祷告：主啊，在这个训练里，求你向我们显明你心头的路，叫我们在地上，在这短暂的年日里，能让你成就你的美意。主啊，你来运行，来得着我们。在这里有两三千人，个个都是预备好的。愿意你得着年少的，得着壮年的，也得着年老的，愿意我们一代一代都被你得着。主，我们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你，靠着你的宝血献在你的祭坛上，不只作活祭，更是作燔祭。主，我们愿意作你的食物，愿意你得着饱足。哦，主，求你眷顾我们，你得胜的宝血遮盖我们，你的膏油多方涂抹我们。主，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不在乎那定意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你这位发怜悯的神。主，求你怜悯我们，从你的心怀发出怜悯，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主，但愿我们都是蒙怜悯的人。阿们。

　我们在台北的训练，乃是接着在香港的训练。按年代说，在香港的训练，是从我们中间主恢复的历史最开头说起。这个历史的最开头，是一九二二年。然而，在一九二二年之前，已有一段酝酿预备的时期；所以严格说，我们中间的历史，是从一九二一年开始的，至今一九八一年，正好是六十年。在香港，我们从一九二一年说到一九五〇年，现在要从一九五一年说到一九八一年，可以说各是三十年的历史。

　在香港，我们大致已经把主在中国大陆所作的说过了，一直说到我们来到台湾。同时，也把主在香港，以及南洋一带地方，包括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所作的，说了一个大概。在台北这里，我们要说到一九四九、五〇年以后，主在台湾的工作。以后，主的恢复从台湾扩展到了东洋的日本，而后到了西洋的美国；从美国又到了非洲、欧洲、澳洲和纽西兰。十五年前，也从台湾去了韩国。这些都是我们这次训练要说到的。

　一九五一年，我头一次去南洋回来。在一次训练里，我说到主把我们带到台湾，从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开工，经过二年多的光景，我们看见这个岛上实在有可为的，并且我有个负担，觉得主要从台湾起始，作到南洋，然后作到东洋。当时我没有说到西洋，但是今天回头看，主所作的比我那时候说的还多，不仅有南洋、东洋，还有西洋，可以说是扩展到了全世界。

　在开始这段历史的述说前，我们要先说到三个大点：一是基督的奥秘（弗三3~5），二是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8下），三是基督安家在我们里面（17上）。结果就叫我们被充满，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19下）。什么是奥秘呢？神隐藏的旨意是个奥秘，而这奥秘的揭开就是启示。神把这个奥秘从祂的深处打开，用话语摊在使徒保罗跟前。保罗看见了，并且懂得了。他懂得宇宙的意义，懂得人生的意义，也懂得神的心意。不仅如此，神还把这个奥秘托付给保罗，要他把这个奥秘传出去，分赐给神所拣选的人。因此，保罗成为一个执事（7），就是神家中的管家（2），也就是分赐者（dispenser），去作分赐的工作。神的心意就是要把祂自己分赐给我们，把祂自己作到我们里面。这是宇宙间一件奥秘的事。

　分赐（dispensation）是由希腊文的oikonomia，奥依克诺米亚，延伸来的。oikonomia的英文就是economy，通常翻作经济，更好是翻作经营或经纶（一10，三9）。经纶，意即心意中的规划、计划。中文成语说“满腹经纶”，形容一个人满肚子的章程、计划、规划，知道怎样作事情。有了规划、经纶之后，就能经营，而经营的过程，就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中文“经纶”这辞，很接近希腊文的oikonomia。神在永世里有一个经纶，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把祂自己分赐出去。所以祂创造天，为着地；创造地，为着万物；而地和万物，乃是为着人的生存。那么人呢？人有一个灵，为要接受神所分赐的，就是神的自己。结果，这些接受祂的人，就和祂同生命，同性情，并且成了祂儿子基督身体的肢体。众肢体在一起，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将基督的丰富满溢出来，就是祂的丰满，也就是祂的彰显。这就是“奥依克诺米亚”所包含的意义。然而在有的句子里，奥依克诺米亚翻成管家职分（stewardship）。这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搭飞机时，在飞机上照应我们的空服员、侍应生，他们供应我们食物、饮料、毛毯等等，他们的职分、职责就叫stewardship，就是管家职分。

　保罗在以弗所三章二节说，“谅必你们曾听见那为着你们所赐给我，神恩典的管家职分。”他说，这个管家职分是属于恩典的。保罗的确是一个恩典的侍应生。比方，我们众人都在一架宇宙最大的七四七飞机里，围绕地球飞行，我们的保罗弟兄就是头一个侍应生，在“飞机”里供应我们。从圣经里，我跟他学了不少。在我们前面还有倪柝声弟兄，他也是一个侍应生，我跟在他后面，也学了很多。今天我也是个侍应生，在这里服事你们，天天把基督供应给你们。这就是恩典的管家职分。

　然而，供应基督是很有讲究的，好比供应食物给人吃一样。有时，我们好心好意给人吃这个、喝那个，结果人吃不消，坏了肚子。一九三四年，我到浙江平阳作工，弟兄姊妹都爱我，怕我吃不惯米饭，特别作了大馒头，但是面团没有发起来，又没有蒸熟，我吃了几天就闹胃病。我们出去讲道，常常就像这样，知道一点什么，就讲给别人听；有时供应得不对，反而叫弟兄姊妹为难。所以，作恩典的侍应生实在不容易；我们必须作着学，学着作。今天在地上，最需要有一班人，懂得神的心意就是要把祂自己分赐给人；然而，当他们去将基督分赐给人时，要照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供应。

　保罗接受托付，把基督那追测不尽的丰富传给人，以弗所的信徒接受了，保罗就为他们屈膝祷告（弗三14）。保罗在以弗所三章十六至十九节的祷告，乃是个特别的祷告。他不是为信徒求福利，求平安；也不是祷告要他们能站住，发热心，背十字架，跟随基督。他什么都不求，只求父借着祂的灵，用大能，使众圣徒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这样，基督就能安家在他们心里。这个安家的结果，就使圣徒被充满，成为神一切的丰满，就是召会。什么是召会？召会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充满、占有了，使我们成为神的彰显，这个彰显就是神的丰满。

现在，我们要说到主的恢复在台湾开始的历史。一九四九年五月，我被工作打发到台湾，当时台湾这个小岛非常落后，到处都是卵石子路，少有柏油路；并且大多数人脚上穿的都是木屐，走起路来嘎啦嘎啦响。我是从北方来的，北方人即使在家中见客，也都不可以穿拖鞋，都要规规矩矩的穿鞋袜。所以，来到台湾，看见大家无论在哪里，作什么，都穿木屐，实在不习惯。有一次坐三轮车，看见踏三轮车的车夫，不小心把木屐踏掉了，还得停下车，穿上木屐再继续往前。这种种情形使我里面真是灰心至极，躺在家里看着天花板，问自己：“我到这里来作什么？作什么？”

　有一天，台北召会的长老，二位张弟兄要我去讲道。我穿戴整齐的去了，才一进门，就要我脱鞋，在榻榻米上讲道；立时，我的灵就下沉了四分之一。以后弟兄们找了一双布鞋给我，我就勉强穿着布鞋讲道。可以说，在台北上海路聚会的地方讲道，我从没有一次得释放。

　我灰心了两个月之久，忽然有一天，里面有个感觉，要我顺着纵贯铁路，从最南面的高雄一直往北走，最后回到台北，一站一站地去看望那些散居在铁路沿线的弟兄们。他们多半是从大陆随政府机关、学校、医院来台的。于是我就从台北先到了高雄，再从高雄到台南、嘉义、台中、新竹。这些地方都有弟兄，大家见面分外亲热。回来后，我觉得台湾地方虽小，但人口集中，而且交通便利，除了铁路之外，还有公路，实在很有可作的。我里头就有了负担；因此和五位长老交通，定规在八月一日开工，有第一次的特会。

　因着两位菲律宾华侨弟兄，奉献了一块地，就是现在台北一会所前半段的地，我们就盖造了一个大概能容纳三百人左右的小会所，正好那年八月一日要落成；所以我们定规八月一日开工，并且有第一次特会。我们在中央日报刊登启事，通告众圣徒，张晤晨弟兄、张郁岚弟兄、孙丰露弟兄、刘效良弟兄、赵静怀弟兄和我，都到了台湾，现在台北开始聚会了，盼望所有从大陆来台的圣徒，和我们接触、联络，能有所交通。各地圣徒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和我们联络、交通，我们也一处一处的帮助他们，兴起聚会。

　我们在台北这里的小会所开工，头一个主日，来了许多基督徒。他们许多都是从大陆来，找不着他们原来的公会，听说这里有新“礼拜堂”，所以都来了。我进会场一看，就了解我必须讲一篇很“奇妙”的道，不然，下面的工作很难作下去。

　我说，今天基督教就如餐馆一样。中国人开餐馆，有福建菜、广东菜、扬州菜、四川菜、湖南菜、京菜等。你要吃什么口味的菜，就到什么餐馆去。譬如，你要吃馒头，必须到山东馆；要吃白饭，就必须到福建馆。今天基督教各礼拜堂，有一个普遍的风气，就是帮人介绍婚姻，举行结婚仪式，帮人找职业，或为人提供医药、教育等福利；但我们这里不作这些。若是用餐馆来比方，我们是卖白饭、馒头的，其他什么也没有；我们不为人介绍婚姻，也不帮人找事。我们只单纯的传福音，讲圣经真理。要吃这个的人，请来；不吃这个的人，可以到别处去。这样，你们不用白费工夫，我们也不用白费工夫。

　讲过那篇道以后，下一个主日，我就事先和弟兄们说，“今天要把记名单和铅笔，都预备好。到一个时候，我说，请记名；你们就要到他们中间去记名。”聚会时间到了，我进去一看，真如我所料，人数减了一半，那些要吃湖南辣椒、四川面、上海菜饭的，统统走了，只剩下一些要吃白饭、馒头的。这一天，我就讲圣经里的道。讲过之后，我说，“我们许多人都是初次来的，彼此姓名、地址都不知道，你们若愿意，就请把你们的大名、住处留给我们，以后我们可以去探访、交通。”感谢赞美主，那天记名了几百位，这就是我们在台北召会和工作的基础。

从一九四九年八月起，高雄、台南、嘉义、台中、新竹，都在那一年有了聚会。因此，我们在台北召聚第一次全台事奉聚会。在事奉聚会里，我们说到，按着已过我们在大陆的经历，大体来说，基督教各公会是拒绝我们这个见证的。从一九三二年，我正式进入召会生活，也正式开始为主工作，到一九四九年，已有十七年的经历。在这十七年中，我多半陪在倪弟兄身边，所以看得很清楚；约从一九三二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各公会就都不请倪弟兄讲道了。不仅如此，那些领头的人，也尽所能的关门，拒绝主的恢复；只有少数爱主的个人，还来寻求真理，寻求交通。到了一九三四年，公会中圣徒脱离宗派的风气很盛，各处都有圣徒出来奉主的名聚会。特别是中国内地会，有好些弟兄脱离那个组织。在浙江平阳县，甚至有几乎整批内地会的弟兄姊妹，脱离了宗派。这件事使公会大吃一惊，也非常不愉快。所以，他们对我们这个见证，不仅批评、反对，并且完全关闭。因此，到台湾来以后，我就觉得不该再去摸公会。

　一九三七年我曾被工作安排在华北、西北一带，专门到公会讲道，为要把真理送给他们。他们虽然没有拒绝我，但是也没有什么果效。这就如同在旱地上浇水，这里浇两桶，那里浇两桶，浇到末了，全是徒劳无益。因此，我们在台北开工，就决定不摸公会。我们作什么呢？第一，传福音；第二，讲生命的道；第三，众人来在一起，按着圣经聚会敬拜神。感谢主，弟兄们都接受了这话。

开头时，我们就大传福音。首先印制福音单张，台北的人口有多少，我们就印多少，要让每一个人都接受到一张福音单张。我们根据台北地图，按着大街、小巷分配，委派弟兄姊妹，到每一条巷子，挨家挨户把福音单张送进信箱；就这样作遍整个台北城。第二，制作长条的福音标语，上面写着：信耶稣得救、神爱世人、你当预备迎见神等，张贴在车站门口，和弟兄姊妹的家门外。结果满城都是福音标语。第三，出福音队。每主日下午，我们都穿着福音背心列队游行，又打鼓，又唱诗，把不少人带到新公园听福音。每次总能带回三、四百张记名单，许多人因此得救。这就是在台湾主恢复之工作的开始。

一九四八年，我离开中国大陆以前，海外的菲律宾和新加坡，都曾请我去访问，但一直没有成行，我就到了台湾。来到台湾后，遇见两位菲律宾的华侨弟兄，就是奉献一块地给我们盖一会所的弟兄，他们积极推动我去马尼拉。所以，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间，我去了菲律宾的马尼拉，住了将近半年。在回台湾前几天，遇见了一位王弟兄，这对后来在台湾工作的影响甚巨。

　根据已过我们中间的历史，在工作上最难的一件事，就是财物的供给。那时全时间事奉主，实在是凭信心，召会并没有任何安排。我放下职业以前，我所在的烟台召会需要的费用，多半是我和舍弟二人奉献的。那时，弟兄姊妹中收入较多的，第一个是我弟弟，第二个就是我。其余的人几乎都是作小伙计、小学教员等，待遇非常微薄，每个月能奉献的寥寥可数。一九三三年，我蒙召放下职业，没有任何倚靠，实在是凭信心。所以我的岳母很担心，常常打发我内人的小妹，偷偷来看面缸、米缸有没有米面。

　一九四八年，在上海一次全国性的交通后，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有一天，他站起来说，他所以作生意，就如同寡妇带着一群孩子再嫁，并非他的心愿。他若不这样作，孩子们怎么办？孩子就是他的同工。他给了我们一个统计，已过这二十多年，有许多同工都是得肺病死的。得肺病的原因，不外乎供应不足，营养不够。当他说到这里时，他落泪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倪弟兄落泪，我们众人也都落泪。从这事件，就可以了解我们当时的经济情况。

　一九四九年，工作派我到台湾，我要离开时，倪弟兄托人转了三百几十元美金给我。当时我一家十口，加上两个不能辞掉的用人，总共十二口，就带着那三百几十元美金到了台湾。等到一九五〇年，就是台湾开工后第二年春天，倪弟兄到了香港，带进一个复兴。当时，他打电报要我去，叫我安排香港召会长老、同工和执事的事奉。我去了之后，和倪弟兄有些交通，告诉他在短短的时间内，台北召会的人数有了几倍的扩增。他听见主这样的祝福，就非常印证我在台湾继续作。然后他告诉我，他知道工作上的经济问题，是很为难的，所以交给了我一瓶药，说，“你把这瓶药拿回台湾，找一位药剂师帮忙生产，并且找一班作生意的弟兄集资，刊登广告售卖这个药，盼望从这里能有点收入。”我回来就照着办，然而因着作生意的弟兄们，觉得当时政府政策紧缩，不是投资的时候，就打消了此意。

　然而，主还是供给了我们。当然，那时我们什么都是克难的。我们住的地方是克难的，会所是克难的，连会所的厕所也是克难的；门是木钉的，有时还拉不动，反正雨打不到，风吹不着，太阳晒不到就可以了。即便如此，我们传福音，人还是得救、受浸。好像越是克难的时候，受浸的人数越多。有一次，周六、主日，连续两天传福音，有七百多人受浸。因为物质轻，灵命重；物质重，则灵命轻。现在台湾的物质太重，我们实在应该引以为鉴。

　聚会人数增多以后，台北召会一会所容纳不了那么多人，我们就在会所前面，用苇梗搭一个棚子。两位华侨弟兄奉献的，是现在这个会所前面的一半，一百八十几坪地，那时旁边还有一片空地，大约也是一百八十多坪；对面也有一片空地。我天天出来看这一片地。有一天，看见一个农夫挑一点土，洒在这块空地的水泥面上，在浅浅的土里种一些蕃薯、青菜。我问他：“这块地是谁的？”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就明白这地在日本投降后，应该变作国家的产业了。于是我托弟兄到国产局去调查，果然这块地是属于国家的。

　有一天，我就和这个种田的人好好谈了一下，请他把这块地让给我。他答应了，我就付给他约二百美金作为补偿。我把这块地用竹篱笆圈起来，成了会所的后院，青苗仍然长在那里。以后，我又请弟兄到国产局，办手续申请购买这块地，前后花费一共不到一千美金。所以，现在我们台北一会所的地，前面一半是两位华侨弟兄奉献的，后面一半是我用不到一千美金买来的。这一切都是主的怜悯，也说出我们当时的经济状况。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我在菲律宾马尼拉，住了将近半年，是住在一位作医生的黄弟兄家里，他是当时的长老之一。在我回台湾前几天，他对我说，“李弟兄，我们马尼拉有一位作生意的弟兄，要求独自见你一面。”这位弟兄姓王，现在已经到主那里，所以这事应该可以交通出来。那时，这位王弟兄在菲律宾，生意作得很大。他单独来见我，对我说，“李弟兄，我对你在台湾的工作很有负担，请你务必告诉我，你这次回去，台湾岛上整个主的工作，需要多少款项，以及每一年台湾岛上的工作需要多少款项，我要全数奉献。”我说，“王弟兄，我愿意让你知道，我们从年轻学习事奉主，就学了一个功课，从来不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人，从来不向人募捐。”他说，“李弟兄，我绝对知道这原则，但你要知道，这不是你来告诉我，也不是你来募捐，是我来求你。你为着主，我也为着主，我来求你，你一定要告诉我。”在这种情形下，我觉得这是出乎主的，就告诉了他。

　这位王弟兄实在忠诚，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大约到一九六〇或六一年，每一年他都完全照数办理。那时，因着我们没有银行账户，就请他把款项汇到香港，存在一位同工魏光禧弟兄在汇丰银行的账户里。什么时候台湾的工作需要用款，魏弟兄再寄给我们。因着这位王弟兄在经济上的供给，我们就把原来的小会所拆掉，重建了一个较大的会所。此外，也用这笔职事款（圣徒因着爱主托在我手里的款项，那时称作职事款），买了三会所、二会所、现在四会所的地、以及高雄会所那块七百八十坪的地。这些一概是为着召会用的。主的工作因此也有了些开展。

　有一次，这位王弟兄和我交通，他说，“李弟兄，我今天可以告诉你，有时我奉献这个款，并不是我有这个款，而是我贷款来奉献给主的。”我听了，眼泪几乎要落下来。一直到今天，我说到这里，仍想落泪，我没有忘记这一家的弟兄姊妹，我记念他们，愿意主祝福他们。求主用宝血遮盖这件事。我说给你们听，是要你们看见，这是主作的。

因着经济上有这样的供应，一九五一年五月间我回到台北，就开始出版“话语职事”。一九五一年，有头一期的训练。那一次训练还不算太正式，但训练之后，产生了大约八十到一百位全时间事奉的人，那是台湾头一批的工人。之前，只有侯姊妹和我两人全时间，这是因为有经济上的难处。然而在得到经济的供应后，随即有将近一百位全时间的人加进来，主的工作在各处的开展，也就得着了加强。

　一九五三年夏天，我们在马尼拉有国际特会；到了秋天，在台湾有一个正式的训练，从九月到十二月，整整四个多月，非常蒙主祝福。直到今天，还没有另一次训练的水准，赶得上那次训练。训练开始以先，我在会所对面道路预定地的空地上，盖造了一个暂时的工人之家，供弟兄姊妹之用，里面能摆四十八张床，还有六张吃饭的桌子。

　一九五四年十月至一九五五年一月，我们开始生命读经，差不多有四个月的光景，简略的把新、旧约都读过了。那个属灵的空气，直到今天是最高的。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位住在三重埔的老弟兄，原来在上海是有名的大律师，来到台湾后得救了。他从不漏掉任何一次生命读经的聚会；他告诉人说，“我现在才懂得孔夫子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什么都可以不作，就是这个生命读经不能不参加。”当时属灵的空气实在是好。

　在这之前，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台湾正式开工以后，我就有一个负担，要讲圣经要道六十题，一周讲两题。到了一九五一年，就将圣经要道六十题的查经记录，刊载于话语职事，尔后又有训练，接着有生命读经。不仅如此，我又预备了诗歌第二集，以及福音诗歌，并且在出版话语职事之前，在一九五〇年开始了福音书房的服事。因此，在台湾也有了文字工作。回首从前，台湾的工作，台湾的见证，到了一九五四年，实已有了相当的规模和基础。

到了一九五五年，我们正在讲生命读经时，一位弟兄从海外来信，向远东各处召会推荐伦敦的史百克（T. Austin－Sparks）弟兄。在马尼拉和香港的召会，也同时收到这位弟兄的推荐信。

　史百克弟兄比倪弟兄和我年长十五、六岁，也比我们早蒙恩得救。他在属灵的事上，的确有些高深的看见，并且把这些看见刊印成书。他三十多岁时，作了宾路易师母一个年轻的同工；以后因为宾路易师母把擘饼、受浸这些事过分灵然化，加上宾路易师母是姊妹作头，他就离开了宾路易师母，自己另外兴起一个聚会。这是他后来在台北时，亲口告诉我的。

　史百克弟兄出版的书报中，有几本相当好，倪弟兄曾将其翻译为中文。我在一九三三年左右，也读了一点史百克弟兄的书，其中最叫我得帮助的是“主的释放”（The Release of the Lord）一书。从那本书里，我才看见，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主成为人时，祂那神圣的生命，完全被包裹在外面的体壳里；乃是等到祂死了，像一粒麦子种在土里，再长出来，那就是复活，才将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这就是主的释放。从这本书里，我得着了极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对史百克弟兄都有很深的印象，也相当尊敬他。

　已过倪弟兄两次到欧洲，都接触过史百克弟兄。尤其第二次去，是一九三八至三九年间，在史弟兄那里住了很久；所以，对史弟兄有更深的认识。他发现，史弟兄在生命的原则和属灵方面，有相当的认识；对基督的身体在复活里，也有相当的看见。然而，对于召会的实行，以及如何在召会立场上有实际的建造这类的启示，他不只没有，还坚决拒绝并反对。倪弟兄住在那里时，曾经来了两三封信，从他的信里，我们可以看见，倪弟兄尽力要在召会实际建造的事上帮助他们，但是他们不接受。

　一九三九年，倪弟兄从伦敦回来，召开特会，我去参加了。在我们私下的谈话里，倪弟兄很称赞史弟兄属灵的那一分。我们就问他：“既是这样，为什么不请史弟兄来呢？”倪弟兄只说了一句话：“时候还没有到。”这句话实在有智慧。他曾在一九三二年，请了七、八位英国、美国、澳洲弟兄会的弟兄们来，那一次他实在吃足了苦头，所以，往后就不敢再请了。等到后来，我们也吃了请史弟兄来的苦，我们才领悟，当时我们真像初生之犊不畏虎，作了不该作的事。

　一九五五年，当一位弟兄来信，推荐史弟兄后，台北召会的长老就对我说，“我们好不好请史弟兄来吧。我们在属灵方面，总是需要他一点帮助。”我说，“弟兄们哪，我们从倪弟兄那里，得知史弟兄对属灵的事、对基督身体在复活里的原则，都有深刻的认识，但是他对召会的实行、立场、实际的建造，不只不讲，甚至是反对、拒绝。我们若是把他请来，在这些事上有了争议，就是个大亏损；对我们是亏损，对他也是亏损。不如我们看看他的书，得些帮助就很好了。”弟兄们接受了。

　两周后，张郁岚、张晤晨二位弟兄又来见我，他们觉得在属灵这分上需要帮助，应该请史弟兄来。这一次，我觉得不能再说什么，因为弟兄们既然感觉在属灵上需要史弟兄帮助，我一直不同意也不好。所以我说，“你们既是这样觉得，我们就请吧。”我起草写了邀请函，二位张弟兄和我一同签了名字。同时，附上一封信给菲律宾的负责弟兄，说明那位弟兄推荐史弟兄的原委，若是他们觉得合式，也可以签上名字，并将邀请函转至香港给魏弟兄。我另外附信给魏弟兄，说，若是他赞成，也请他签上名。邀请函就正式发出去了。史弟兄收到信函后，自然十分欢乐，因为那时，他的工作正值为难之际，忽然，远东为他开了个大门，怎不叫他喜乐？

一九五五年秋天，史百克弟兄来了。他先到香港，我正在那里有四周的训练，刚要结束，就给他几天特会讲道，然后我们一同回到台湾。他在台湾住了不到一个月，只交通属灵的事，谈属灵的原则和生命，完全不过问召会立场、召会实行的建造等类的事。那一次的结果相当好。他自己非常开心，和陪同他来的女婿金弥耳医生（Dr. Angas I. Kinnear）拍了一些照片，回到英国，以后再去美国，到处放映那些照片，替我们宣传。他很高兴，我们众人也喜乐，所以就决定再度邀请他来。

一九五七年，史百克弟兄再次来到台湾。这一次问题来了。有一天，一位同工，就是后来在这里闹事的领头人之一，他来向我提议，安排一个早上，让所有同工和史百克弟兄有交通。于是我们就在工人之家，有了一次交通聚会。聚会中，这位同工第一个站起来，请史弟兄发表他对我们这里的观感。史弟兄的回答叫我大吃一惊。他说，“你们当兵的弟兄们，怎么还没有出会所的门，就把帽子戴上去了？”我非常惊讶这么一个属灵的人，这么一个属灵的职事，怎么会摸一个戴帽子的问题？

　史弟兄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杜弟兄回答他说，“史弟兄，恐怕你不知道东方的风俗。在这里，军人到处都是不脱帽的，但弟兄们来聚会，是根据林前十一章的教导，脱下帽子；等到聚会结束，一宣布散会，就把帽子戴上了。”杜弟兄的话一讲完，史弟兄就很强的说，“你们是跟随风俗呢，还是要跟随圣经？”众人都闭口无声，没有人再谈下去。这个开头，给我一个很消极的印象，像史弟兄这样一个职事，实在没有必要摸这些事。我和弟兄们交通过，我们请他来，是盼望让他尽属灵的那一分，我们能得着属灵的供应，这样就可以了。我们不愿他题召会实行的事，甚至召会立场的问题，因为倪弟兄都不能影响他，我们又怎能作得来呢？

　在屋子里不戴帽子，是英国的风俗，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里是说，男人祷告、讲道，不可以蒙着头（林前十一4）。我们弟兄所行的，是照着圣经；史弟兄照着英国的风俗，定罪我们，并不公道。接着，他又说，“你们这个擘饼，散漫无章，既没有主持的人，也没有一条路线。”他说过以后，我们再也没有人说话，那个交通聚会几乎是不欢而散。

　史弟兄在台北住了六周，另外还有些海外客人，来自英国、美国、丹麦和香港。众人都希望在没有聚会的晚上，让这些海外客人和长老们有些交通。头一晚交通得不错，但到了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晚上，有位弟兄忽然说，“请问史弟兄一件事，在台北这里有五个奉主名聚会的地方，这五个地方那个对，那个不对？”我一听就知道麻烦来了，但又不能不翻译，只好照翻。这个问题正好给史弟兄机会，来打击召会立场的问题。先前在工人之家，我们一百多位同工和史弟兄谈话时，他开头就说，“我第一次来看见一些事，但是我不说，我是准备再一次来才说。”所以他是有备而来，要打立场的问题。他回答那位弟兄说，“这几个召会没有一个对，都是相对的对。”弟兄又问：“请问史弟兄，相对的对，相对什么呢？”史弟兄不假思索的立刻回答说，“谁基督的身量多，谁对得多。”意思是以基督的身量为准则。弟兄们都不说话，当时我作翻译，也不便讲话，就不欢而散了。

问：李弟兄提到一九五三年，台湾全岛有一次为期四个多月的训练，那是属灵情形最高的一次训练，请问那次训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内容有四大项：福音、事奉、造就、召会。福音包括怎样传福音，以及福音的内容。造就包括生命的追求，重在对生命的认识和经历。以后出版成书，一本名为 “del生命的认识”，一本名为《生命的经历》。此外，还带着性格的操练，有三十多项。再来就是事奉，讲到召会的事奉，也讲到召会。除了这几项，还有查经，查读以弗所书。

　问：为什么我们会接受推荐史百克弟兄的信？

　答：因为史百克弟兄有他属灵的一分，我们愿意得他属灵那一分的帮助。然而，贪食不见得是件好事。所以，智慧人不介绍医生，稳健的人不介绍食物。所谓“水能载舟，亦能复舟”；吃下去的东西能供应人，但若是吃的不对，吃下去的东西也能使人中毒。我们现在回首从前，都懊悔了。那样的邀请，不知叫我们受了多大的亏损。

　一九五五年史弟兄第一次来台北之前，我们在这个岛上，仅仅五、六年的工夫，人数就从三、五百位，发展到四、五万人。史弟兄来了以后，有些弟兄受影响起来闹事，从一九五七年到六七年，我们受了差不多十年的苦。在这十年当中，我们没有任何发展。现在的局面，是从一九六七年至今，十四年劳苦工作的结果。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觉得当时宁肯挨一点饿，也比吃错东西中毒好。

　因此我劝各地召会，要尽力在主面前忠心向前，好好追求，不要倚靠请来的人。姊妹们都知道，一个家庭主妇，若不忠心照顾自己的家，预备饭食给家人吃，反而天天请别人帮忙，这个家很快就要准备关门了。自己的家，非得自己亲手照顾不可；召会也是如此。我们可以跟别人学一点东西，也可以请别人来教一点东西，但千万不能倚靠别人；甚且对别人教的东西，还得加以审断。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倪弟兄说，“时候还没有到。”我信若是倪弟兄今天仍在，我向他建议请史百克弟兄来，他还要说，“时候还没有到。”

　问：我们刚来台湾时，传福音甚至有一次受浸七百人的情形，但今天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觉得很尽力了，却难得有一两个人受浸，这是因为社会背景的关系，还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关系？

　答：这是一个不太简单地问题，我只能说，现今在台湾，福音的果效不如我们初到台湾的时候，因为现在“物质重，则灵命轻”。台湾物质太重了。当年许多从大陆来的人，都是两袖清风，因着环境改换，心情惶惶不定，是传福音最好的时机。那时只要传，人就相信，就接受了。今天台湾的物质太重，所以福音是难一点。

<<　第十五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