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实际的来看，台北召会到底该怎样往前去。首先，我们需要回顾一点过去的历史。我们中间的聚会，在开头时，处处规模都很小，少有一地开始时超过五十人。大多是从少数人开始，由十个、二十个渐渐增加；但达到一百人的并不多。到了一九三三年，只有几处召会达到一百人以上，比如上海召会。一九三三年，当我初次到上海召会，看到一百多人的聚会，就觉得那是很多人的聚会。

　我们中间人数的骤增，是在一九四〇年，由烟台召会开始。那时，我们全召会传福音，并且开始使用“召会传福音”这个说法。在这以前，我们一次聚会受浸人数，最高记录不超过三十几位。然而，在一九四〇年从烟台召会开始，一次受浸人数达到一百人以上，并且几乎月月都有大批的人受浸。至此，我们中间得救的人数骤然增加。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上海召会因着曾经停止聚会几年，所以初期恢复聚会时，擘饼聚会的人数，不过约一百位。上海召会是在一九四六年夏天恢复的，一九四七年我回去后，就在那里住下了。等到下半年，上海召会的人数便大大繁增。这一次，不仅恢复了旧有的几百位弟兄姊妹，并且加增了不少得救的新人，于是开始有分家擘饼。分家擘饼最早是在烟台召会开始实行，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前，至少分为四至六家。到了一九四七年，在上海的分家擘饼，约有十七家，人数将近一千位。

当人数少时，照着圣经实行聚会比较容易；人数越多，聚会越困难，带领上特别不容易。我们曾花了不少工夫，回到圣经去寻找带领。大体来说，可分为三点：第一，在使徒行传里，当耶路撒冷的人数增多时，他们是一家一家的聚会（徒二46）。至于一家一家如何聚法，圣经没有深入的提到。第二，保罗在林前十四章，给我们一些原则上的带领，就是在聚会中，每一个人都能供应自己的那一分（林前十四26）。第三，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告诉提摩太，要将所托付给他的，交付那忠信、能教导别人的人（提后二2）。可见，不只提摩太一个人在聚会中教导；在他之外，还有一班得着托付的人，也在聚会中教导别人。这就是我们从圣经里所找出来，关于聚会的项目。

　虽然从圣经的记载，我们无法清楚得知，实行聚会的具体步骤；但我们从倪弟兄得着帮助，知道圣经不给具体的办法和实行；圣经只给我们看见，新约的原则就是灵，并且完全是灵。倪弟兄很着重的说到，关于聚会，在新约里没有确定的作法，更没有固定的方式；新约里完全是灵，而不是字句、规条。所以，历代的基督徒都感觉为难；因为论到作事，有规条总是容易作。今天不论我们办学校、医院，或是成立任何社团，总是先有规章，然后根据规章成立一个机构，再照章行事。然而，在新约圣经里，我们所能找着的，多半是一些榜样，并没有明言该如何聚会；即使有些话语略略提到，也只限于原则而已。

我们曾参考过历代各宗、各派关于聚会的作法，其中大部分都无法采用，因为太世界化，也太重人意。我们只好在逐渐往前中，实在并实际的面对我们聚会的需要。当上海聚会人数达到一千以上时，我们有了将近十六个分家。然而，因着政局的转变，我们无法继续作工。一九四九年我离开上海，来到台湾。初到台湾时，本地人寥寥无几，大部分圣徒都是从大陆随政府机关、学校、医院，迁移来此，其中也有少数商人。这些从大陆三十多省来的弟兄姊妹，散居在台湾全岛各地，北从基隆、宜兰，南到高雄、屏东，人数不到五百位。我曾亲自出门，到全台各地，一处一处寻找、访问他们。虽然只有四、五百位弟兄姊妹，但因着主的怜悯，仅仅五、六年的光景，在一九五五年，史百克弟兄第一次来时，全台湾的召会已有五十处，人数扩增到三万人。

　到一九五八年，史百克弟兄第二次来台湾，带来了打岔，那是个极大的错误，也造成我们中间无法计算的亏损。一九五九年，虽然我们的人数有增加，但异议者已经开始破坏。这时，全省总人数是四万多，而台北召会占了全省的一半，分家有六十几处。我们的确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带领这样大的一个召会。

　按基督教在远东的历史，一处召会能有二万人，而实际上有几千人参加聚会者，台北召会可说是首例；这在远东基督教的历史中，是空前的。然而，正值此时，我们却受到了极大的打岔。一九六一年，我到了美国，并且逐渐接受美国的负担。然而，对台湾的带领我虽然没有放弃，却也自然的从我肩膀上脱开了。

　从那时起，一九六一年至今，对台北召会该如何带领，成了我们二十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二十多年来，对台湾的召会，特别是台北召会该怎样带领，我们仍是摸不到方向。在我们离开台湾时，对于台北召会的带领，先是分会所；然后在分会所之下，有分家；在分家之内，有分排。一九六一年，全台北有二十多个分家，分家之内有分排。我们所以称之为“家”，是根据行传二章“挨家挨户”聚会（46）。分排则是根据主耶稣分饼时，要求群众一排一排的坐下（可六39~40）。在当时，这样的作法尚能应付需要；然而我们在人数上始终没有进展。这些年间，虽然我人不在台北，但是对于台北召会到底该如何带领，一直是我里面的负担；这件事也一直没有定案。我们需要实际、务实的来看这个问题。

　主恢复在各处的召会，都是从少数人开始，而我们总是尽力回到圣经，从其中寻求亮光和指引。当我们人数少时，依照圣经的作法相当容易，等到人数渐增，就不太容易了。我们中间聚会人数增加，先是在一九四二年，从烟台召会复兴开始。当时上海召会由于日本的逼迫，暂时停止聚会。在烟台召会的复兴里，我个人有许多的学习和认识。在此之前，并没有任何先例可寻，只有一点一点的摸索。等到日本人入侵，我受到了他们的压迫；之后，因着生病，我便借此离开到外地养病。在养病期间，日本投降了。然而，因着烟台已被共产党占领，弟兄们便要求我往南到上海、南京一带。在南京，也是仅仅不到一年，人数就迅速增加；因此，我们又有了新的学习。等到抵达台湾以后，在头六年，我们也是一面作一面学，直到我离开台湾到了美国。

　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已经感觉我们的聚会应该再进一步。然而，因着撒但进来作工，没有给我们机会往前。等到一九五九年，风波、搅扰进来了，我们疲于应付那个搅扰，其他什么也顾不了。那实在是我们的损失。

　就我个人一面而言，从离开台湾到了海外，我只专心顾及这个恢复的普及。在海外的环境，有点像初期的召会，这里五十人，那里三十人，散布于全美国。逐渐的，有的人数增加到一百多人，也有不少达到二、三百人，但并没有一处召会有五百人。所以，我们尚未遇到像台湾那样大的需要。

长期研究真理的人都会承认，许多时候，照着真理的亮光所说的是一回事，等到实行时，又是另一回事，必须考量当时的情形。如同我们学开车一样，在教练场学的时候，只是一种模拟，并不是现场。等到实际在路上开车时，临场的状况，并不是教练场那一套所能应付的；因此，就需要有应变的能力，难就难在这里。

　我虽然接受海外的负担离开了台湾，但我的心仍在台湾。我一直从旁观察，觉得台湾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同工们所作的，不得其法，以致无法应付那里实际的情形。这如同作生意，有了工厂、资金、原料、市场、工人，却没有好好照着实际的情形，加以配合、利用。要成功一番事业，就必须照着现实的情形，有合宜的规划。如果你有了工厂、资金、原料、市场、工人，就需要好好使用这些资源，生产产品，来应付市场的需要，甚至提高市场的需要，增加市场的购买力。

　到一九六一年，台北召会的人数就是那么多，再也没有往前。可以说，从那时至今，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各处召会一直问我该怎么作，我从不给他们答案，也无法给他们答案。这好比一部车在你手里，我并不在车上，怎能告诉你如何开车？即使我告诉你，我的指挥也不全然是对的，因为我不在车里，不在现场。除非你把车停下来，交在我手中，我才能指挥这部车往前。

我们需要学正式的功课，正式的研究事情。我曾经具体的告诉你们，依据我的观察，台湾移民到美国的人数一定会增加；所以，应当对那些要出国留学、或作事的弟兄姊妹，有一点适当的训练，免得他们因环境改变就从召会生活中失落了。此外，台北召会在情况表上的名字有二万多，但实际到会的人数不到四分之一，这样高的不到会率，值得我们研究。至于研究的办法，就是按名把这两万多人，一一找出来，并且深入了解其中四分之三不到会的原因。这需要有弟兄们专门研究，看如何应付那个需要。

　关乎儿童的事，若是我们要作儿童，二万人中至少该有五千个家庭单位。许多父母虽然不来聚会，但他们的儿童还是可以聚会。若是有五千个家庭单位，每一家有二位儿童，就有一万个儿童了。所以，台北一周之内，应当有一万个儿童参加儿童聚会。儿童聚会不必都在主日集中到会所，从周一到主日，天天都可以有儿童聚会。聚会的地点可以在圣徒家里，一家一家都可以作。如果儿童从六、七岁开始算起，十年后，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年幼的，也已经十六岁，有的甚至大学毕业。这一万人都是得救的弟兄姊妹，那是何等惊人的成果。虽然我一再提出这项建议，但弟兄们听不进去，不能接受这个负担。实在说，不是他们存心不接受，乃是没有这个窍。

　若是我从一九六一年至今，还留在台湾，我们会有一个积极的作法。这个作法不是只用人的头脑、聪明和干才，乃是先到主面前祷告，按着台北召会的情形，和弟兄们一同将情况表一一查明。剔除地址错误的、去世的，或软弱、离开的，余下的应该是还算有心的人。这些人不一定经常聚会，但一年至少总会聚几次。如果我留在那里，我一定要与众长老、同工们一同祷告，把这件事交通出来，看看该怎样顾到这二万圣徒。这样的工作需要我们劳苦、下功夫。作任何一件事，若根据老旧的办法顺势而为，都很省力；但要应付一个新局面和需要，就得花工夫。

台北像是一个大工厂，全世界没有一处召会，像台北有那么多的会所；并且台湾现今是空前的富有，所以我们的财力也没有问题。此外，我们更有一千多位在职青年。在其他地方召会中，老老少少加在一起有五百位的还不多。所以，台北召会实在是人才济济，资金庞大，资源充足。我们要以台北召会这二万人为目标，研究如何作工和聚会，以应付实际的需要。首先，我们的聚会必须是多种类的，要能顾到各面的情形。在传福音之后，一定要讲福音真理，有福音真理聚会。此外，还需要有初信造就聚会、真理追求聚会、生命追求聚会。每周最少有五、六种聚会，分别的举行，或分散在两、三个会所进行。到了主日聚会，并不一定要全部集中在一起。这些都需要我们依现实状况，花工夫深入研究。

　我们要将台北召会的二万人，作一个统计、分类，分析他们的程度和情形，研究该如何带领他们聚会。我们绝不能今天试试生命读经，发现行不通；明天试试初信造就，也行不通；后天就读十二篮。这样的作法，没有一件行得通，因为没有一件能应付多面的需要。比方学校的教育，除了教英文，还要教地理、历史、物理等。因此，都得开好几个班，不能让学生笼统的一起上课。作笼统的工作总是比较省力，但我们不能笼统的讲属灵，而不注意实际的情形和需要；我们需要有实际的实行。好比你虽然是一位名厨，但还得有人为你预备厨房，为你切菜，你才能炒菜、作菜。弟兄们作工，不能只试一种作法，只作一件事情，要多面的顾到。

　按原则而论，召会是家，家重在喂养；但召会也是学校，学校重在教育。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一直讲教导，并且讲到教师。古代没有学校，可以说，古代的学校就是家庭；家庭教育就是学校教育。然而，我们在召会中对弟兄姊妹的成全和造就，大体而言，应该像近代的教育制度一样，由小学而中学，中学而大学，大学而研究所。

对于带领召会的事奉，首先要把召会的需要列出来。比方，将整洁、招待等事项，统统表列出来。经过众人的祷告之后，将能运用的人，照着需要将名字填在每一个项目里。尔后，再分项作训练以成全人。我们在台北传了二、三十年福音，现在参加聚会的人数有四、五千人。这些人总是受过一些带领，我们要研究如何作工，以应付他们的需要。这好比开工厂，总要先到实验室里作实验，试试原料、生产技术等，看看能生产出什么东西。总之，我们要一试再试，也许不一定能马上成功，但终归需要我们把心摆进去，把力量摆进去，全人都投入。

对于台北召会的带领，我的心情相当沉重，我从旁劝告了将近二十年，但同工长老们似乎依然故我，在老旧的作法上没有丝毫的改变。弟兄们都很忠心，并且肯摆上，可惜大家都说同心，实际上却是不同。众人不肯放下自我的见地，不肯放下“我”，接受一个公众的见地，为着公众的需要；并且不肯在公众见地的观点里，一同研究，各尽其职，为着同一个目标齐心努力，分工合作。

　我们需要一致的放下“自我”的见地，接受共同的见地。弟兄们要来在一起，一同祷告，除去骄傲，除去对自己的高抬；这样，你们一定成功。当弟兄们这样实行的时候，在你们的祷告和交通中，主必定会一步一步带领你们，使所有的需要都得以应付。以整体的带领而言，其实，台湾的同工们并没有和谐；但这并不是说同工们闹分裂、不同心，乃是说他们没有工作的重点。他们自我的见地太多，并且都是好意，没有坏意；但这个自我的见地，无论怎么好，都作不出事情来。唯有长老同工们和谐一致，没有自我的见地，只有共同的负担，才能应付现实的需要，作出一些事来。

　比方，你们研究为什么到会的人数少时，要来在一起，共同研究采取分类的聚会试试看。然而，聚会分得太多不行，分的太少也不够。你们要一步一步去试，末了就能试出结果；然后众人照着共同遵守。最好只保留一次众人的聚集，为着召会整体的带领，其他的可以分类来聚。在集中聚会里，你们要将周中的聚会表，清楚列印出来，报告并分发给弟兄姊妹。不要强逼弟兄姊妹，只要让他们按着自己的情形及需要，选择合式的聚会。若是我们的聚会只有一种，全召会几千人都作初信造就，对那些已经得救二、三十年的人，实在没有益处；并且他们也不会有兴趣。

　总之，你们个个都要去作，草木皆兵，无论年龄大小都要派上用场。若是你们每周带领一万个儿童，一个教师带二十个，就需要五百位教师。教师的来源，可以是高中或大学的弟兄姊妹。此外，在分区里传福音真理时，也可以训练大学生传。这样就能人尽其力，物尽其用。以建设国家来说，如此才能把国家建立起来。

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意见是一文不值的。若是有人问我学了什么功课，我要求主宝血遮盖，夸口的说，我和倪弟兄一起作工，向来不发表我个人的意见。我是一九三二年进入工作，比当时有些同工晚了十年；但是到一九四〇年，不过八年之久，倪弟兄已经相当重用我。那时在上海，除了讲道以外，我几乎没有什么声音，我从不随便发表意见。什么地方的工作难作、不能作，倪弟兄就要我去作，我都没有选择。我从不说赞成这个，不赞成那个；或要作这个，不作那个。

　当我还在专科校队里踢足球时，每次校队开会我都不出席，即使出席也不发表意见。我告诉他们，你们要我打中锋、打右翼、打左翼都可以；你们要我打什么，我都没有意见。意见有什么用处？台北召会可作的事、需要作的事太多了，为什么不好好作，反倒要发表意见。在台北，儿童可以作到一万人，国中一万人，高中至少也有三、五千，大学一样是三、五千人；然而，现在什么都没有作成。我们不能只会发表意见，要能拿起负担作工，并且认真的作。

　今天在整个主的工作里，我无意作一个带头人；我只是认真的作工，没有什么意见。若是人有更好的作法，我从来不和人争，反倒是别人要跟我争。要知道，祝福不在意见里，祝福乃在于同心合意；所以，不需要到长老、同工聚会里发表意见。目前在台湾，尤其是在台北，实在需要具体的带领，并且研究现实的情形，以应付实际的需要。这好比开工厂，怎样运用厂房的资源、资金、人力，以制造物品，应付市场的需要，才是当务之急，也才是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总而言之，关于台北召会，实在是一个太大的问题。这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一处地方召会，有三千五百多人周周经常聚会，这不是一件小事。长老们该怎样带领圣徒，启发他们，推动他们，使他们可以扩展，不是单靠一个聚会制度就能应付得了的。若是一周只有三次聚会，祷告聚会、周中聚会、主日聚会，那是太省事了。然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事要作。比方，有些人虽然不来聚会，但对于传福音这件事，他们还肯接受；我们就要研究如何接触这些人，启发他们传福音的功用。这都需要很多的工作。

　在人群社会里，人是复杂且多面的，人的需要自然也是多面的。正如一个人有身体、魂、及灵的需要，不能只单顾一面，而要全面顾到。在召会生活的服事中，我们若只会讲属灵，只叫人属灵，其他都不顾到，那是行不通的，总要配上一些实际的照顾。

　在配搭中，需要有人传福音，也需要有人传讲福音真理。我们不能只传福音，而不讲福音真理；否则，人受浸一个就跑掉一个。我们年年有人受浸，但是年年人数没有增加，因为留不住人。负责弟兄们需要研究，如何在人受浸之后能把他留下来；这一定要下决心研究。我们若只是依循规矩传福音，为人施浸，然后作初信造就；这样年年作下去，是行不通的。所以，同工长老们要一起到主面前，就着现实的情形，研究出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们要像路加福音里那位寡妇，缠磨不义的审判官，为要伸冤，使那不义的审判官，至终还是为她伸冤（十八2~7）。

　虽然负责弟兄们在一起，没有闹意见，也没有搞分裂，而是确实地彼此相爱，可惜总是作得不一致。如果连带头的人都作得不一致，全召会怎么可能作得一致。所以，台北召会的整个局面就悬在那里。幸亏台湾实在是蒙主祝福的地方，众召会也就在主的保守中，稳定在那里。然而，我们不该停留在那种光景中，我们绝不能守旧。

　我们应当把实际的情形带到主面前，看看主怎么带领。目前台北召会，有二万多弟兄姊妹，长老们应该在主面前祷告，寻求怎样带领、成全他们，使他们都能尽功用。当我作生命读经训练，讲路加福音时，我连作梦都是路加福音。我不只在聚会中传讲，我甚至在休息、躺卧时，都在想着路加福音；因此，我才能得着亮光。所以台北召会的负责弟兄们，不能一面向主祷告求亮光，一面却在那里睡平安觉；这样绝不会得着亮光。你们既然带领台北召会，就该连作梦都是台北召会；要不断地考虑如何成全这二万多人，并如何将这二万多人，五千个家庭单位里的一万个儿童，带进召会生活中。

　你们要作儿童梦、国中梦、高中梦、大学梦，让整个台北召会的每个会所，都动起来，将功用发挥到最高。这些都是实实在在需要作的事情，必须有人接受负担投身其中，并且用心经营。若是主使我回到二十年前，没有其他负担缠身，我一定要在台北召会这样实行。

　我们不能一直照着旧规、老路，一成不变的作下去。好像作得出来也这么作，作不出来也这么作；这是行不通的。若是整个台湾的工商界，都以守旧的作法经营，台湾经济早就完了。在工商界里，他们只知道默默作事，不多发一言，只不过他们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作长老的弟兄们，若是在召会中发表意见，却不作事，就是极大的羞耻。作长老就是要作事，并且没有意见；同工也是如此，一有意见，就把自己的资格抹煞了。主的工作需要人作工，不需要人出意见。当别人开车时，你不需要指挥驾驶要开快或开慢，那是多言多语。若是车子交在你手中，你就要好好开，最好是又省油，又不出车祸，快快达到目的地。

台北召会有两万人，你们需要作的、可作的、能作的、值得作的事太多。盼望所有年轻的一代，要将这些话听进去，要务实，要追求真理，不要只会高喊异象。今天有些人说自己明白圣经，却不知道自己所讲说的是什么；他们实在没有在真理上花过真工夫。有些人说我们讲异端，事实上，他们对于异端是什么，真理是什么，只有肤浅、片面的认识。你们对真理的研究要深刻、要努力。此外，还要学习认识肉体。保罗所传扬的基督，与律法、宗教、文化相对，更与我们天然的能力、生命、思想、己、肉体相对。这些我们都要有认识，并要对保罗所传基督是灵的真理有经历。

我们是在这里为主作工，作“工”就是作事。所以，我们要作人、作事、又要作工。这三种“作”，都需要学习。若是你到一个小乡镇开展，只有八、九位信徒在那里，而镇上总共只有一千户人家；你要怎么将这八、九位作到一百人？甚至将召会作得很刚强？这都需要下功夫研究、学习。现在台北召会有二万人，我们要应付这个需要，就要从多方面研究；不仅研究真理，更要研究作人、作事、作工。这样，我们才能懂得作人如何配上作事，作事如何配上作工。会作人才会作事，会作事才会作工；这几样都学会了，我们的工作才能得体，也才会有果效。

　在主恢复里闹意见而离开的人，至今没有一个有出路，因为他们都走了一条不正确的路。他们所以走那条路，就因为他们不会作人，也不会作事，更不会作工。他们只稍微听了某弟兄讲的道，就以为自己看见了异象，并且一再批评我们所走的路。他们离开不过五、六年，他们的光景就像昙花一现般，过去了。在主的恢复里，要作一个有前途的人，就必须学会作人、作事、作工。今天主拣选、呼召了我们，我们是否能成为有前途的基督徒，端视我们如何作人，如何作事，如何作工。无论主带我们到那里，在什么环境中，我们都要能作工，以应付那个环境的需要。我们需要像主所说的，灵巧像蛇，却是驯良像鸽子，不伤害别人。

问：每一次我们听到李弟兄的交通，都觉得有路可行，并且清楚透亮；但是回去后，慢慢就越过越模糊，不知该如何往前。借着弟兄的话，今天我们看得比以前更清楚；但是在台北这么大的召会里，我们好像不会游泳的人，泡到大海里。一面，盼望能在大海里随心所欲；一面，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相信每一位在台北服事的弟兄，心里都很着急，也很苦恼，到底我们该怎么办？

　答：我们无论作什么事，都要专心作那件事，不要分析会不会作。比方吃饭，就好好把饭吃完，不要分析饭里有什么，害怕自己饭吃不好。我们绝不要常给自己借口，说，这个不懂，那个不懂；我们只要去作就可以了。同样的，不要说台北召会太大，不知道该怎么作；你只要去作自己的那一分就是了。你若是扫厕所的，就把厕所打扫得比别人扫得干净。你若是饭食服事的，就把饭作得大家都有胃口，吃起来津津有味。我在烟台时，曾带头扫厕所。那时北方人的厕所，都是茅坑，又臭又脏。我就去研究，如何能作得更好。结果，我设计了一种用铁皮作的粪盒和尿罐，可以清洗，平时也可以盖起来。我自己带头作给其他的人看，大家都很欣赏，也都照着作。

　千万不要好高骛远，以为自己能把台北召会作好。台北召会这么大，连保罗也不一定能作好。你不必想作好，只要作你该作的。若是该你讲福音真理，你就要讲得比别人清楚、动听，且有感力。千万不要埋怨说，为什么别人讲造就的道，你却被安排讲福音真理；对召会的安排，要学习顺服的接受，不要有意见。今天，弟兄们要你讲福音真理，就讲福音真理；要你扫厕所，就扫厕所；安排你到一会所，就到一会所。若是我们个个都如此，召会就蒙恩了，召会的光景就强了。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知道该如何服事召会，就不要害怕回去后，好像又回到大海里，不知如何是好。你何必跳到大海里呢？今天给你的是一桶水，你就把这桶水处理好就够了。你不必跑到长老聚会里，想要发表自己的高见；你只要把你该讲的福音真理讲好就可以了。若是你要将福音真理讲得好，那不是一日之功，乃需要多年的预备；十年寒窗苦读，才能考得上状元。所以，要下功夫，在你所服事的专项上，深入研究，有一天都会派上用场。

　我们需要的是务实和苦干的态度。比方，若是叫我扫会所的地，我就要扫得干干净净。在烟台召会，我带头作整洁，虽然会所是老房子，我却作得里外、上下一尘不染。每一个接待房间，都有不同的颜色。若是白色的接待房，从床单到摆设，就统统是白色；黄色的接待房，都是黄色。那时，负责整理接待房间的人，都受到我的对付和成全；他们刚扫过地，我就捡到纸屑。若是我作整洁，一定不撇下任何纸屑在那里。用这样的态度，才能作出事情。那时，连烟台的会所、姊妹祈谈室、弟兄祈谈室，统统是我自己设计的。然而，我们也常常改会所的样子，因为总要有进步。这样，人到会所来，就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知道我们有所改进。这才是治理召会。若不是这样，会所今年如此，明年更糟，人来聚会，不该败兴也败兴了。我是从务实的观点说，盼望你们不要高言大论；弟兄们要我们作什么，怎么作，我们就照着作。

　你们若肯接受这些话，不论到那个城市或乡镇，都会很有用处。你在一个地方召会，能不能发挥作用，全在于你这个人。所谓“死店活人开”，店是死的，全在于你这个人会不会经营。不论到大召会，如台北，或到小召会，只有八、九位弟兄姊妹，原则都是一样。千万不要以为，到了小乡镇，就英雄无用武之地。若是你有这样的观念，就证明你不懂得怎样才会成为有用处的人。你在小地方没有用，在大地方一样不会有用。这不在于你去的地方大或小，也不在于你是不是全时间的同工，或是召会里的长老、负责人。属灵的事，没有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果树的种子落到那里，就在那里开始生长。在属灵上，“在其位，谋其政”是个很丑陋的名词。不要认为当了长老或同工，才能作什么。你不是同工，更要能作；不是长老，更要会作。你能作了，就是同工；你会作了，就是长老。

　不要管环境如何，不要管你是在一个小地方或大地方，你是全时间或是在职者，这都没有差别。你需要看见，什么是主今天的恢复，什么是主今天的见证，什么是主今天所要的。然后，要在主面前接受这个负担，把自己交给主；并且一直在十字架的杀死下，对付肉体，绝对随从灵而行。你若这样为着基督的身体，你自然就有用处。不论你到那里，都会遇见人，而这些人就是你接触的对象。你要研究如何把福音传给他们，把真理介绍给他们，把基督供应给他们。你若这样行，即使一个只有一千户人家的乡镇，也够你作了。

　当初西教士来到中国，的确有主的恩典。他们将中国人的环境、处境、心情、心理、哲学都研究过，并且学习中文。他们因着爱主，肯下决心苦干，便打开了中国的局面，产生了一些结果；只可惜他们所看见的亮光不够多。然而，我们不能否认，和他们爱主的心、作工的精神比起来，我们是差多了。今天我们的环境容易，却没有人肯下苦心接受负担，对现实的局面加以研究。那些西教士，接受主的差派到中国，还要先研究中国人的哲学和心理，并且研究如何在中国社会传福音。今天的原则还是一样，台北是一个有二万人的大召会，我们要就着现实的情形加以研究，不能只在那里谈论，充满意见。

　当初在我的家乡山东，有一位美国长老会的教士，到乡村里传福音。人看见他就说，“蓝眼珠来了，黄毛来了。”并且敲锣让全村都知道，好赶紧把门都关上。这位美国弟兄就研究出一个办法，叫门缝里面的人看不见他，并且预备好一根硬棍，在人要关紧门时，插入门缝里，他就能进到门里去。进去后，就直接进到人家推磨的地方推磨。乡下人最怕推磨这件苦差事，看见他推磨，就让他推。但人的心毕竟不是铁打的，看他推了半天，总觉得他很可怜、很辛苦，便吩咐小孩送杯水给他喝。他又继续推了好一会儿，主人就给他东西吃。至终，他便和这一家人坐下来谈话了。他就这样打开了许多家的门。

　这种可歌可泣的故事实在不胜枚举。有些西教士被中国人接待在家里，第二天全身都是虱子。他们就研究，回家后先进到一个小房间，将衣服全脱下，把全身刷洗过，手指也弄干净，才进到另一个房间。若是有中国人来看他们，他们当然也要接待，但又怕会传进虱子。他们就去研究怎么接待中国人，送走访客之后怎么处理。在有些地方，中国人不肯租房子给西教士，他们就住在城外的土地庙里，只能遮风挡雨。为着中国的福音，他们真是费尽苦心，吃尽苦头。

　西教士那种精神，实在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总要能掌握实际的情形。一面，我们对真理要研究得透彻；另一面，不可好高骛远。所有为主用的人，都是从卑微作起。当初西教士作了许多，只可惜看见的亮光不够。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亮光，比他们要加许多倍。然而，我们若好高骛远，只会高喊看见异象，带进一大堆意见、己，而缺少灵，缺少作人、作事、作工的态度，是没有用的；并且会带进许多的难处。

　从已过的经历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闹事的都是意见多的人。保罗在实行上，消极的一面，知道自己这个人是个难处，所以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加二20）在积极一面，他给我们看见基督是灵，并且我们的目标就是身体，就是一。盼望所有青年弟兄们，能记住这三点。首先，要明白在召会里或在工作上，自己才是难处。“我”消灭了，召会就没难处，工作也没难处。其次，对基督实际的认识和经历，乃是在灵里的故事。第三，我们的目标就是一，一个身体，一个宇宙的召会。在上海、在台北、在美国，只有一个召会。若是只有一个召会，就没有那么多的意见。我们的肉体要受对付，“己”要受对付，都需要我们在灵里，以身体的一为目标。

　但愿这三个基本的因素，在我们里面，一直杀死我们的己，并且一直灌输灵，为着“一”这个目标。在召会里是一，在同工中是一，在长老们中间也是一；我们必须要有一。这三个因素，要成为召会和召会生活的基本因素。否则，我们所受的训练，只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只会带来难处。缺少了这三个因素，你受的训练越多，发生的难处也越多。一个真正在主面前学了功课的人，一定会把这些因素牢牢守着。好像医生开药方，其中一定要有杀菌的成分，这样的药方才下得准。总之，我们要务实、要简单，而没有意见；并且目标就是身体的一。

　主后一九八四年七月九日讲于安那翰（与台北服事弟兄们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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