被扼杀，没有产生出人。幸亏还有些较年长的姊妹存留下来。今后盼望姊妹们，学习作一点开展的工作。开展不一定要往外地跑，本地也要开展。开展所作的，不外乎要带出人来。一个师傅带十个徒弟，然后教徒弟带徒弟，结果就会从原来的一个人变成一百个人；这就是在人身上开展。有的是在地理上开展，那比较容易；但要作出人来，比较困难。

以基隆召会为例，目前有四个会所，但除了同工之外，目前只剩一位长老，这该怎么办？这件事所有在基隆作工的弟兄们，都难辞其咎。无论如何总要产生出一位长老，即使是不太合式的，也比没有好。慢慢，就会变作合式的了。从前，那些差会的西教士到中国来，他们所得着的人，按我们看，大部分都是假教友。以我母亲为例，刚开始时她完全是个假教友。直到我得救以后，她还是个假教友，然而她很喜乐，既读圣经，也懂圣经的道理，诸如浪子回家等圣经故事，她统统都会讲。从我孩提时候，她就讲给我听，但是她并没有真正得救。然而这些假教友，到末了就变成真的了。这实在值得我们研究。

抗战胜利后，有一天，倪弟兄和我郑重研究，天主教收教友的问题。他说，天主教收教友，一收就是一家，全家人都是天主教教友。这些人作教友，起初可能是假的，慢慢就变成真的了。那一天，我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谈话，但没有结论；之后就再没有谈到这事了。

我们在这里作工，不能偏，不能关着门，说别人都错。我们需要接受负担，往外开拓。譬如，我们在台湾岛上已经十九年了，我们没有一个同工，有负担到高山族作工。然而，公会里却有教士去。我们可以批评他们的作法不对，但我们这些对的又如何呢？若神只有我们这一班儿女，再没有其他的基督徒，这样，高山族的人就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了。在我们中间，至少该有一两位弟兄，真有负担到高山族作工传福音，这个才对。

在我们身上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没有开拓的精神，没有作为。盼望今后，我们在工作上有配搭，不受这难处的限制。本省的弟兄姊妹应该往外开展，中南部有许多大镇，都是三、五万人，实在应该将福音扩展出去。另有些同工应该接受负担，把福音传遍全台湾。譬如，某弟兄不必整年都摆在三会所，他可以抽出三个月到各地去。春季，他出去一个半月，秋季再由另一位弟兄出去一个半月，到全岛走一走。比方到了新竹召会，既不用吹号，也不用发广告，只要在那里交通交通，这是何等的好。从新竹到丰原，再到台中，出去一个月；然后转到高雄，再转到台东、花莲，回到台北，这就对了。千万不要把台湾岛上的工作作死了。我们中间有好些同工，都应该出来作这个工作，起码有一半以上，都能作这个工作。

我们作工不该局限于一地，应该多到别处，交通少年工作、学生工作等。同工们有一半以上，都应该出去。不要说，主没有引导你。日本需要人去作工，你们可以春夏秋冬四季，各有两位弟兄去，一次停留两三个月；这样，常年下来就都有台湾同工在日本作工。这并不会耽误台湾的工作。我之前编辑“话语职事”，即使在机场也能照样看稿。我的弱点是一作就不动，但主怜悯我，给我翻译诗歌的长处。我在美国整理英文诗歌时，几乎都是坐在车上写的。写完之后，就给为我开车的美国弟兄唱；唱起来不对，或是不合音律的，就再修改。你们都知道，中文诗歌本里，约有二百五十首是我新近从英文翻译过来的。那是从一九六六年底，到隔年的三月，用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翻出来的。那段期间，我还到了菲律宾、新加坡、印尼、槟城，天天有聚会。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翻了二百五十首。去年二月间，我到日本，整整花两个月的工夫，和弟兄们把诗歌编出来。总之，我们作事一定要带着作。

最近，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那里的同工对我说，“你回去看看，给我们两位约三十几岁的同工。你看看某弟兄年纪老了，血压高，加上气喘，走路还要人搀扶；另外两位弟兄也将近六十岁了。我们三个都老了，跑也跑不了多少。”一面我赞同这话，一面我却不赞成。因为我的年龄比他们都大，照样可以跑，因此他们也该能跑。另一面，我们也应该能找出两三位三十岁左右的同工，没有成家也无所谓，因为到那里结婚都可以。我这样说，是要指出我们非常拘泥于我们的天性，如同蜗牛，不碰它，它还蛮自在的；一碰它，头就缩进去，再也不出来了。这实在是我们的难处。

除了天性之外，我们的难处就是骄傲；这是我们历代的难处。没有作为的人，一旦能作出一点，立刻就骄傲起来了。一骄傲，就会使我们从正确的道路岔出去。所以，我们要有作为，但要提防骄傲。近年来，去巴西的工人少，同工中至少应该去两个家。然而，去的人要有所作为，年龄要三十多岁，不能超过三十五岁，并且要有英文基础。到那里，自修二年的葡萄牙文后，就可以用葡萄牙文传讲信息了。若是两位同工到那里好好作五年，能作到两三万人，那是非常的不容易。可怕的是，等他们作出两三万人之后，就很容易骄傲起来。所以，我们应当只知道开拓作工，而不要有一点思想，认为这是“我”作出来的。愿主怜悯我们，一面我们要开拓，一面我们一点也不自居。若是这样，我们的工作必蒙大福。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顾到先前所提到的四个点：我们的存心要清洁，要反我们的个性，同时尽力和弟兄姊妹配搭，在主前显出作为来。我们要把自己摆在一个地方，尽力带人，产生出人；另一面，要往台湾各地开展。我要鼓励弟兄们，都应当拿出几天的时间，到别的地方走一走，多有交通。若一个人构不上，就要约别人同去。弟兄们应该出去，到各地有交通，或是有特别聚会。再者，就是往国外去。现在各处的门都是敞开的，如菲律宾、印尼、南洋各地等。巴西、美国、加拿大的门也都是敞开的。然而，我们不需要没有用的人去，要去一些有用的人。我们要有作为，工作是在那里等着人作的。印尼、新加坡、槟城各地都需要人，都来信要人。我们若是去就业，去找生活，就毫无意义。然而，我们若出去为主作工，一定要有一些作为。

我虽提及自己的弱点，但有些事我也可以靠着主的怜悯向你们夸口。我初到台湾开工时，什么都没有；到美国开工，也是什么都没有。那真是没有撒种的要收割，没有簸散的要收聚。再者，我在美国刚开始要出版文字时，连一分钱也没有。等到第一期的英文“水流报”出版时，我得了二百美元。那时的二百美元，对我而言是不得了的。现在，我们在美国不仅出期刊，也出版书籍。请记得，我们只要去作，一定会有祝福。我鼓励你们要开拓；我再说，请你们把这四点带回去，到主面前祷告。愿主怜悯我们，今后主恢复的需要是大的，需要有同工显出作为，显出功用。

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讲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