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柝声弟兄年少时就爱上了一位年轻女子，名叫张品蕙。他们两家是三代的世交。倪弟兄归向主之后，张品蕙还未得救，有时还在他面前讥诮主。这使他感到为难。一个爱主的人，怎能娶藐视主的人为妻？当他寻求被圣灵充满时，主要求他放下这女子。他为此事挣扎了一段时间，至终，主使他不得不放弃她。那时，他把自己和自己的前途完全奉献给主。他实在的经历了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的实际，除了主以外，在天上地上都没有所爱慕的。

　　十年后，张品蕙大学毕业，也归向主，一九三四年开始参加在上海的召会聚会。那十年中，因着主的主宰，她一直没有结婚。至终，主把她带回给倪弟兄。但她的姑母极力反对他们的婚事。她认为倪弟兄不过是个穷传道。一面，这使倪弟兄对结婚的事裹足不前；另一面，他母亲却非常关心他的婚事，因为他已经三十岁了。一九三四年，他在杭州带领第四次得胜聚会，众同工都在那里。他母亲利用这机会催促他的婚事。结果，他们在特会过后随即举行婚礼。张品蕙姊妹的姑母对她侄女的婚事非常不高兴，她威胁说，倪柝声若不按风俗礼仪去拜访她，她就要找他麻烦。她若不是这样威胁，倪弟兄必定会去拜访她，但她这样一来，反而使他不去。他觉得不能在威胁之下遂她所愿的，别人会以为他在耍手腕讨好她，因此他拒绝答应她的要求。因着这样的冲突，在上海起了大风波，是张品蕙反对的姑母引起的，这使倪弟兄受了许多苦。然而，这婚姻乃是主给他的，张品蕙姊妹是他所需要，在病中照顾他的好帮手。在他受监禁的二十年间，她是唯一得允许去看望他的人。在倪弟兄去世前一年，主把她接了去。在神主宰的安排下，他们没有子女，使他们能不受牵累的经过长期的试炼。

倪弟兄的二弟是合格的药剂师，在一九三八年开了一家小药厂。他对于生产药品很有经验，但在经营上经验不足。倪弟兄的父母怪他帮助许多别的弟兄，却不帮助自己的弟弟作生意。因着家里有这种感觉，他就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开始帮助弟弟经营药厂。这时，他也有供给同工的负担，他觉得借着作生意可以得一些利润，应付他们的需要。所以，他着手全盘经营并重整药厂。因着这脱不开的牵连，有些在药厂工作的弟兄对他不高兴。撒但借着这种情形，在上海的圣徒中掀起风波，反对倪弟兄，使他不能尽职。同时，上海被入侵的日军占领，迫使他把工厂迁至内地的重庆。重庆是中国对日抗战时的首都。他在那里继续经营药厂，同时也受雇于政府。战后他把药厂带回上海。借着作生意所得的利润，他不只照顾了好些弟兄姊妹的需要，还有能力在他家乡附近的鼓岭山上，购置了一个约有十二座平房的训练中心。一九四八年，在上海的召会有一次复兴，他也恢复尽职。同时，他也把药厂交出来给工作，作为对主的奉献。他这样作感动了许多弟兄姊妹，也把产业交出来给工作。

以下是倪师母的弟弟张宜纶弟兄所作的见证，说到倪柝声弟兄作生意的事：

　　我在大学得了化学的学位，一九三八年加入药厂的事业，作倪柝声二弟怀祖（George）的助手。一九三九年底倪柝声开始经理药厂，从那时起，我与他共事，有十年之久，直到我在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

　　因着日本的入侵，我们的工厂从上海迁至重庆。一九四三年，倪柝声回到福州。那时，他打电报叫我到那里。我一抵步，他就告诉我有一位弟兄需要约一万块钱还债。那时，我对他这么慷慨，无条件替这位弟兄还清大笔债款，感到相当不解。但这事叫我清楚知道，他经营生意不是为着自己的需要，乃是为着别人的需要。

　　主有时供应倪柝声的需要，有时没有供应。没有供应时，他就亲手作工，供给自己的需要，也供给别人的需要。

　　后来，从海外购买原料的限制越来越严，以致无法大规模发展制药的事业。圣徒仍然需要供给，收入却有限。这种情形迫使倪柝声找了一份政府的工作，为的是不要负累别人。他的工作不只是为着帮助别人，也是要应付自己生活的需要。

　　战后他把药厂带回上海。他为这事业建立了稳固的根基，又有主的祝福，于是增加了另一家工厂，是生产颜料的。因着这两家工厂在财务上所得的祝福，倪柝声就有能力奉献大笔款项给在上海的召会，为着建会所之用；他也能以维持在福州鼓岭山上有好些宿舍的训练中心。

　　相信我是唯一在倪柝声作生意的期间，从始至终和他在一起的人。我能见证他的动机绝对不是为了致富。他是完全被主得着了。虽然有人批评他作生意，但我必须见证，他所赚得的，丝毫没有为自己的享受花费。他所得的钱都是为着主，是照着主的心意花费的。

　　因着他对主有丰富的经历，他与政府官员共事时非常有效率，长官都很欣赏他。他从来不会企图表现自己的优越；反之，他总是在顺服的灵里生活和工作，接受上级的命令。因此，战后政府迁回南京时，他得到很高的职位。然而，因着他与主的关系，以及他对众同工和众召会的职事，他不得不放弃政府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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