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前，我们虽然看见经历基督的死，是在于我们对圣灵有经历；然而，那时我们并没有看见，新约中的圣灵最终成了赐生命的灵。这赐生命的灵，乃是包罗万有的灵，也就是三一神─父、子、灵，经过成为肉体、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复活、和升天这种种过程之后的终极完成。

三一神经过了种种过程，也就把种种元素带到神的灵里。原来神的灵只有神性的元素，因着神成为肉体，就增加了一个元素，就是人性。又因着主耶稣在地上过了三十三年半的人生，这又加入了一个元素，就是为人生活。人性是在主耶稣的成肉体里，而人生乃是在祂的为人生活里。此外，又加进了死与复活的元素。然而，我们不敢把复活和升天算为两种元素。成为肉体、为人生活、钉十字架和复活这四件事，确实是四种不同的元素；为什么我们不能确定的把升天算作一种元素呢？因为升天这事乃是关乎地位的问题。基督的升天是进入一个地位，因此就着元素说，并没有增加。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正值美国总统大选。那次选举的结果，将连带影响中国的局势，许多中国人盼望共和党的候选人杜威能当选。那时，我正在杭州，带领一个有关移民至江西弋阳的特别聚会。忽然接到倪弟兄的一封电报，要我无论如何在收到电报后，即刻搭车回上海。我把下午末了一次聚会交代后，就提着行李到火车站。我一到车站，看到杜鲁门当选的号外，我的心就直往下沉，沮丧的搭火车到了上海，直驱倪弟兄的居所。我一进去，倪弟兄就说，今天吃过晚饭后，有紧急的同工会议，好来应付这个局面。等到晚间聚会时，经过一段沉默的时间，倪弟兄就说，“今天的局面已经很清楚，我们需要在这里交通、祷告、寻求主的引导，怎样面对这个局面。但无论如何，我们要请李弟兄到海外去。”当时，我们在上海的南阳路买了一块地，准备盖造大会所，设计图也差不多规划妥当了。所以，工作上盼望我先负责把会所盖造好，再离开上海。到了次年二月，局势更加紧迫，倪弟兄又召聚紧急同工聚会，说，“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请李弟兄到海外去。”因此，到了四月间，我就离开上海到了台湾。

我到了台湾之后，一家十口住在一间十六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头一件不习惯的事，就是进了门要脱鞋；再一件听不惯的事，就是窗外的木屐声。我每天躺在克难的床上，望着天花板，一面望一面想：“来台湾作什么？”有一天，主的灵在我里面对我说话，要我去看望那些从大陆来台的弟兄姊妹。我顺从了，就买了火车票，沿着纵贯线铁路，一站一站去看望圣徒。这一看望，就把我里头的负担提起来了。回到台北后，我和几位弟兄交通，说，“全台起码有三、四百位弟兄姊妹，从大陆移民过来，他们可以作为一个基础。”于是，我们就从那里作起。感谢主，这一作就势如破竹，一年之内人数扩增了三十倍，仅仅五、六年内就有一百倍的繁增，从原来的四百人，扩增到四万人左右。

一九五四年，弟兄们觉得，需要请当时西方以属灵职事著名的史百克（T. Austin－Sparks）弟兄，来帮助我们。开头我并不太赞同，我曾对弟兄们说，“我们对人对事的认识，向来不是从大事着眼，而是在小事上才能看见人的真情。我们蒙主光照，从主的恢复一开头，就把圣诞节丢得一干二净，所以我们不过圣诞节，也不接受圣诞卡，或寄圣诞卡给人。然而，这位以属灵职事著名的弟兄，却在他一九五四年一月所出版的见证报上，正式向寄给他圣诞卡的人道谢。这虽是一件小事，却说出他的情形。我们若请他来，恐怕会有难处，而且一旦发生难处，必是两败俱伤，不如与他保持距离，以策安全。不仅如此，一九三七、三八年，倪弟兄曾在史弟兄所在的地方住了一年多。后来，他告诉我，史弟兄虽然有他属灵的那一分，但对召会的实行，却没有看见，也不接受。倪弟兄在那里住了一年多，都没有办法说服他，我们又怎么可能说服他。”

弟兄们听了这话，也接受了。然而过不久，弟兄们又提起需要史弟兄的那一分。当时，我若坚持不请，并不合式，于是我亲自写了英文邀请函，正式邀请他来。一九五五年他来了，并没有摸召会的问题，只是尽他那一分属灵的职事，我们也得到一些真实地帮助，觉得很好。

一九五七年，我们就再邀请他来。这一次，他准备住四至六周，时间较长。有一天，一位同工弟兄问我说，“李弟兄，我们可不可以安排一个时间，请史弟兄专特和我们这一百多位同工弟兄谈话？”我说，“好。”于是，大家就来在一起交通，我作翻译。那位弟兄首先发言，他说，“史弟兄，你曾经来过我们这里，现在又来了，你对我们的工作看法如何？”我一听，立刻知道这位弟兄里面有了异议，否则他不会向一位不远千里而来的弟兄，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果然史弟兄立刻开口说，“我前一次来，是有所观感，但我定规不说话。我这一次来是准备说话，请你们告诉我，为什么你们那些在军中服役的弟兄，还没有出会所就把军帽戴上了？”那时我们的军人弟兄很多，都穿着军服来聚会，每逢讲台上的弟兄报告：“现在聚会停在这里，默祷散会”，这些军人弟兄就一一离座，戴上帽子。然而，照西方的风俗，他们是绝不在天花板下戴帽子的，连军帽也不例外；必须出了屋子才能戴上。不论信主与否，他们都是照这样的风俗而行。所以，当史弟兄这样质问时，一位弟兄就解释说，“史弟兄，按照我们东方的规矩，军人到处都是不脱帽的。但是我们的军人弟兄来聚会时，根据圣经的教导，在祷告讲道时，不戴帽、不蒙着头。等到聚会结束，听见宣布散会，才把帽子戴上，这是很合宜的。”史弟兄听了之后立刻说，“你们是遵守风俗，还是遵守圣经呢？”当时我虽然里头觉得不平，还是把他的话翻译了。我明白史弟兄是强辞夺理，因为他是遵守西方风俗，出了天花板底下才能戴帽子；我们却是道地的遵守圣经。从这件事开始，我就有了警觉。

接着第二个问题来了，史弟兄说，“你们的擘饼聚会零散无章，这个喊一首诗，那个讲几句话。”为着这事，我亲自在一九五八年应他所邀，到伦敦住了四周参加他们的聚会，也参加了擘饼聚会。他们的擘饼聚会从开始到结束，都是由史弟兄一人包办，他祷告、他选诗、他讲道，只有在后段，有十分钟自由敬拜的时间。整个聚会过程都是规规矩矩，完全依照他的指示行事。桌上陈列着一篮一篮的面包块和小杯，等他祷告、讲道之后，就说，“现在是我们分饼的时候。”这时就有七个执事到他跟前，他把一篮一篮的面包依序递给他们，他们也规规矩矩的接过来，同时后退；然后，再一排一排的送到每个人手中，拿在手上等待。等到七篮都发完了，那七位执事又排队提着空篮回来，一个一个递给史弟兄，史弟兄再接过来、放下。然后，他自己拿出一块，说，“现在大家一同吃。”吃完了饼，喝杯也是照样行礼如仪。那个作法和我们的擘饼聚会相比，我们的擘饼聚会在他眼中，当然就显得零散无章。那一天，他对我们的擘饼聚会大加评论。我当场没有说什么，但我心里有数，知道难处来了。

在那四到六周期间，有特会和训练。每逢没有聚会的晚上，一些来自英、美、丹麦、香港的客人，和我们本地的弟兄十几位，会聚在一起自由交通。我事先和弟兄们交通说，“我们最好不要向史弟兄提起召会方面的问题，若是提起来，一定两败俱伤，对大家都没有益处。不如让他在这里尽他属灵的职事，把他那一分供应我们，结束之后我们好好送行；这样，交通还能维持。”他们答应了。然而，有一个晚上，大家坐下之后，没有什么可谈的。忽然有位弟兄问：“史弟兄，台北有五个奉主名聚会的地方，请你告诉我们，那一个是对的，那一个是不对的？”我一听，就知道这是丢下了一颗“炸弹”。这时史弟兄说，“没有一个对，五个都是相对的对。”这一来就起了辩论。当时，我觉得我是作翻译的，应该守住中立的立场；并且无论如何，史弟兄第二次来是我写信邀请的，我应当对客人有礼貌。所以，我只为两面作翻译，没有说什么话。

到了下一次，大家又来在一起，这次我觉得不能再守中立了，因为若是这样下去，就对不起弟兄们。于是我说，“这两天我们在这里的交通，谈到召会立场的问题。史弟兄的回答是说，没有一个对，都是相对的对。对多对少，乃是看他里头基督的身量，身量多的就对得多，身量少的就对得少。现在我请问你们诸位，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到了七十年期满的时候，神要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毁坏的圣殿。若是那时，有一个申言者起来说，‘我们敬拜神、追求神、爱神是应该的，但不需要回耶路撒冷。敬拜神不在乎地点，在巴比伦也可以。你们看但以理那么属灵，他也没有回耶路撒冷，仍然留在巴比伦，所以你们不必回耶路撒冷，只要属灵就够了。’请问你们，这个申言者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他的教导对不对呢？”

我接着又说，“这三百多年来，凡追求属灵生命长进的人，没有不得内里奥秘派，就是盖恩夫人（Madame Guyon）这一派之人的帮助的。谈到基督的身量，恐怕今天在座的，难得有人基督的身量是多过盖恩夫人的。但是请问，就召会而论，当时盖恩夫人在哪里？她还在我们（包括史弟兄也在内）所定罪的天主教里。盖恩夫人那么属灵，那么有基督的身量，你能因此说她在天主教里也对，是相对的对，只因为她里头的基督多么？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这样讲。”

我再说，“史弟兄这两次来，在讲台上都非常推崇梅尔（F. B. Meyer）博士。我读过梅尔博士的书，得着他的帮助。他的确有他那一分属灵的身量；但是请问梅尔博士直到死，他在什么地方？他仍旧是在史弟兄所定罪组织的基督教里。你能不能说，因为他里头有相当属灵的身量，所以，他在组织的基督教里也是相对的对？”我说了这三段话之后，没有人反驳，我们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仍然有全省的同工长老训练，有五百位以上的弟兄们在那里聚集，史弟兄释放信息，我翻译。他在讲信息时，特别讲到，“你们把基督搞成小基督，把召会搞成小召会，为要适合你们的地方立场。”我也只好不动声色的把这句话翻成中文。然而，为着以后的训练，那天喝下午茶的时候，我就到接待西方客人的住处去。在其他客人离开后，只剩下我和史弟兄在那里，我就说，“史弟兄，今天下午我来，是愿意对弟兄说，虽然我们在召会的实行上，见地有所不同，但是请你放心，我们对你还是非常敬爱，对你这分职事还是十分接受。”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说，“请你告诉我，我们有什么不同？”我说，“就像召会的实行、立场这一类的事，你和我们之间的看法是有不同。”他说，“请告诉弟兄们，我和他们没有不同。”在这种“英国外交”之下，我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不久，史弟兄邀请我回访他们。因着我知道有几位弟兄受了他的影响，有了异议，于是我想，我应该亲自到史弟兄那里去看看，好知道那里的光景。这样，对于同工们才能有所交代，告诉他们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他那一分。一九五八年我去了，在那里住了四周。由于他们夫妇来台北时，我们是以上宾相待；因此我们到英国，他也接待我们夫妇如同上宾。他把整个贵橡（Honor Oak）的特会，及平时主日和周中的讲道，一概都交给我；我就在那里看到许多光景。我去了没有多久，那里的几位长老，都单独到我被接待的地方拜访我，向我吐苦水，尤其是对史弟兄的控制感到不满。这使得我这作客的非常尴尬。有一天，史弟兄邀请我去看他们的长老聚会，我发现那虽然是个长老聚会，其实都是史弟兄一人发号施令。我因此知道了他们实在的情形。

有一个主日，我根据以弗所书讲了一篇关于《基督的身体》的信息，史弟兄听了非常高兴。聚会一过，弟兄姊妹就在会所内院的草地上野餐。史弟兄带我从讲台上走下来，走到一个窗户边，指着外面，说，“李弟兄，你今天讲的信息，我实在感觉很舒服；因为我多年对他们讲这件事，却一直讲不进去。你看这些人坐在草地上，他们都不顺服我的权柄。我想，我可能要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这就是我在那里所看到的局面。

从那时候开始，太阳晒着我，雨水打着我，冰雹也落到我身上来，我实在是经历了人生的寒霜。后来主引导我到了美国，那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神学院林立，神学博士和教授也多如过江之鲗。然而那些年间，因着主在我们中间所给我们的亮光，引起了传统基督教里一些人的反对。在他们的反对里，包括了相当成分的轻视，因为我是个中国人，竟去教导西方人。因此，他们开始出版书刊攻击我。他们将我的信息断章取义，说我教导人泛神主义，因为我在信息里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活水、衣服、住处等。他们说，呼喊主名、祷读主话，是出自东方的佛教。他们乃是无所不用其极的用毁谤的话攻讦我。经过调查，反对我们的刊物共有二百六十多种，都是针对我而来的。

因着这些的反对和攻讦，我实在是经历了人生的寒霜。但是我所事奉的主、以及我的妻子、和所有围绕在我周围的圣徒，都能替我作见证，这一切寒霜并没有摸着我。因为在赴美之先，我已经饮了六十年的寒霜，借此主把我预备好了。这二十年来，主大大使用了这分职事，在北美、南美、中美、非洲、澳洲和欧洲，先后兴起了三百五十处召会。主实在是祝福祂的恢复。然而另一面，那些逼迫、反对也达到了极点，这是外患；此外还有内忧，就是我们中间那些有异议的人所捏造的谣言。以上种种，都构成了我人生中的寒霜。

保罗说，“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终必叫我得救。”（腓一19）因着主的怜悯和恩典，我能作见证，我实在经历了那包罗万有的灵，与基督那包罗一切的死，也经历了包罗万有之灵里耶稣的为人生活。所以，我对圣经的认识，有一大部分是从经历来的，不是从知识来的。我怎能说在包罗万有的灵里有人生呢？乃是从经历中知道的。这一篇信息，可说是我经历包罗万有的灵，与基督那包罗一切之死的见证。我们的主耶稣成为肉体，带着人性经过了三十三年半的为人生活，然后受死、复活并升天，最终成了赐生命的灵。借着祂的死与复活，就把人性和为人生活这两个成分，调到赐生命的灵里；如今这位赐生命的灵，就是包罗万有的灵。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讲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