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系列的信息中，主带领我们注意召会的扩增与开展。我们要从召会中人数的变动，来看今后往前的路。

有两位曾于一九五八至五九年在台北召会料理情况表的弟兄说，一九五八年有两万二千位，五九年是两万三千位。而后，在一九六五至六六年，我们从情况表上，能找到名字、地址的，也是两万三千位。然而，去年十月至十一月间，我们在台北又查了一次；这回是一万一千人。

从这数字显示，召会中的人数，已从两万三千掉到一万一千。对于这种情形，我们可能会有几个解释。首先，有些圣徒因着疾病或年纪老迈故去了。其次，是因着搬迁，造成人数减少。第三个原因是失去联络。以上三种，应该都不是人数减少最主要的原因。再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着出国留学或移民。然而，即使是这个原因，从一九六六年到去年，这十八年间，台北召会移民或出国读书的圣徒，也不会有这么多。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四年间，圣徒人数从两万三千降至一万一千，减了一万二千，可以说减少了超过百分之五十的人。从前面的分析来看，不太可能是因着那四种情形，使人数减少了那么多。所以，我们还得详加研究，好找出真正的原因。

我们必须根据情况表来研究，情况表应该是我们很好的根据。一九六六年时，我们确实有两万三千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在情况表里。此外，从一九六六年到八四年，这十八年间受浸了不少人，我们也要找出他们的情况表。换句话说，这十八年间，到底加进了多少人，这是需要知道的。无论是新受浸的，或是移进来的，情况表应该是很清楚地。那段期间，我们相信最少有两三千位新受浸的。我们若把这些都加上去，就有两万六千位弟兄姊妹。

为什么原有两万六千位弟兄姊妹，至今在记录上只剩下一万一千位？我们发现情况表的记录，和实际情形有出入。可以说，已过的情况表根本作得不彻底，无法完全相信，只能作为参考用。为这缘故，我们需要重新作情况表。

除了作情况表外，为了掌握圣徒们赴会的情形，盼望每个会所都能有一种实行，就是每次聚会都要点数。这个点数，包括擘饼聚会和祷告聚会；每次聚会都要记数字，都要弟兄姊妹签到。这样，我们就能确实知道在召会生活中的人数。比方某个召会，每一次到会的圣徒是三百八十位，但十二周下来，实际签到的有八百多个名字。据此，我们就能发现，圣徒实际的数字不是三百八十，而是八百多。这八百多位不是每一次都来，而是这周可能来了三百多位，下一周也来了三百多位，但这两个三百多位并非同一班人。

已过每当我们问到台北召会有多少人，答案常常是：情况表是一个数字，到会人数又是一个数字。现在弟兄们研究出这个方法，借着统计圣徒签到的情形，就能知道实际的数字。台北召会目前得到一个实在的数字，就是三千五百位，而记过名的是六千八百位。这样，就能确知有六千八百位圣徒是轮流来聚会的，而每次约有三千五百位参加聚会；这个才是正确的数字。这就是所谓的制度；作事情的确有个制度，我们必须把这件事作得彻底，用科学办法来查证，找出漏洞所在，而实际解决问题。

此外，我们还需要花工夫整理情况表，找出那些久不聚会的，将名单交给各会所。请各会所的弟兄姊妹读读这些名字，凡是知道他们去向的，都尽量报告、交通出来，相信这样就能找出那些久不聚会的，然后好好的照顾他们；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从清查情况表这件事，我们要交通一点关于事奉该有的学习。我们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是很年轻就出来学习事奉主。事奉主需要学习的，就是一件事不作则已，要作就得作得彻底；并且不要轻易发动一件事，除非有相当把握是出于主的。我们常看见有些弟兄们，今天提了一件事，热心作两天就没有下文了；这是不对的。我们在事奉主的事上，不作就不作，要作就得作个彻底。事情总不能翻来复去，一件事若提起要作，就一定要作得彻底，即使失败了还得再作。这是一个原则，事情不要随意题，也不要随意开始，既然提了就要好好作，并且作得彻底。这是我们作事应有的态度。

我们的负担是要挖掘出真实地情形，好让我们知道如何往前。除了根据情况表，找出久不聚会的圣徒外，我们也要注意人数和编排，这都是非常有关系的。有些弟兄们说，他们主日到会的人数比小排人数多。按原则，应该是小排人数比主日到会人数多。所以，小排人数少，主日到会人数多，是不正常的；台北召会就是这种情形。简单的说，这就是排作得不彻底。排一作彻底，人数一定增加，定规比主日人数多。这是铁定的原则。我们在召会中服事，就是要学怎么作工，怎么作事。

小排作得不错的召会，通常小排人数都比主日到会人数多；小排人数越多，证明那里的排作得越彻底。所以，无论各召会有多少排，小排人数若比主日到会人数少，就是证明排作得不彻底。

我们所以要这样研究，是因为领悟到我们必须改革，才能更往前去。我们不在乎是否讨人的欢喜，我们只顾到一件事，就是主的恢复必须有路。我们乃是根据这点，也本着这个心和灵，愿意和众人好好有交通。

现在，全地众召会问题的焦点都在这里，就是召会的人数一多，就推动不了。有位弟兄曾交通说，他在起头服事时，过召会生活的只有十位、八位弟兄姊妹，一年后就增加至八十位。然而，等到有了一百位，加增就缓慢了；等到一百三十位，更是几年都动不了。我们现在的情形就是如此，都不动了；但我们不能停在这里，我们要加以研究，好寻求出路。这个研究是以台北召会作实验，却是为着全地的众召会。现在方向已经出来，就是一定要加强小排，这条路是绝对不能离弃的。

我们要加强的作小排。小排乃是医治我们问题的良药；小排强了，百病皆去；小排不强，百病都来。今天，一谈到福音的吸引力，人都觉得讲台要强。然而，以葛理翰（Billy Graham）传福音为例，他传讲福音时，信息很强，很有吸引力，一下就得着几万人，但留下的结果并不叫人受鼓舞。我们要晓得，一棵树要得供应，完全在于根。若是把根切掉，树就死了；没有根，树活不了。小排就像是根，小排作成功了，一切就成功。虽然讲道要有吸引力不容易，但即使讲道有吸引力，也难以持久；吸引力要持久，必须靠小排。最近一分台北本地的“召会通讯”，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其中大部分的内容都说到小排，有位三十多年没有聚会的圣徒，因着小排而被恢复了。

小排一定要加强，但难处是我们的聚会太多，把时间都占去了，以致我们不能直接去加强小排。我们的校园工作，常常都是传福音，带人信主、受浸后，就不继续带领，不管他们；这实在是前功尽弃。我们没有继续带领人，是因为我们把时间都拿去跑聚会，以致没有时间带领人。我们需要研究，究竟该牺牲对人直接的带领，还是该牺牲聚会。

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要强，非要公民强不可；若盼望公民强，就一定要有家庭教养，再配上学校教育。如此，这个国家才能好。已过我们的作法，完全放弃家庭教养，就是小排的实行，而完全倚靠大聚会，就是倚靠学校教育，所以我们没有成功。

没有家庭教养，光靠学校教育是不行的。圣经里的家庭教养，也包括学校教育。犹太人古时候没有学校，完全是靠家庭教养。这有点像中国古代，什么都是靠家庭教养来完成。这家庭教养里包括教育，所以能带出扎实的人。试想，若是今天没有家庭教养，仅仅倚靠学校教育，如何能培育出好的人才？所以，我们必须醒悟，好好注重家庭教养，就是小排。然而，我们不能放弃会所集中的聚会，那是学校教育；因此，每周我们都有一次会所的聚集。

家庭教养是持续不断，并且内容样样都有，而学校教育有高低之分。比方，人可以读小学而不读中学，可以读中学而不读大学，也可以读大学而不读研究所；学校教育是视环境而定。我们小排的聚集就是家庭教养，里头样样都教。然而，为了使弟兄姊妹更为有用，还必须有学校教育，就是召会的大聚会。这种聚会如何，能不能吸引人、留住人，在乎所提供的环境和师资，是否能使人人都受到均衡的教育并成全。

再者，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就是在大地方召会中，容易落入集权的情形。这持久下去是不行的，因为一集权就“死”了。一九七五年，我们在召会的治理上，曾有一个大的改制，盼望带进新陈代谢的效果。然而，那次变动的结果是亏损，因为新的人起来的不多。那时，我们将家排实行拿走，一切集中在几位弟兄身上。从表面看，对召会当然是个亏损。但我们会如此作，是盼望有新的路出来，产生新的细胞。可惜，新细胞没有产生出来，结果反而得不偿失。这都值得我们研究，也是给我们的警戒。召会治理权若都集中在少数长老们手中，恐怕是很大的限制，也是很大的“杀死”。

根据观察，在大地方召会，权限若是集中，的确有害处，并且害处多多，但只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乱。过去，我们因为怕乱，所以不敢放；但这个不放将我们憋死了。比方有人生了十个孩子，因着一些缘故，死了八个，但这总强如一个都没有生。这意思是，权限不集中，虽然会乱一点，但会有结果，有繁增。若是一切都被控制在集权之下，虽然不会乱，但也不会有任何事发生，不会有繁增。

目前在召会中，长老的权限似乎是无限量的，召会的治理只集中在少数长老手中；这种情形误事多多。然而，若没有给长老权柄，召会也容易生乱。尤其在一个大地方，除非长老是万能的，眼光周到，各方面都顾得到，否则难以有合式的治理。当然，一切不可能都尽如我们所想，我们也无法盼望长老样样都能，所以我们当一同寻求往前的路。

全美国有五十几州，分州的权柄是大过中央的。若是权力都集中在中央，州里凡事都找中央政府商定，州就不用发展了。这就是我们中间受亏损的原因。我们都倚靠长老，但实际上长老作不了那么多。以台北召会为例，有许多弟兄们，年纪在三十岁到五十岁之间，干才也不差；这一群人是可以用的，却没有用上。如果只有靠长老同工们努力作，其他人都不作，这就好比美国五十州，都叫中央政府作事，州里头的人才却都没有用上，州自然是难以发展，并且还会出问题。

台北召会有六千人聚会，需要有够多的长老，否则很难推动并带领。若是众人不能一同承担重任，就难有好的见证。我们要相信，在这几千人里面，一定有许多有用的人。这些材料若是我们不用上，反倒会成为难处。好比一幢建筑，有块大材料在这里，就需要摆进建造里。若不然，无论将其放在何处，都会妨碍这个建造。然而，究竟是将其建造上去，或是任其放在一边，全看我们的智慧和度量，看我们会不会成全人。

各地的情形都相同，好些材料都闲置在一旁，就看我们如何用上去。我们若不能把这些材料用上去，一直任其闲置，就会成为各地建造的妨碍。这是所有同工长老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必须好好去研究。我们要仰望主给我们智慧和能力，把这事作得彻底。若是我们还停留在倚靠开特会的情形，有一万多人来聚会，然后散会后，留下的只是热闹一场，那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台北召会有六千人聚会，但并不是说六千位弟兄姊妹都同时来聚会，乃是说有六千位弟兄姊妹是有分于聚会的。这些都是爱主、爱召会、愿意为召会摆上的。然而依现实的情形，同工长老们并没有将这些人用上去。这些有用的人都在各会所里，不在乎你是否给他们什么职称，重要的是人要用上去。这虽只是一句话，但要如何用这些人，乃是个大问题。比方，他们每作一件事，是否能发挥自己的智慧，还是他们得凡事问长老，请示该怎么作；这是很有讲究的。若是长老们将弟兄姊妹用上去，却不给他们自由，不让他们有机会学习放胆去作，他们必须看长老们的眼神，长老们说可，他们才能作，这和没有用他们并无两样。

各国的交通部都在计划修筑道路，让民众的车子能上路，使交通发达起来。照样，长老们应该有一个治理，让人人都能尽功用。六十三年前，在我家乡烟台，建筑了山东半岛东部第一条近代公路，从烟台到潍县。在建造之前，遭到群众反对，但路开好之后，即使是那些反对的人，也都在使用那条路。

我们相信那些作长老的并没有闲着；然而他们没有给众人开路，让众人能把力量摆上去。即便他们把那些弟兄们都摆在事奉里了，也还不一定成功，因为这在乎长老们如何带领。好比一部车子，在我手里开是一个样子，到了你们手里又是一个样子。究竟要如何开，总是有些讲究，这是我们众人都要学的。

主给我们一个局面，在这里有几千人，又有这么多会所；这实在是一笔大的资金。我们每一年用这个资金作工，总该生利；但我们并没有生利，原因何在？我们有这么多的会所，也有几千人，为什么就没有繁殖、扩增呢？这必定是因为有许多人才没有用上去。长老们没有闲着，但众人的才智却无法用上去。这几千人的才智要用上，也有讲究。是集权的用呢，还是分权的用？我们需要花工夫，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看看如何把这些才智用上去。

现在众人都在各会所服事，但是各会所事奉的路，是否能叫他们的才智尽出来，就在于那个制度如何。中国人头脑聪明，是世界闻名的，但为什么中国不强盛？根据观察，是因为制度错了；制度一错，人就不能上轨道；人不能上轨道，才智就不能尽出。无论是治理召会，或是治理国家，都是这样的原则和道理。所以，我们必须找出一条路，叫众人的才智都能尽出，如此才有前途。以作小排为例，已过几个月，我们加强作小排，就有一些人被恢复了；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制度的问题。盼望众人都能实际的投身在事奉里，但这要怎么作实在是个问题。然而，无论作法如何，都应当是能叫众人各尽其用。

我们看见台北召会明显的推不动了，尤其以人数来说，的确是推不动了。以作生意的眼光来说，每一年的营利所得只要经过会计一算，就知道有没有利润。若是没有利润，立刻就要决定不能再走原路，必须再找新路。同样的，我们发现召会停滞不前，就应该知道不能再这样下去，必须找出新路，有新的起头。

基本上，有三个问题，需要我们众人共同研究。第一，就是要问弟兄姊妹：你上一次带人得救是在什么时候？有的可能说昨天，有的可能已经好久没有带人得救了。若是后者，就要再追问：为什么这么长一段时间没有带人得救？第二个问题要问：我们既然都爱主，爱召会，爱主的恢复，我们有没有带着一个比自己软弱、幼嫩的“小羊”？若是没有，我们也要研究为什么没有。第三个问题，根据台北召会的情况表，目前最低限度应该有一万一千位弟兄姊妹，然而经常参加主日聚会的，却不到三千五百人。换句话说，最少有七千位是不聚会的。在这些不聚会的人中，我们认识了几位？为什么不去带他们？

简单的说，我们要一同研究：第一，如何能按时带人得救。这不是一生作一次，乃是要常年的作，好比许多果树都是每年结果子的。第二，每一位圣徒都得带一位比自己幼嫩的。好比一个家庭，若有十个八个兄弟姊妹，只靠父母是带不了的，必须作哥哥姐姐的，帮忙带弟弟妹妹；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三，如何恢复久不聚会的弟兄姊妹。总而言之，第一是要传福音，带人得救；其次，要照顾比较软弱、幼嫩的；此外，还要去恢复久不聚会的。如此，召会生活才能托住人。

台湾众召会的情形会影响海外，所以台湾众召会的光景若是不改，恐怕美国的众召会将成为台湾第二。美国圣徒曾两次访问台湾众召会，一次在一九六八年，相当得着台湾众召会的帮助；另一次在一九七七年，情形就不如前一次了。换言之，从开头到一九六八年，台湾众召会的光景对海外是个鼓励，是个帮助。然而，因着一些原因的影响，台湾众召会的情形对海外的帮助减弱了。这是我们所以要往前推动的原因。

目前全地约有六百多处召会，台湾有八十多处。要推动这六百多处召会，关键在于台湾；台湾若推动不了，别处就更难说了。为此，我们的眼光要放大、放远，脚步更要站稳，并往前行。

我们绝不能自满自足，现在是需要救援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再说恩赐不够、能力不足。我们并不盼望大家都有恩赐，但我们的确需要想出办法，找出救援的路。我们不能再以现有的为满足，以为有这么多人就可以了。我们不能二、三十年过去，聚会人数却一点没有加增；这是不能交代的。这在主的恢复里是一件大事，我们众人不能都耽搁在这里；我们必须往前。

我们要从源头找起，清楚问题的所在，然后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问题。若不然，还是会从源头产生出问题。新约给我们看见，保罗和巴拿巴也是上到耶路撒冷，解决割礼的问题，因为问题的源头在耶路撒冷（徒十五1~2）。今天全世界变小了，一地发生的事情，各地都会知道。我们在台湾所作的，很快会影响到全地众召会。

我们绝不能满意现在的作法；若是我们满足于现有的情形，定规会误事。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一件事情。我蒙主怜悯，得到倪弟兄的帮助，使我能认识主；当然，我学习一直顺服他。在学习的事上，我若能接受一个倪弟兄，就能接受一万个倪弟兄；我实在是愿意从弟兄们中间得到帮助。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学一个功课，就是不以现有的作法为满足，要一直的学习。

我们实在需要有突破，不仅是属灵的突破，也是制度、情形的突破。要有突破就必须改，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改。虽然的确有人在外面反对我们，攻击我们，但我们到底有没有一个办法跳脱出去，乃在于我们自己。比方有强盗来作乱，我们绝不会因着没法逃跑，就坐以待毙；我们不会那么笨，我们一定会想办法逃脱的。

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不仅是要我们改制度，更是要我们改自己。当然，今天的工作都不是简单地。以盖房子为例，一个空地上若是完全没有房子，人要进来盖造很容易；若是土地上已经有了许多的建筑物，要来进行改造，就不是那么容易。那几乎需要拆去所有旧有的，才能重新再造。这正是我们现在改制所面临的难题，我们会看见有反对的，也有赞成的，所以不容易有一致的确定目标。

你们服事主多年，多少都有点经验，应该是责无旁贷的。虽然可能有些人经验多一点，有些人经验少一点，但无论如何都是有经验的，都该同心进取。在工作的往前上，我们应该众志成城，彼此多有交通，多有学习。

人总是习惯旧有的，不容易接受新的改变。许多人都觉得自己的睡房和睡铺最好，若是稍有改动，他们可能还经得起，但若要大改动，恐怕就会引起他们的反对。这在上了年纪的人身上，更是如此；他们不容易改变，也不愿意有什么大变动。

我在前面提到的烟潍公路，在开始着手修建时，曾遇见许多阻力，看起来相当为难，但那班有决心、有看见的人，没有因那许多的反对而却步，他们义无反顾的彻底执行计划。虽然一面工程相当浩大，一面反对的声浪又非常激烈；但那一班人不顾一切为难，继续往前。等到工程完工，道路正式启用时，众人都欢欢喜喜的使用那条路，连那些反对者也用得不亦乐乎。所以，只要众人共同为着一个确定的目标努力，意志坚定不移地往前，事情没有作不成功的。　

因此，谈到作事，千万不要讲人情。虽然我们都在人情里，但总不要受影响；因为一旦受影响，无论我们来在一起谈什么、作什么，都会白费工夫，摸不着事情的焦点。盼望在往后的交通里，主能给我们摸着一条路，把小排建立起来，让各区有力量发展并推动。

本篇信息主要在交通召会的扩增与开展。许多全时间同工或弟兄姊妹，往往在台北郊区或其他地方都能开展，一旦到了大的召会，如台北召会等，就很难开展，甚至没有开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限制了开展。好像在这个制度之外，一切都很好；但只要在这个制度里，就什么都不容易。

作长老的弟兄们，绝不是刻意要控制什么，但有一个感觉很不好，就是人一到了这里，就感觉这是老长老的”，那也是“长老的”；好像一切都必须经过长老同意才行。所以，我们要研究一个妥当的办法，来除去这种“集权”。同时，我们还要保守情形不会乱。今天人研究一样机器，若是察觉有什么地方不妥，就立刻改进，好避免失误发生。这正如我们把控制的东西挪开后，又怕会乱，只好再用一个好办法防乱，好使进来的人才都能用上去。我们实在盼望这个能作成。

大家都知道，反对我的人不少，甚至有些所谓的同工，说我讲异端。然而，我常常说一句话，就是那些说我讲异端的人，可以看看他们自己有没有同工。例如那些在六〇年代持异议的人，各自分出去之后，今天若问他们那些人有没有同工，相信他们也很难说出几位。求主宝血遮盖，在我们中间有成百成千的同工。这是因为在主的恢复里，我没有自居是带头的，并且主也特别安排环境，使得没有一个地方召会，没有一分工作是控制在我手中。

虽然环境不是太容易，但所有同工长老们都不该灰心。主的工作在地上就是如此，使徒们也是如此。我亲自和倪弟兄同工那么多年，我看倪弟兄也没有多少好过的日子。这一笔总账，是等到主来，在祂跟前算的。我们今天要尽所能的，让主有路。不要在意你我自身的得失，无论人对我们是称赞，或是贬抑，还是有什么反对、攻击，都算不得数；只要我们诚诚实实不玩弄手腕，就必蒙大的祝福。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日讲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