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史百克弟兄第二次来台，共住了六周，有特会和训练。那次训练，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人数超过五百。全台湾各处召会的长老、同工、执事、和一切有心学习事奉的，都参加了那次的训练。

前篇说过，在特会训练之外，我们几位长老和海外来的客人，共十几位弟兄，在从前北楼的长老室，有几次的交通。在一次交通中，有位弟兄问起：“在台北这里有五个奉主名聚会的地方，这五个那一个是对的？”史弟兄回答说，“没有一个是对的，都是相对的对。”然后又说，“谁基督的身量多，谁对得多；谁基督的身量少，谁对得少。”他是以基督身量的多少为标准。他不在乎这个城里有几个聚会，他只在乎这个聚会有多少基督的身量。

　那次之后，还有一次聚集，仍旧谈论这个问题。我还是采取不干预的态度，只作传译。所以，那个聚集的过程和结果，在我里面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只是轻描淡写的谈了一谈。

　后来有一个晚上，众人又聚在一起。当然，众人里面都知道有个故事，并且这个故事背后有个很难解的结，谁也不愿意去摸，所以都静默无言。这一次，我觉得我不该再不干预，应当表示我的态度，否则只让二位张弟兄和史弟兄应对，很对不起他们。在众人静默之后，我开口说，“史弟兄说一个地方的聚会，对与不对，或对多少，是以基督的身量为准则。我们的弟兄这两次来，对我们讲道时，很推崇麦尔博士（F. B. Meyer）。我也读过他的书，得着相当的帮助。没有疑问，他是有一分基督的身量，但是我愿意请教，他一直到死，是在什么地方？他一直到死，都留在史弟兄所定罪的组织基督教（Organized Christianity）里。那么，能不能根据麦尔博士身上那分基督的身量，说他所在的那个组织基督教，是相对的对？”这个道理很清楚，他若说是相对的对，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因为他一面定罪组织基督教，一面又说，对得多或少端看基督的身量就可以。

　当时，我的态度很客气，话语温柔而沉重，所以没有一个人讲话。我还记得有一位丹麦来的弟兄，他很聪明，坐在一个高椅子上看光景。我看他们都不讲话，我又接下去说，“这三百年来，凡注意内里生命的人，许多人都从盖恩夫人得着帮助。谁都承认她的确有一分基督的身量；她不只是有一分，而且她那一分相当可观。今天在座的人中，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他基督的身量比盖恩夫人还高。那么我请问，盖恩夫人在哪里？她在天主教里，在我们大家都定罪的天主教里。我们能不能因为盖恩夫人有那样高的基督的身量，就因此说她所在的天主教，是相对的对？”

　我说完这话后，没有人回应，我就继续说，“这是历代基督徒的实例。现在我们再从圣经找出个例证。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照圣经的记载，他们中间最属灵的人就是但以理。当被掳的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时，若是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传道人站起来，告诉大家，在耶路撒冷和在巴比伦，没有什么两样，全在乎你属灵的身量。那么就但以理而言，谁也不比他属灵，但他没有回耶路撒冷，他还在巴比伦，所以是不是只要属灵就可以了？”这时我问那位丹麦弟兄：“弟兄，你看这个传道人怎么样？”他没有回答。我就接下去说，“属灵程度是一件事，你所站的地位又是一件事。但以理所以没能回耶路撒冷，是因为时间不许可。他虽然没有回去，但是他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跪下祷告神。那开启的窗户，就代表他的心情。他的心是向着耶路撒冷，他是要回去的，这是圣经的记载。”

第二天早晨，照样是训练聚会，会中史弟兄说到基督，说到一个地步，脸色变了，声音也高起来了，他说，“你们把基督弄成小基督，把召会弄成小召会，就是要适合你们这个立场。”我站在他旁边作翻译，心中一凛，但还是不动声色的翻出来了。那时，我里头真是痛，真是难过。

　散会后，我从会所走出来，有位弟兄跑来问我：“李弟兄，发生事情啦？怎么一回事？”我不便告诉他，只说，“安静、安静，慢慢来。”那时，我们为了接待史弟兄夫妇，和从美国、丹麦来的几位客人，特别在临沂街附近买了一所房子，装修整齐，接待他们。同时，安排三位姊妹照顾他们，尽力照英国人的规矩，下午三点多也有下午茶。

　当天下午茶时间，我里面觉得应该去看看史百克弟兄，我就去和他们一同饮茶。用过下午茶后，其他人一个个都告退了，只剩下我们两个。我就对他说，“我下午来，是愿意让你知道，我们直到现在，对你个人还是非常尊敬，对于你的职事还是非常推崇。请你安心。”我是恐怕他这样一闹，这五百多人的训练就成了泡影。不料，他听了之后竟然若无其事的问我：“What's wrong?（有什么不对么？）”我就对他说，“从这几天接触谈话，我们看出来，你对我们非常注重召会的实行，特别是关于召会的立场，很不以为然，但是不要因这事起了嫌隙，我们对你还是很尊敬，对你这分职事还是很推崇，这是我来的目的。”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弟兄，请你告诉其他的弟兄，我和他们一样，一点也没有问题。”

　我回头就把史弟兄的话，告诉二位张弟兄。我们心知肚明，这些都是英国人的外交手腕。当然，后来的日子，史弟兄也很谨慎，不再谈这些事；我更是尽力不谈。因为在这事之前，我曾劝过弟兄们，不要问关于召会实行、召会立场的事，因为那是谈不通的。

史弟兄从台北去了香港，在那里有聚会，他希望我能陪他去，再为他翻译。我觉得无论如何，他比我年长十多岁，又是远来的客人，他既如此表示，我就和他同去了。过程中，他几次邀请我去访问伦敦贵橡（Honor Oak）他尽职的地方，但我没有立刻回应。到了一九五八年，我们中间有几位青年弟兄，受了史百克弟兄的影响，开始有异议。我就觉得应该到史弟兄那里去看看，亲身经历他们中间一切的光景，好能有根有据的帮助那些有异议的弟兄们。那年夏天，我去了英国伦敦，并且顺道访问了欧洲、美国几个地方。

　由于史百克弟兄来台时，我们相当礼遇的接待他；等我去伦敦，他也礼尚往来，尽力接待我。他来时，我们许多人到机场接他；我去时，他也尽量鼓励人到机场接我。我在英国住了四周，这四周的特别聚会固然是我讲道，就是平日聚会，他也完全让我讲。有人告诉我，这在史百克弟兄那里，是空前的举动。

　我住在那里时，他们的负责弟兄来见过我，其中三位有些消极的话，我就听出在他们中间，没有实际的建造。等所有聚会结束后，我们离开伦敦，到苏格兰一个小村庄，叫Kilcreggan，就是史弟兄休息的地方，住了一周。每天，我们两个人至少有两次谈话，一周下来也谈了十多次，主要的话题就是关乎召会的实行。谈到末了，我知道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他也知道他没有办法改变我。

　最后一次谈话，是我先开口，我说，“史弟兄，我请问你，当人请你去讲道时，你是不是盼望人从你得帮助？”他说，“当然，我盼望人得帮助。”我就再问：“那么人得了帮助以后，怎么办呢？”他很聪明，知道我下面的问题是什么，所以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弟兄，你不要以为我不注重召会。我告诉你一个故事，许久以前，我被请到爱登堡讲道。头一场聚会，我讲到属灵的生命、基督这一面的信息，听众很多，坐得满满的。第二天，我觉得该讲召会了，但我一讲召会，听众就少了。”他的意思是，讲召会讲不通，因为人不能接受。

　当时，我没有立刻在这一点上驳正他。我继续问他：“无论怎样，人听了你的道得了帮助，你怎么办？”我还是把他带回原初的问题。他只好说，“弟兄，一个地方的人总需要多祷告，出乎圣灵的，那个聚会才有价值。”他话里的意思是，人得了帮助后，仅仅要人来聚会是不行的，必须一班人在一个地方多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圣灵在那里作工，而后产生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才有价值。所以，我再问他：“史弟兄，你去过台湾两次，你很欣赏，你自己也见证说，你这一生没有碰过这样好的讲道对象。那么你相信台湾这五十几处召会，个个都是凭人意的，都没有经过祷告，也没有圣灵的工作，只是我们鼓动，他们就来聚会了么？”他没有话说。

　我又问他：“今天一班追求主的人，他们得着我们属灵的帮助，到底能不能在公会中，把我们所传给他们的异象实行出来？”对于这个问题，他很简洁的答复：“不可能！”我接着说，“这些得了我们帮助的人，既然在公会里，不能把我们所传给他们的实行出来，那他们怎么作？”我的问题一直转到实行上，他没有回答。我因此知道，和他讲召会属灵的一面，可以；讲召会生命的原则，可以；但是讲召会的实行，他定规不要。

　在那次谈话中，他说到：“我还是不了解这个召会立场（foundation）是什么？”他把立场（ground）说成根基（foundation）。我就说，“我们所说的立场，就是ground。好比造房子，房子要造在一块基地上，那块基地就是ground。根基（foundation）是房子底下最稳固、牢靠的那一部分，叫作根基、基础。保罗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林前三11）。基督是唯一的基础、根基。今天无论是长老会、浸信会，都声明他们是立在基督这根基上。甚至天主教也说，他们的召会是以基督耶稣为根基。然而，他们却建造在不同的立场（ground）上。浸信会的立场是信而受浸，长老会的立场是长老治会，天主教又有自己的东西作立场。他们各站自己的立场，是一个根基，却有许多立场。”然而，史弟兄还是说“我不懂”。他不是“不能”懂，而是“不要”懂。所以，到那天为止，我们两人心知肚明，不再谈论这个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月，我从欧美回来，头一站到香港，在那里有特会，我讲了一点有关建造的事。回到台北，弟兄们也安排了特会，我就专专讲神的建造。当时的信息后来出版成书，名为 “神的建造”。我经过欧美，在全世界最属灵的地方住了四周，在那里却看不见一点建造。

在难处没有发生以先，如同身体的病未发作以前，很难觉察病菌已潜伏在体内。所以，生病总不是一、两天的事。我们的难处也必须回溯到从前。

　一九四二年，上海召会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风波。因着那个风波，倪弟兄无法继续尽职。同时，日本宪兵队压迫上海召会参加伪基督教团，上海召会不肯接受，就在那时关了门，历时四年之久。一九四六年上海召会恢复聚会；一九四八年四月间，倪弟兄的职事恢复了。

　一九四六年，当上海召会恢复聚会时，弟兄们请我去上海服事，因此带进一个复兴。在复兴期间，得着了许多青年人，他们来自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南京中央大学、以及其他学校。那时，我一个月有三周在上海，一周在南京，这些青年人就受我的带领。此外，汪佩真姊妹有心愿和负担，帮助这些青年人；她也实在有这个恩典和恩赐，所以青年人从她得了许多帮助。

　不久，上海政治局面转变，工作安排我离开大陆到台湾。同时定规那些我在上海带领的青年人，若是可能都到台湾。这些青年人就分作两组，搭上两条船。那时，搭船已经不容易了，状况很多。头一艘船还算可以，船上的青年人就来到了台湾。第二艘船的状况不佳，开到吴淞口外就回头了，那艘船上的青年人也就没有来成。

这些来到台湾的青年人，有些后来在高雄召会服事，有些到台中、台南、嘉义等重要地方召会服事，都是因为看重他们，愿意成全他们。然而没有几年，他们中间就有人暗中反对我。这些人多半是在上海受过我带领的，有的甚至在倪弟兄恢复尽职前，从未见过倪弟兄，但他们却在各地声称，他们是受倪弟兄带领的。

　表面上，他们来见我时还应付我；实际上，在史百克弟兄第二次来台前，问题就已经潜伏在他们中间。事过境迁之后，他们中间有人清楚告诉我，当一九五八年我去英国访问史百克弟兄时，他们就曾开会讨论，若是我回来，报告史百克弟兄的地方是积极的，他们就没有问题；若是报告相反的话，他们就要有举动。我回来之后，开特会讲 “del神的建造”，信息里提到，这次出外看到各地有爱主、追求主、注意属灵的人，但是却没有建造，他们就认为这是消极的话。

　一九五九年一月，我内人病重，医生说没有什么希望了，要家人多陪陪她，好叫她能得安慰。所以，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我多半在家里陪她。一九五九年四月间，她故去了。我把她安葬之后，准备去菲律宾。当时，我是每年去一趟菲律宾。这时两位张弟兄来找我，说，“我们把一些事扣到今天，是因为李师母生病，你在试炼中，我们觉得不应该再加给你重担。现在李师母已经安葬了，我们需要把这事情告诉你。”然后他们告诉我，那些有异议的人去见他们二位，想要说服他们一同行动，但被他们拒绝了。

我立刻召开一次全省同工聚会。在聚会中我说，“现在有确实地消息，同工中有人起了异议。我觉得很可惜，因为从一九四九年至今，十年之久，可以说我们中间一向是和谐的，并且这个和谐的确带进了主的祝福。然而现在我确实知道，有几位弟兄有异议。由于我一、两天之后就要出门，没法和你们坐下交通。所以请你们众人来，把我心头的话告诉你们。我愿意你们知道，在这条路上我是不会改变的。你们不要等我改，我是不会改的。你们若认为你们真看见了另外一条属灵的路，你们就正大光明的去走那条路，不必作这个，作那个。”

　那时，我对两位张弟兄说，“按原则，这几个青年人，应当从工作上退下去。”然而，两位张弟兄都替他们求情，说，“李弟兄，这些材料可惜了，还是给他们机会吧。”

　同工聚会之后，我们抽空到乌来山上稍作休息。那天，众人都散步去了，只剩下我和郑大强弟兄，在后边沿着河岸散步。我说，“大强弟兄，我们同工如同军队一样，在军队里不可以有异议；一有异议，士气就没了，仗也不能打了，所以按规矩，这几个人应该停下工作。”当时郑大强弟兄也说，“再宽容宽容吧，青年人都会作错事，再给他们机会吧。”除了三位弟兄为他们求情外，曲弟兄也有相同的感觉，因此我就考虑，我出国在即，四位弟兄们的感觉又跟不上，这件事只好作吧。

　一九五九年秋天，我从菲律宾回来，因着弟兄们提议，我们在当时的三军球场，有了第一次大型的福音聚会，与会人数超过一万，相当不错。这时在高雄的一位弟兄，代替曲弟兄来见我，请我在高雄也传一次这样的福音。我知道他是有异议者之一，但我仍然盼望我先前所说的话，在他们里面有功效，我仍愿意信任他们，因我的感觉都是积极的。

因此，我去了高雄，在一个球场传福音，与会者约五千人，情形也相当不错。然而，在福音聚会开始，我要出来讲道之前，这位异议者替我作了一个这样的介绍：“这是我们中间‘最前头’的一位弟兄。”话虽然积极，但这过度的褒扬，反而让人觉得里面另有故事。

　福音大会过后，那一年底，在台北有训练，也讲约翰福音生命读经。这些持异议的青年人，也一同住在工人之家受训。我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释放了一些信息。根据二章十九节，主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将它建立起来，”我释放了一篇信息，说到：“我确实知道你们在座的人中，有几位在这里反这个工作，破坏这个工作。我今天要告诉你们，若是这个工作是出乎主的，你们拆毁了，主要在复活里再建造起来；若是这个工作不是出乎主的，就应该拆毁。”讲过那篇信息之后，我没有继续讲第三章，因为受训的人中有人想造反。

　以后有人告诉我，那天晚上散会后，一位异议者回到工人之家，就说，“建造什么？违章建筑，还要拆除。”后来有人质问他，他却说，他是在说笑话，是指着另一位同样有异议的人的名字说的。我所以稍微详尽的说给你们听，是要你们知道，若是你们有这样的存心，是这样的为人，还能事奉主，还能走主恢复的路么？

　约在一九七〇年，我到日本，黄共圜弟兄告诉我，在一九五九年底的训练期间，有一天这些持异议的人，在工人之家对他说，“你要知道，李弟兄了了，围绕他的那些弟兄都要装棺材了…。”他们并且威胁黄弟兄，如果不听他们的话，他的前途就在他们手中。他们这样闹了八年，直到一九六五年，我才叫他们从工作中退下，我没有对外声明为什么如此处理。然而，竟然有人说，李弟兄这件事作得太过了。他们实在不明白内情。

一九六〇年，我去了美国，六一年再去。对台湾，我的心实在伤痛，那些反对的人，不只在属灵方面得着我的供应，甚至生活上，我也多方照顾他们，像父母一样，把他们带起来；如今他们却作了这样的事。我在美国住了相当一段时间，考虑很久，最后实在觉得主给我一个负担，要我在美国开工。当然，若是没有台湾那些破坏、反对的事，可能我不会接受美国的负担。这个负担完全是我观察出来的，我觉得主要在美国有一个恢复。

　我本来预计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回到台湾，我和台北的负责弟兄通信，答应回来后在台北有特会。然而我在那里继续仰望主，很清楚主要我留在美国，接受一个负担，开始主恢复的工作。所以，我留在美国，从六一年留到六五年，有四年之久。

　在这四年之间，两位张弟兄每一、两周都有一封信给我，常常提到这些有异议的人怎么闹事，怎么暗中破坏。我的复信往往就是一句话：“让他们作吧，看他们能作多少。你们一点也不要担心，台湾岛上的工作若是出乎主，他们就不能拆毁；拆毁了，主在复活中还要建造起来。若是他们能拆毁，那岂不是应该拆毁？我们不要担心。”

到了一九六五年四月间，我又接到二位张弟兄的来信，大意是：“李弟兄，谁也不能否认台湾这个工作，是主借着你开始的，我们大家也都受你的训练，只有你能出来说话，我们都没有地位说什么。现在那几位闹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能再往下作了。你若是愿意要他们四、五位作，我们这八十几位同工就没法作。你若是还要我们这八十几位同工作，对他们这几位，总得有个处理。”

　我知道事态严重了，就复信给二位张弟兄，告诉他们，我五、六月在洛杉矶有特会，七月间还要去巴西，请他们等一等，我九月会回去。以后，我又再给二位张弟兄一封信，告诉他们，这一次回去，一定把事情处理，请他们安排同工聚会，召聚全省同工来在一起。弟兄们都照办了。

　九月间，我回到台北，第二天早晨就有全省同工聚会，我说，“我出国已经四、五年了，在我要出国之先，就在这个天花板底下，对你们说了一点严肃的话。因为那时，在我们中间有人有了异议，我严肃的告诉你们，我对这条道路是一点也不会改。你们若是认为有别的路更好，请你们正大光明的去走那条路。可惜，几年来，你们没有接受我的话。你们在这里，尽你们所能的统统作了；你们用尽一切的方法，要推翻这个工作。今天你们几位都在这里，我不要提名字，你们自己知道我是指着谁说的。现在我在同样的天花板底下，告诉你们众人，我还是不会改的，所以奉劝你们，也是告诉你们，请你们这几位，自今天起从工作中退去。”

　第二天中午，我在工人之家，正和大家一同吃饭时，两位异议者来找我，说，“李弟兄，我们愿意和您坐下谈谈。”我对他们说，“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可谈的呢？我觉得不需要谈了。”他们说无论如何要谈一谈。我们三人，就在工人之家大门旁的小客厅，坐下来谈。

　其中一位首先发言说，“李弟兄，我们愿意告诉你，我们对召会没有问题，对召会的道路没有问题，对这个工作没有问题，对你的带领也没有问题，对你的权柄也没有问题。”一连五个没有问题，统统没有问题。我听了这话很是惊奇，就看着他说，“那怎么办呢？你们几位说样样都没有问题，他们八十几位说你们都是问题，我听谁的呢？”他们答不出话来，我就举了几件事问他们，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无一能答复。

　例如，一九六一年我写了八十五首新诗，各处召会争相使用，只有他们几个人所在的地方不用，起初他们说，因为调子不熟，现在过了四年，他们还是不用。我说，“不是说我写的诗歌你们必须用，但你们能否告诉我，你们为什么不用？”他们没有话讲。我又举了几个例，他们一样没有话说。

　后来，那位弟兄又说，“无论如何，李弟兄，我们听你的话，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听。”我看着他们，问说，“弟兄，你这话是真的？”他说，“是真的，你讲什么我们都听。”我说，“既是真的，就请你们几位，从这个时候起，离开工作。”他们就问：“我们作长老呢？”我说，“也离开长老职分。因为你们告诉我，你们对召会没有问题，但是八十多位同工都说你们有问题。到底有没有问题，你们需要一段时间来证明。”我清楚告诉他们，要他们停下工作，停下长老职分，并不是把他们从召会中革除，而是为了避免一些分争，要他们安安静静的作好弟兄。我们中间的聚会都是敞开的，他们如果有负担，有属灵的丰富，在任何聚会中，都可以起来说话，供应召会。我要他们安静，让一段时间给主，把他们表白得清清楚楚，证明他们对召会没有问题。

　那时，那位弟兄还住在仁爱路职事供备的房子，他问起他住的房子怎么办，我说，“这是小问题，你还是可以住在那里，你什么时候安排合式，要搬家了，就告诉我；不能安排合式，就仍旧住在那里。”同时我也嘱咐弟兄们，照旧把每个月职事款对同工们的贴补送给他们，直等到他们都有了着落。我们总是尽量处理得周全。

　在那次谈话间，那位弟兄说了一句话：“李弟兄，我们知道这是二位张弟兄布置的局面，你回来只好这样作。”这句话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作了坏事，却把一切黑锅扣到二位张弟兄肩头上。他们不知道，若不是一九五九年这几位弟兄替他们求情，我六年前就请他们停下工作了。他们的为人实在不对。

　我在这里述说这些往事，里头实在敬拜主，那是主的引导；但另一面，我真是懊悔晚了六年处理，使得我们受了更大的亏损。有一班相当不错的青年人，百分之九十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他们的破坏。若是早六年处理，破坏就不至于那么厉害。那些有异议的人说，无论我说什么他们都听；结果历史证明，不到一年，他们就在台北召开特会，另立聚会。我的确相信，除了神以外，没有什么人、事，像时间那么有用。从一九六五到一九八一年，仅仅十五年，许多事情都得到证明，那些人今天在哪里？当时他们曾说，只要他们的脚一跺，全台湾岛都会震动。又说，我们中间属灵的人，百分之七十都跟随了他们。然而今天他们在哪里？十五年来，他们之间分而再分。求主宝血遮盖，这是一个事实，摆在我们众人跟前，要我们都受警惕，以此为前车之鉴，不至于重蹈复辙。

我要在这里见证，李弟兄所说的都是真的，都是事实。现在我的弟兄已经被主接去了，当风波起来时，有一次他到中部一带，一位异议者去看他，说了许多消极的话，像是：“召会完了，李弟兄也完了。”“召会都是他们的。”“所有属灵人都到他们那里去了。”他们想要说服我弟兄到他们那里，但我弟兄拒绝了。回来后，他把这些情形告诉我，说他们实在可怕。若不是我弟兄亲耳听见，我绝不会相信从他们口中出来那么多得罪主的话。表面像羊一样，暗地里却破坏召会，破坏许多青年人。我今天在这里，不能不为着召会，把他们的光景证明出来。盼望为着召会的前途，我们今后能作个明亮的人，清心爱主，在主的面前一同往前。

问：那几位弟兄在未出事之前，对基督有认识，有享受，也看见召会的异象，为什么还会出事？因此，今天我们青年人，除了享受基督、经历基督以外，还要注意什么，才会让我们蒙保守在正确的路上？

　答：我的答案只有一句话，就是你们一定要在主面前，求主怜悯你们，给你们恩典，叫你们一直有一颗清洁的心。

　要知道，犹大天天跟主在一起，跟了三年半，末了竟卖了主。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心不清洁、贪财。这些异议者在开头的时候，不是不爱主，也不是对主没有认识，只是他们个个想作头。他们自己说，“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他们想“得天下”，这就是他们的难处。今天基督教的分裂，表面上是出在道理上，事实上，问题都出在人的野心上。所以我实在是接受一个负担，要把我们所看见、所经历的，都告诉你们青年人；相信这不仅仅是预防注射，更是一个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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