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与倪弟兄之间的历史，起初我们就地理说彼此相离甚远。他在南方的福建省，我在北方的山东省。

他在一九二〇年得救，我在一九二五年得救。我母亲的外祖父是南浸信会信徒，他也把我母亲带到基督教里。我母亲曾在美南浸信会学校读书，约在一八八五年，十几岁的时候就受浸归入南浸信会。我在一九〇五年出生。她带我接触烟台的浸信会。我曾在烟台的南浸信会中文小学，和美国长老会所办的英语专科学校读书。虽然我幼年时曾参加南浸信会的崇拜和主日学，但我没有得救，也没有在他们那里受浸。至终，约五年之久，我停止参加任何基督教的崇拜。

我二姊得救以后，为我祷告，并将我介绍给中华自立会一位很好的中国牧师。这位牧师多次探访我，鼓励我参加主日早晨的崇拜。我拖延了许久，到了一九二五年农历年初二清晨，我定意要参加那个中华自立会的崇拜。约两个半月后，他们给我行洒水礼，我就成为他们的会员。但不久以后，在同年四月，我才借着汪佩真姊妹的传福音，真正得救并转向主。当时我还是个年轻人，对我的教育和前途雄心勃勃。但我因汪佩真姊妹的传福音得救以后，那天下午我走路回家时，在路上停下来，照着汪姊妹的信息，向神祷告，大意如下：“神，我不要被撒但（法老）借着世界（埃及）所霸占；我要事奉你，我不惜任何代价，这一生就是要一村一村传扬主耶稣的福音。”

从那天起我就爱圣经。圣经的话变得比蜜更甜，如诗十九10和一百一十九篇一百零三节所说的。主的话滋养我，改变我的生活，并使我爱主且跟随祂。我尽可能的收集关于圣经的书。

后来我受引导参加我们家乡的弟兄会（牛顿派）的聚会。他们解释圣经并教导圣经真理的方式非常吸引我。从我得救那年起，我就一直参加他们的聚会，达七年之久。我从他们学了很多，尤其是在圣经预表、预言、和比喻的事上。他们的教导帮助我丢弃世俗外在的一面，也保守我不从主的路上随流漂走。然而，我在生命、那灵、和召会的事上，没有从他们得着多少帮助。我从他们的教导得着许多知识，但得着的生命却很少。

当我寻求彻底认识圣经时，在我家乡出现一分基督徒期刊，叫作“晨星报。”我所能得到的各期，我都读了。我读的时候，经常留意到署名倪柝声的文章。显然那些文章在圣经真理上是最特出的，在整份报上是最好的。我越读就越喜欢读。根据这位作者对读者说话的方式，我想像他必是一位老年的基督徒，也许六、七十岁了。其实他是个年轻人，只比我大两岁。后来该报有一期刊登一则启事，说倪柝声要出版自己的报，名叫“基督徒报。”我立刻订阅这报。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我收到全部的二十四期。每收到一期，若是可能，我当日就会全部读完。除了读“基督徒报”以外，我也购买他所出版，一切关于属灵生命的书籍。从这些书报，我在生命的事上得着最大的帮助。我极其欣赏，也非常宝贵这些书报。

同时我受引导读倪柝声弟兄在“足前明灯报”上的文章，这是牛顿弟兄会在烟台出版的期刊。这些文章也给我深刻的印象。

在那些日子里，我开始与倪弟兄通信，这引进我们初次的接触。凡我写信问及关于圣经的问题，他都一一解答。在一封信中，我请他介绍帮助人认识圣经最好的书。他回信说，据他所知，在认识圣经上最有帮助的是达秘（John Nelson Darby）的“圣经略解。”他附带说，除非我读四、五次，否则无法尽领其意。八年后，我作他的客人住在上海的时候，他把这套书当作礼物送给我。

我得救以后，仍参加中华自立会主日早晨的崇拜，约有两年半之久。但借着读倪弟兄的著作，我开始领悟公会是错误的，并且知道有正确的召会这回事。虽然在我里面，公会已经完全了了，但我人还留在那里。那公会里有个年轻人，发觉我在寻求主的事上与别人不同。一天他问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得救了？”我抓住机会帮助他认识得救的证实，我给他一本倪柝声弟兄所写，关于这题目的书。读了这书以后，他就清楚了，得救了。他名叫杜忠臣。我们二人之间发展出一种关系，我们的牧师将之比喻为约书亚和迦勒之间的关系。后来这位弟兄因着工作迁到上海，我就鼓励他参加倪弟兄在那里尽职的聚会。七年后，他成为上海召会头三位长老之一。

一九二七年年底，中华自立会选我为董事会的一员。对我这样的年轻人，这是不寻常的荣誉。但当时我不得不告诉他们，我不能接受那职位，也不愿再留在他们的公会里。我反而请他们把我从他们的生命册上除名。以后，我开始经常参加弟兄会的聚会；他们每周七次的聚会，我都参加了。我坐在他们中间，认真吸收他们所教导的一切道理。我与他们在一起，直到一九三二年。一九三〇年，我还在他们那里的时候，由他们的领头人布纳德先生（Mr. Burnet）在海里给我施浸。

一九三一年八月，一天我在街上走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念头，我在弟兄会里所接受的一切教训多半是道理。我想到我累积了多少知识，然而我是多么死沉。不错，我从未回到世界，我每周参加七次聚会，但我是多么冷淡不结果子。这时我经历了深刻且真实地悔改。

次日清晨，我爬到我家附近的小山丘上，迫切的向主呼喊并哀哭。每天早晨我都到那里去祷告。从那天起我不怎么想说话，只想要祷告。这经历持续了好几个月，从八月直到次年二、三月。

就在我寻求主的期间，倪柝声弟兄于一九三一年九月，在上海即将有第二次得胜聚会。当时我与他通信，并且报名参加那次聚会。但因着日本侵略东北，靠近山东省，我就不得参加那次聚会。

一九三二年春天，杜忠臣弟兄从上海回到烟台，并且来看我。他告诉我上海召会一切美好的聚会和一切美好的事。这使我越发急切要到上海，与圣徒们一同有分于那里的祝福。

然后杜弟兄和我到我们从前的公会去，建议他们邀请倪柝声弟兄来讲道。虽然我们离开了那公会，但我们留给他们非常美好的印象。他们接受我们的建议，邀请倪弟兄来讲道。杜忠臣弟兄回上海的时候，我请他邀请倪弟兄来访问我们的家乡，他照作了。同时靠近烟台的城市─黄县─的南浸信会神学院，也邀请倪弟兄到那里讲道，于是在一九三二年夏天，他到这两地来讲道。他抵达时，我和别人一同去接轮船，我们二人一见如故，因为我们彼此通信已有一段时间，彼此之间已经有了认识。他把自己向我敞开，和我说到他心上的事。他在中华自立会的礼拜堂里对大批群众讲道，约一周之久。我从他的信息得着许多帮助，那次聚会后，我也陪他到黄县的南浸信会神学院。

那些年间灵恩运动在华北相当得势，倪弟兄讲道的神学院也受到这运动的影响。在那些聚会中，我首次看见灵恩派希奇古怪的实行。有些人在跳，有些人在笑，还有些人在喊。有许多奇怪的现象。主持聚会的牧师费点力气平静聚会以后，倪弟兄才释放信息。他释放一篇感人的话语，根据路加十五章说到神爱的福音。

第一次聚会以后，倪弟兄和我一同走路回家。在路上我说，“这是什么聚会方式，又喊，又跳，又滚？”他回答说，在新约里没有规条告诉我们该如何聚会。他的话令我震惊，也使我想知道他到底是否赞同灵恩运动那些古怪的实行。至终我发现他不赞同那种实行，但他也不坚持任何外面的形式。

我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一天下午，灵恩派的聚会在进行，倪弟兄不在那里讲道，我留在房间里花点时间亲近主。我读赛四四22：“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读的时候深有所感，觉得主在呼召我事奉祂。我深深觉得主给我二十一节为应许：“你是我的仆人，…我…必不忘记你。”二十三节对我似乎也是很清楚地话，说到祂呼召的目标：“耶和华…因以色列荣耀自己。”在那里主的同在对我非常真实，我深深摸着膏油，借着祂的灵得着复苏，充满喜乐，大得鼓励。

在神学院聚会之后，倪弟兄返回烟台，在我家住了两三天。我们有一些非常美好的交通，关系到主的权益。

他住在我家的时候，请我把他介绍给我家乡牛顿弟兄会的创办人布纳德先生。布纳德先生是个年老的人，是优秀的圣经教师，曾在弟兄会教师牛顿（Benjamin Newton）的脚前受教。我们三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察觉布纳德先生不欣赏倪弟兄为着主的见证。布纳德强调圣经知识的准确，而倪弟兄强调生命的需要。

那些日子与倪弟兄在一起的时候，主的甜美、可爱、吸引、和新鲜，使我印象深刻。那些日子在跟随主的事上给我新的起头，并使我有基本的转机，从知识转到生命。因着与倪弟兄在一起的那些日子，我开始与主有更亲密的交通。主之于我更为宝贵。那种经历甚至大于我得救的经历。与倪弟兄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影响我往后五十九年（从一九三二年起）在主里的道路。直到永世我都忘不了那些日子！那对我是何等的怜悯和恩典。

倪弟兄离开的前一天，嘱咐我在他离开以后不要作什么，否则别人会以为我在跟随他。我回答说，“我怎能作什么？在这城里没有人与我站在一起。”

但在他离开那天，有件事情发生了。我所离开的公会，董事会的一位弟兄，那天晚上来问倪柝声愿否帮助另一位在困苦中的信徒。我告诉他倪柝声走了，于是我们同意有点时间一同交通。那是夏天，所以我们到海边去。那晚我们有很长的交通，到了十点钟左右，这位弟兄转向我说，“今晚你一定要在海中给我施浸。”我迟疑了许久，终于为他施了浸。因着这事，我家里开始了聚会。我写信给倪弟兄，说明所发生的事。次年四月，他到我们那里来，在主的恢复里印证并加强我们，那次他在我家作客约十天。他晚间在我们的会所向我们供应话语，上午在中华自立会的礼拜堂对公会的基督徒讲道。他的信息使与会者大得造就，并且帮助那里在主恢复里的召会建造起来。

这次我告诉他，去年与他一同在黄县时，主如何呼召我事奉祂。对此他未作评论。

我得救那天就渴望一生传扬福音，所以专科毕业后，主就提醒我这件事。但我借口说，我必须帮助我弟弟完成专科教育。他从专科毕业后，主又提醒我该放下职业，全时间传扬福音。当时我知道我的定命是要献上一生事奉主。然而，我信心不够，不敢实行这事。

在我家乡的召会兴起之后，我仍然带职业，同时照顾聚会。一九三三年，召会开始之后一年，工作越来越兴旺，非常需要我的时间。八月一日到二十一日，有三周之久，我与主之间有很大的挣扎。我深深觉得祂在呼召我放下职业，凭信心事奉祂，但因着缺少信心，我不敢采取确定的行动。

当时召会所有的弟兄当中，只有我弟弟和我在职业上收入比较优厚。为这缘故，召会的需要多半由我们二人在暗中顾到。因此，主的呼召来了，要我放下职业，我就考虑这一切的需要。我若放下职业，不仅奉献给召会的金额会减少，还要别人来顾到我。所以我在这事上相当挣扎。

与主挣扎三周之后，我简直无法往前，所以在八月二十一日晚上祷告聚会后，我向两位领头的弟兄说明我的情况，并请他们为我祷告。当晚十一点之后，我到主面前，在书房里跪在祂面前。主立刻责备我：“你存着不信的恶心，将活神离弃了。”（来三12）我心里说，“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要照顾。”主回答说，“你们的天父原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这一切就都要加给你们了。”（太六32~33）当时我清楚我必须全时间事奉主。使我犹疑不前的唯一因素，就是缺少信心。我深深觉得主在那里；祂的同在那样真实，我无法否认。但我一直无法祷告。然后祂警告我说，“你若愿意接受我的话，就接受；否则，我在你身上到此为止。”主说了这话以后，我立刻觉得主离开了。我无法再祷告，甚至“阿们”也说不出来。泪水充满我的眼睛。最后我说，“好吧，就这样了。”没有别的路。次日早晨两位带头的弟兄来告诉我，他们祷告之后，觉得这是出于主，我该离开职业，全时间事奉主。

次日我去辞职。辞职以后我到邮局去，发现有一封信在等着我，是从日本占领之下满洲国的首都长春寄来的。我拆开那封信，令我大吃一惊，那是我平生所接到的第一封邀请函，请我到另一个地方为主说话。我一辞职就接到这封信，似乎是主对我辞职的明确印证，我非常得着加强和鼓励。我接受邀请去了。借着我的访问，当地兴起了聚会。该长老会的传道人、长老、执事和其他的人，有将近二十人转到主的恢复里，同一天在河里由我给他们施浸。

我在那里停留了十七天。在那里我接到我原先上班的公司总经理的来信，他告诉我他们不愿让我走，要给我升级并加薪。那时是九月底。我开始考虑；我们公司的政策是年底给员工红利。我被一种思想所试诱，我想我若再作三个多月，就能得着红利，然后辞职。

回到家乡，有一封倪弟兄的来信等着我。我看信封，知道信寄自上海。我拆开来读。日期是八月十七日，正是在我与主挣扎的时候。信上说，“常受弟兄：对于你的前途，我觉得你应当全时间事奉主。你感觉如何？愿主引导你。”我无法述说，接到他那纸简短的便条，使我得着何等有力地印证。那小小的便条一笔勾销了总经理的来信。我的心里在跳跃。我对自己说，“这事解决了。即使有人要把全世界给我，我也不要。明天我要到办公室去告诉总经理，我无法接受他的好意。”次日我就那样作。然后我觉得必须去上海见倪弟兄，问他为何在八月十七日那个时候写那张便条给我。

在上海倪弟兄对我叙述以下的故事。他告诉我，他从欧洲回中国的时候，船在地中海上航行。一天他在船舱里，有负担为主在中国的工作祷告，他觉得该写一张便条给我，告诉我该全时间事奉主。他告诉我这事，我就全然确信他是一个完全活在主面前的人。否则，我在数千里外与主挣扎，他在地中海上，怎会在神对付我的时刻，接受负担就着这事写信给我？这更使我相信，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他无须要求我与他同工；我已经决定了，我必须跟随他，并与他同工。我刚刚叙述的这件事，成了我们为主同工的基本因素。

一九三三年十月在上海，倪弟兄接待我作他的客人。我与他同住约四个月，那段期间他作了不少事成全我。这些事，有些我当时清楚他在作什么，有些我当时并不清楚。我有许多时间与他在一起。每次见面都是好几小时，我总是给他机会说话。我不愿说话，因我知道，我越说话就越愚昧。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他。他从不和我谈虚空无益的事，他总是抓住机会，主要的是和我说到四件事。

第一，他帮助我认识主是生命。在我去他那里之前，我也爱主，并且已经有许多圣经道理的知识。但我对于生命并不清楚。直到我与他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眼睛才得开启，看见生命的事。

一天下午，我们坐在一起，二人都没有说话。我坐在沙发上，他坐在摇椅上。他边摇边问我，“常受弟兄，什么是忍耐？”我被难倒了，因为问题太简单。当然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忍耐。但这问题既出自他的口，必定相当有讲究。我不敢回答。他摇着继续说，“什么是忍耐？”当时我不领会他的用意。他有负担，但我不了解。至终我说，“对我而言，忍耐就是一种忍受。人苦待你，逼迫你，但你忍受这个苦，这就是忍耐。”他摇头说，“不是！”于是我说，“请告诉我，什么是忍耐？”他回答说，“忍耐就是基督。”我无法领会。这对我来说好像外国话。我问说，“弟兄，你说忍耐就是基督，这是什么意思？请你解释一下好么？”他只是继续摇，一句也没有解释。他一再重复说，“忍耐就是基督。”我不仅被难倒，也深感困惑。我们留在那种光景里很久。我不愿提起别的问题，他也不愿说别的。我很想知道他的意思，但过了很久之后，他没有解释，我完全失望了。到了傍晚，至终我说，“倪弟兄，时间到了；我必须回去用晚餐了。”他回答说，“好。”

我回到接待处，实在很困惑。我到房间去祷告：“主，忍耐就是基督，这是什么意思？”那些日子主对我说话，我的眼睛得开启。我看见基督自己就是我的忍耐。真正的忍耐不是一种行为，乃是基督从我活出来。我看见了！倪弟兄就是这样，在生命的事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第二，在这些交通的时候，倪弟兄也对我叙述主行动的历史，从他得救那年起，一直到那时为止。在主恢复的前十年，我还没有完全在召会中，也没有在工作里；所以他花了很多个小时，将与主那些年间的行动有关的事传给我，不是简略的说，乃是详尽的说。当时我不领会他对我叙述那些事的原因，但后来我知道了。祂特意要成全我并建立我。他在立美好的根基。

第三，他教导我关于召会历史的事，从第一世纪直到如今。他详述关于召会所发生的一切主要事情，他说的方式意义深长。他是从主恢复的方面说，也是朝着主恢复的目标说的。

第四，他也帮助我用活的方式认识圣经。我由弟兄会得帮助，在字句方面认识圣经，但他帮助我在生命方面认识圣经。在我们所有的谈话中，我在这四件事上从他得着许多帮助。在生命、召会、和工作的事上，他为我的工作立下美好的根基，甚至直到如今。

一天下午，我正在研读圣经的时候，他到我房间来，把两套旧书丢在我床上。他说，“这些书是给你的。”随即离开了。一套是达秘的五册“圣经略解，”另一套是四册“阿福德给英语读者的新约”（Henry Alford's New Testament for English Readers）。我晓得他送我这两套书的目的，是要在认识神的话上成全我。

此外，他也把我放在一个地位上，使我能有分于工作，并在上海的地方召会中尽职。这给我绝佳的机会，学习如何事奉主。然而，在把我放在这样的地位以前，他先试验我。他试验的方式是隐密的。起初我不知道他所作的；我不晓得我在受试验。在这之前数年我们通信时，他并未真正认识我。后来我们在一起较长的期间，他就在观察我，并且隐密的试验我。首先，我抵达上海之后，他立刻请我在主日早上的大聚会中讲道。这令我吃惊，但我释放了一篇相当长的信息，论到太十三53至十七8通往荣耀的途径。

当时上海召会分两个会所聚会。主要的会所是第一会所，而第二会所是比较次要的。我抵达上海不久之后，弟兄们安排我在第二会所开特会。我信那是照着倪弟兄的指示，为要试验我。我每晚讲道，在众人面前暴露自己。我受试验约一周。倪弟兄不在那里，但我所讲的总有法子传到他那里。我想大概我是通过了试验，因我后来受嘱咐在第一会所定期讲道。

有一天倪弟兄带来一扎各地的来信。不同的人写信给他，问及召会、召会的实行、生命、和解经的问题。他说，“常受弟兄，我太忙了，没有办法花工夫在这些事上，好不好请你替我复这些信，解答所有的问题？”我从未想像到这会是试验，但这的确是个试验。我对他说，“也许有些问题，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说，“那不要紧，有问题可以问我。”靠着主的怜悯，我答复了所有的信。我所写的最长的答案，是关于宗派和召会的结构。倪弟兄非常欣赏，刊登在第四期和第五期的通问汇刊。倪弟兄的第三次得胜聚会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上海举行。全国各地许多同工和圣徒参加聚会。外地的人几乎都在聚会开始前的主日抵达。主日早晨我们都在等候倪弟兄来讲道，这时有人递给我一张他的简短便条，请我在那聚会中讲道。我和与会者都很惊讶，他没有在那聚会中出现。但我照着他的要求在聚会中讲道，并得着一些新的经历。

在那十天聚会里，我从他的信息得着许多帮助。这些信息的确太好了，使我在基督徒生活和召会生活中都有真实地转机。我的眼睛得开启，看见基督照着神永远的计划，在万有中居首位。他一切的信息我都记下简要的笔记，至终他把这些信息刊登在一九三四年三、四月的复兴报里。

在特会前有一天，我们在一起交通。当时他问我每天如何研读圣经。我回答说，我在读使徒行传和歌罗西书。他立刻说，这两卷书是非常好的配对。起初我不领会他的意思，但至终我得帮助，看见使徒行传向我们启示，基督如何升到诸天之上，并且被立为主为基督（徒二36）。而歌罗西书启示，基督应当在万有中居首位，并且在神的经纶中应当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西一18，三11）。在我基督徒的一生中，从未有另一人帮助我这样深奥而鲜活的认识圣经，尤其是关于基督与召会的启示。

有一次上海第一会所安排要有福音聚会，但没有人知道谁是讲员。许多人以为倪弟兄要讲。我相当安闲，预备要听他的信息，同时盼望更多学习如何传福音。聚会前约一小时，有人叩门，递给我一张便条，上面说，“常受弟兄，今晚请你释放福音信息。”我大吃一惊！我该怎么办？无论如何，我必须讲。

那晚我引约翰十六章讲到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使世人知罪自责。我说为罪，因为我们从亚当而生；为义，因为我们能相信基督；为审判，因为我们跟随撒但。我告诉人说，这里有三个人：亚当、基督、和撒但。我们在亚当里生来都是罪人，但如今神给了我们机会进入基督，以祂为我们的义而得称义。借着相信基督，我们就从亚当迁到基督里。然而，我们若不相信基督，在亚当里就仍是有罪的，有一天我们就要与撒但一同受神在他身上的审判。我讲这篇信息的时候，看不见倪弟兄在聚会中。我不知道他在那里，也没有人告诉我他在那里。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天我们在街上散步，他忽然转向我说，“常受弟兄，在中国很少人能像你一样，由约翰十六章释放一篇信息，论到罪、义、审判─亚当、基督、撒但─这三个点。我鼓励你继续往前。”我听见这话，对自己说，“他怎么知道这事？”至终我发现我讲道的时候，他站在门后听我的话。他听见了一切。那时我才发觉他一直在试验我。

到了一九三四年，我在上海住了约四个月后，有一天倪弟兄来看我。他说，“常受弟兄，这里的同工们都觉得，你该把家眷接到上海来，与我们一同作工。你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看主怎么带领你。”我把这事带到主面前，这时我的眼睛得开启，看见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我由使徒行传看见，地上只有一道水流，从施恩的宝座开始，流到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流经撒玛利亚，往北流到安提阿；然后从安提阿向西转到小亚细亚和欧洲。我看见在整卷使徒行传里，主在这地上的工作只有一道流，不在流中之人的工作都没有记载。巴拿巴与保罗分开，开始另一个流，使徒行传里对他工作的记载就终止了（徒十五36~41）。后来的同工，如提摩太和亚波罗，被主为着祂的工作兴起以后，都并入主行动的一道流里，虽然他们无须为这目的上耶路撒冷去（徒十六1~3，十八24~28）。主向我启示，祂在中国工作的流必须是一。这流既已从上海开始，我就不该到北方，有另一个流。主若要在北方作什么，我就必须先进入在上海的流；那么至终上海的流会流到北方。虽然北方已经开始一个工作，但我对一道流这件事，看得非常透亮清楚。因着看见这异象，在倪弟兄的特会后，我回到北方，停留一下，就回到上海，与他同住并同工。因此，主在中国的工作只有一道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