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局我们看见，欧美和日本是居世界领导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作事认真，能够通力合作；一件事不作就不作，要作就作得认真、彻底。这是他们成功的原因。以香港为例，从前在中国人管理之下，是个荒凉的岛屿；等到英国人来治理，不过二、三十年，就成了国际化的重要都市，情形相当可观。原因何在？就在于英国人会作事，有魄力，并且彻底。从前，上海租界和老城只由一条马路隔着，老城里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外国人的租界里却迥然不同，马路宽大，建筑美化，生意兴隆，学校林立，一切都井然有序。我们需要看见，问题的症结乃在于中国人的天性。

在西风东渐时，中国人保守，不肯学习新事物。事实上，那个保守是由于懒惰；因为改变和革新，需要花许多工夫和力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几十年，各国民族的性格、习性都在改进。看看日本，他们并没有过人的聪明头脑。以蚂蚁为比方，虽然行动较慢，却是勤奋不已；日本人的耐性就胜过别人的本能。已往我们购买眼镜、照像机等，全世界最有名的就是德国品牌；慢慢的，日本加以仿效，甚至在品质上超过德国，将市场都夺去了。

我们研究日本人成功的因素，不外是殷勤、彻底、不偷工、不减料。日本人的特色，不重在发明，多重在模仿，并且在模仿中加以改进。日本的建筑从唐朝以来，完全是学中国的。他们的房子全是中国样式，却是小巧玲珑，造得非常精致。反倒是许多中国人的房子，都是架架木头，打打铁钉，得过且过；这是中国人的性格所致。

依据观察，我们事奉主，没有脱下多少老旧的中国性格；这是我们的难处。我没有太大的本事，所受的教育也不高，但我感谢主，若我有什么成功之处，那就在于作事殷勤，并且认真彻底。自从我进入主的工作以后，倪弟兄就把我摆在工作的中心。当时我并不明了，我这后起之辈，他为何如此器重。后来我才懂得，倪弟兄很有见地，但同工们因着中国人松懈的性格，加上强烈的意见，不容易接受交通，也不容易彻底改变。他看见我在工作上的性格，容易与人配搭，并且作事彻底。这些年，我与美国弟兄们配搭，看见他们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你把一件事情交代他们，他们清楚以后，你怎么交代，他们是绝对照作，不会改样子。作了以后，有什么不清楚之处，他们会再问你，绝不擅自更改。在他们的思想里，没有“差不多”、“大概是”等类的含糊字眼；但我们中国人不同，首先我们很难被说服，等到去作时，又很容易有自己的成见，并且会擅自更改。

回顾我们在大陆的历史，从一九二二到一九五二年倪弟兄入监，整整三十年中，在倪弟兄的同工中，要找出有用的人，真是凤毛麟角。他们都听倪弟兄讲道，也赞成他讲的话，然而没有多少人能在同一水流里。从大陆出来到了海外，至今在倪弟兄的同工中，除了魏光禧弟兄没闹意见，其余的几乎都因着意见把自己闹光了。原因何在？有相当的成分是性格的问题。

一般来说，能成就事情的人，都作事积极、认真并且彻底。若是你的性格不彻底、不认真，得过且过，在真理上又马马虎虎，那是没有办法同工的。当初倪弟兄讲关乎三一神的真理，正如诗歌三百六十八首所说，“曾有一次你就是父，现今的你就是圣灵…。”今天我们所传讲的三一神，就在这同一条线上。

一九三四年，在上海特别聚会中，倪弟兄说到，基督是受造之物的首生者（西一15）。信息经由我整理，刊登在“复兴报”里，其中清楚记着，该聚会是倪柝声讲，而由我记录（见倪柝声文集第一辑第十一册，九三、一四八页）。香港反对我的人说，我讲基督是受造者，乃是异端。他们错误的将西一15领会成：“基督在受造之上为元首。”当倪弟兄还在时，他们并没有加以反对；等倪弟兄不在了，他们却来定罪我讲异端。所以，当倪弟兄还在时，他们是一种讲法；等倪弟兄不在了，又是一种讲法。从许多方面我们都能看见，闹意见与人的性格有绝对关系。在我们中间，反对者的难处是闹意见；不反对者的难处就是性格太松散。弟兄们不是不同心、不忠诚，但是难处在于我们这个中国人的性格。

之前，我与长老们谈到圣徒久不聚会的问题。当时情况表上有二万多人，到会人数却不到四千。不论谁看见这样的光景，不能没有感触。我告诉弟兄们，要花工夫把情况表找出来，一一研究圣徒不到会的原因，然后对症下药。我说得很郑重，却没有下文，大家根本都没有作。其实，弟兄们最接受我的话，他们不作，不是因为不赞成或持异议，而是没有人去执行。这件事最少需要二、三个人全心摆进去监督，因着不是例常的事，所以没有人肯作，或者说没有人觉得该他去作。这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的性格。

日本人作事都是作得很彻底；中国人就不同。比方作整洁，中国人只扫中间圆圈的部分，四个角落都不管；但日本人就不同，他们不只扫中间，还扫到角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难处。长老们不是不尊重我的话，只因中国人“等因奉此”例行公事的性格，而没有好好执行。在大企业里就不能这样，所有员工都被逼着认真作事，不能应付了事。例行公事的性格，普遍存在中国人的血轮里，这也许是我们的国家积弱、分散，不能成为强国的主要原因。

今天，我们乃是为着主的恢复。我们在台湾这个小岛上，已经三十五年了，却没有把福音传遍，更不要说扩展到印度、缅甸。若是主没有给我们祝福，还有借口可言；但主的确祝福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台北召会就有二万人，稳定过召会生活的，也绝不会少于三千人。若是我们运用这一笔“资金”，应该能把台湾岛都转变，使凡有乡镇的地方都有召会；然而，我们却没有作到。这几十年来，不过加了几处召会，原因在于我们守旧、松懈、例行公事，且缺乏研究事情的精神，没有下定决心改革。

当我初到台湾时，街道都是卵石子路，大部分人都穿木屐。我躺在家里，听着街上的木屐声，里面就叹息，想想我到这里来作什么。当我沿着纵贯铁路到各地走了一趟后，里面就清楚台湾有可为，有可作的，便正式开工。当时我们的家当，全岛圣徒只有约四百人，并且散居各处。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到史百克弟兄来台前后，稳定过召会生活的已超过三千。从开头的家当，达到成千成万的圣徒，这一切都是可能的。

那时，我们没有什么经济力量。我家十二口人，不过住在一个十六个榻榻米大的房子，厨房设在后院，浴室也是临时搭的。我手里的钱只够家人生活三个月。从那样为难的情形里，我们打出了一个局面。到了一九五六年时，台北一会所、三会所的地，全都买到了。除了一会所前半段一百八十坪地，是一九四九年由两位菲律宾华侨弟兄奉献的以外，其他重要的会所，如台中会所、高雄会所，全都是用职事款买的。

到了一九五六年，我们既有人数，也有地产，一切都有了基础。至今，一九八五年，最底限度，召会应该遍及台湾，凡有乡镇的地方，都该有召会。若是前面七年召会能繁增到五十处，这二十八年来，岂不应当有二百五十处的召会？前面几年，我们的底子差，人数少，钱不够，后面四个七年，却是人多，钱也多，全岛各乡镇都有召会，该是轻而易举、理所当然的事，竟然全都没有作到。这是令人伤痛、难过的地方。

一九五〇年初，倪弟兄到香港带进了复兴，要我去见他。他告诉我，要照主所给我的权柄，将那里的服事安排一下；那是我头一次听见他这样说法。以后，我们谈起台湾的工作，我告诉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内，主给了我们多少祝福。他一面要我继续这里的工作，一面同情我们在财物上的为难。所以，给了我一瓶药，要我与弟兄们交通，筹措一些资金，照着药方制造并登广告。回来以后，弟兄们觉得政府政策紧缩，不宜把钱投进去，就没有那样作了。

对你们交通这些，是要你们明白当初的艰难。我们开工时，手中不过几百块美金。全数是主的怜悯，将我们从四百多人的光景，在七年之内作到成千上万人，并且连地产都有了。若是那个情形一直持续到今天，我绝对相信，不只全台岛各乡镇都有召会，甚至会有弟兄姊妹接受负担，往印度、缅甸、亚拉伯国家去开展。主的确祝福了这个国家，在台湾岛上的经济快速发展，教育成功。因着经济能力根基丰富，发展事情都不难，推展工作也很容易。照理，我们应当有很好的扩增和开展，由本岛开展到国外去；可惜，这是我们应该作到，却没有作的事。

我们不愿意埋怨任何人，乃是希望你们这接续的一代，切切要学习，把中国人那个松散、避难就易、等因奉此、例行公事、应付了事、不解决问题的性格打掉。我们作事的态度，作事的灵，应该是有难处不怕难，面对难处不随便闹意见，并且坚强不动摇。比方这里有一条沟，车子无法通过，我们众人就当连夜推土来填沟；填过之后，车就能继续通过了。这应该是我们作工、作事的态度和原则。

千万不要迷信的以为，只要祷告就可以了；神需要我们工作的配合。中国人是太有智慧了，但也太缺乏克难的精神，总是很难与人合作，并且意见很多。台湾社会这二十多年来，蒙主祝福，表现得可圈可点，可以说是成果斐然，胜过已往的难处。我们在召会里，却没有跟得上外面的情形。虽然因着主的怜悯，我们没有落到失败的境地，但该成功的却没有作到。所以，青年弟兄们切切要学习，改掉中国人的性格。

一切的关键在于你们自己，还得你们自己作。我们需要有真正作事的精神；若是早如此，从一九五六年留下的家当，经过四分之一的世纪，应该作出许多事，不可能好像没有事发生一样。我们回头看已过这二十八年，只是平平淡淡的维持一个局面，毫无建树。若是情形不改，接下去再作一个世纪，结果还是如此，不能给主一条出路。青年人要了解这个情形，但不是要你们去定罪、批评，而是要你们彻彻底底的改，从性格改起。

根据观察，我们目前的救命药就是实行小排。小排聚会几乎百分之八十，能应付圣徒们所遭遇的一切难题；小排可以解决久不聚会的问题，也可以对软弱的信徒补充牧养，并且可以补充福音。小排可说是“万灵丹”。我们甚至可以不用大聚会，却一定要尽全力使小排得加强。在正常的情形里，圣徒们平时应当在家里聚会，在排里聚会，因为小排容易带领，也容易彼此相顾。然后，每一至二个月，有一次集中的特会，众人齐聚一堂。这样的大聚会，可以租用外面大型的公共场所，不必多费苦心准备会场。

从圣徒们的实行，我们可以印证，召会生活不尽然都需要在聚会中，或者说在会所里。过去，在召会聚会之外，就没有召会生活；弟兄姊妹不来聚会，就没有召会生活。所以，我们总是把人带到聚会里。当时，为着鼓励弟兄姊妹聚会，我们的确说过，召会是会，所以需要聚会。然而事实证明，召会生活不尽然都需要在聚会中。有的人因着环境、处境、经济状况，有职业及家庭的问题，不许可他多聚会。若是一直勉强他来聚会，反而会造成隔阂，引起反感。所以，现在我们要去俯就人，帮助人过召会生活。若是他的环境不许可他多聚会，我们就需要私下供应他生命，帮助他在家中也能过召会生活。

我们应该在排中加强召会生活，并要在信徒家中加强召会生活。或许他不能来大聚会，但我们可以带他一周有一次小排聚会；这样，相信百分之八十不聚会的人都能作到。在排聚会里，他就可以有召会生活。若是有人连排聚会都不能来，我们就把聚会送到他家；也许二周或三周一次，甚至一个月一次，为着使他能联于召会，最低限度也维持一部分的召会生活。我们不能只有呆板的集中聚会；这样的聚会若有人不能来，我们需要让他知道，他在家中也能爱主，也能过召会生活。因为无论是家聚会、或排聚会，都是召会生活的一部分。一年当中，只要有几次特别的大聚会，其他都在家里、在排里过召会生活。

其次，召会生活不需要过于寻求划一。当初在耶路撒冷，信徒有好几万，他们也无法一致，无法常常聚在一起。所以，要就地，就着环境，带人过召会生活。这其中有很大的学问，需要我们花工夫研究。为此，我们必须殷勤，彻底研究，使召会生活能找出一条出路。

首先，我们看见小排乃是“万灵丹”。其次，我们看见，所有的聚会不一定集合在一个地方。第三，我们要重新研读长老的权限。根据观察，这几十年来，长老的权限越集中，召会生活越被杀死；但长老不能没有权限。你们要就这三点研究、交通、祷告，相信这三点能解答你们目前的难题。

今后，我们要着重排，要完全倚靠排。其次，不要相信不在聚会中的人，就不要召会生活。他们受环境的限制，不能来聚会，并不表示他们不要召会生活；所以，我们应该为他们找一条出路，让他们一样可以过召会生活。比方，有人生病在医院，我们可以把饼杯送到医院，并将聚会的内容交通给他们。有些天主教医院里，有住院的修女、神父，专专为着生病的教友，使他们在医院也能不与信仰脱节。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若是一位弟兄不能来聚会，不要勉强他，也不要定罪他，反倒要把召会生活送到他家。

台北召会有这么多圣徒，台湾有这么多召会，召会该如何往前，实在是一个大问题，需要我们花工夫研究。无论是从召会历史，或我们中间的历史，我们找不出有什么召会是人数达到这么多的；我们在使徒行传里，也找不出大召会的规模。所以，我们必须自己花工夫研究。盼望我们都将这三点带回去祷告、交通并且加以研究。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二日讲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