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启示，神创造人的心意，乃是要得着一个器皿来彰显祂自己，并为祂掌权（创一26～27）。所有读圣经的人都承认，创世记一章里的人，应当领会作整体的人类。神不仅仅是创造了一个人，乃是创造了一个团体人；神是在一个人亚当里面，集体的创造了人类。因此，按神的心意，全人类应当是‘一个人’。
然而因着人的堕落，洪水以后，人就照着他们的家族、方言、地土、邦国，在地上各自分裂并分散（十5，20，31～32）。人在巴别集体背叛神之后，更是语言变乱，彻底分散了（十一9）。所以人类堕落以后的历史，就是一部分裂、分散的历史。地上各邦各国都是独自分立，彼此不合的。
两千年以前，人所知道的世界，仅限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欧、亚、非三大洲。当时，整个地中海四周的各民族完全是分裂的。主前二十七年左右，该撒亚古士督（Caesar Augustus）统一了地中海四周欧、亚、非三大洲的国家，成立了罗马帝国。在这之前，希伯来的宗教、希腊的哲学和文化、罗马的政治和法律，是三足鼎立的。因着罗马帝国统一了地中海四周的天下，就把希伯来的宗教、希腊的哲学和文化、罗马的政治和法律这三样融合为一了。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彼拉多写了一个标示，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标示是用希伯来文、罗马文、希利尼文写的（约十九19～20）。这三种语文一起使用，证明罗马帝国已经统一了犹太世界、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形成一个帝国。
罗马帝国的建立是在主耶稣降生以前，这乃是为着福音扩展到天下各族铺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按着神的计划成功神的救赎之后，福音就已完成，且豫备好要广传出去。因着罗马帝国统一了地中海周围的天下，把罗马政治、希腊文化、希伯来宗教调在一起，就为福音在地中海四围的广传，豫备了一条康庄大道。
其次，罗马帝国使希腊文成为地中海周围各国共同的语言。语言统一，对于福音和真理的传扬，有莫大的裨益。试想，如果罗马帝国尚未统一，地中海四周的欧、亚、非各国各有各自的语言，使徒们要如何向人传扬福音？在神的主宰下，早在使徒们还未被差遣出去以先，甚至在主耶稣降生以前，罗马帝国就已经使希腊文成为地中海周围欧、亚、非各国通用的语言。这乃是为着神的计划，为着神福音的传播与普及，铺下了康庄大道。
第三，因着罗马帝国统一了地中海四周的天下，罗马政治带着希腊文化，无形中就把地中海周围的各民族调和在一起。当时，罗马人可以去到犹太人的境地，犹太人也可以到希腊或罗马的境地。地中海周围各地的城市里，几乎都有犹太人；这可由行传二章的记载，得窥一二。五旬节的时候，有从各国来的虔诚犹太人，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由于他们散居各国太久，早已忘掉原本的犹太语言，只能讲说自己所在地的语言。就在他们过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召会产生了（1～4，37～41）。根据九至十一节，当时在场的犹太人，至少来自十五种方言所代表的十五个国家。然而，因着罗马帝国的建立，地中海周围的各民族得以调和在一起。
第四，罗马帝国的海陆交通发达，不仅在地中海上有便利的水路交通，更建筑公路，遍及欧洲和小亚细亚，从西班牙到耶路撒冷都畅通无阻。总而言之，因着罗马帝国所成就的这四件事：统一犹太、希腊和罗马世界，语言统一，众民族调和，便利的海陆交通，福音就能普及到地中海四周的天下。换言之，地中海四围的各国、各邦、各民、各族，就有了信主、跟从主的人。
召会历史告诉我们，召会产生之后，就逐渐走下坡、堕落了，至终落到所谓的黑暗时代，长达十个世纪之久。在那时期，罗马天主教盛行，圣经被封锁。十五世纪末，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接着，十六世纪初，路德马丁（Martin Luther）被主兴起，恢复关乎因信称义的真理。因着这两件历史大事—发现新大陆、以及借着路德马丁所领导的改教运动，释放了人在罗马天主教禁锢下的心智。
从那时候起，科学昌明了，物质文明发达了，轮船、汽车、飞机等陆续被人发明出来。随着科学和工业的发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继产生；至终由于生产过盛，产生了帝国主义。表面看，神的仇敌撒但在这段时间，作了相当多的事，但是我们要看见，主耶稣乃是在撒但之上，连撒但也是主耶稣的‘小驴驹’，用来完成神的旨意。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西班牙就成了世界的领导强权，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军。然而，为了把福音送到各大洲，特别是送到非洲、亚洲和大洋洲各地，神兴起英国，在一五八八年，借着一场海上战役，把西班牙击败了。从那时起，英国成为影响全世界的主要势力，被称为日不落国。神兴起英国，目的是要使西班牙所支持罗马天主教的势力受到限制，并要借着更正教的传教士扩展福音。已过二百年间，传教士到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去传福音，大部分是出自更正教。我们相信这是神的作为，兴起英国来维持地上二百多年的秩序，并借着许多更正教的教士，把福音传送到世界各地。
然而，更正教的传教士所传的福音，仅仅是关乎罪得赦免、死后上天堂。稍微好一点的，说到要爱主、敬畏神、讨神喜悦，或在作人方面，劝人要受改正，并改良自己；这些都是非常低浅的福音。路德马丁之后，神配合地上政治局面的变迁，兴起了盖恩夫人（Madame Guyon）和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等内里生命派这班人。他们不仅认识基督作生命，并且对基督有更深的追求。
当我们来看一切政治和宗教局面时，必须有一个鸟瞰、远大并高超的眼光，才能清楚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已过二百年间，神使用英国将福音带到世界各国。然而，经过这二百年之后，英国在神的工作上，可以说是告了一个段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神的行动就从英国转到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美国加入之后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最终也是由美国来收拾局面。在这两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都是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建议成立国际组织，监督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最后由英国和法国领头，在日内瓦成立了‘国际联盟’，美国却因故没有加入。但是那个国际联盟并不称职，特别在对待中国的事上丝毫没有信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中国；是头一个破坏国际联盟的国家。一九三五年，义大利入侵衣索匹亚。一九三九年，德国侵略波兰。这三次侵略埋葬了国际联盟，带进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神再次使用美国，协同收拾整个局面。因此，大战结束后，美国顺理成章成为世界上的领导国家和第一强国。于是，美国带头在纽约成立‘联合国’。总括的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之牛耳就从英国转到美国。从世界历史，我们能看见，几乎每个国家都是以自己的种族立国，举凡中国、日本、法国、英国，都是如此。惟独美国例外，乃是一个以不同民族‘融合’在一起的合众国。用比方的话说，美国是个‘大熔炉’，将白人、黑人、欧洲人、亚洲人、各洲各民族的人，融合在一起。
我们必须从世界历史，看见神在宇宙中的行动。自从美国立国以来，世界上才开始有了一个国家，不是以种族立国，而是以多民族所组成的一个合众国。我们知道，神在历世历代的工作，乃是为着一个新人的出现。因此我们相信，地上所有政治局面的变迁，都在神的主宰之下，为要完成神的旨意。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执世界之牛耳，乃是举世公认的。无论在文化、政治、科学、医药、数学和许多其他方面，美国一向有主导国际交流的政策。借着这许多的交流，地上的各民各国不再像从前那样各据一方。现今，世界到处都是旅行的人，人最多的地方就是飞机场。从前，中国人在美国是寥寥无几；现在，最少有二百万。以美国总人口二万万人来说，约占了百分之一；换句话说，美国一百个人当中，就有一位是中国人。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这说出美国和中国人调和得相当厉害。
一百年前，美国传教士到中国，需要坐六个月的帆船。有些传教士经过六个月颠簸的航程，饱受晕船之苦。有的一上岸就死了，埋葬在中国。从小我们家就和美国传教士有往来，所以我非常了解他们的艰苦。当时，交通相当不便，光是往返中国和美国两地，就需要长达一年之久。反之，今天的交通工具已大为进步。短短四十八小时之内，人就可以搭乘七四七飞机，从中国飞到美国去洽公、办事，然后平平安安的回家。不仅如此，通讯设备也相当便利。人与人之间，可用电报、电话、无线电话等作联系。此外，还有各种音讯、视讯设备。这一切都使人类交流日益密切，将世界各地的人调在一起。虽然人与人之间还有国籍之分，但谁也不能否认，今天是一个全地各民族调和的时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同年九月二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自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九月初，美国杜鲁门政府，通知中国政府，美、英、俄三国在二月间订了雅尔达密约，同意让史达林得回从前俄国在中国东北所占有，后为日本所接收的土地。这项协订严重侵犯到中国的权益。当时，我还在青岛养病。当我从报纸得知消息的时候，真是寝食难安，难过至极。因为我里头很清楚，主的福音在地上要行得通，实在需要有适当的政府作覆庇。若是中国的政局起了变迁，召会的开展必会大受打击。这是当时我所极为关切的。
一九四九年，由于时势紧迫，我被倪弟兄打发到台湾来。当时，台湾的情形非常落后，马路是石子路，满街都是木屐声。想起当年在中国，倪弟兄是全中国工作的领头人。到了一九四九年，在中国三十三个省分和主要城市，已经有好几百处地方召会。主在中国的工作可说是相当兴旺。忽然间，因着局势改变，我到了台湾。我的心情相当低落，天天躺在家里床上，看着天花板，听着窗外的木屐声。我问主说，‘我到这里来作什么？’里头很是灰心。有一天，主就给我感觉，要我沿着纵贯铁路，一站一站去看望从大陆来台湾的圣徒。这样走过之后，我里头非常清楚，在台湾这里有可作的。之后，我就从主接受负担，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正式开工。
我们知道，在主来之前，国际间一直会有纷争；然而无可否认的，任何国家或民族都无法闭门造车，必须彼此有交流。借着各种交流，对福音的传扬和新人的产生，都有莫大的裨益。这是主要一面。另一面我们看见，主先在中国大陆把福音的苗圃作成功。一九四九年后，主首先将这苗圃移到台湾，再从台湾扩展到各大洲。一九五一年第一期话语职事正刊里，有一篇名为‘关于我们的来台’的谈话，说到主把我们带到台湾，有祂的美意。台湾这地方通着南洋，也连着东洋，我们若是以此为中心，有一天主会把见证传到南洋，也带到东洋。当时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西洋，但感谢赞美主，今天不仅是南洋通了，东洋连了，更希奇的是西洋也接上了。
今天，我们看见从各大洲来的圣徒，一点不觉得陌生或格格不入。因为我们不仅是同骨肉，还是同生命。这是何等令人兴奋的事，我们就是一个新人。一面，我们都该在我们所在的国家，作良善、奉公守法、尽忠尽职的国民；另一面，我们在灵里，却是同骨同肉，同有一个生命，并且我们就是一个新人。
这几年，我到过许多地方。我能见证，不管是去澳洲、纽西兰、南美洲，或是日本、韩国，我一点都不觉得陌生。因为我无论到那里，都有我的亲人，就是和我同骨同肉同命的人。我们的眼光不该再那样狭窄、微小，以为自己得救了，能爱主、看望圣徒、服事主，使召会兴旺、发达就好了。这是不够的。我们的眼光必须被主拔高并扩大，有一个宇宙性全地的眼光；这样，我们就会了解主今日在地上所要作的。无论是在世界政治或国际局面上，都有主特别的豫备；我们若有从主而来的眼光，就会看见这一切乃是为着产生一个新人。
今天，国际间各种的交流，几乎使各民族都可以相通并相熟。另一面，主在祂的恢复中，在真理上的带领也到了一个境地，使我们看见主在地上所要得着的，乃是一个新人。我们不能再作一个眼光狭窄的信徒。反之，我们必须看见自己乃是那宇宙新人的一部分。
我头一次到花莲，大约是在一九五一或一九五二年的夏天。当时，我是绕远路来的，从高雄到台东，再到花莲。我没有走较为危险的苏花公路，为着主在我身上的托负，我必须自重。那一次，原本只想和少数弟兄们有点接触。没想到，弟兄们召聚了好些圣徒来，非要听我讲道不可。经过那一次，花莲就有了召会。之后，我大概又到花莲一两次。一次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间，那时我带了一群从英国、美国、丹麦来的海外圣徒，还有好些从台北来的圣徒。那一次，同样也从高雄去花莲，不过不是坐火车，也不是坐汽车，乃是冒险坐飞机。感谢主，一路有主的保守。在花莲开了特会之后，又带随同的圣徒们回台北去。
那次访问之后，至今又过了二十年。这一次，我一下飞机，实在惊讶花莲机场面目全新，里外几乎全是大理石装潢。不仅如此，花莲的街道和各种建设都有进步，令人刮目相看。反之，看看花莲召会的光景，并没有跟上时代。十多年前就是一百多人聚会，十多年后的今天，还没有超过二百人。在本篇信息的开头，我们看见历代以来，神使用政治局势，为福音的扩展铺路，这些都是为召会效力。因此，召会不该停滞，乃该善用局势，跟上时代。
为此，我鼓励花莲的圣徒，为着主在这地见证的扩展，必须作两件事。第一，要买一千坪的地。不要满意于买了二百几十坪的地，将来你们会后悔买得太少。请相信我的话，现在你们必须买一千坪的地。今年买，三年之后可能价钱涨两倍，早买就早省钱。弟兄们在花莲为主作见证，必须跟上时代。将来，花莲会成为台湾东部的大城市。我们必须跟上时代，有机会就买一块大的地，为主见证的开拓作准备。
第二，要积极得人，盼望年底前能有一百位青年人在花莲召会聚会。按比例相较之下，花莲召会的青年人比台北召会少得多。所以，青年人都必须迫切向主祷告：‘主啊，到年底还有二个月，这二个月内，我非要带二个人到召会不可。’特别是二十六岁以下的青年人，要答应主的呼召，二个月内带二个人来。不要怕带了假信徒来。许多时候，人是先作假基督徒，作到后来就变成真的了。我长在基督徒家庭里，在十九岁以前，可以说都是在作假基督徒，后来却变成真的了。所以不必怕，有些人是先假后真。到明年一月一日以前，你们都可以带两个人来。你们都要学习向主交账。目前与会的青年人有三十多位，若是人人都带二位进到召会生活里，至明年一月，就有一百位青年人聚会了。
其余的弟兄姊妹也要受鼓励，年轻人跑起来了，你们也要跟着跑。我附带的说，必须有新兴起的中年、青年人背负召会的责任。年长弟兄们，请原谅我说直话，我们年岁老了，都得识时务让位。天下的父亲都是这样，尽管自己的儿子将近五十岁，自己都已经作祖父了，老父亲还是看儿子是孩子，不会作事，天天事必躬亲。实在说，年长的人应该让位，让年轻人来作。刚开始，他们也许不会作，或是作得没有年长弟兄们好。然而他们不会作，就更需要让他们作，越作就会越熟练。
盼望不久的将来，花莲召会有二十五至三十五岁的青年人被主兴起来作长老。一旦有二十五至三十五岁的青年人作长老，相信聚会人数就要达到五百人。那时，就需要有一千坪大的会所。简单的说，我们要作智慧人，通达时务，也就是通达时代。我们确实知道，今天乃是一个新人的时代。我们是新人，总得跟上这个新人的时代。盼望召会从今天起，完全是新的。这个新，必须由年轻的一代开始。每一个家都要新，都是由后起之辈来新。所以，每个青年人都要勇敢，要祷告，要喝活水，要有新的开始；这样，主在花莲才有路，得着一个强而明亮的见证。
一九七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讲于花莲（访问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