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是说话的神，神的智慧知道，若祂说的话不写出来，就成了泡影。在今天的人类中间，若是没有这本圣经，实在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人群社会中所以还有一点光，就是因为有这本圣经。我们的神不只在历代，借着先祖和申言者说话，祂还把祂所说的话，都记在圣经里。这实在是一件神迹。

全世界没有这样一本书，不只在真理上完全，更在写作和安排上，都很完全。神用了最好的文字写这本书，也用了最合式的人，至少四十位来写这本书。若是当初摩西没有把五经写出来，大卫没有写诗篇，那就是一个很大的欠缺。我们不知道摩西用了多少时间写五经，但我们相信他是花了相当的时间，并且是在他年老的时候写的。大卫可以说是相当忙碌，并且相当难为，他受逼迫、受折磨，但大卫把他在苦难中所经历的，都写出来。我们知道，有许多旧约的圣徒，甚至今天的圣徒，都从诗篇得着了帮助。若没有诗篇这卷书，这个缺是太大了。可见，文字工作实在是神自己发起并开始的。

神的话就如使徒约翰所说，是能摸得着的（约壹一1）。当然约翰说的能摸得着，是指主耶稣说的；生命的话和主耶稣是能摸着的。然而在约翰一书里，“话”是双关辞，有双关的意思，不仅是指主耶稣那个人，也是指主耶稣所说的话；所以祂是生命之话，是已经说出来、能摸得着的。生命之话已经成了文字，是能摸着的。旧约的人读这些话，我们今天新约的人也读这些话，以后的人，还要读这些话。神的话是永远存在，永远有价值的。

此外，文字工作是能普及的。今天，圣经已被翻译成世界许多种语言，即使有些方言没有文字，也用拼音翻出来了。所以，圣经能普及到每个地方，乃是神作的，并且也是神命定里的一个原则。从使徒们开始，不只使徒们写了二十七卷新约圣经，后来的教父们也写了一些文字；可以说，在召会历史中，一直都有文字出版。

主的恢复来到我们中间至今，幸亏倪弟兄有一部分文字已刊印成书；然而因着时局和环境，他的信息有许多都没来得及印行，这是主恢复中一个很大的亏损。当时我们许多人都听见过倪弟兄的信息，都有笔记，可惜因着人手不足，环境也无法配合，以致没有机会将那些信息刊印出来。那时没有录音带，只有手抄稿。仅仅那些稿件，最少需要四分之一个房间存放，数量是相当多。

倪弟兄从一九二〇年开始讲道，讲了三十年，即使中间有六年没有尽职，他还是继续的讲。他在重庆所讲《教会的正统》，已经印行。此外，他在其他地方所讲的，恐怕都没有留下什么记录。

倪弟兄在上海讲得最多。他常常在训练中讲道，并且他的训练不是一个月或几个月，而是长年的。有的人去两个月，有的人去半年、一年，可以说一直都有人在那里受训。训练期间，几乎两个月有一次特会，一次特会差不多是四至七天。所以那段时间，他讲的最多、最深。在鼓岭山上定期的训练有两次，一次在四八年，有五个月左右。第二次在四九年，也是五、六个月。他一天最少讲三次，有时讲四次，所以信息很多；可惜印出来的只有一部分，其他的都来不及带出来。

虽然一九五〇到五二年间我不在上海，但我确实知道，那二年倪弟兄和李渊如姊妹，以及其他人，都尽所能的在那里赶着出版。他们有一个感觉，也好像料到，没有多久他们都要被下在监里，所以从五〇到五二年，他们可以说是一年当二十年用，尽量赶工。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许多书报，都是那二年赶印出来的。他那二年赶出来的书，比他一生从开始讲道到坐监时所出版的更多。已往除了二十四期的基督徒报外，“讲经记录”不过五十期，复兴报也不过三十九期。最大的一套书就是《属灵人》；在《属灵人》以前，有“灵修指微”。大概就这么多了，最多再加一本“福音问答”。

所以，从五〇年到五二年，倪弟兄出版的书，比前几十年印得都多。那时赶出来的书也相当有价值，如诗歌一千零五十二首（“沪版一〇五二首”），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当然这都不只是他一个人作的，主要是他带着大家一同作。倪弟兄很能作，他赶起来时，作得很快。那一本诗歌就是他们努力赶出来的；同时，他们把我们在台湾出版的第二集诗歌，和福音诗歌都编辑在内。因为到台湾后，我们在四九年把诗歌第二集暂编本，和福音诗歌印出来了。所以他们在编诗歌时，就把这两集收进去。这都证明他们实在努力的在那里赶着作。不仅如此，他们还准备要翻“杨格氏汇编”（Young's Concordance）和“史壮汇编”（Strong's Concordance）。或许他们已经翻成了，但没有人知道；那是一件很大的工程。可惜，倪弟兄没有作完就下监了。

若是倪弟兄在那三十年里所释放的信息，没有一部分刊印成书，今天的光景会如何？或许主有祂主宰的权柄，在一九三八、三九年，将近二年的时间，倪弟兄住在欧洲，大部分在伦敦，他在那里释放了《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不是我们中间的记录，而是史百克弟兄的女婿金弥尔（Angus I. Kinnear），在欧洲收集倪弟兄讲道的笔记后，把那些笔记重新编写过。所以《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可说是金弥尔的一本杰作，作得实在好，所收集的材料也相当不错。其中那些信息，倪弟兄在中国都讲过，我们也都听过，有的也早已印出来。没有印出来的，如一九三五年他在烟台有个特会，那是很特别的一个特会，他讲到“基督得胜的生命”。我们只有一点点的记录，当时一篇都没有印出来；那是一套非常好的信息，可惜没有印出来。

等到倪弟兄到了欧洲，就将他三八年以前，在中国所讲精粹的道，在那里重新再讲一遍。那时既没有人跟着他作笔记，也不像今天有录影设备，所以什么记录都没有，只有在场的人所作的笔记。那时，金弥尔也在那里听倪弟兄讲道。他非常得帮助，受造就，所以相当宝贵那些信息，就重新把那些个人的笔记收集起来，并且花了相当的工夫编辑而成。他编得相当好，属灵材料也选得很好，语体、结构都不错。所以，那本书可说是一本杰作，出版后几乎震动了整个欧美。

《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一书，在基督徒中间非常畅销。世界各地的出版社也广为翻译，大量出版，目前至少已有近二十余种译本流传。若是这本书没有出版，书中所有的属灵丰富，便完全埋没在历史中，淹没在时间里。这是主的主宰权柄，让该书问世。这些不过是给我们看见，文字工作的果效何其广大，价值何其永久。

来到台湾后，从开头就有文字工作的需要。一九四九年，我们开始编辑《圣经要道》；同时因着需要，也起手编诗歌。由于当时和上海断了通讯，无法与倪弟兄交通，便在台湾开始以福音书房的名义，出版《圣经要道》和“诗歌”。到了一九五〇年初，倪弟兄到香港特会，带进了一个复兴。他同时把我召去，与他有交通。当时就对文字工作，有了一个定规。我们中间的文字工作，从起初就只有一个，是倪弟兄职事的工作，其他人都没有文字工作。从一九四九年以前，到我离开大陆，倪弟兄带着一同进入文字工作的人，严格说只有李渊如姊妹和我。在那段倪弟兄没有尽职期间，从四二年到四六年，俞成华弟兄有负担，就把他自己所学习的生命经历出了书，那是他自己出版的。

我们中间开头的文字工作，都是倪弟兄自己作，后来因为赶得紧，以致他积劳成疾，得了肺病。《属灵人》就是他在肺病中写的，因为他认为自己得肺病，即将死亡，所以不愿意他那些属灵的认识，被一同带到死里去。在他所写英文《属灵人》的序里，表明了这个心意。他想趁着未死之前，把主所给他那些属灵的丰富写出来。

曾经有人问到该如何支配时间，我们可以从倪弟兄身上，看见一个支配时间最好的例子。一九二四年，他在南京患了严重的肺病，当时他就觉得自己快要死了；然而，他不愿意自己所学的被死带去，所以就尽力的写《属灵人》这本书，把他所学习的留下来。他乃是一面在病中，一面竭力的写。他从南京写到上海，中途在漕桥停留那段时间很长，他就在靠近无锡乡下的一个地方，一面养病一面写。等到把《属灵人》末了一个字写完，他的力气差不多也用尽了，然而他很快乐，因为他的书写完了。他没有安排什么特别的时间作这事，他完全是在病中写书，写完之后他几乎是气绝了。就是在那样的当儿，有一天下午，他得着了医治。他的得医治不是灵恩会里那种的神医，而是一种对神特别的经历。

李渊如姊妹的文学修养很高，修辞工夫也很深，比倪弟兄还细腻；所以在她进来一同配搭以后，所有倪弟兄的文字，都经过她的修辞和润饰。我们读的时候，都能感觉得到她文笔的细腻。她是全时间的把所有力量，都摆在文字里。所以，不要问她花多少时间作文字，她既没有什么上班时间，也没有什么下班时间，都是从早作到晚。除了守晨更、祷告、读经、吃饭、聚会、接触人、探望人，她都是整天拿着稿子在作工。我常去和她交通，都看见稿子就在她身边，她整天手不离稿的在作修稿的工作。她总是把稿子都作好、预备好，等到倪弟兄说那一天要付印，她就抽出来；她总是从容不迫的作好准备。

一九三三年，倪弟兄出版了“通问汇刊”，他自己亲自作编辑，但他的时间并不太多，所以托李渊如姊妹作代编人。李小姐有时出门，倪弟兄就要她把“通问汇刊”的代编责任转给我，我就成了“代代编人”。这样开始，我便成了第二个进到文字工作里的同工。同时，倪弟兄复刊了从前出过二十四期的“基督徒报”，完全交由我编辑。我就开始修改倪弟兄的稿子，把“讲经记录”编到复刊基督徒报的头一栏。那些稿子很难修改，因为不是录音的，所以记录残缺的厉害，相当费力气。从一九三九年开始，我自己也开始编写，多半是有关国度的真理。到一九四八年倪弟兄恢复了职事，福音书房的刊物更为大增。当时出版了三、四分刊物，其中的“道路报”，倪弟兄特别要我负责。这是我进入文字工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一九五〇年，倪弟兄在香港，鉴于香港、上海和台北有三个政治局面，所以他在交通中就定规三个书房，三个分店，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台北，一个在香港。上海由他自己负责，台湾由我负责，香港是魏光禧弟兄负责。不过因着魏光禧弟兄没有在文字工作里作过，所以倪弟兄要我负所有文字的责任，魏弟兄只负责行政上的事务。他同时定规三个书房的版权通用。上海出刊的书，香港、台北都可以出版、翻印；同样，台北出版的，香港、上海也可以印行。

回到台湾后，我们逐渐的扩大这个文字工作。一九五〇年底我去了菲律宾，五一年回来，觉得这里有需要，所以就创刊了“话语职事”。同时，台湾和香港联合起来，大量的翻印倪弟兄的书。我们尽可能的，将从前上海书房所出版倪弟兄的书，都在这里重新翻印，并且继续出刊“话语职事”。简单的说，东南亚华语世界的基督徒，以及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从那时起到现在，大部分属灵的食粮，都是倚靠台湾福音书房的出版；那个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有位弟兄在美国，到一个城市访问，全城约有二、三十个基督徒家庭，其中有两对弟兄姊妹与我们有关系，所以他就去看望他们。有一个家中的男主人，已经十几年没有与我们联络，却对我们最近的行动很了解。追问之下，才发现他到现在还一直收到“话语职事”和“教会通问”。原来是从台湾寄到曼谷，然后曼谷有位弟兄，一直继续寄给他。所以，他虽然没有与我们联络上，但借着文字，仍然一直与我们保持交通。这就是文字的功用。谁会想到书刊去了曼谷，却又从曼谷被寄到美国的一个小地方。这样的事层出不穷，实在令人欣喜。

从五一年到五五年，这五年的“话语职事”，文稿都是我自己重新编写、记录的。稿源有些是从前记录下来，没有出版，然后重新再写的。那时我在菲律宾，大部分时间，特别是上午，都安排几个钟头作文字。当时没有人帮忙抄写，所以我一写完，就寄到台北，我花的工夫实在很大。以后我将文字工作转给刘遂弟兄，那对我是个很大的帮助。我去美国之后，台湾的文字工作便完全托给刘弟兄。在美国，我们很快就出刊了水流报（The Stream），并且成立水流职事站，出版我们的书。最大的一个工作，就是出版头一本书《包罗万有的基督》（The All－inclusive Christ）；第二大工作，就是出版一千零八十首的英文诗歌，后来便一直出书。

一九七四年底，我清楚我们应当有定期的训练，每年两次，专讲新约。所以从七四年我就划出时间，开始写注解、信息纲要等；这要花将近三个半月的时间。我每周整整五个早晨，等于上班一样，和我的助手一起，每天花半天的工夫作这些事。下午若不是身体太累，我们就继续加班。每次训练总要预备三个月以上，超过一百天。

时至今日，将近十年，大家都作熟了，所以最近一、二年，大概只要两个半月就可以作完。这些是指着我上班的时间说的。除此之外，我在晚上和早晨不上班的时间，那个时间很难算，一有灵感就作工。有时好些注解在上班时写好了，但晚间夜静时，我再思想那些注解，很多灵感、启示就来了，我立刻动手写下来。有时是在清晨早起时，亮光来了，我不能等助手来，就自己动手快快的写下。这样所花的时间，就无法估算了。

摆在我眼前的，总有五十种不同的英语译本。其中有十多种是满有权威的，这十多种我们常用。虽然从教父们开始，各大家对那一卷书怎么讲，对那个重点怎么说，成圣怎么讲，称义怎么讲，这种种我们里头都早已有个概略；但写的时候，我们总是回去查对，所以需要这些书。

在写的时候，我最少有两个助手，一个专门去查读、查对的，一个帮我作记录。若有些重点我们不太清楚别人怎么解释，或者有否其他的解释，我们都会去查，去看。查到了，就拿来作为我们的参考。我们注解里的点很多，包括了各大家的解释，所以我才有胆量说，新约圣经恢复本的注解，是二千年来，圣徒对新约解释最精华的集大成。

至于我个人读经、读书报的情形，因着将近六十年来，我都一直在研读这一本圣经，所以圣经在我里头相当熟。英文诗歌有二百首是我自己写的，有一些是在台湾写了中文，后来翻成英文；其他至少有一百多首，是我在飞机上写的。曾经有一天，我吃完早饭后就开始写，那天大概写了十多首；一个题目接着一个题目，我先用粗糙的英文写下来，再回头去修改。有些是我在旅行的路上，因为路途远，美国弟兄开车，我在车上六、七个钟头，便一路写下来。所以时间是很难计算的。

我们都知道，众人在一起服事，实在不容易合得来；在任何工作团体里，都有这个难处。虽然人各有各的个性、脾气、见地，但你们需要有几点认识。第一，要认清目标。在这里，你们不是作自己的事业，也不是仅仅被雇来作一点事，有一口饭吃。在这里，你们乃是背负一个重大的使命，要把主的文字工作作出去。今天主所给我们的话语职事，的确有其价值，所以你们在这里，是在作一件对的事，作一件有价值的事。这是你们的负担和使命。一旦清楚这个使命，你们就不能顾及别的事，不能顾自己的感觉，也不能顾别人的感觉；你们只能顾着把这个使命完成。

第二，在书房工作最宝贵的一点，就是应该没有闲言闲语。若是从这里的工作人员，有闲言闲语传出去；这是不该也是不对的。若有人那样作，实在是得罪福音书房，得罪这个职事，也得罪众人在这里服事的使命。我愿意对你们说这话，是盼望你们清楚，你们在这里工作，不要有闲言闲语。

我们应当没有闲言闲语，只当尽忠作事。在同工中间，也是如此。我们都是人，谁能无过，若是同工们一直在看谁错，谁对，我们的工作就不要作了。我们都当看重我们的使命，尽忠作我们的那一分，对别人的长短，从我们口中一字也不出去；我们只当默默的安静在此作事。这会免去许多的难处。只要尽量守住自己的岗位，把我们受托作那一部分的事，忠忠心心的作好，至于别人作得如何，那是主的事。这是以作事的原则说的。

在属灵一面，十字架的道、复活的道，我们已经听得够多；若是我们听了这么多道之后，还有闲言闲语出去，这是我们极大的羞耻。我们不只亏负了这一个托付，更对不起我们所听见的道。我们在这里听信息，并且把这些信息印成书，分发给别人；但另一面，我们若是在这里散播没有生命、杀死人的闲话，这是不对的。若要讲属灵，我就要请问你们，你们的肉体有没有受对付？你们的意见有没有被破碎？你们到底是不是活在灵中？你们在这里作文字工作，没有黑暗，没有怕人知道的事；若有人让闲话随便的出去，这是不应该的，并且是得罪你们所听见的道的。你们在这里工作，应该活在所听见、所服事的道里，作一个实在、真实地见证，而不该轻浮的说闲话。

整体来说，特别是这些青年弟兄姊妹，他们都有主的恩典，都肯在这里，不仅是作这个工作，并且肯在这里有一个见证。众人是一个灵、一个负担，也在一个交通里作这个事情；所以，我总结的说，弟兄姊妹千万不要有闲言闲语，要守住自己的岗位，至于别人的错与否，自有主负责。末了要记住，我们在这里不是开工厂制造大炮，或是制造皮鞋；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工厂，要把主的话送出去，所以我们应该率先活出这些话。我们既印刷出版这些话，就应该活这些话，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生活。再者，我们众人一同在这里事奉，应该同有一个负担，同有一个灵，同有一个心志，作一个见证；这个文字工作在这里，就是一个见证。盼望你们众人都能接受这个话。

最后，你们在文字方面，特别是编辑的、校稿的，还有抄稿的，都要在华语上加强进修，多作研究，因为你们语文的程度还不够。现在我里面最重的负担，是要出版恢复本圣经的经文。要翻译经文，就得有经典文字的水准。我们要出版正式的中文圣经恢复本时，我们的译文必须构得上经典文字的味道。

我常说，国语和合本圣经的语体、结构，是中国语体文字的一大进步，一大改革；特别是节奏非常好，而且辞藻相当优美。比方犹大书三节：“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争辩”一辞实在用得相当好，并且用得非常得体。所以，我就看出当初翻的人，的确是一些学者，他们的确懂希腊文。在我作恢复本圣经的编译工作以前，我还不知道他们如何经过艰苦，造出新名词。等我自己去作时，才知道其中的艰苦。

提前一章说到：“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4）恐怕包括你们在内，读的时候，都把“章程”领会为规章、规条。章程和规章、规条不同。韩文译本用了“经纶”一辞，章程就是经纶的意思。文学造诣好的人都知道，章程就是经纶，说一个人满腹“经纶”，就是说他满肚子章程。所以章程不是规条，而是计划、安排。有一本中、英、希的新约对照本，在有些地方，就把oikonomia翻作计划。国语和合本在提摩太前书是翻成“章程”，在以弗所书是翻成“安排”（一10，三9），事实上都是一个字；章程就是安排，安排就是章程。所以，我们若是用心研究国语和合本，并且参考其他的书，就会知道中文翻这个“章程”，实在是煞费苦心。

此外，国语和合本的语体、节奏，都相当优美；而我们的文字最缺的，就是节奏不对。中国人从前写文章时，总是一面散步，一面吟诵；这样就出来了节奏感。你们一定要在节奏上下功夫。当然，这不是一天的工夫能作得出来的；就好像打太极拳一样，不是一天就能打出个样子，总要一直打，不断地练，才能打出个招式。

你们一定要摆些心力在这事上。虽然作文字工作有点艰苦，并且是折磨人、消耗人的；但只要是从负担来的，就会越作越有兴趣。你们一旦接受了负担，这个负担就会成为你们的兴趣。我个人因着这个负担成了我的兴趣，所以这十一年来，我一直这么写，却没有写得疲累；反之，我是很有享受。盼望在这一点上，有分于文字服事的人，特别是编辑和校对的，能够再往前去，多有些文学的修养。

主后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讲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