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语：“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意思是指江河、高山还容易移动，人生来的个性却很难改变。秉就是秉赋，意思是上天所赋予的，也就是与生俱来的。因此，秉性完全是指人的生性说的；这二者是同义辞。然而，性格与秉性不同，是性在先，格在后；这含示格不是天赋的，乃是人为的、后天的。

古人的话不是说性格难改，而是秉性难改。比方一个生来笨拙的人，你要把他改变成聪明人，那是很难的事。一个人聪慧与否，乃是秉赋的，是神创造的；所以有的人不到二十岁，就拿博士学位；有的人读起书，就是一筹莫展。生来天资高的人，无论是否有人的帮助，他在他那个领域里都能进步。所以中国古人说，这种天生的秉赋无法改，却没有说性格不能改。

按我的观察和经历，一个人的性格，三成是秉性，七成是人为，是后天培养出来的。特别在今天，以中国、美国为例，两个国家的人因着交通与接触日益密切、频繁，更能证明这事。在 “性格”那本书里，我曾举例说，一个中国小孩，一生下来就交给美国父母教养；等他长大后，完全是中国面皮，美国脾气。反过来也是如此，一个美国小孩，生下来就交给中国父母教养，长大后面皮是美国人，脾气、习惯、生活却完全是中国人。这就证明“性”是天赋的，“格”是人造的、人工的。

再比方同样是小孩，无论肤色是黑、白、黄、棕、红，若交给同一对日本父母教养，从小在日本社会的日本家庭长大，尽管秉性、肤色完全不同，他们的性格、脾气、习惯却大致一样，都是日本人的样子。人的肤色是天生的，无法改变；但性格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乎生活习惯的养成，这是能改变的，并且不是很难改。

论到事奉主的人，性格是很难办的一件事。我们要事奉主，必须有好的性格；所以，我们天然的性格必须改变。为什么呢？首先，因着我们已经看见光，看见启示，知道神不要我们凭自己活着，更不要我们凭自己天然的性格事奉祂，所以我们必须除去我们天然的性格。神把我们的旧人与基督一同钉死（罗六6），并且为我们这个人死了（五8，六8，林后五14~15，西三3，帖前五10），因为祂对我们这个人的估价就是死。所以，不只我们的性格神不要，就是我们秉赋的性情神也不要。

第二，我们已经接受恩典，得着主的生命，就当舍弃我们天然的生命，天然的性格。我们不仅得着启示，更接受了恩典，有主的生命。这不是改变的问题，乃是改换的问题。就如加二20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神不是要改变我们的性格，乃是要除去我们的性格，并以基督自己来顶替。第三，我们必须天天与主交通，时时从主得着生命的供应。若是我们接受恩典，却不与祂有交通，我们的生命就会停止长进。

一旦我们看见启示，接受恩典，活在与主的交通中，我们老旧的那一套就过去，并且完全成为新造。这不是改变旧有的性格，而是换了新的性格。这样的性格才能合乎主用。譬如我家院子里的草皮易生蚊虫，任我们怎么驱赶都没有效；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重新铺一层防虫草皮。以奥古斯丁为例，他得救前那个性格太差，完全不能事奉主；然而他一旦得救，有了神的生命，就完全改变了。虽然如此，大多数基督徒虽然得救了，但得救后的光景依然没有两样。有的人爱主多，有的人爱主少；有的人爱主的方式不对，有的人爱主没有爱在重点上。有的人即使爱在重点上，却大多还活在自己里面，凭自己原来的性格活着，这就抵销了他在神面前事奉的用处。

性格与民族性很有关系。以日本人为例，他们的性格紧而细，作事非常认真；整洁家里一点不马虎，不只扫除，还要仔细的洗刷擦抹。他们几乎个个都是这样，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这样操练，因此都养成一个习性，一看见何处不干净，好像皮肤就会发痒，非弄干净不可。中国农村里的人就不同了，即使蚂蚁爬到身上，还不一定太有感觉；因为他们常在泥地里作工，在泥地中生活惯了。

从前我到南洋，在菲律宾看见当地的人，被蚊虫咬了之后，似乎还很有乐趣。我在那里很不习惯，每天都要使用驱蚊药。这种药是美国人发明的，那是由于他们的军队来此作战不习惯，美国政府特为研究发明的。每天下午一到三点半，他们就赶紧统统擦抹起来，否则会被几乎看不见的小小蚊虫叮咬，皮肤就红肿起来；这都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可见环境、生活、习惯与民族性，都有密切的关系。

从前我还不知道中国人的头脑到底有多好，直到我来到美国，在召会里面，美国和中国圣徒慢慢都有了，我才发现中国人头脑真好。经过二十二年，我不只听闻，并且有实际的观察，因而看见更实在的情形。中国人的头脑，的确比美国人高明得多。凡有中国人在里面读书的美国学校，前几名经常是由中国人赢得。不过中国人头脑好，在职作事却不行，因为性格太差。中国人成不了大事，就因性格问题。从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至今，这么多年来，只有台湾的发展很可观；这也是被环境逼出来的。至于中国大陆的光景，由于中国人性格的难处，仍然进步不大。再以香港为例，若是留在中国人手里，一百年后可能还是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然而，交在英国人手中管理，不过八十几年，就完全两个样子。这是因为中国人那种得过且过的性格。

说到中国人的性格，用四个字形容很达意：“偷工减料。”虽然头脑好，但是配上偷工减料的性格，结果是不进反退。日本人就不一样，他们作东西都是越作越精，越作越好，花工夫加强改良，所以能越来越进步。用比方说，中国人好像神的创造一样，一造出来就达于极点，但以后却每下愈况。历史告诉我们，许多东西都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以硫磺为例，中国北方有句土谚说，“没有硫磺不成疥药。”这指明中国人老早知道治癣疥的方法。然而，直到第二次大战，美国的科学家才研究出，硫磺在这方面的用途，并发展制造出许多杀菌药剂。几千年前，中国老祖宗就懂得用硫磺治癣疥；时至今日，中国人懂得还是这么多，用的仍是土方法，一点没有进步。美国人就懂得研究改良，作成成药，并且一直改进。

再比方中药配制，中国人仍沿用传统的那一套：到野外采收药草，晒干后切成片；由药店根据药方配药，供病人拿回去慢慢煎熬。美国人却会深入研究、提炼、作出成品，方便人使用。这就指明中国人的性格得过且过；美国人性格就很厉害，凡事认真下功夫作，结果没有作不成的。

为这缘故，凡到美国的中国人，都得改性格；如果不改，作生意一定失败，因为占不到市场。以衬衫为例，我现在已经很内行，只要拿起来一看，都能看出是那里制造的。在这一点上，日本是第一名，美国是第二名。三十几年前我到菲律宾，是穿美制衬衫，直到今天，我家里的衬衫都是二、三十年以上的，却连钮扣都不曾掉过一个。至于台湾制的衬衫，不是容易掉扣子，就是扣子大得难以扣上。比方一套睡衣，台湾制的，钮扣要好不容易才能扣得进去，要脱下来更加困难；那些制造商就是经年不改。至于美国制的，扣上钮扣很轻松，也不会脱开，要脱下来更是容易。这都与性格有关。美国人的性格是研究再研究，力求方便使用。中国人的性格是只要研究成功，以后就得过且过，不然就是想办法偷工减料一点，下一次再减一点，结果越作越糟。事实的确如此。

以作整洁为例，日本人是天天作，并且一定把榻榻米彻底擦干净。其他的摆设，无论看得见或看不见，总是仔细的再三擦抹，或许照我们的标准，会觉得作得太过了，但这已经是他们的一种性格。至于中国人，则多半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我自己从年轻时就操练性格，即使是写字台上的书，也一定摆得井然有序。即便要赶着聚会，只要看见写字台上的书乱了，一定先回头整理好才走，否则走路都不平安。这已经变作我的性格了。

所以，性格和民族性的确有很大的关系，并且与个人的操练有关。今天美国和日本不仅是经济强国，更是工业强国，他们所作出来的产品，既好看又耐用。中国人很有头脑，甚至能把世界名表，模仿得一样一式，连里面的零件也相同，令人难以分辨。然而，模仿成功后，就越作越差，因为偷工减料。除非环境逼迫，使中国人振作，否则中国人的性格实在不行，成不了大事。

不仅在社会上如此，在召会生活中也是一样，中国人的头脑比美国人高，但中国人的性格比美国人差。每一次把事情交给弟兄姊妹作，就能看出，美国弟兄姊妹不作则已，要作就郑重其事的当一件事作，订时间按进度，有条有理，规规矩矩的按部就班作。有时中国人会指责美国人真笨，一点也不会转弯，结果事情大都是美国人作出来的。他们的性格就是这样，规规矩矩。比方开车上路，他们的走法是定规的，天天照样走。中国人就不同，一旦发现有别的路，就不照着定规的路走，遇到走不通时，就转个弯。有时聪明反被聪明误，弯转太多，事情反而作不出来。

虽然从表面看，好像美国人真的很不知变通，但他们不知变通得很有理，因为他们按部就班，照着一定路线走的结果，一辈子也不会闯祸出事。反之，中国人会转弯，以为捡到了便宜，但往往都会闯祸，一个不小心就撞破了头。所以，好的头脑还需要有好的性格。

在人的性格里，有一个生活习惯的问题，所以很不容易改。一般而言，中国社会太古老、守旧，所以中国人的性格更难改。然而，到美国的中国人，有几位杰出者，他们所以成功，都是因为中国人的好头脑，配上美国人严紧的好性格。

现在日本制的汽车，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一直在提高，逼得美国车商和车厂毫无办法。这是由于日本人既肯用功研究，又肯劳苦努力。曾有一位道地的美国人说，他完全赞成买日本车，因为美国车价格贵，车子又容易出毛病；一出毛病，送到修车厂，又是漫天要价。日本车不同，价格便宜，造得也很结实耐用，在细节上又很用心。所以，美国一开放汽车自由进口，市场差不多渐渐的给日本车占据了，因为美国车竞争不过。同样的，中国人大都需要等到环境压迫，才会把性格改过来。

中国人处处都能干，但大体来说，处处性格都不行。所以在一九三四年，当时的国民政府，就推行“新生活运动”，盼望中国人的性格、习性能改得过来。同样的，在福音书房文字工作上事奉主的人，你们也都必须在性格的操练和培养上，多加用心。

对于在福音书房的服事，我们都必须有清楚地异象。首先我们要了解，今天我们在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是在作什么？圣徒们或者去教书，或者在公司担任会计、业务员等，而我们在这里，无论作编辑、校对，或发书，表面看都和他们一样在带职业。然而，其中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一般在职圣徒，无论作教授、医生或护士，都与主的工作没有关系；而我们在这里所作的，乃是在主恢复里的一种事奉。

主恢复里最大的潜力，就在于文字工作。这并不是说，我们印的白纸黑字有多大的效能，别人印出来的就没有功效。或许别人印出来的比我们好，这是事实。今天在基督教书店里，许多刊物在外观上都作得比我们精美，印刷也很精致，颜色又好看。不过凡有见地的基督徒，他们买书不重在书的外表，乃是看其中真理的内涵。然而，我们也要自问，为什么好东西，不印在好一点的纸上？所以在此，就有一个相当的讲究。同时，我们也要了解，不管我们真理多好，如果没有刊印出版，人就得不着。因这缘故，文字工作上的配合，的确相当重要。

对于主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在文字上的配合，是极其重要的。若是没有中英文的文字工作，从主的恢复到台湾算起，已过这三十多年，主的恢复一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们初到台湾，包括南洋的召会在内，召会总数不过六十处；经过三十六年，目前已有六百五十多处。所增加的六百处召会，还不是因着同工出去作出来的，而是文字工作配合圣徒们移民产生的。真正能兴起、建立召会的，主要还是靠着文字工作，配合圣徒们的移民。

比方，有人到了美国某城定居，和周围的人一有接触，文字工作再配合上去，召会就建立起来了。拉丁美洲的众召会，多半也是这样兴起的。先有移民，然后文字配合上去，好些人看见同样的真理，就来在一起聚会，召会也就建立起来了。有些地方，也是因着当地一些圣徒，接触到我们的文字，看见主恢复的真理，就与我们有交通，得着帮助与供应，便与我们同行而兴起来。可见文字工作，在召会的开展上是最大的帮助。

这就是你们该有的异象。你们在这里所作的，表面看是带职业，事实上是主恢复的事奉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好像别人看不见你们的劳苦，只看得见同工们出去作工；但即使是同工们也要了解，如果没有文字，作主的工是很艰难的。主的恢复一到台湾，我就清楚看见这点，所以立刻出版文字。一九六二年我在美国开工，第二年就开始出版水流报（The Stream），一年四期，每期三十二页。这一分小小的刊物，在初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你们要看见，文字工作在主的恢复里，是很厉害的一环，好比一个国家的兵工厂。一个国家的国防，不是单靠军队；如果光有军队，没有武器、弹药，一点用处也没有。你们在这里作文字工作，就等于为主制造“兵器”，对于主工作的开展，关系非常重要。

你们有人多年在这分文字工作里，回顾从前，你们初来时，绝不会作这么多。然而现在，即使是别人，也能看出你们比从前更有学习，更有进步；只不过进步是无止境的，你们还得再追求、再进步。这件事与性格有关；一件事能成功多少，成就多高，需要有天资，也需要有好的性格。只有好的性格，缺少天资，作不出什么事；但只有天资，没有好的性格，即使作出了什么，还是很容易就荒废。

今天主恢复的文字工作要作得好，首先，需要你们看见这个目标，看见这不是一般的职业。你们来这里不是按月领薪，为着养家糊口而已；这乃是主恢复里职事重要的一环。其次，为着把这重要的一环作好，你们都需要有一点干才。第三，有好的干才和学习，你们还要操练，在各方面都有好的性格。

以美国人为例，他们里面不外乎有一种紧的性格，作事认真。此外，美国人还有一种性格，能衡量事情的轻重得失。比方最近报纸刊登，美国今年准备载送到太空作研究的科学家，其中有二、三位中国人。我们知道要通过那样严格的挑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这就证明，当美国在作最后挑选时，不是以人种、肤色为准，而是以才干、能力为准。太空总署的主管，要把太空研究作成功，就必须这样“公允”。他不能说，我偏爱美国人，中国人再好我也不要。那样作，可能会断送美国太空研究的前途。这样的性格，是美国所以国力强盛的原因。

在事奉配搭上，“公”是很要紧的性格。你们在一起配搭事奉，用人不该按着你的喜欢和味道，而该顾到事情的成就。比方一件事，谁能作就该交给他作，即使你不喜欢他，还得听由他去办。若是你们都养成这种性格，那么书房的事一定作成功。

按我的个性，我很不愿意作头。然而，主所以把我摆在今天这个位置上，是有其种种的原因。首先，我很早就进到这个工作里，并且从开头就担负相当的责任。再者，虽然我已经年逾八十，蒙主怜悯，还能为祂作工；很少有人作事情作到八十岁，还能继续作。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主是这样的安排，所以我即使不愿意也得带头。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与我的性格有关。虽然有时我还责备自己性格不够好，但大体来说，无论和谁同工，和那一国的圣徒同工，我都能与他们合得来。那个合得来的原因，是与性格有莫大的关系。比方你的性格是敷衍塞责，自己作错却总是怨东怨西，别人错了就永志不忘；这样，在配搭上自然会造成难处。

再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性格。路十六10，主耶稣说，“在最小的事上忠信的，在许多事上也必忠信；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在许多事上也必不义。”比方最近一位弟兄，有重要的事从美国打电话找我；由于我还在聚会，他就托一位认识的弟兄转告。事后，那位弟兄却忘了转告我，使我那几天心里又纳闷、又担心。如果这类的事发生在军队，或是重要的机关、公司里，最少记大过一次；若因此误了大事，可能就撤职查办了。

你们在福音书房服事，人数并不多；范围虽小，原则却是一样。你们来在一起配搭，是为着事奉主，所以大家要彼此衡量，千万不能有个人的感觉和爱好。尤其是负较多责任的弟兄们，千万不能因为个人的喜好，就多托谁或少托谁，总要以事情的成功与否为准。有的姊妹能作某件事，并且作得很好，即使你不喜欢她，也得与她接触，交托她；这样，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就很大。

另一面，能作的人性格也得改，不要以为自己能作，就端个架子，那也是误事，叫别人很难跟他配搭。这一点我们都得和美国人学。大体说来，美国人不大会摆架子；不像中国人，摆起架子真是叫人为难，一作到上将或总经理，那真是一付高不可攀的样子。这样的性格要不得。特别是在书房的配搭服事上，千万不要有这样的难处。

中国人还有一个性格上的难处，就是即使人不摆架子，你也给他一个架子。比方一般年轻的圣徒，看见我就很胆怯，好像我是高高在上，连跟我说话都紧张得直往后退。我都怕一和他们说话，就吓得他们连姓名都忘了。我并不是个什么了不起、不得了的人，弟兄姊妹不该替我端起这样的架子。这也是性格问题。

关于按时间上班，也与性格有关。日本人在这一点上非常厉害，按时间就是按时间，是非常准而紧的。在书房服事的人，也该有这样的操练，不可松散马虎。

首先，盼望我们能作出一本圣经汇编，这在翻译上是绝对需要的。对照汇编，我们才能决定在翻译上，应该用什么字辞比较达意。

翻译新约中文恢复本，有几点重要原则。第一，必须要回头校订，重新审视。第二，要求精不求快。翻译的工作，一快就容易思想堵塞，所以总得慢一点，在里面多有酝酿的工夫。第三，辅助的人求精不求多；太多人帮忙，反而容易乱，可能还耽误时间。

第四，在翻译上不要用意译，一定要照原文翻译。譬如约一1说，“太初有话。”中文和合本译为“太初有道”，这个“道”字完全是中国语气，而不是希腊原文的意思。翻译固然要注重译文本身的语体，但不能为了迁就而害了属灵的意义。例如新约多次提到 “del在基督里”，但在中文语气里没有这样的说法，多是说“凭着基督”或“靠着基督”。那些翻译中文和合本的人知道，如果译为“凭着基督”或“靠着基督”，按原则都是牺牲了真理的意义，所以至终，他们还是用了“在基督里”一辞。现在我们读起来，也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之处。

同样的原则，约一1译为“太初有道”，如果不害属灵的意义是可以；但以中文的意义说，的确有所损伤。因这缘故，译为“太初有话”还是较为达意。首先，“话”与说话有关，我们的神乃是说话的神（来一1）。其次，约翰福音本身的思想，符合这样的译法；在十四至十七章，主耶稣多次说到祂的“话”和父的“话”（约十四23~24，十五20，十七6，14，17）；这里都没有译为“道”。再者，以典雅而言，不见得“话”比“道”不好。例如“真理的话”，保罗书信里用过几次（弗一13，西一5，提后二15）；这个话就是道。然而，若是说“真理的道”就不够雅，“真理的话”听起来却相当雅。

在翻译上，一个必须守住的原则，就是一定要把握希腊原文的字义。已往我们曾一再的说，要尽量参照中文和合本，是指照着那个语体、节奏，并非指意义。因为中文和合本里，有许多地方字义不准确，例如把“灵”译为“心灵”等（太二六41，可十四38，路一80，约四23~24，罗一9，七6，八10，林前十四2，林后十二18）。当然这是因为当时翻译的学者，认为中文两字合成的辞比单字好听；不过他们也知道这不是绝对的，所以在帖前五23，他们也用了“灵”、“魂”等单字。故此，在翻译的意义上，一定要照着希腊原文，而不要照着中文和合译本。

翻译上另一个必须注意的原则，就是翻译的发表。例如来一3“本质的印像”，中文和合本翻作“本体的真像”。查考比较之后，一面说，译为“本质”比“本体”更符合希腊原文的意义；另一面，“真像”的中文另有其他的意思。所以，在翻译的发表上，我们需要多方查考、思量。在权威参考书的使用上，字义方面要求助于基特尔（G. Kittle）的新约神学辞典（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astement），该书对新约每个字解释得非常详尽；属灵方面就要参读范恩的新约字义解释（ Vine's Expository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Words）等书。总之，一定要好好查考过，再视整体中文上的发表，找出适当的译句。盼望这些原则，我们都能定准。

主后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讲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