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服事召会要务实苦干,没有意见,以身体为目标
我们要实际的来看,台北召会到底该怎样往前去。首先,我们需要回顾一点过去的历史。我们中间的聚会,在开头时,处处规模都很小,少有一地开始时超过五十人。大多是从少数人开始,由十个、二十个渐渐增加;但达到一百人的并不多。到了一九三三年,只有几处召会达到一百人以上,比如上海召会。一九三三年,当我初次到上海召会,看到一百多人的聚会,就觉得那是很多人的聚会。

 我们中间人数的骤增,是在一九四〇年,由烟台召会开始。那时,我们全召会传福音,并且开始使用“召会传福音”这个说法。在这以前,我们一次聚会受浸人数,最高记录不超过三十几位。然而,在一九四〇年从烟台召会开始,一次受浸人数达到一百人以上,并且几乎月月都有大批的人受浸。至此,我们中间得救的人数骤然增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召会因着曾经停止聚会几年,所以初期恢复聚会时,擘饼聚会的人数,不过约一百位。上海召会是在一九四六年夏天恢复的,一九四七年我回去后,就在那里住下了。等到下半年,上海召会的人数便大大繁增。这一次,不仅恢复了旧有的几百位弟兄姊妹,并且加增了不少得救的新人,于是开始有分家擘饼。分家擘饼最早是在烟台召会开始实行,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前,至少分为四至六家。到了一九四七年,在上海的分家擘饼,约有十七家,人数将近一千位。
 
照着圣经聚会
当人数少时,照着圣经实行聚会比较容易;人数越多,聚会越困难,带领上特别不容易。我们曾花了不少工夫,回到圣经去寻找带领。大体来说,可分为三点:第一,在使徒行传里,当耶路撒冷的人数增多时,他们是一家一家的聚会(徒二46)。至于一家一家如何聚法,圣经没有深入的提到。第二,保罗在林前十四章,给我们一些原则上的带领,就是在聚会中,每一个人都能供应自己的那一分(林前十四26)。第三,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将所托付给他的,交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二2)。可见,不只提摩太一个人在聚会中教导;在他之外,还有一班得着托付的人,也在聚会中教导别人。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所找出来,关于聚会的项目。

 虽然从圣经的记载,我们无法清楚得知,实行聚会的具体步骤;但我们从倪弟兄得着帮助,知道圣经不给具体的办法和实行;圣经只给我们看见,新约的原则就是灵,并且完全是灵。倪弟兄很着重的说到,关于聚会,在新约里没有确定的作法,更没有固定的方式;新约里完全是灵,而不是字句、规条。所以,历代的基督徒都感觉为难;因为论到作事,有规条总是容易作。今天不论我们办学校、医院,或是成立任何社团,总是先有规章,然后根据规章成立一个机构,再照章行事。然而,在新约圣经里,我们所能找着的,多半是一些榜样,并没有明言该如何聚会;即使有些话语略略提到,也只限于原则而已。
 
我们聚会的情形及台北召会的带领
我们曾参考过历代各宗、各派关于聚会的作法,其中大部分都无法采用,因为太世界化,也太重人意。我们只好在逐渐往前中,实在并实际的面对我们聚会的需要。当上海聚会人数达到一千以上时,我们有了将近十六个分家。然而,因着政局的转变,我们无法继续作工。一九四九年我离开上海,来到台湾。初到台湾时,本地人寥寥无几,大部分圣徒都是从大陆随政府机关、学校、医院,迁移来此,其中也有少数商人。这些从大陆三十多省来的弟兄姊妹,散居在台湾全岛各地,北从基隆、宜兰,南到高雄、屏东,人数不到五百位。我曾亲自出门,到全台各地,一处一处寻找、访问他们。虽然只有四、五百位弟兄姊妹,但因着主的怜悯,仅仅五、六年的光景,在一九五五年,史百克弟兄第一次来时,全台湾的召会已有五十处,人数扩增到三万人。

 到一九五八年,史百克弟兄第二次来台湾,带来了打岔,那是个极大的错误,也造成我们中间无法计算的亏损。一九五九年,虽然我们的人数有增加,但异议者已经开始破坏。这时,全省总人数是四万多,而台北召会占了全省的一半,分家有六十几处。我们的确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带领这样大的一个召会。

 按基督教在远东的历史,一处召会能有二万人,而实际上有几千人参加聚会者,台北召会可说是首例;这在远东基督教的历史中,是空前的。然而,正值此时,我们却受到了极大的打岔。一九六一年,我到了美国,并且逐渐接受美国的负担。然而,对台湾的带领我虽然没有放弃,却也自然的从我肩膀上脱开了。

 从那时起,一九六一年至今,对台北召会该如何带领,成了我们二十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二十多年来,对台湾的召会,特别是台北召会该怎样带领,我们仍是摸不到方向。在我们离开台湾时,对于台北召会的带领,先是分会所;然后在分会所之下,有分家;在分家之内,有分排。一九六一年,全台北有二十多个分家,分家之内有分排。我们所以称之为“家”,是根据行传二章“挨家挨户”聚会(46)。分排则是根据主耶稣分饼时,要求群众一排一排的坐下(可六39~40)。在当时,这样的作法尚能应付需要;然而我们在人数上始终没有进展。这些年间,虽然我人不在台北,但是对于台北召会到底该如何带领,一直是我里面的负担;这件事也一直没有定案。我们需要实际、务实的来看这个问题。

 主恢复在各处的召会,都是从少数人开始,而我们总是尽力回到圣经,从其中寻求亮光和指引。当我们人数少时,依照圣经的作法相当容易,等到人数渐增,就不太容易了。我们中间聚会人数增加,先是在一九四二年,从烟台召会复兴开始。当时上海召会由于日本的逼迫,暂时停止聚会。在烟台召会的复兴里,我个人有许多的学习和认识。在此之前,并没有任何先例可寻,只有一点一点的摸索。等到日本人入侵,我受到了他们的压迫;之后,因着生病,我便借此离开到外地养病。在养病期间,日本投降了。然而,因着烟台已被共产党占领,弟兄们便要求我往南到上海、南京一带。在南京,也是仅仅不到一年,人数就迅速增加;因此,我们又有了新的学习。等到抵达台湾以后,在头六年,我们也是一面作一面学,直到我离开台湾到了美国。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已经感觉我们的聚会应该再进一步。然而,因着撒但进来作工,没有给我们机会往前。等到一九五九年,风波、搅扰进来了,我们疲于应付那个搅扰,其他什么也顾不了。那实在是我们的损失。

 就我个人一面而言,从离开台湾到了海外,我只专心顾及这个恢复的普及。在海外的环境,有点像初期的召会,这里五十人,那里三十人,散布于全美国。逐渐的,有的人数增加到一百多人,也有不少达到二、三百人,但并没有一处召会有五百人。所以,我们尚未遇到像台湾那样大的需要。
 
要有研究精神,花工夫以应付实际的需要
长期研究真理的人都会承认,许多时候,照着真理的亮光所说的是一回事,等到实行时,又是另一回事,必须考量当时的情形。如同我们学开车一样,在教练场学的时候,只是一种模拟,并不是现场。等到实际在路上开车时,临场的状况,并不是教练场那一套所能应付的;因此,就需要有应变的能力,难就难在这里。

 我虽然接受海外的负担离开了台湾,但我的心仍在台湾。我一直从旁观察,觉得台湾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同工们所作的,不得其法,以致无法应付那里实际的情形。这如同作生意,有了工厂、资金、原料、市场、工人,却没有好好照着实际的情形,加以配合、利用。要成功一番事业,就必须照着现实的情形,有合宜的规划。如果你有了工厂、资金、原料、市场、工人,就需要好好使用这些资源,生产产品,来应付市场的需要,甚至提高市场的需要,增加市场的购买力。

 到一九六一年,台北召会的人数就是那么多,再也没有往前。可以说,从那时至今,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各处召会一直问我该怎么作,我从不给他们答案,也无法给他们答案。这好比一部车在你手里,我并不在车上,怎能告诉你如何开车?即使我告诉你,我的指挥也不全然是对的,因为我不在车里,不在现场。除非你把车停下来,交在我手中,我才能指挥这部车往前。
 
不到会人数的比率及儿童工作的研究
我们需要学正式的功课,正式的研究事情。我曾经具体的告诉你们,依据我的观察,台湾移民到美国的人数一定会增加;所以,应当对那些要出国留学、或作事的弟兄姊妹,有一点适当的训练,免得他们因环境改变就从召会生活中失落了。此外,台北召会在情况表上的名字有二万多,但实际到会的人数不到四分之一,这样高的不到会率,值得我们研究。至于研究的办法,就是按名把这两万多人,一一找出来,并且深入了解其中四分之三不到会的原因。这需要有弟兄们专门研究,看如何应付那个需要。

 关乎儿童的事,若是我们要作儿童,二万人中至少该有五千个家庭单位。许多父母虽然不来聚会,但他们的儿童还是可以聚会。若是有五千个家庭单位,每一家有二位儿童,就有一万个儿童了。所以,台北一周之内,应当有一万个儿童参加儿童聚会。儿童聚会不必都在主日集中到会所,从周一到主日,天天都可以有儿童聚会。聚会的地点可以在圣徒家里,一家一家都可以作。如果儿童从六、七岁开始算起,十年后,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年幼的,也已经十六岁,有的甚至大学毕业。这一万人都是得救的弟兄姊妹,那是何等惊人的成果。虽然我一再提出这项建议,但弟兄们听不进去,不能接受这个负担。实在说,不是他们存心不接受,乃是没有这个窍。

 若是我从一九六一年至今,还留在台湾,我们会有一个积极的作法。这个作法不是只用人的头脑、聪明和干才,乃是先到主面前祷告,按着台北召会的情形,和弟兄们一同将情况表一一查明。剔除地址错误的、去世的,或软弱、离开的,余下的应该是还算有心的人。这些人不一定经常聚会,但一年至少总会聚几次。如果我留在那里,我一定要与众长老、同工们一同祷告,把这件事交通出来,看看该怎样顾到这二万圣徒。这样的工作需要我们劳苦、下功夫。作任何一件事,若根据老旧的办法顺势而为,都很省力;但要应付一个新局面和需要,就得花工夫。
 
分类聚会以应付不同需要
台北像是一个大工厂,全世界没有一处召会,像台北有那么多的会所;并且台湾现今是空前的富有,所以我们的财力也没有问题。此外,我们更有一千多位在职青年。在其他地方召会中,老老少少加在一起有五百位的还不多。所以,台北召会实在是人才济济,资金庞大,资源充足。我们要以台北召会这二万人为目标,研究如何作工和聚会,以应付实际的需要。首先,我们的聚会必须是多种类的,要能顾到各面的情形。在传福音之后,一定要讲福音真理,有福音真理聚会。此外,还需要有初信造就聚会、真理追求聚会、生命追求聚会。每周最少有五、六种聚会,分别的举行,或分散在两、三个会所进行。到了主日聚会,并不一定要全部集中在一起。这些都需要我们依现实状况,花工夫深入研究。

 我们要将台北召会的二万人,作一个统计、分类,分析他们的程度和情形,研究该如何带领他们聚会。我们绝不能今天试试生命读经,发现行不通;明天试试初信造就,也行不通;后天就读十二篮。这样的作法,没有一件行得通,因为没有一件能应付多面的需要。比方学校的教育,除了教英文,还要教地理、历史、物理等。因此,都得开好几个班,不能让学生笼统的一起上课。作笼统的工作总是比较省力,但我们不能笼统的讲属灵,而不注意实际的情形和需要;我们需要有实际的实行。好比你虽然是一位名厨,但还得有人为你预备厨房,为你切菜,你才能炒菜、作菜。弟兄们作工,不能只试一种作法,只作一件事情,要多面的顾到。

 按原则而论,召会是家,家重在喂养;但召会也是学校,学校重在教育。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一直讲教导,并且讲到教师。古代没有学校,可以说,古代的学校就是家庭;家庭教育就是学校教育。然而,我们在召会中对弟兄姊妹的成全和造就,大体而言,应该像近代的教育制度一样,由小学而中学,中学而大学,大学而研究所。
 
召会分项事奉的成全
对于带领召会的事奉,首先要把召会的需要列出来。比方,将整洁、招待等事项,统统表列出来。经过众人的祷告之后,将能运用的人,照着需要将名字填在每一个项目里。尔后,再分项作训练以成全人。我们在台北传了二、三十年福音,现在参加聚会的人数有四、五千人。这些人总是受过一些带领,我们要研究如何作工,以应付他们的需要。这好比开工厂,总要先到实验室里作实验,试试原料、生产技术等,看看能生产出什么东西。总之,我们要一试再试,也许不一定能马上成功,但终归需要我们把心摆进去,把力量摆进去,全人都投入。
 
放下自我的见地,在整体的带领上达到和谐一致
对于台北召会的带领,我的心情相当沉重,我从旁劝告了将近二十年,但同工长老们似乎依然故我,在老旧的作法上没有丝毫的改变。弟兄们都很忠心,并且肯摆上,可惜大家都说同心,实际上却是不同。众人不肯放下自我的见地,不肯放下“我”,接受一个公众的见地,为着公众的需要;并且不肯在公众见地的观点里,一同研究,各尽其职,为着同一个目标齐心努力,分工合作。

 我们需要一致的放下“自我”的见地,接受共同的见地。弟兄们要来在一起,一同祷告,除去骄傲,除去对自己的高抬;这样,你们一定成功。当弟兄们这样实行的时候,在你们的祷告和交通中,主必定会一步一步带领你们,使所有的需要都得以应付。以整体的带领而言,其实,台湾的同工们并没有和谐;但这并不是说同工们闹分裂、不同心,乃是说他们没有工作的重点。他们自我的见地太多,并且都是好意,没有坏意;但这个自我的见地,无论怎么好,都作不出事情来。唯有长老同工们和谐一致,没有自我的见地,只有共同的负担,才能应付现实的需要,作出一些事来。

 比方,你们研究为什么到会的人数少时,要来在一起,共同研究采取分类的聚会试试看。然而,聚会分得太多不行,分的太少也不够。你们要一步一步去试,末了就能试出结果;然后众人照着共同遵守。最好只保留一次众人的聚集,为着召会整体的带领,其他的可以分类来聚。在集中聚会里,你们要将周中的聚会表,清楚列印出来,报告并分发给弟兄姊妹。不要强逼弟兄姊妹,只要让他们按着自己的情形及需要,选择合式的聚会。若是我们的聚会只有一种,全召会几千人都作初信造就,对那些已经得救二、三十年的人,实在没有益处;并且他们也不会有兴趣。

 总之,你们个个都要去作,草木皆兵,无论年龄大小都要派上用场。若是你们每周带领一万个儿童,一个教师带二十个,就需要五百位教师。教师的来源,可以是高中或大学的弟兄姊妹。此外,在分区里传福音真理时,也可以训练大学生传。这样就能人尽其力,物尽其用。以建设国家来说,如此才能把国家建立起来。
 
放弃意见,不守旧,认真考虑召会的光景,并用心经营
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意见是一文不值的。若是有人问我学了什么功课,我要求主宝血遮盖,夸口的说,我和倪弟兄一起作工,向来不发表我个人的意见。我是一九三二年进入工作,比当时有些同工晚了十年;但是到一九四〇年,不过八年之久,倪弟兄已经相当重用我。那时在上海,除了讲道以外,我几乎没有什么声音,我从不随便发表意见。什么地方的工作难作、不能作,倪弟兄就要我去作,我都没有选择。我从不说赞成这个,不赞成那个;或要作这个,不作那个。

 当我还在专科校队里踢足球时,每次校队开会我都不出席,即使出席也不发表意见。我告诉他们,你们要我打中锋、打右翼、打左翼都可以;你们要我打什么,我都没有意见。意见有什么用处?台北召会可作的事、需要作的事太多了,为什么不好好作,反倒要发表意见。在台北,儿童可以作到一万人,国中一万人,高中至少也有三、五千,大学一样是三、五千人;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作成。我们不能只会发表意见,要能拿起负担作工,并且认真的作。

 今天在整个主的工作里,我无意作一个带头人;我只是认真的作工,没有什么意见。若是人有更好的作法,我从来不和人争,反倒是别人要跟我争。要知道,祝福不在意见里,祝福乃在于同心合意;所以,不需要到长老、同工聚会里发表意见。目前在台湾,尤其是在台北,实在需要具体的带领,并且研究现实的情形,以应付实际的需要。这好比开工厂,怎样运用厂房的资源、资金、人力,以制造物品,应付市场的需要,才是当务之急,也才是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总而言之,关于台北召会,实在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一处地方召会,有三千五百多人周周经常聚会,这不是一件小事。长老们该怎样带领圣徒,启发他们,推动他们,使他们可以扩展,不是单靠一个聚会制度就能应付得了的。若是一周只有三次聚会,祷告聚会、周中聚会、主日聚会,那是太省事了。然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要作。比方,有些人虽然不来聚会,但对于传福音这件事,他们还肯接受;我们就要研究如何接触这些人,启发他们传福音的功用。这都需要很多的工作。

 在人群社会里,人是复杂且多面的,人的需要自然也是多面的。正如一个人有身体、魂、及灵的需要,不能只单顾一面,而要全面顾到。在召会生活的服事中,我们若只会讲属灵,只叫人属灵,其他都不顾到,那是行不通的,总要配上一些实际的照顾。

 在配搭中,需要有人传福音,也需要有人传讲福音真理。我们不能只传福音,而不讲福音真理;否则,人受浸一个就跑掉一个。我们年年有人受浸,但是年年人数没有增加,因为留不住人。负责弟兄们需要研究,如何在人受浸之后能把他留下来;这一定要下决心研究。我们若只是依循规矩传福音,为人施浸,然后作初信造就;这样年年作下去,是行不通的。所以,同工长老们要一起到主面前,就着现实的情形,研究出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们要像路加福音里那位寡妇,缠磨不义的审判官,为要伸冤,使那不义的审判官,至终还是为她伸冤(十八2~7)。

 虽然负责弟兄们在一起,没有闹意见,也没有搞分裂,而是确实地彼此相爱,可惜总是作得不一致。如果连带头的人都作得不一致,全召会怎么可能作得一致。所以,台北召会的整个局面就悬在那里。幸亏台湾实在是蒙主祝福的地方,众召会也就在主的保守中,稳定在那里。然而,我们不该停留在那种光景中,我们绝不能守旧。

 我们应当把实际的情形带到主面前,看看主怎么带领。目前台北召会,有二万多弟兄姊妹,长老们应该在主面前祷告,寻求怎样带领、成全他们,使他们都能尽功用。当我作生命读经训练,讲路加福音时,我连作梦都是路加福音。我不只在聚会中传讲,我甚至在休息、躺卧时,都在想着路加福音;因此,我才能得着亮光。所以台北召会的负责弟兄们,不能一面向主祷告求亮光,一面却在那里睡平安觉;这样绝不会得着亮光。你们既然带领台北召会,就该连作梦都是台北召会;要不断地考虑如何成全这二万多人,并如何将这二万多人,五千个家庭单位里的一万个儿童,带进召会生活中。

 你们要作儿童梦、国中梦、高中梦、大学梦,让整个台北召会的每个会所,都动起来,将功用发挥到最高。这些都是实实在在需要作的事情,必须有人接受负担投身其中,并且用心经营。若是主使我回到二十年前,没有其他负担缠身,我一定要在台北召会这样实行。

 我们不能一直照着旧规、老路,一成不变的作下去。好像作得出来也这么作,作不出来也这么作;这是行不通的。若是整个台湾的工商界,都以守旧的作法经营,台湾经济早就完了。在工商界里,他们只知道默默作事,不多发一言,只不过他们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作长老的弟兄们,若是在召会中发表意见,却不作事,就是极大的羞耻。作长老就是要作事,并且没有意见;同工也是如此,一有意见,就把自己的资格抹煞了。主的工作需要人作工,不需要人出意见。当别人开车时,你不需要指挥驾驶要开快或开慢,那是多言多语。若是车子交在你手中,你就要好好开,最好是又省油,又不出车祸,快快达到目的地。
 
作事务实,认识真理、肉体和灵
台北召会有两万人,你们需要作的、可作的、能作的、值得作的事太多。盼望所有年轻的一代,要将这些话听进去,要务实,要追求真理,不要只会高喊异象。今天有些人说自己明白圣经,却不知道自己所讲说的是什么;他们实在没有在真理上花过真工夫。有些人说我们讲异端,事实上,他们对于异端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只有肤浅、片面的认识。你们对真理的研究要深刻、要努力。此外,还要学习认识肉体。保罗所传扬的基督,与律法、宗教、文化相对,更与我们天然的能力、生命、思想、己、肉体相对。这些我们都要有认识,并要对保罗所传基督是灵的真理有经历。
 
学习作人、作事、作工
我们是在这里为主作工,作“工”就是作事。所以,我们要作人、作事、又要作工。这三种“作”,都需要学习。若是你到一个小乡镇开展,只有八、九位信徒在那里,而镇上总共只有一千户人家;你要怎么将这八、九位作到一百人?甚至将召会作得很刚强?这都需要下功夫研究、学习。现在台北召会有二万人,我们要应付这个需要,就要从多方面研究;不仅研究真理,更要研究作人、作事、作工。这样,我们才能懂得作人如何配上作事,作事如何配上作工。会作人才会作事,会作事才会作工;这几样都学会了,我们的工作才能得体,也才会有果效。

 在主恢复里闹意见而离开的人,至今没有一个有出路,因为他们都走了一条不正确的路。他们所以走那条路,就因为他们不会作人,也不会作事,更不会作工。他们只稍微听了某弟兄讲的道,就以为自己看见了异象,并且一再批评我们所走的路。他们离开不过五、六年,他们的光景就像昙花一现般,过去了。在主的恢复里,要作一个有前途的人,就必须学会作人、作事、作工。今天主拣选、呼召了我们,我们是否能成为有前途的基督徒,端视我们如何作人,如何作事,如何作工。无论主带我们到那里,在什么环境中,我们都要能作工,以应付那个环境的需要。我们需要像主所说的,灵巧像蛇,却是驯良像鸽子,不伤害别人。
 
要务实苦干,没有意见,以身体为目标
问:每一次我们听到李弟兄的交通,都觉得有路可行,并且清楚透亮;但是回去后,慢慢就越过越模糊,不知该如何往前。借着弟兄的话,今天我们看得比以前更清楚;但是在台北这么大的召会里,我们好像不会游泳的人,泡到大海里。一面,盼望能在大海里随心所欲;一面,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相信每一位在台北服事的弟兄,心里都很着急,也很苦恼,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答:我们无论作什么事,都要专心作那件事,不要分析会不会作。比方吃饭,就好好把饭吃完,不要分析饭里有什么,害怕自己饭吃不好。我们绝不要常给自己借口,说,这个不懂,那个不懂;我们只要去作就可以了。同样的,不要说台北召会太大,不知道该怎么作;你只要去作自己的那一分就是了。你若是扫厕所的,就把厕所打扫得比别人扫得干净。你若是饭食服事的,就把饭作得大家都有胃口,吃起来津津有味。我在烟台时,曾带头扫厕所。那时北方人的厕所,都是茅坑,又臭又脏。我就去研究,如何能作得更好。结果,我设计了一种用铁皮作的粪盒和尿罐,可以清洗,平时也可以盖起来。我自己带头作给其他的人看,大家都很欣赏,也都照着作。

 千万不要好高骛远,以为自己能把台北召会作好。台北召会这么大,连保罗也不一定能作好。你不必想作好,只要作你该作的。若是该你讲福音真理,你就要讲得比别人清楚、动听,且有感力。千万不要埋怨说,为什么别人讲造就的道,你却被安排讲福音真理;对召会的安排,要学习顺服的接受,不要有意见。今天,弟兄们要你讲福音真理,就讲福音真理;要你扫厕所,就扫厕所;安排你到一会所,就到一会所。若是我们个个都如此,召会就蒙恩了,召会的光景就强了。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知道该如何服事召会,就不要害怕回去后,好像又回到大海里,不知如何是好。你何必跳到大海里呢?今天给你的是一桶水,你就把这桶水处理好就够了。你不必跑到长老聚会里,想要发表自己的高见;你只要把你该讲的福音真理讲好就可以了。若是你要将福音真理讲得好,那不是一日之功,乃需要多年的预备;十年寒窗苦读,才能考得上状元。所以,要下功夫,在你所服事的专项上,深入研究,有一天都会派上用场。

 我们需要的是务实和苦干的态度。比方,若是叫我扫会所的地,我就要扫得干干净净。在烟台召会,我带头作整洁,虽然会所是老房子,我却作得里外、上下一尘不染。每一个接待房间,都有不同的颜色。若是白色的接待房,从床单到摆设,就统统是白色;黄色的接待房,都是黄色。那时,负责整理接待房间的人,都受到我的对付和成全;他们刚扫过地,我就捡到纸屑。若是我作整洁,一定不撇下任何纸屑在那里。用这样的态度,才能作出事情。那时,连烟台的会所、姊妹祈谈室、弟兄祈谈室,统统是我自己设计的。然而,我们也常常改会所的样子,因为总要有进步。这样,人到会所来,就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知道我们有所改进。这才是治理召会。若不是这样,会所今年如此,明年更糟,人来聚会,不该败兴也败兴了。我是从务实的观点说,盼望你们不要高言大论;弟兄们要我们作什么,怎么作,我们就照着作。

 你们若肯接受这些话,不论到那个城市或乡镇,都会很有用处。你在一个地方召会,能不能发挥作用,全在于你这个人。所谓“死店活人开”,店是死的,全在于你这个人会不会经营。不论到大召会,如台北,或到小召会,只有八、九位弟兄姊妹,原则都是一样。千万不要以为,到了小乡镇,就英雄无用武之地。若是你有这样的观念,就证明你不懂得怎样才会成为有用处的人。你在小地方没有用,在大地方一样不会有用。这不在于你去的地方大或小,也不在于你是不是全时间的同工,或是召会里的长老、负责人。属灵的事,没有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果树的种子落到那里,就在那里开始生长。在属灵上,“在其位,谋其政”是个很丑陋的名词。不要认为当了长老或同工,才能作什么。你不是同工,更要能作;不是长老,更要会作。你能作了,就是同工;你会作了,就是长老。

 不要管环境如何,不要管你是在一个小地方或大地方,你是全时间或是在职者,这都没有差别。你需要看见,什么是主今天的恢复,什么是主今天的见证,什么是主今天所要的。然后,要在主面前接受这个负担,把自己交给主;并且一直在十字架的杀死下,对付肉体,绝对随从灵而行。你若这样为着基督的身体,你自然就有用处。不论你到那里,都会遇见人,而这些人就是你接触的对象。你要研究如何把福音传给他们,把真理介绍给他们,把基督供应给他们。你若这样行,即使一个只有一千户人家的乡镇,也够你作了。

 当初西教士来到中国,的确有主的恩典。他们将中国人的环境、处境、心情、心理、哲学都研究过,并且学习中文。他们因着爱主,肯下决心苦干,便打开了中国的局面,产生了一些结果;只可惜他们所看见的亮光不够多。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和他们爱主的心、作工的精神比起来,我们是差多了。今天我们的环境容易,却没有人肯下苦心接受负担,对现实的局面加以研究。那些西教士,接受主的差派到中国,还要先研究中国人的哲学和心理,并且研究如何在中国社会传福音。今天的原则还是一样,台北是一个有二万人的大召会,我们要就着现实的情形加以研究,不能只在那里谈论,充满意见。

 当初在我的家乡山东,有一位美国长老会的教士,到乡村里传福音。人看见他就说,“蓝眼珠来了,黄毛来了。”并且敲锣让全村都知道,好赶紧把门都关上。这位美国弟兄就研究出一个办法,叫门缝里面的人看不见他,并且预备好一根硬棍,在人要关紧门时,插入门缝里,他就能进到门里去。进去后,就直接进到人家推磨的地方推磨。乡下人最怕推磨这件苦差事,看见他推磨,就让他推。但人的心毕竟不是铁打的,看他推了半天,总觉得他很可怜、很辛苦,便吩咐小孩送杯水给他喝。他又继续推了好一会儿,主人就给他东西吃。至终,他便和这一家人坐下来谈话了。他就这样打开了许多家的门。

 这种可歌可泣的故事实在不胜枚举。有些西教士被中国人接待在家里,第二天全身都是虱子。他们就研究,回家后先进到一个小房间,将衣服全脱下,把全身刷洗过,手指也弄干净,才进到另一个房间。若是有中国人来看他们,他们当然也要接待,但又怕会传进虱子。他们就去研究怎么接待中国人,送走访客之后怎么处理。在有些地方,中国人不肯租房子给西教士,他们就住在城外的土地庙里,只能遮风挡雨。为着中国的福音,他们真是费尽苦心,吃尽苦头。

 西教士那种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总要能掌握实际的情形。一面,我们对真理要研究得透彻;另一面,不可好高骛远。所有为主用的人,都是从卑微作起。当初西教士作了许多,只可惜看见的亮光不够。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亮光,比他们要加许多倍。然而,我们若好高骛远,只会高喊看见异象,带进一大堆意见、己,而缺少灵,缺少作人、作事、作工的态度,是没有用的;并且会带进许多的难处。

 从已过的经历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闹事的都是意见多的人。保罗在实行上,消极的一面,知道自己这个人是个难处,所以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二20)在积极一面,他给我们看见基督是灵,并且我们的目标就是身体,就是一。盼望所有青年弟兄们,能记住这三点。首先,要明白在召会里或在工作上,自己才是难处。“我”消灭了,召会就没难处,工作也没难处。其次,对基督实际的认识和经历,乃是在灵里的故事。第三,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一个身体,一个宇宙的召会。在上海、在台北、在美国,只有一个召会。若是只有一个召会,就没有那么多的意见。我们的肉体要受对付,“己”要受对付,都需要我们在灵里,以身体的一为目标。

 但愿这三个基本的因素,在我们里面,一直杀死我们的己,并且一直灌输灵,为着“一”这个目标。在召会里是一,在同工中是一,在长老们中间也是一;我们必须要有一。这三个因素,要成为召会和召会生活的基本因素。否则,我们所受的训练,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只会带来难处。缺少了这三个因素,你受的训练越多,发生的难处也越多。一个真正在主面前学了功课的人,一定会把这些因素牢牢守着。好像医生开药方,其中一定要有杀菌的成分,这样的药方才下得准。总之,我们要务实、要简单,而没有意见;并且目标就是身体的一。

 主后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讲于安那翰(与台北服事弟兄们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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