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着我们所出版的，是全球性的刊物，所以文字的编辑非统一不可。现在最大的需要是英文，其次是中文，第三是西班牙文；除此之外，还有德文、法文、丹麦文、俄文、日文、韩文等，这需要比较小，暂由各国各地自行去作。比方日本，就由日本弟兄自己作，韩国也自己作等。

事实上，这个职事站的工作，在我的指导下，是有系统的。第一，职事站完全是我这个职事的服事机构。这个职事站和召会并不直接发生关系，反倒是直接和我发生关系，是我的一个文字机构。第二，职事站就是在我的指导下，把我讲的道，写的东西，印行出去；或者有录音、录影，就将那些影音带发送出去。这是职事站的职责，是我所作原则上的安排。

中国有一个很好的组织，就是中国海关；这个海关的制度，完全是英制的。当你考取海关时，有一个需要履行的条约，就是你上班的时间内，不能渎职。这意思是，上班时间就要好好作海关的事；工作以外的时间，下了班，海关绝不会管你。你不能因为上班时间有一点闲余的工夫，所以就去教几堂书，或顺带办个补习学校；这是不可以的。除非海关觉得你需要进修，要送你到某某学校去上几堂课，这个可以。除此之外，海关是不允许员工作别的事。然而，我们几位翻译的人，不能守上下班的时间，这就成了我们的难处。这难处在美国也一样，破坏了上下班的办公室制度。我们破例让这些人不按时上班，别人都按时上班；他们不按时上班，这对我们的行政，造成很大的困扰。

我作文字工作已有五十多年，在文字上下过许多功夫。比方我写诗歌三百八十二首：“荣耀基督，亲爱救主。”单单这一句，至少琢磨了一天。中国古人写诗，也是在音律、节奏上花不少时间。他们都有一个作法，就是文章作完后，要拿起来朗读，特别是在长廊上，一面走一面读。这样读一读，就知道那里需要修改。所以，作文章若是时间不够，是绝对作不好的。

举例而言，犹大书二十节：“亲爱的，你们却要在至圣的信仰上建造自己。”过去你们把“信仰”翻成“信心”，乃是个大错。这一节的注，英文单行本初版的确有错，当时把“客观”（objective）印成“主观”（subjective）。英文有错，你们翻译的时候，也根据这个错，把经文的“信仰”误翻成“信心”。其实那里的注，下文就指向三节注2，而三节注2说得很清楚：“不是主观的相信，乃是客观的信仰。”不仅如此，20的注接下去也说，“在这至圣信仰的根基上，并在其范围里，借着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就把自己建造起来；我们所领略之信仰的真理…。”你读这个注的上下文，就知道这里是信仰的问题，不是信心的问题；是客观的信仰，不是主观的信心。这个注的本文，一读就读出来了。所以，翻译的人若是肯多下一点功夫，就知道这个地方有错。不只翻译的人应该找出这个错，连校稿的人也应该找出来，不该让这个错就这样通过。

你们的工作大部分是在翻译、抄写、校对这三项上。若是你们的真理学得多，文字也懂得多，这就使你们在文字工作上非常有用。虽然你们可能是在这里抄稿，但因着你们对文字清楚和深入的了解，你们在抄稿的时候，就能发觉这个字在这里用得对或不对。你们就会知道这里指的是“客观的信仰”，而不是“主观的相信”，这是很重要的。

为着提高我们出版的水准，我们的制度一定要改；若是不改，事情一定作得不理想。今天蒙主怜悯，主的恢复普及到全世界各地，不是兴起了这个召会，就是复兴了那个召会。这样一来，文字工作势必要跟上去。如此，这个规模就要扩大了。这一个职事的文字工作，不只是中文的，也不只是英文、或西班牙文的，这三者乃是一个体系。所以我就把安那翰职事站、欧文职事站、以及台湾福音书房，三个调成一个。若不调在一起，就没法作下去。

关于翻译的工作，要翻译得好，乃在于你们的文笔如何。这好比写诗一样，是要好好用功的；你们必须用功，不用功是不行的。就如建造房子，你要马虎的盖造也可以，但若要仔细的造，这个细工的讲究就太大了。这工可以细到一个地步，要磨光，甚至要在上面雕刻。譬如我所写的诗歌：“荣耀基督，亲爱救主，”（诗歌三八二首）“主，你是我生命，活在我里面；”（诗歌三八一首）你读的时候，就知道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我都是一审再审，一改再改。甚至于一个“的”字，放在那个字前面或后面，我都是好好花工夫斟酌的。特别是恢复本的翻译，更需要这样下功夫。服事的人一定要分别时间出来，就像从军一样，好好在书房作；不说别的时间，最起码要像上班制一样，早上上班，下午下班。他们要有召会生活，或者要在召会中服事，都要像在职的弟兄们一样，利用下班以后业余的时间。他们白天的八个小时，铁定要放在书房的工作里，同时大家要好好配搭。即使召会有特会，也不能去参加，这样，事情才能作得出来。不然的话，什么时候作出来也不知道，作得好或坏也没有把握；这全在乎你们时间用多少。草草了事的态度不可取，错误也不能再犯，否则等书印出来，就难以收拾了。

因此，翻译的工作，第一，必须是专才才能作；第二，时间太短不能作。现在已经不像三十年前，三十年前一切都简单，问题也少；现在有配搭的问题，有制度的问题，有观念的问题。我们都得承认，美国所以能强盛，不仅是因为人才强，技术高；美国本身的制度，实在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同样的原则，召会的治理不在于个人要强，乃在于召会的制度要健全。制度一出来，制度一健全，召会就强了。然而，我们受传统的影响，还是非常注重个人。特别是台北市召会，这二十几年来，可以说制度全没有了，全是靠个人；所以，名义上虽然有长老，事实上不是长老指挥，结果就变弱了。

美国最强的一点，就是这个国家的制度。按军阶来说，杜鲁门作总统是统帅三军的，但他的军阶不过是个上校。他的部属麦克阿瑟，是个五星上将。按军阶说，这个上校不知比五星上将低了多少级，但这个上校是总统，要发号命令；所以，不管你的军阶是上将或上校，都得听他的。在此，麦克阿瑟就碰到难处，所以被解职，不能再作下去了。你很难批评谁对谁不对，以美国立国的行政来说，杜鲁门对，因为这是制度问题；不能因为你是五星上将，在外面就能独裁，就可以随便来往行走。

今天在世界上，任何工商业要成功，非要有世界的眼光不可。我们的工作虽然不大，但是因着主的怜悯，已经普及全世界，有美国、中国、加拿大、德国等。特别是台湾和美国的关系，更是密不可分。所以，我们都必须学功课，在召会里没有高低之分，只是人人都必须认清自己的地位，守住自己的等次。不是说杜鲁门作总统，就比别人高，五星上将在前面带军队，就比杜鲁门上校低。不是这些问题；问题乃在于你的岗位在那里。你的岗位是作总统，你当然是发命令者，这是宪法。你的岗位是在外面带军队，你当然要听总统的话；否则，这个国家的秩序就无法维持。

美国这个国家好就好在这里，当大家竞选时，彼此攻击，然而一旦谁选上了，其他人都服气，并且都支持。在我们这个体系里，也是如此。虽然我们这个体系的中心是在我，信息是我讲，稿是我定，但不能说我就是你们的总司令。我不能到你们这里，就随便叫你们怎么作这，怎么作那；这也不是个体系，不能这样作。

盼望你们都了解，作文字工作，功夫一定要下得够。若是你们的时间摆不进去，用的功夫不够，事情铁定作不好。尤其是恢复本圣经的经文和生命读经，是不可以轻忽的。特别是作编辑、作翻译的弟兄们，要在主面前接受一个负担，好好把这个翻译作好。

有些书籍的出版是有时效，必须争取时间的。若是在时间上有来不及之处，可以交给外面的公司排版，因为这并不是天天有的事，多花不了几个钱。今天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是夸口，我蒙主怜悯，从最小的地方起家，若是有主的祝福，就是因为我作事正确、争取时间。倪弟兄出版的敞开的门，其中有一篇“抓住机会”（倪柝声文集第三辑第九册，二二七页），说到我们要学习抓住机会，否则神的工作，就要受到限制。我们一看见有缺、有漏洞，就应当立刻补上；比方看见时间上可能会来不及，就要快快送到外面请人排版，因为我们要争取时效。

已过书房有一件事作得很不合宜，就是印了许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主张印这些东西？可见这里的“头”太多，作主张的人太多。今天我是总编辑，你们在书房印的东西，至少都应该让我知道。如此，我带领这个工作，要作整个召会的改制，才能有一个全盘的计划，规划什么时候要作那一步。这并不是说我在控制，我是巴不得你们弟兄们都能拿起来；若是你们弟兄们都能作，我何苦跑到远东来？在西方的工作上，美洲等着我，欧洲等着我，澳洲等着我，连非洲也正等着我，我有作不完的事，作不完的工。我既放下那里的工作，来到这里，就自然有全盘的计划。现在我们中文新约圣经恢复本、生命读经都还没有作出来，书房却作了一堆其他的事，这就不对了。况且大家作事，警觉性都不够，若是你们的警觉性够，就会知道自己站什么地位，该作什么事。所以，大家作事，一定要有个制度才可以。我们今天这个情形，明显是我们的制度乱了。你们印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这实在是不对。

书房要编辑那本书，或要翻译那本书，召会中的弟兄们是可以提议的，但这需要交通。我们的问题在于，一面大家不守制度，另一面又缺少交通。交通是很重要的。譬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在犹大书里，你们把“主观”、“客观”弄错了。虽然英文是用“主观的”，但从上下文看是读不通的，应该是“客观的”才对。若是你们打一通电话问我，最多花二十多块美金，你们就帮助我免去了那个错；可惜你们没有。反而是有一天，我自己看见英文不对，发觉那里怎么会是“主观的”，就立刻通知编辑部快快改。之后，我就担心你们中文翻译没有看出那个错；果然，你们没有发现那个错。这就暴露出你们的弱点，也暴露出我们的系统差，我们的工作效率更差。

你们作编辑或作翻译的人，没有权利定规要作那本书。按作事的制度说，你们有负担要作，这是很好；但是召会的长老们，有任何提议时，书房必须先问问我。书房编辑要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是我在定规的；凡我定规要出的就出，定规不要出的，就不出。若是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印了别的书，这与原则不合，是不对的；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难处。我实在盼望能帮助你们服事的人，改改制度，改改观念，认识老局面不能再要，那一套是不能再用了；你们一定要彻底的改。

若是你们还要在这里事奉召会，还要在文字工作里服事，所有的老作法都得改。从前你们只认人，不认事，现在你们要只认制度，不认人。制度好，谁上来作总统都可以，都好。以美国为例，就因为制度好，所以绝不会强者作总统，美国就强，强者一下台，美国就弱了。这是我们从前的味道，这味道一直留在台北这里，甚至台北的长老聚会，那个味道还在长老身上。我给你们建立起一个制度，你们放着制度不用，又去认同人，这实在是大错。主耶稣说，“今世之子对待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路十六8）我们作事一定要有作事的体系，凡事要有体统。

从前中国一向吃大亏，就因为根本没有制度，完全是靠人事关系；人事在就有制度，人事不在就没有制度。以美国为例，若是总统不在了，美国还是一样可以运作，在制度上由副总统就任，继续执行。或许副总统没有总统那么强，但因为制度在那里，所以一切都不会改变。因此，我们要学功课：我们的本能只能在制度范围里应用。我们能在范围里用我们的本能，那才是我们的本事；这才是一个制度。若是没有制度，光有本事，你就会是野的，是个没有智慧的人。不要说“我喜欢，我不喜欢”等类的话；今天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

若是你们有一个负担要为着主的恢复，就请接受这个制度。若是你们有负担为着主的文字工作，就请接受这个制度，把自己摆进去。你们要把自己摆在里头，接受一个制度，而不是要制度来接受你。若是没有这个制度，你也不能作太多；我们所以能作那么多，就因为在制度里。现在我们有多种语文的文字工作同时进行，若是没有一个制度，我们如何能作，又要怎么作？所以，请我们好好在这个制度里作事。

主后一九八五年十月十四日讲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