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能作的就是向神祷告。

从开刀通知一来，一直祷告到被推进手术房，躺在手术台上还在祷告。

虽然我的身体有难以忍受的苦痛，

但是每次祷告以后，我深深感觉到神给我难以言喻的同在感，

也体会出神给我最大的恩典，是很难向人解释的平安。

一九三〇年，我出生于江苏南京，家中有八个兄弟姊妹，我排行老三；父母开了一家杂货店，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我从小喜欢读书，高中读南京一中，在当时算是不错的中学，同学们也相处得非常融洽。一九四八年，从南京一中毕业，同学约我一起参加海军总部文书甄试。由于我的文笔和书法受到青睐，很顺利的被录取，十九岁就担任海军文书上士。那时的时局相当混乱，年底我随部队从南京转往上海，没多久我便与家人完全分离，一人随着部队坐船到了高雄左营。

初到高雄，我一心想当医生，准备投考国防医学院，当时台湾南部没有考区，而我连搭火车上台北的车票钱都没有，所以只好等到第二年。第二年我报考了海军官校，一九五〇年进入海军官校就读。因着家人都在大陆，无法联络，我将全副精神放在课业上，四年后便以优异成绩从海军官校毕业。

官校毕业，我随即被派往舰队实习，因为学习认真，获得长官们的爱护，一路从少尉、中尉、上尉直升到少校。一天，同事的父亲为我介绍了一位邻居女孩，她是个信主的女子，全家都是基督徒。她是家中的长女，十分忠实贤慧，台北商业职业学校毕业后，考上公职特考，帮忙赚钱养家，照顾弟妹；并继续半工半读，在师范大学夜间部中文系修课。我们结识之后，她的父母亲常向我传福音。我因此读到一些与福音有关的书籍，说到宇宙所以如此井然有序，明显可见必有一位创造者。我觉得很有道理，渐渐相信宇宙中有一位真神。有空时，我去探访他们，偶尔也会跟着他们参加基督徒的聚会。然而，因我是现役海军，一直都在海上生活，几乎所有的时间不是在舰上，就是在外岛驻防，所以也没有太多时间与女友见面或听福音，都是靠着鱼雁往返。

一九六五年，我奉派到美国西雅图接舰，那是台湾第一艘有最新式雷达、鱼雷与声纳的军舰。当时我的职位是少校副舰长，在美国受训三个月，搭上全新军舰返台时，途经夏威夷和关岛，顺道访问海外华侨。在美国受训期间，曾有华侨怂恿我留在美国，并为我介绍当地华侨小姐，我都没有心动。我想这是主暗中的作为，日后才明白是祂的旨意。

一九六六年二月，我和女友结婚了。同年十二月，我接任三级舰长的职务，需长期在高雄左营驻防。岳父一再嘱咐我，一到当地就要找召会。我找到了聚会的地方，并告诉接待的弟兄想要听福音。当地的负责弟兄和我谈话之后，觉得我已是相信的人，可以直接受浸，便约好时间，在一个受浸聚会中，与一些愿意相信主的人一同受浸归入主名。受浸起来的那一刻，我有很强的感觉，觉得我所有的罪过都得着了赦免。婚后，日子过得颇为愉快，很快有了两个孩子。但我长年在海上生活，都是妻子一人带着孩子，并照顾父母和弟妹。妻子一直非常经历主的同在，是个相当称职的贤妻良母。

在军中一帆风顺，任职海军作战署上校训练组长，前途正值一片看好之际，不料在一九八二年一次海空联合大演习时，发生了意外。我们将近二十位中、高级军官，一起搭乘C-47运输机从松山机场起飞，起飞不到二分钟，邻座的空军军官突然警告我，飞机可能有问题。我正纳闷今天飞机怎么不像往常那样平稳，还来不及反应，只听到一声巨响，飞机就直往下坠，往后一看机尾已经着火，浓烟飘进座舱，大家一阵混乱。

这时，在我们当中有一位飞行军官，知道这型运输机有个逃生窗，找到之后，他就用力敲打，打开逃生窗。他第一个跳了出去，接着大家一个个跟着跳。座舱内烟雾弥漫，浓烟越来越重，几乎伸手不见五指，连呼吸都开始感到困难。我正在犹预要出去还是留下来与飞机共存亡时，突然有声音催促我：“要出去。”接着，我也一跃而出，竟然出乎我意料之外，安全的落在地上。我深信在那紧要关头，是主耶稣在向我说话，也是祂的手托住了我。

我从地上爬起来之后，就拼命的往前跑。比我先出来的几位军官，在机坪上又喊又叫，已经神智不清。这时，机场除了我们几个跳机的人，没看到任何人和车辆。好不容易，我看到前面来了一辆吉普车，立刻拦住司机，请他送我们到空军总医院接受治疗。

到了医院，医生们为我们伤者忙得人仰马翻，这时有人指着我说，“这个人的伤势最轻，摆最后，先处理其他人。”其实我伤得并不轻，但因着主的怜悯，虽然全身灼伤仍咬牙忍住，就这样一个人留在大厅等了许久。后来，我开始感觉疼痛难忍，不住地喊叫起来。院方听到我痛苦的哀叫声，才发现我也是重伤者，马上有人推着一张床来。我请他帮我把衣服脱下，因为衣服黏在我灼伤的身体上，像棉花糖溶在皮肤上，黏得紧紧的。我全身就像香烟灰一般，呈现不黑不白的灰色，此时我才感觉痛不欲生。接着，医生似乎用剪刀从我腹部剪开衣服，而我整个人就陷入昏迷，不省人事。

事后妻子告诉我，她接获通知赶到医院，看见我全身裹着白纱布，只露出眼睛、鼻孔和嘴巴，一声不响，动也不动的躺在那里，不像其他人比手画脚说个不停，以为我已经死了。我当时全身皮肤灼伤超过百分之六十，算是三度灼伤，存活的希望不大。再加上我是最后一个逃出机舱的，吸入过多废热空气，肺部也因而烫伤，引起急性肺炎，命在旦夕。医生判定我治愈存活的希望极低。

我昏迷了一个多月才清醒过来，每次医生替我换药都需要先进行麻醉。因为换药的过程，让我痛彻肺腑，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若非亲身经历，根本无法体会那种疼痛的程度。在医院里，虽然把命保住了，但是难忍的疼痛仿佛一场场挥之不去的噩梦。不仅我自己经历万般的疼痛，也常听到其他同机受伤的军官在换药过程中，凄惨的喊叫声。最后，送到医院的五位军官，只有我和另一位存活下来，其他三人都先后离世了。

我在三总烧伤中心（相当于加护病房）待了三个月之后，转到普通病房，仍需要开刀作后续治疗。在等待的过程中，我身上烧伤结的疤起水泡，水泡破了就又是一个新伤口。日子一天天过去，身上的疤也一天天长大、长厚，疤上开始红肿、发炎、溃烂、流脓，伤口像硬币那样大，要用纱布塞进去引流，就这样每天换药、清理，一次需要一个多小时。医生细心照顾，费工费时，我却是痛苦难言。

在这些治疗过程中，我唯一能作的就是向神祷告。从开刀通知一来，一直祷告到被推进手术房，躺在手术台上还在祷告。虽然我的身体有难以忍受的苦痛，但是每次祷告以后，我深深感觉到神给我难以言喻的同在感，也体会出神给我最大的恩典，是很难向人解释的平安。

转到普通病房之后，我开始学习过着每天吃喝、享受主的生活。每天清晨四点钟，我一醒来，就借着祷告来到我最爱的主面前，读经、祷告，祷告、读经。不知不觉甜美的两个小时就过去了，然后到医院的空中走廊运动，再回病房，刷牙、洗脸、用餐。此后的每一天，我依旧维持着清晨四点与主亲近的习惯。

在病中，召会的弟兄姊妹常来看望我，这激起了我对福音的负担。我开始去看望其他软弱的病患，有些因车祸受伤的病人，失去一只胳臂或是一条腿，意志消沉，悲观厌世。我现身说法，鼓励他们说，“我们都是死里逃生的。“死里逃生”在圣经上也有类似的话，诗九13说，“耶和华啊，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从死门提拔起来，”意思就是从鬼门关里救回来的！诗六六12也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领我们出到丰富之地。”这里的水火就是大灾难，丰富之地就是后福，福气不是自己想有就可以得到的，是神赐给我们才会有的。”我告诉他们：“是神救了我，神也赐福给我，让我坚强有力量，在伤病的痛苦中，仍有平安与喜乐。”他们问我：“神不是救世人么？怎么只救了你们两个，不救其他人呢？”我告诉他们：“圣经上说，神是愿意万人得救的（提前二4），但人若是不信，就得不着神的救恩。”

二〇〇〇年十月三十日我终于出院，结束了长达十八年以医院为家的日子。经历这一场浩劫，我才认识这位全能的神，经历祂浩瀚的恩典。我三十六岁任副舰长，到美国接舰，一路从三级舰长、二级舰长、到“扬字号”驱逐舰舰长，并且即将接受海军少将的任命。当时曾是何等意气风发，但是一场飞机失事，粉碎了我所有的美梦。那一年的意外，当场殉职的军官共十五位，剩下的五位送到医院，不久只剩下两位，我是侥幸仅存的生还者之一。

今年我已年届八十二，能活到今天，不仅感谢主耶稣，也感谢我的家人和召会的弟兄姊妹！虽然现在我仍有奇怪的五官、蜷曲的肢体、和许多行动上的限制，但是我过得安然自在、喜乐满足。因为我充分享受到神的怜悯、基督的救赎、与圣灵的交通，更经历召会生活的丰富。回想这段漫长的日子，真正帮助我、扶持我经过一切痛苦的，乃是主和召会里的弟兄姊妹。我要大声见证说，“真的有神！这位活的耶稣基督真的天天活在我里面。”我也要苦口婆心劝年轻人：“神敌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前五5）但愿人人都能学习谦卑的服在神大能的手下，相信有神，让神有机会赐恩给他。

（见证人：王恩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