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错综复杂，千头万绪，许多人终其一生的研究，仍无法掌握对历史基本意义的正确认识。要认识历史，必须认定原则与路线。首先，我们从历史看见，神主宰之手支配了人类一切生存行动（徒十七26），其目的乃为成就祂永远的经纶。
圣经启示基督升到天上，并且在祂的升天里得着冠冕并登宝座，作万人并万有的主，管理全宇宙（十36）；作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以完成神的经纶（二36）；又作地上君王的元首（启一5），安排世界的局势和神所拣选之人的环境，使他们能蒙祂拯救。
为使基督这伟大的成就得以完成，神预备了罗马帝国，作为有力的背景。缘自巴别以后，列国开始兴起。犹太人因着得罪神，就在主前六百年左右，当尼布甲尼撒毁灭耶路撒冷，把许多人掳到巴比伦时，失去了他们的祖国。不久，巴比伦的霸权转移到玛代波斯王朝。然后，在主前三百多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打败了玛代波斯，取而代之成为当时的统治者。亚历山大死时不过三十岁左右。
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分裂了。其间，在罗马帝国兴起以前，世上并没有一个帝国控制地中海周围列国。战争和动乱屡见不鲜。逐渐的，罗马帝国，特别是在该撒犹流（Julius Caesar）的帅领下，打败了周围列国。该撒犹流的甥孙并养子屋大维（Octavian），打败了埃及。因着这次的征服，地中海周围一切的土地都归罗马统治。主前二十七年，屋大维获得亚古士督的称号，成了罗马第一位皇帝。
基督就在亚古士督掌权时出生。路加二章一节说，“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出了一道诏谕，叫普天下的人都申报户口。”主耶稣出生于罗马帝国第一位正式该撒的管治之下，这乃是神的命定。罗马对向来动乱之地区所下达的命令，使主耶稣可以平安的出生于人类中间。当时罗马对重刑犯的死刑方式—十字架，也使论到主受死的预言得以应验。
到了基督复活升天之后，福音的开展因着共同的语言、单一的管治、通达的道路，以及罗马所建立的国内秩序，大得便利。虽然新约几乎全是犹太人所写（路加是惟一的例外），却是用希腊文，而不是用希伯来文写的。甚至在罗马帝国兴起以前，约在主前三世纪，希伯来文的旧约，即已译成了希腊文。这译本称为七十士希腊文译本，是由埃及亚历山大的七十位学者所译。主耶稣在地上时，多次的引经即出自七十士希腊文译本。
罗马将所征服的土地称为省；譬如加拉太省、亚西亚省、亚该亚省与马其顿省。因这些省都隶属罗马，所以人民越境自由，不受限制。此外，船只可航越地中海；陆运方面，罗马人建筑了贯穿整个帝国的道路。同时，抢劫的事受到控制，旅行相当安全。
在这样的环境中，出外开展福音自然相当便利。罗马公民也在法律充分的保护之下，保罗就曾声明这项权利。他在要被鞭打时，向百夫长郑重声明说，“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这是合法的么？”（徒二二25。）千夫长“既确知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29）。后来他自己的同胞犹太人，在非斯都面前控告他时，他也声明自己罗马公民的权利，要求上诉于该撒（二五11）。他因此受到了保护。
许多教授世界历史的学者，即使知道人类历史的意义，却未必认识世界局势与神的行动息息相关。实际上，世界局势乃是在神的安排之下；是神定准某个民族的时期，要他们作这事或在那里；是神划定各国的疆界（徒十七26），也是神兴王废邦。这不仅从圣经看是如此，即便从历史的事实看也是明显的。
神所以安排一切环境，无非是为成功祂的经纶，具体来说是为了四件事：（一）成功救赎；（二）推广福音；（三）传扬新约完成的职事；（四）建造基督的身体。
在主耶稣钉死复活以后，那些从前跟随祂的门徒，领受了主的托付，将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境、撒玛利亚，传遍地极，作主复活的见证人。其中犹大因出卖耶稣，其使徒职分便由马提亚接替（徒一26）。根据古老的教会传统说法，使徒们后来分成三组：彼得、安得烈、马太和巴多罗买到黑海一带传道；多马、西门、达太到了中亚的帕提亚；约翰和腓力前去小亚细亚。优西比乌（Eusebius）的教会史亦记载多马来到帕提亚，安得烈去了西古提，约翰则留在亚西亚，不久后死于以弗所。彼得走遍了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家、庇推尼及亚西亚，传福音给四散的犹太人，最后回到罗马，传言倒钉十字架而死。
罗马位于义大利中部，在主前七五三年，建立于台伯（Tiber）河畔的七座小山上。就教会历史而言，罗马实居重要地位，这座千年古城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浸染着初期使徒、信徒与众多殉道者为福音与真理的传扬所流下的血汗。
主前七世纪，伊特拉士坎人（Etruscans）入侵义大利，占据罗马建立王国，实行王政，史称“王政时期”。王政时期的社会，分为贵族、平民两大阶级。名义上，君王掌有司法、行政的绝对权力；但实际上，实权掌握在贵族所组成的元老院（Senate）手中。
主前五○九年间，拉丁人推翻伊特拉士坎人的统治，废除了王政，改行共和政体，史称“共和时期”。主前二六四至一四六年间，罗马先后征服了迦太基、叙利亚、马其顿、希腊等地，迅速扩张成为一个跨陆大国。主前五十四年，该撒犹流平定了高卢与英格兰，奠定了日后帝国专制的基础。该撒死后，养子屋大维兴起，击败了雷比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与安东尼（Mark Antony）两人，结束了混乱的三雄分治，并于主前二十七年，在元老院所尊奉的“奥古斯都”（Augustus，或称“亚古士督”，意即受尊敬者）之称号下，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位皇帝。
罗马帝国时代分为三个阶段：前期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时期、及后期帝国时代。
（一）前期罗马帝国（主前三十年至主后一九三年）：包括亚古士督元首统治（主前三十至主后十四年）、克劳狄王朝（主后十四至六十八年）、夫拉维王朝（主后六十九至九十六年）、安东尼王朝（主后九十六至一九三年）。前期帝国时代，罗马社会处于相对稳定时期，隶农的盛行使奴隶制生产关系得到局部改善，因而使经济有所发展。此时，帝国疆界东起幼发拉底河，西至西班牙、不列颠，南达北非，北至多瑙河、莱茵河。
（二）三世纪危机时期（主后一九三至二八四年）：包括塞维鲁王朝（主后一九三至二三五年）及其后的分裂时期。此时期帝国危机充分表现在经济方面，农业与手工业衰落，商业和城市经济萧条；政治方面，统治阶级内讧，人民发动起义，外族入侵。基督教迅速发展，反映危机深入思想领域。
（三）后期帝国时代（主后二八四至四七六年）：是帝国由危机走向灭亡的时代。此时罗马帝国由元首制（蒲林斯制）转为君主制（多米那制），即以公开的君主制代替元首制。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约主后二四三至三一三年）和康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约主后二八○至三三七年）统治时期，皇帝权力加强，两人都致力挽救奴隶制危机的改革，但奴隶制危机日益加深，人民起义遍及全国。主后三九五年，皇帝狄奥多西（Theodosius，主后三四六至三九五年）死后，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西罗马帝国以罗马为首都，东罗马帝国以拜占庭为（Byzantium）首都。
主后四世纪以后，日耳曼人大举进攻罗马，国内人民起义浪潮更加高涨。四一○年，日耳曼的西哥德人在领袖阿拉里克（Alaric）领导下，进入义大利，围攻罗马城。城内起义的奴隶为西哥德人打开城门，西哥德人攻入罗马城。六天六夜之久，西哥德人扫荡罗马城，立时街道成为血河。这个曾经抢夺全世界的大城，如今也遭抢夺。随后日耳曼人在罗马境内，相继建立许多王国。与此同时，以奴隶为核心的人民革命运动到处发生，西罗马帝国处于灭亡前夕。四七六年，罗马雇佣兵领袖日耳曼人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罗马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西罗马帝国遂亡，从此西欧进入封建社会。东罗马帝国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存续至一四五三年。
罗马帝国对基督徒逼迫之残酷，乃众所周知。第五世纪之教会历史学家欧若修（Orosius），将罗马帝国的逼迫，分为尼罗（Nero）、多米田（Domitian）、图拉真（Trajano）、奥热流（Aurelius）、瑟佛伦（Severus）、马克西姆（Maximus）、德修（Decius）、瓦勒尼（Valerian）、奥理良（Aurelian）、和戴克理先（Diocletian）等十个时期。
尼罗皇帝对于基督徒的逼迫极其残暴，他迫使基督徒穿上兽皮，使其在斗兽场上被野兽撕裂；或将基督徒与乾草捆在一起，制成照亮其园游会的火把。按照教父革利免（Clement）的记述，保罗与彼得便是在尼罗的迫害中殉道的。尼罗死后，多米田继续搜捕基督徒，并要求百姓以主、以神尊称他。传说使徒约翰即是在多米田期间，被放逐至拔摩岛上，写成启示录。其后的图拉真，将一切坚持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下令处决。在其统治下，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面（Symeon）被钉十字架，而安提阿的主教以格那提（Ignatius of Antioch）则死于狮子之口。士每拿的主教玻雷卡（Polycarp）亦在皮雅斯大帝（Antoninus Pius）任内殉难。
主后一六一至二二二年，教会受到极大的迫害，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于此时期中遇难。尔后的三十年间，因逼迫暂时止息，许多基督徒开始松懈；因此，当主后二五○年，德修皇帝下令要求基督徒放弃信仰，向罗马的神献祭时，有许多人便因松散安逸而离弃真道。主后二六○至三○三年，教会发展奇速，人数大增。于三○三年间，戴克理先为要有效统治其帝国，要求罗马公民统一信仰。他下令焚毁圣经，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向偶像献祭或吃祭偶像之物，并将祭酒洒在市场所出售之食物上，使基督徒在背叛信仰与饿死之间作一抉择。教会历史学家优西比乌即活在此迫害年间，亲手记下了迫害者的暴行与殉道者的事蹟。
五旬节以后，众教会建立，福音迅速的由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一地，扩展至罗马全境。因着耶路撒冷大遭逼迫，门徒向四处扩散，先是达到叙利亚的安提阿，接着扩展至叙利亚、基利家、加拉太、亚西亚、马其顿、亚该亚等省分，至终到了义大利的罗马。行传十八章记载，亚居拉与百基拉原居罗马，因该撒革老丢的逼迫，离开罗马转往哥林多，在那里遇见保罗。保罗曾两次在罗马坐监。第一次约在主后六十二至六十四年间，是由于犹太人的控告（徒二八17～20）。其间，他写了歌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在为自己申辩得释后，保罗再度访问了以弗所和马其顿（提前一3），在那里写下提摩太前书。
主后六十七年，在罗马皇帝尼罗大逼迫基督徒期间，保罗第二次被捕回罗马，并在此殉道。于此之前，保罗在罗马监禁中写了提摩太后书。可以说，在教会史上，保罗代表了真理的一面；他所写的十四封书信，将神的心意启示得相当完全。他完成神的话，与约翰的修补职事，和彼得的得人职事，同列新约三大职事。在辩卫真理和传扬神圣启示的职事上，保罗的一生如同馨香的奠祭，浇奠在后世之人信心的工作上，使主的工作在后来的世代中更为汹涌澎湃。
传言使徒彼得也曾经走访罗马，并几乎与保罗同时，在尼罗任内，殉道于罗马。许多早期教父，如革利免（Clement）、俄利根（Origen）、以格那提等人，均在其书信中提及此事。优西比乌的教会史更是清楚写道：“革老丢统治时，经神仁慈、恩典的安排，伟大、大能的使徒彼得受引导到罗马城，勇敢的在众人中，领头对抗这群人类的败类（指骗子西门）。彼得如同神尊高的将军，因神圣的军装得加强，满载如同奇珍的启示亮光，从东方带给西方的人。他传扬光，并有益的教训，宣扬神的国度。”
初期教会坚定持续在使徒的教训与交通中，挨家挨户擘饼并祷告。因着外在环境的逼迫，信徒多半以小群的方式在家中聚集。从保罗写给教会的书信，我们已可窥见“经纶”、“分赐”等辞，以及人成为神等成圣观念。然而，后期的教父著作中，这类真理逐渐稀少，甚至为人所遗忘。初期教会普 遵行的《十二使徒遗训》中，仅记载了生命与死亡之路，以及受浸、禁食、擘饼等实行上的规条，处处可见当时对敬虔教训与道德的注重。如《十二使徒遗训》第十四章中所记载：“在主日，你们当聚集擘饼祝谢，承认你们的罪，而后你们的祭物方得洁净。凡向同伴争吵的，当禁止他们与大家聚集，直到他们重新和好为止。”然而，受浸、禁食、擘饼等实行，也因着对细节之过分强调，而流于仪文与形式。
除了外来的压力，初期教会亦面临异端之祸害，以及因争论所造成的分裂。这两方面均严重影响着教会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认识过往的异端，以帮助我们持守正道；同时要回顾已往分裂所造成的伤害，好叫我们引以为戒，以尽最大的努力保持合一的见证。
教会最初期面对的异端称为爱宾尼学说（Ebionism）。“爱宾尼”的原文乃贫穷之意。按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的解释，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爱宾尼派，是因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实在太贫乏。其实爱宾尼派主要是犹太人的信仰，他们企图将基督教犹太化。他们强调摩西律法的重要，虽然接受耶稣为救主，却不相信祂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特别拣选的仆人，神是因着祂的顺服、圣洁，而认祂为儿子。因此，他们认为耶稣只在身份上是神的儿子，实际上不过是人罢了。
与爱宾尼学说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是幻影说（或称多西特派，Docetism）。这派相信物质世界是恶的，因此，神不可能以圣洁的本体取了属物质的肉体。所以他们对道成肉身有很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道成肉身没有真正发生，基督的肉身只是一个幻影，给人一种幻觉，以为祂实在的在物质世界中出现，其实世人所见的耶稣基督只是幻影；在十字架上，被钉受苦的不是真正的主耶稣基督，只是幻影而已。在使徒约翰所写的福音书及书信中，也常提及这派学说，并且对他们提出反驳。
比以上两种异端更有系统且影响深远的，是智慧派（Gnosticism）。智慧派基本上是东方二元论，及神秘信仰与希腊哲学的混合体，然后再加上基督教的外衣。在保罗时代，哥林多及歌罗西的教会已有智慧派的出现。智慧派在主后八十年至一五○年间成形，最后与教会脱离关系，自成一系。
正当教会忙于处理智慧派的祸害之际，有另一种极端主义出现；这种极端主义称为孟他奴主义（Montanism）。孟他奴主义约在主后一四○年左右兴起，强调圣灵的能力及先知的讲论。他们认为在耶稣之后，神仍不断藉着圣灵，透过先知向人类启示。由于对圣灵的实在性特别重视，他们要求自己过完全圣洁的生活，以至近于苦行。他们滴酒不沾唇，并且经常禁食；他们热切等待主的再来，并且相信在他们有生之年，主必再来。
为了对应异端的出现，教父们开始有系统的将基督教的基本信仰表白出来，并且作详尽的解释。如此，教会的正统神学便渐渐形成，而圣经的正典也同时被确立。
经过差不多一世纪的发展，正统神学在主后三二五年，却遇到空前最大的挑战，那便是亚流主义（Arianism）的出现；它使教会陷入最激烈的神学争论中，而神学也因此变得理性化、分析化和充满争辩的色彩。教会当时虽未因此而分裂，却因经此争论元气大伤。
亚流（Arius，二五六至三三六年）是当时亚历山大的一位长老，在思想基督与父神的关系时，他相信基督不是自有永有的与父神同在，而是父神所创造的，意即圣子在父神未创造以先根本不存在。如此一来，圣子与圣父的本质是有分别的，神圣三一的真理因此动摇了。为了处理这异端，教会召开了一次空前的大公会议，会议于主后三二五年在奈西亚举行。当时支持亚流的教会领袖，为数不少，但结果正统信仰得胜，基督与父神同质、同等、同荣的真理也被确立。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争论的焦点从三一的身位，转移到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关系上。首先发生问题的便是奈斯透留派（Nestorians），亦即大秦景教的先驱。奈斯透留派的问题，是由于强调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之间的分别，因而把二者分割，彷佛互不相干，而同时更把基督的人性，看作只是盛装神性的容器。教会在议会中宣判奈斯透留派为异端，清楚表明教会相信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不能分割且是结合起来的；基督是真真实实的神，同时也是真真实实的人。
自奈斯透留派所引起的争论之后，有关耶稣基督神性与人性结合的各种争论，纷纷出现。其中有涉及基督成为肉体后，到底是一个位格或是两个位格，只是神的位格或有人的位格，亦或两个位格同时存在。为了处理这些争论，教会花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召开了多次大公会议，但争论却越来越复杂。主后四五一年，教会在迦克墩（Chalcedon）召开了一次大公会议（即迦克墩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彻底解决有关基督的争论。议会一致肯定基督的神性与人性是绝对真实的，同时肯定基督只是一个位格，其中神的性情与人的性情互相结合在一起。迦克墩会议后，正统信仰得到更清晰的表达，也得到广泛的接纳，争论才平息下来。
此时期的教父与作家，可分为使徒后期与奈西亚前期两阶段。使徒后期教父较著名的有罗马的革利免、安提阿的以格那提、士每拿的玻雷卡、罗马的黑马（Hermas）、以及殉道者游斯丁。奈西亚前期的著名教父则有爱任纽、特土良、亚历山大的革利免、以及俄利根等人。
罗马的革利免是第三任罗马主教，曾写信给哥林多人，责备他们中间驱逐长老、分党结派的混乱，后人称其为《革利免书信》。安提阿的以格那提，在前往罗马殉道的途中，写了七封书信，高举基督之神、人二性，期盼信徒尊敬自己的主教与长老。玻雷卡曾为使徒约翰的门徒，为使徒时代与奈西亚前期作家之间的重要桥梁。玻雷卡是一位坚定的护教者，常引用经文与当时智慧派的异端马吉安（Marcion）论战，后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忠心为主殉道。
罗马的黑马以启示录的形式，写下了《黑马牧人书》，内容包含了异象、训示与比喻，强调悔罪之重要性。此外，尚有《巴拿巴书信》、《众使徒书》等佚名书信，亦广为流传。
爱任纽为玻雷卡的门徒，乃罗马大公教会伟大的神学家之一，最著名的作品是《反异端》（Against Heresies）。该书驳斥灵智派教训，为三一神论之先驱。特土良是北非的教父，着有许多护教作品，著名的有驳斥当时《父神受苦论》异端的《驳帕克西亚》（Against Praxeus），详尽的阐述其三一神观。他的《人论》（De Anima），亦为首部圣经心理学之著作。
俄利根为教会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一个神学家，其圣经观与三一神观点，均有其价值。然俄利根的灵魂论，因受神秘主义与禁慾主义影响，而流于偏颇，于康士坦丁大会上被定为异端。
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二七四至三三七年）原为太阳神纥留斯（Helios）的信徒，其母海伦娜（Helena）为一虔诚基督徒。戴克理先皇帝退休后，罗马陷入混乱的内战之中。主后三○六年，不列颠的罗马军队拥立康士坦丁为帝，统管不列颠、高卢及西班牙。马克森狄（Maxentius）则管义大利与北非。不久，马克森狄公开与康士坦丁敌对。根据优西比乌教会史的记载，康士坦丁在主后三一二年与马克森狄大战前的中午，看见一个燃烧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在这记号里得胜。”于是康士坦丁以十字架作为军队的标帜，在穆勒威桥（Mulvian Bridge）大败马克森狄，成为罗马帝国西面霸主。
次年，主后三一三年，康士坦丁颁布米兰诏书（Edict of Milan），给予基督徒更大的信仰自由，并发还在逼迫时期强迫充公的财产，停止其统治境内对基督徒的限制与逼迫。可以说，米兰诏书奠立了基督的教会胜过异教的里程碑。教会从一个为数极少的犹太民族团体，其成员又多属未受教育的贫民小百姓，在历经三百年恐怖血腥的逼迫，和异端邪说的侵袭后，竟能有如此的成长与结果。许多方面均解释其原因为：“殉道者的血乃教会的种子。”然而，另一个更明显的答案是：基督对教会那超越人所能理解之平安的保守。
主后三二四年，康士坦丁一统天下，便公开支持基督教，并在次年发出通谕，劝告臣民信奉基督教。因此，成千上万的异教徒涌进了教会。结果，教会在“量”上的得着，却成了在“质”上的损失。米兰诏书的颁布，虽为教会历史之转捩点，然其所带来之不良影响，却如同打开的水闸，让属世的腐败潮流，通过这个闸门，涌进了教会。过去教会以默然受苦得胜，自此，基督徒有时竟以战争作为传福音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直至今日，神学家与历史学家，仍对康士坦丁悔改的动机常有争辩。一方认为康士坦丁之所以拥护基督教，是为了其政治上的目的。另一方则相信，康士坦丁在其母海伦娜，以及穆勒威桥一役的影响下，自有其信仰上的转变与归信。
因着康士坦丁的支持，基督教不仅成为合法的宗教，更在狄奥多西皇帝年间，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与神职人员在各方面都享有特权，因此，吸引了许多士兵与公民集体加入教会。这些新加入的会众良莠不齐，使得教会渐趋世俗化，成了启示录里与世联婚的别迦摩教会。同时，因着信徒数目的增加，教会开始寻求大型的公开聚会场所。初世纪的基督徒多半避免采用殿宇或神庙式建筑作为聚会场地，因此，康士坦丁将罗马人平日用作商业或其他集会的活动大厅，以及原法庭所在的官方建筑（Basilica），改建成为基督徒聚会、祭礼与洗礼的大教堂。
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政府对教会有了一些政治上的期望，这些期望尤显于统合人民的向心力上。在康士坦丁时代，修道主义、多纳徒主义（Donatism）、与亚流主义等神学上的争议，成了影响教会，甚至社会合一的难处。因此，君王成了解决这些争议之大公会议的召集人，如主后三二五年的奈西亚会议，以及其后关于亚流争论的会议等。此外，主教也被赋予更多的权利，并成了罗马人民精神与生活的实质领袖。
因着基督教国教化，渐渐的，异教的信仰与风俗也一并进入了教会生活。这些异教的节期、邪恶的教训，如同马太福音所说，妇人所藏的面酵，至终使全团发酵而腐败。康士坦丁在信主之前原是太阳教徒，信主之后，将每周的第一日订为“太阳日”（Sunday），并将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太阳寿诞，混淆成为“圣诞节”。初期教会实行的擘饼，成了繁文缛节，却无敬拜实际的“弥撒”和“圣餐”仪式。加上对圣人的崇拜，对圣人遗物的迷信，以及外在的宗教仪式，渐渐使信徒失去原有的纯正信仰与敬虔生活。
此一时期，除了国家教会兴起，初步神学发展之外，罗马教会的组织架构与教皇制度也渐趋成形。奈西亚会议中，罗马、亚历山大、安提阿的主教被指定为跨区的“省主教”。罗马教会及其主教向来“名闻天下”，除了罗马教会自称是使徒彼得亲自设立，并承继其主教职分之外，因着其地理与政治上的优越，加上多次抵挡智慧派、亚流、孟他奴等异端经验，使罗马在早期教会中，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罗马主教亦自认优于其他主教。
主后四五一年，第四次大公会议在奈西亚附近的迦克墩召开，约有六百位主教参加。教会除再度肯定基督有完全的神性外，又承认“基督有完全的人性”，表明基督兼具神人二性，而这两性之间是不相混合，不相交换，也不能分割的。这次会议，进一步的巩固了罗马主教优越的权威地位。
第四世纪末至第五世纪初，西方教会三位杰出的教父是安波罗修（Ambrose）、耶柔米（Jerome）、奥古斯丁（Augustine）。他们被称为“拉丁教会之父”。安波罗修是奈西亚信经的全力支持者，着书众多，是一位博学之士，在推广圣诗上不遗余力。他勇敢的强调基督徒崇高道德的生活见证，甚至因罗马皇帝狄奥多西的暴行，强烈表达除非皇帝狄奥多西公开认罪，否则不准领受圣餐。
耶柔米于主后三四○年出生于挞马太，在罗马受教育，足迹遍及大罗马帝国。晚年，他来到耶稣出生的伯利恒，住在山洞里过隐居默想的修道生活，直到去世。耶柔米可说是西方教会惟一懂得希伯来文的人，他将圣经直接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成拉丁文。该拉丁文圣经译本，史称《武加大》（Vulgate），对后来的罗马天主教影响至深。
主后三五四年，奥古斯丁生于非洲北部的塔加斯特，母亲莫妮卡（Monica）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十六岁时，奥古斯丁被送到北非最大的城市迦太基读书，却在那里过着腐化的生活。他母亲不住的为他祷告，她相信用祷告托住的儿子必不至于失落。奥古斯丁生活虽然败坏，内心却不断寻求真理。在米兰担任修辞学与演讲学教授时，安波罗修正是米兰主教。他开始以新的心态去听安波罗修讲道；同时，他也听见了修道士过圣洁生活的见证，他的心大受感动。有一天当他读到罗马十三章十三至十四节时，圣灵感动他，他悔改了，并且报名参加米兰主教的教义初学班。自此，他全心投入教会事奉，直至主后四三○年去世。
奥古斯丁强调世人都生在罪中，惟有藉着神在祂旨意中所定的救恩，才能得救。他最有名的两本著作是《忏悔录》及《上帝之城》。前者可谓他早年许多隐私的剖白，及心灵深处对救恩的感受。后者系为回应异教徒之控诉所着，往后成为基督教最精彩之护教书。奥古斯丁的神学，至终成为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主体，路德马丁及其他改教者，多从这位伟大的教父得着启发。
从启示录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七封书信，即可窥见教会已经开始腐化。使徒时代约止于第一世纪末了，从使徒后时期教父们的著作中，亦可清楚得悉教会腐化的情形；其后四百年，可谓雪上加霜，日益严重。到了第五世纪末期，许多不合圣经的教义及活动，已在教会生根。诸如为死人祷告、炼狱、敬拜殉道者及圣徒、敬拜马利亚、圣品阶级等。崇拜仪式日趋繁复，讲道日渐减少。
究其原因，不外乎基督徒本身因着世俗化，不仅失去当有的生活见证，进而倾向寻求罪中之乐。其次，乃因教会对基督及使徒教训的无知，以及对圣经的误解。加以当时异教横行，其思想浸透基督徒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尤其是康士坦丁所给与信仰的自由，造成数以万计的异教徒涌入教会，终使世俗的潮流吞噬了教会内里的生命。教会表面得胜之时，却是教会受试验最厉害、最危险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