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安徽人，一九一五年生于灵秀的南京。父母生了我们姊弟八个，不仅养育我们，还供给我们读书，使我们各人能过所爱过的生活，从事所爱作的工作，叫我们在世上不是白过日子，乃是都有成就。其中父母给我们最大的益处，就是他们信了主，得着了主，也把我们八个儿女先后都带得救了；使我们有主在我们灵里作生命。

不只我们全家得救，弟弟（排行第七）的妻子也得救了，她聚会、服事都不落人后。四姊二十四岁时病逝；三姊没结婚，在公会传道；我的丈夫张湘泽和我都是同工，都是服事主的人。

我得救前是家里八个儿女中最坏的一个，例如偷父亲的钱买东西吃。父亲是个外科医生，平常工作很忙碌，每晚看医书都要到夜里一两点，早上八点钟就起来，所以睡得很少。他的钱都算好放在一个地方，家里的人都没有法子拿到，但是我拿得到。我就到离家较远的店（以免人认得我）里去先拿点东西吃，不久就付一块洋钱，那时一块洋钱可以吃很久。父亲看出来，钱少了一块，他不知道怎么少的，但是他也知道没有别人会作这件事，一定是我。在我得救之后，就再没有偷过钱，所以他对人说我是真的悔改得救了。

十一岁时，我在教会学校读小学五年级。那时正是蒋先生北伐的时候，国共是合一的。许多男女政工人员，站在街上的石头上演讲，我听了很兴奋，回家就替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心想将来一定要用这个名字，成为一位政治人物。平常我都是一觉睡到天明，除了半夜母亲叫我起来上马桶（是那种加小盖子的），否则我会尿在床上。我常误把鞋子当马桶盖放到马桶里去，而在第二天大叫我的鞋子在哪里？但是那一天不一样了，半夜是我先起来把父母叫醒，告诉他们我要叫什么名字，作什么大人物，说完了我又睡了。父母是怎么想我不知道，但我得确是作了六年的政治梦。

我的父母爱主，因此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常在主日带我们去儿童班，唱诗歌，听圣经故事。那时我自己没有得救，并且一直问：“我怎么知道你们所说的耶稣就是神？”凡问到我信不信耶稣，我都是回答说不信。

十三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在医院里很忙。他对我说：“你们兄弟姊妹这么多（一个儿子，七个女儿，我排行第五），别人我都可以管得了，你，就在于你自己了，你若往好里走，他们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你，你若往坏里走，全世界也没有几个能像你那么坏的。”知子莫若父。当时我心里想，谁不想作好，若是作好很吃力的话，我就转头向坏里走。这个世界上有岳飞，也有秦桧。总而言之，我要给人看见，这个世界里曾有过我这个人。

从小一直到得救，我这个人好好坏坏的，坏事作了很多，但也作过一些好像是好的事。有时背着我的小妹妹出去玩，或者和弟弟去别人家里看新娘子，也会到别人家里去站在棺材面前看他们给死人穿衣服，有很多人在那里哭，还有些和尚，也不懂他们是在唱些什么。这些事都是我们这些生长在信耶稣的家庭里所没有的。我是一个坐不住也站不住地人，那里有事情我都要跑去看看。我的个性像男孩子，不喜欢和女孩子玩，总是往外跑。我从小学一年级起，一下课就跑出去，天黑了才回家，吃了晚饭，坐下来，读一点书就睡了，因为跑得太多，睡得也快，总要睡十个多小时。

我每天只要读一次书就会背出来。到了中学，也是一天要读一课书。预习时，我就试想如果我是老师，就要注意这几句。常常我所注意的，正好是老师所注意的。我们的分数不是一百分最高，乃是九十分，六十分以下不及格。常常在考试前两天我的国文课本就不见了（因为在课本上有我标出的重点），同学们拿去看，结果分数还是没有我的多。我不怪他们，只是不懂他们。

到了我十七岁的寒假时，有一位五十岁的美籍希腊人，到我们的公会来传道。我的大姊（大我十岁）很爱主，就请他带我得救。他问我信耶稣么？我告诉他不信。他又问你信圣经上的话么？我告诉他不信。他就哭了，对我说：我要天天为你祷告，使你得救。我心里想，信不信是我们的事，与你何干，你何必哭？

过了一天，他又叫我去，对我说，我祷告一句，你跟我祷告一句。我口里说好，心里却想，你怎么说，我不信就是不信。他教我说：“主耶稣啊，求你可怜我这个罪人。”我一听，这个话我不能说，我既不是罪人（没有一个不信主的会说自己是罪人的），我也不要人可怜我。但是我自己又想，人家叫你跟着祷告，你说好，人家说了，你又不开口，这个对么？我只好开口。当我这样一开口，呼喊主耶稣，即刻主就住到我里面来，于是我得救了。我非常喜乐，觉得主很近。我天天祷告，也读圣经。我得救后不久，他就回他本国去了，我再也没见过他。虽然如此，他却是一位天天为我流泪祷告，使我很快得救的人。我求主记念他的忠心，使他得着他的赏赐。

十八岁那一年夏天，我中学毕业。在二月时，我们女生部的女校长和我们谈话，问我们秋天要不要去金陵女子大学就读，她可以替我们先办。我顾虑家里每隔二年，就有一个去读中学或大学，父亲的担子会不会太重。所以我是盼望读神学，但是读神学要年满二十岁才能入学。女校长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形，就叫我到她的学校里教小学五、六年级，到了二十岁就可以去读神学。

十八岁的秋天我回到母校教小学，一位三十几岁曾教过我数学的男老师，看见我这么年轻就不读书了，就很重的讲我。我夏天回家去（在另一个省里），父亲因四姊是读师范不需要用家里的钱，就说我应趁他有钱供我时去读大学。说就对主说：让我多读点书，现在当先去读大学，再去作事，到了三十岁，为论我作得多好，都必放下，去读神学来服事你。我甚至对主说，你不也是三十岁才服事神的么？于我就到了金陵女大学去读书了。不到一个月，我头上就长了黄水疮，疮所流出来的黄水流到那里，疮就长到那里。南京有个父亲的老同学，他和父亲像亲兄弟一样，在那里开医院，他就把我的头发剪去很多，在我头上用许多裹布包着，很痛。我就住在金陵女大的医院中，一天要睡十六个小时。放假后我就不能再住在金陵女大，因为我不再是他们的学生了。我母亲的一个同学，当时正好在女神学院作事，就叫我住到她那里去，我每天早上先坐在院子里读圣经，再读书。到了秋天就去读中央大学。夏天有几位神学院的同学放假也是不能回去，就与我一同住在女神学院里。她们知道我的事情，就对我说，你小心又要长黄水疮。

到了神学院开学时，我就不能再住在那里，必须是他们的学生才可以。所以我就进了神学。在神学里一周至少要读八课书，我就这样住下来，两个人一个房间。有一个主日下午，同房间的姊妹，拿着圣经很快的往前走，我就问她，你往哪里去？她说你要来就快跟来，我就叫她等我拿着圣经一同去。神学院的旁边有一个小房子，里面住着一个弟兄和他的太太与一个小孩。这位弟兄名叫唐守临，诗歌唱得非常好，诗歌内容不像公会里唱的，我就向他买了一本诗歌。神学是下午五点下课，六点吃饭。五点下了课，我与三位姊妹坐在院子里唱诗歌，觉得主就活在我里面，非常喜乐的向着天。

在这个时候李渊如姊妹正好来南京，要看望一位身体有病的姊妹，唐弟兄就告诉我，李小姐是我们中间最强的姊妹，所有倪弟兄的著作都是她编辑的，她从前在北京的同学都称她为女状元。唐弟兄带我去看她，她一看见我，就问我清楚得救了没有？这个问题在我是太清楚了，我就很详细的说给她听。不久日本人与中国打仗，很多人就往西边去，我也到了汉口。听说李小姐也在汉口，我就找到会所，他们说李小姐去了重庆。

那时正值寒假，我的大妹妹（排行第六）再读半年就高中毕业了，于是我们就在那里住下，直到夏天，我妹妹毕了业。汉口聚会是在楼下，楼上有四间小房，我和两个妹妹一间，从北方来的一位姊妹和她的女友一间，她的弟弟住楼梯口那一间。主日我提早五分钟坐在下面要聚会，但里面问自己，你为什么不蒙头？我就说我没有蒙头帽。正在这时候，那位北方来的姊妹向我招手，叫我上去，对我说，今早我睡得快醒时，梦见我问你为什么不蒙头，你说你没有蒙头帽。我正好有两个，这一个就给你。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聚会时都蒙头。

那个时候日本人已经到了汉口，我也准备要去成都，而当时汉口也有许多学生要到成都读书，我就想租间房接待，使那些信主的人每天早晨能一同读点圣经，没有信主的就带他们得救。李小姐知道了，就对我说：“现在不是你作工的时候，你最小要学习六年，否则你就像青竹竿插在水里，不知深浅。你祷告主，若是出于主，你我跟我回上海去。”我心里想，不用祷告主了，我跟你去。能有一个人肯教我，使我能好好的服事主，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她比我大二十一岁，对我就像母亲对女儿一样。我还没有看她对别人是这样的，她使我这个人改变不少，也懂得很多。她实在是成全我太多的人，也是我这一生永不会忘记的人。

一九三七年起，倪弟兄的福音书房移到上海，请李小姐在编辑的工作上帮助他。从那时起，所有倪弟兄的著作都是她所编辑的。她也带我在书房里跟她学习一些事。我从小写字手就会抖，所以不能写正楷字，只能写简体字，但是她不要我这样写，一定要我照着九宫格的写法，这样才能成书。在上海我也用许多的稿纸来试写，然后交给她看。由于当时通货膨胀，有些倪弟兄的信息没法印出来，只将稿纸留了下来。这是想当遗憾的！

不久倪弟兄从英国回到了上海。后来就在法租界的友华村，租了几间房子，为着外地的同工们来用。比如李弟兄那时服事烟台召会，而烟台的几位同工，就要分别时间来上海，接受倪弟兄的训练。而我就住在上海，从头一天就住到友华村去，直到第四年训练结束为止，我都在里面，那时我二十四岁，是同工中最小的一位。

到了友华村的第二天，倪弟兄就与我们交通，从得救的真理开始。他对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有厉害的得救，否则我不知道将来你们有那位是我的同工。他要我们一个一个的在聚会中交通，当我说的时候，我实在见证我是一个厉害得救的人。

然后，他就对我们从如何祷告，如何读圣经说起。因为他自己是一个不住祷告，并且读圣经的人，而且是一目十行，一进到里面就不会忘记。他一个月就能读完一本新约圣经，而且记得很清楚，能说出新旧约的关系来。他在文德里的一间楼上，收藏了许多中文的，英文的属灵书籍，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他完全读过了。李小姐就坐在他厨房上面的亭子间里，再上五六步，就是倪弟兄的书房。有一天我为一件事去找李小姐，倪弟兄正好不在，我就问李小姐能不能上去看一看，李小姐说可以，因此我得以看见他读书之多。不知不觉的，我也渐渐喜欢读圣经，和弟兄姊妹所写的属灵书籍。

在友华村，倪弟兄也与我们花了许多时间说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事。雅各有神，但还活在自己里面，经过许多年日，他那个抓夺的手，就成为祝福的手，为约瑟、以法莲和玛拿西一同祝福，说：“愿我祖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事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创四八15）我听了就觉得主也是要一生牧养我的神。

一直到第四年，这个训练结束为止，我都在这里面。以后我好像再也没有见到倪弟兄。但是另一面，直到今天，我作任何事的时候，都问自己，倪弟兄是怎么讲的。直到现在，我也不觉得他不在我面前向我说话，使我知道应如何往前。

婚姻的事，有的人需要早，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要结婚；有的人需要晚，我在二十七岁时曾想过，我这样事奉主的人，可不可以结婚？主就让我想到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保罗曾和他们同住并且作工。亚波罗也被这两夫妇接待过，并将神的道给他讲解得更加详细。那时我还没想到自己要结婚。

有一位姊妹，在苏州教书，父母在澳门，她住的房子很大，所以分租给别人。这时李小姐也在苏州小住。当时这姊妹生了重病，因着我在上海也生过这样的病，懂一点怎么照顾她，找医生给她吃药，使她热度降低。病好了，我送她到她哥哥那里去，请她哥哥派人送她回澳门，但是中间要经过日本人的辖区，她哥哥也没办法。而她哥哥那里全是官和兵，没有女人，因此不能单独留他妹妹住在他那里，就盼望我能留下来陪他妹妹住，我的胆子很大，就和他妹妹同住下来了。因着我是送他妹妹到他那里去的，所以他怎样待他妹妹就怎样待我，我也跟着他妹妹称他阿哥，他妹妹也叫他用我的名字叫我Faith。我在苏州要出来时，曾对李小姐说过，若是我不能回上海，就请李小姐写封快信给我，因为我最小的妹妹在上海读书，我要回去照顾她。

这位姊妹的哥哥住在湖北的宣化店，而我们住在离他不太远的地方。在我们住的地方，有个年纪大约四、五十岁的女用人，替我们铺床、洗衣服，与我们住在一个屋子里；还有一个约四十岁左右的厨子为我们煮饭，他不爱说话，但是菜烧得很好。几个兵轮班在他的司令部和我们住的地方站岗。白天他在司令部里办公，吃午饭，晚上六点就到我们这里来一同吃饭，然后和他妹妹谈谈话，我也坐在旁边。最多九点钟他就回司令部去看书，两个专门照料他吃饭，换衣服睡觉的小兵，也坐在他卧房门口读书，直到他睡了，才回房休息。他喜欢骑马，我在那里也学了一点，他的马很高，全身是黑的，眼前有个小圆白的，好像是他的部下送的。我跟在他的后面骑了一匹小一点的马，他常回头看看我骑得怎样，大概是怕我摔下来。

他为人非常的好，对别人也很关心，是一个领头的人，懂的事很多。他本来是要去学医的，但那时候日本人入侵中国的东三省，许多中国的年轻人因爱国而学了军事，那时要从军的人很多，很快的就使一些素质好的人升官，他二十九岁就作了少将，他手下的官和兵很多，他天天要向他们训话，也分队去打日本人，直到日本人投降。

那时候他有一本圣经，他像看别的书一样的看看而已，因此并没有得救。我们在他到我们那里吃晚饭后，就和他读一点圣经，再谈点别的话，每天都是这样。有一天他在司令部里读到提前一13~15：“我从前是亵渎神的、逼迫人的、悔慢人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就大哭了起来，卫兵听他大哭，以为他跌倒了，但他们去看他时，却见他好端端的坐着。他继续又读到“然而，我所以蒙了怜悯，是要叫耶稣基督在我这罪魁身上，显示祂一切的恒忍，给后来信靠祂得永远生命的人作榜样。”(16。)，他眼泪还在他脸上，就笑出来了。

晚上他来和我们吃饭后，就和我们去小客厅里。他问我们如何能知道自己是否得救？我就问他，你怎么会问我们这个问题？他就很仔细的对我们说，说完之后，他妹妹就对他说：“哥哥，你得救了。”从那天起，他天天祷告，读圣经，主与他同在，他读得很进入。

就在这个时候，李小姐写了一封快信给我，要我回上海，照顾我的小妹妹。我回到上海，仍与李小姐在一起，我就在那边的情形全说给李小姐听，我仍是以她为我的母亲。回到上海之后，我和他常常通信，不知不觉的他就不像待他妹妹那样待我了，我们之间有了强烈的感情。

我三十一岁时，我们在杭州结婚，有一些年长者也与我们同去杭州，为我们主婚与证婚。从结婚那天起，我们每晚上床时，都是一同祷告，一同认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相爱，四十年之久，直到最后，仍然保持从当初就有的强烈的感情。夫妇应是活在爱中的，因此两个人也从来没有吵过架。

婚后三天我们回到安徽，那时他是安徽省的保安副司令（军人中在他上面的是省主席），各县市他都要去察看，我就跟着他坐车到处去看，我也看得很有兴趣。我们在安徽住了好几年。

民国四十年我们来到台湾，住在北投。那时候李弟兄也在我们之前到了台北，每晚都有聚会，七点半开始，九点散会。会所到北投的小火车站每半小时开一班，最后一班在晚上九点之后的要到十点才有。张弟兄从来不在李弟兄还没散会就站起来离开，这是他的性格，因此他每天要十点后才能到家。另一面他因此更爱主，读圣经也就更加清楚，更加明亮了。

在我们家走上去一点，有一个伤兵修养医院，张弟兄常进去看望，其中有两个是弟兄，他就天天去和他们有祷告，也请他们带他向别的病人传福音。

那时洪勤诚弟兄家也在北投。每天早上他经过我们家，先在我们家中，我们三个人一同跪在主面前祷告，祷告完了，洪弟兄才去台北上班。

在我们家走下去一点有一个军的宿舍，只有一个家是信主的，我们就请这位弟兄邀请邻居到他们家去听福音，我们也去。实在是主作事，他们都很愿意，而且不久就一个一个的得救了。起先在那里租一个小楼，每周两次在那里聚会，张弟兄和洪弟兄就在那里学习讲道。不久就买了一个会所，人数也慢慢多了起来。

张弟兄很喜欢传福音，我们就从家里出去，比如，这些日子到高雄召会去传福音带人得救信主。回家后再住些日子，就到台南召会去传福音，带人得救信主。每次他传福音时，我就坐着为他祷告。他传完了，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就与这些听福音的人谈话，告诉他们神爱世人，神差祂的儿子降世，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

我五十岁时住在台中，见到姊妹们我都向她们说我五十岁哪！好高兴已经半百了。见着倪弟兄时我才二十四岁左右，现在五十岁了，主爱我，使我能跟从主直到那日。

在北投的时候，我天天读圣经，就看出圣经中的女人并不多，而且一个人是表现一个样。我就每天除了固定的读经之外，再深入看这些女人都是作什么的？我就找十几个姊妹，每个人每天自己读一章，每天这一章要读二十次，从早晨分开读到晚上，到晚上要背着读。周六下午我考她们，主日大家都参加聚会。整本新约读完大约要一年半的时间，而她们对于主的经历都是活的，聚会时也都有交通，不再只是听别人分享而已。

到台中时，我也曾这样带姊妹们，她们也很活的向前，例如我们读到米利暗，我写到圣经中米利暗的事，也写到她与神的关系；但是都很深奥，她们必须听了我的讲解，才能进入（参《圣经中的女人》─在圣经中许多关乎女人的记载，每一个女人都在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表明某种意义，也具有某种代表性，可作为以后跟随主，走主道路之人的榜样或鉴戒。女人是蒙头的，所以在旧约以色列人中没有女王，在新约的召会中没有女长老。但愿主使用本书，使读者认识神命定的安排中女人该站的立场，该守的地位，而使各地爱主的姊妹们，得知如何在召会中合宜的尽功用，并在家中成为丈夫的帮助，指引儿女认识神，走神的道路）。

在台中因附近的召会多，我经常到临近的丰原召会、彰化召会、中兴新村召会、嘉义召会去看望、交通。晚上坐公车回来。在车上我很喜乐，轻轻的唱着诗歌。这几个地方的姊妹不少，爱主的也多。她们有什么问题就问，有什么感觉就讲，每个人回家去都是喜乐的。

在台中我们有六位同工，张弟兄和我是住在大会所里，主日讲道是在大会所，弟兄姊妹来聚会的多，奉献的也多。那四位同工就住在台中旁边小一点的地方，而他们最多的有六个儿女，最少的也有四个，但为他们奉献的少。我和张弟兄没有孩子，但得到的奉献却不少。我们两个人就感觉这些钱不是只为着我们的，乃是主交给我们的，为着同工们的儿女春季、秋季交学费用的。每年春、秋两季要交钱的前一个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到他们家里去。只要我们肯，主都有预备；是主为着他们的孩子的，从不缺少。

那时香港召会有了问题，李弟兄要张弟兄去香港。那位有问题的弟兄仍然在第一个会所里聚会。六位长老就与张弟兄一同去租别的地方聚会。青年人也与他们一同行动，人数日渐加多。

当时有位弟兄是韩国人，在台湾住了很久，有心要回去带韩国人信主得救，张弟兄就从台中出来，跟了他去，我也跟着。张弟兄说中文，这位弟兄说韩文。张弟兄在那里先得着很多的学生信主，使之成为日后韩国许多召会中的长老与爱主的人。

日本东京住了很多中国人，因此也要张弟兄去与他们交通（说中国话）。张弟兄是在日本士官军校毕业的，会说一点日文，所以慢慢的也带了些日本人信主。

张弟兄爱读圣经，得以在光中见光，主是他的生命，召会就是他的生活。他带我一同去过南洋众召会，欧洲的西德、瑞士、英国、法国、丹麦，美洲的加拿大和美国众召会。有时候语言不通，他就照着英文圣经读出来，总有人会替他翻译。他喜乐，别人也一同喜乐，我实在从他得着了太多太多。

一九八〇年代初期，为着华语聚会，他在安那翰住了一年多。有一位长老说：“张弟兄不是为着任何一个地方召会，他乃是竭力的为着众召会。当他来到安那翰时，他参加我们的长老聚会，他一来，我们的聚会就变成享受。他进门时，已经在呼求主名。我们讨论难题时，他会说：我们来祷告吧！他知道我们何等需要享受基督。他不论到那里都一直在享受基督。”

一九八二年，主在南韩的众召会有了大的难处，李弟兄就差遣张弟兄去那里解决问题。那一年他两度去韩国，再去美国，然后又去韩国，再去美国，再回到台湾，他已精疲力竭了，需要好好休息。但是另一位弟兄邀请他到印尼，他就去了，当时正逢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在聚会中，他坐在电扇下面因着风吹而中风。从那时起，他病了。

他生病后，我就求主不要叫我在他以前死去，他已经不能独自生活，他需要我，而且没有任何人能代替我。他虽然在病痛中，仍然坚持每年要参加冬夏两季的训练，以进入李弟兄的职事。李弟兄讲道时很有灵，我们听时也很有灵。张弟兄常常对人说：喜乐的心是医治的良药。他实在是天天活在神的喜乐中。

不久他得了青光眼，这种病是一去不回头的，他失去了他的视力，日夜对他都是黑暗的。一九八六年五月，香港召会又有需要。在所有弟兄们中，不论年长或年轻的，没有一个能取代李弟兄去解决那边的情形。张弟兄自告奋勇的要去，李弟兄问他，你的身体健康如何？他说没有问题，就去了，我带着他去，也带着他回来。他在那里给召会很大的帮助。

到了六月多，我们又去美国参加训练。训练的地点因着气候的关系，每次都是冬天在德州欧文，夏天在安那翰。但是这一年，不知道为什么，都到德州去训练。他在这次训练还没有结束，只听说到召会中的得胜者就喜乐，不到九十分钟，就被主接去了。他实在就是一个得胜者。（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

人生盖棺论定，今天我可以为他作见证：他真是一个主所爱的人。主不只将自己赐给他，在他生前诸多大大小小的事上，都是将上好的给了他。现在我看到主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这个情景中将他接去，我还有何求？只有低头敬拜，谢谢主的大爱，主已将最好的给了他，我安心了。我自己这几年，因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使我从一生中最的痛苦深渊里得救恩。我从深处感谢主。

他是葬在德州欧文市橡树墓园里，园中有许多的橡树，每个墓前都有园丁种的花，不需要家人自己去整理。在他的安息聚会里，弟兄姊妹唱了一首他生前喜欢唱的诗歌，四百零五首：

那一年夏季训练结束之后，我们原是两个人来两个人一道回，后来却是我一个人回去。但是我知道，我对主应有的服事还没有完，我还要尽力的服事主。

我第一次看见李弟兄是在上海的友华村，他接受倪弟兄的训练。在上海时，倪弟兄常和他单独的说话，好像倪弟兄要将他里面所有的丰富倾倒出来，而进到李弟兄里面去一样。

民国三十八年，倪弟兄因着大陆政局有变，要李弟兄带着几位同工─张郁岚、张晤晨、赵静怀、孙丰露、侯小姐到台湾去住在台北。

民国四十年，张弟兄和我从香港到了台湾，我们见了李弟兄，听了他的信息后，我心里就想，以前我是怎样的跟随倪弟兄，现在我就要照样的跟随这一个人。我是个姊妹，是个蒙了头的人，要从这个人里面得以见光。

到了台北，李弟兄就不住地聚会交通。他从台北一直到高雄，看到几个大的地方，回到台北就训练弟兄姊妹，到这几个地方去。先是在那里有了会所，慢慢的人就加多了。临近地方，不久人也兴起来了，也有了会所。

一九六〇年李弟兄转往美国开工，一直到现在。每年夏季与冬季仍有训练。因着已过七十年中，所有圣经中紧要且重大的启示，都是借着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职事释放给我们，所以张弟兄和我每次都去参加训练，以得着主的启示，使我们更往前。

一九八八年的下半年，台湾福音工作的训练中心在台北三会所，而福音的开展队要去许多乡镇。一九八九年元月十日，第一批福音开展有五队每队二十人，共一百人，在各处：（一）北宜花东队，（二）桃竹苗队，（三）中彰投队，（四）云嘉南队，（五）高屏队。每个地方有六个人配搭，两位弟兄四位姊妹，作工四个月之后，留下两位，再加上另外的二位又是六个人。这些开展队的人，就被留在各地，以得着各地的人。于是我利用每周二的早晨，下乡看望新的开展队，留在那里与姊妹们有交通，直到主日中午会后，才回到自己的家去。

一九八九年我在台北有姊妹聚会，交通到家庭主妇的家庭生活（参《姊妹聚会信息记录》三八~五五面）。每周一上午九至十一时半，在三会所。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但是来的人每周都要来，不可以这一周来，下一周不来，而第三周又来。

一九九〇年我们有在职姊妹的训练，因为她们白天要上班，我们就用周六的晚上，在一会所聚会（参《姊妹聚会信息记录》六四~一〇二面）。

一九九一年，我因病住进了台北市召会一会所，和福音书房毗邻而居，倒也觉得安息。回首已往，觉得主真是爱我。我一出生就是一个罪人，从十七岁那年寒假得救起直到今天，我八十一岁了。感谢主，在这六十四年中，一路都有主亲手的带领和预备。祂为我预备了倪弟兄、李弟兄、李小姐、和我的丈夫张湘泽，他们扶持我，帮助我，带我爱主，使我一生能以活在主里面，享受主大爱，这正如诗歌二百五十一首所说：

展望未来，我对这位一生牧养我的主满了信心和把握，我虽然不知前途还有多远，但我深知一生属祂，和祂的身体─召会，愿意尽心、尽力、尽意奔跑我余剩的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