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班同工和负责弟兄向我提议，要把近乎九年来在我们当中的扰乱，向圣徒们有点交通。我和弟兄们在主面前多次考量，最终觉得应该简要的把事实跟圣徒们交通。这个扰乱是一个痛苦的经过，一提及此事，就难免说到人的情形、短处或错误。我们基督徒在主面前的良心，是非常不愿意说到别人的短处和错误；然而，为着召会的道路和主的真理，我们又不得不把这事摆在圣徒跟前，免得再给撒但、仇敌、魔鬼留地步，伤损那些应当蒙保守的人。所以，我里头仰望主，给我合式的话语，按着事实说得不偏不倚。因为这事已经经过了九年，其中许多的波折，只能简要说明。

我必须预先说明一件事，我们不是一个事业团体，没有意思要与人相争，或对人怀有任何一点仇恨。即使是顶撞我们的不信者，我们都应该爱他们，为他们祷告，传福音给他们，带他们得救。所以，当我说这件事时，我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不要产生任何激动的心或仇恨的心，这不是我和同工们的意思。我们仅仅是摆出事实来，让大家看到撒但怎样破坏这条路，多少宝贵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扰乱里被破坏了。所以，为着保守弟兄姊妹，我必须尽忠的把事实摆出来。其实，要我说一篇这样的话，是相当吃力的，因为这不是我灵里所愿作，也不是我负担里要作的。然而，为着召会的益处，为着主的道路，为着弟兄姊妹蒙保守，我不能只顾到自己，而不作一点澄清。

三十几年来，我蒙主拣选，受主差遣和托付，积极的传扬基督、福音和真理。我没有一点负担讲人的短处和缺点，因为我知道我们的使命和负担，是积极的传扬主耶稣和祂的救恩，释放神的真理和祂的生命，以供应人。别人的短处和错误，不是我们的责任。将来有一天，每个人都要在主面前负责，向主交账。

造成这个搅扰的，是我们中间有几位弟兄，因着对这条召会的路有异议，而在一九六五年停下工作。他们若是肯因此安心、安静不作什么事，我在主面前看待这事就当已经过去了，也不会再提及它。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安静在主面前，反而变本加厉的进行一些破坏的工作。所以，同工们才觉得这件事不只同工们该知道，各地的长老和事奉的人也都应当知道，才能对这个难处加以防范。

我要从我们中间开头的历史说起。十九世纪初，主的福音传到了中国；一个世纪之久，西国来的圣徒并没有把福音的真理传得清楚。直到一九二〇年，倪柝声弟兄得救；因着他在得救后认真追求主，追求真理，看见了不少亮光。从一九二二年起，便在他家乡福州城里开始聚会。一九二四年发生一个难处，他因此引退了二年。那是一九二五到二六年，他就在福州的闽江下游，于马尾罗星塔出版基督徒报。在基督徒报里，他把启示录头三章的真理发挥得相当透彻，借此向基督徒讲解召会的真理。

我个人是在一九二五年得救，蒙主怜悯，一得救就相当追求主，爱慕圣经，寻求真理。因这缘故，我读到一九二五年发刊的基督徒报。自此，就和倪弟兄时有通信，问了他许多问题。有些问题的回答，刊在一九二五、二六年的基督徒报里。到了一九二六年底至二七年初，倪弟兄受主引导，便在上海开始正式设立聚会，那里的工作就正式开始了。

从那时起，因着基督徒报的发刊，全国各地从南到北，许多青年基督徒都蒙了光照，看见亮光，被主兴起。我那时是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人，也不例外的受了帮助。一九三二年，主就在我的家乡，山东烟台兴起了聚会。自此，主的工作就开展到了华北；而后在一九三三年，更开展到东北。因此，我在北方的工作更加多了，就受主引导，在一九三三年秋天放下职业，全时间事奉主。那时，我有一个感觉，应该到上海和倪弟兄有些交通；所以，就在十月间到了上海，和倪弟兄同住了几个月。那里的同工们觉得，我应该从北方搬到上海，与他们一起同工。我自己也觉得主工作的水流只有一个，圣经里使徒行传说到主的工作，是从耶路撒冷流到安提阿，又从安提阿往西，流到小亚细亚，再流到欧洲。所以，虽然北方有工作，还是应该从上海流出去。因此，从一九三三年秋天直到三五年冬天，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向倪弟兄学习，接受他的带领，并与弟兄们同工。

到了一九三六年，同工们觉得北方的工作应当往大城市开展，就安排我到天津开工，把主的见证推展到平津一带。一九三七年，日本入侵中国，战事兴起。倪弟兄和好些弟兄们，就从沿海一带退到后方。那时，我正在北平、山西、陕西一带作工。我得到消息，同工聚会将在汉口举行，因此就赶到汉口。倪弟兄在那次同工聚会中所释放的信息，就是以后出版的《工作的再思》这本书。那时，北方战局相当吃紧，工作就要我赶快回家乡带出家眷，再和弟兄们一同退到内地。于是，我深夜赶回北方。然而，因着眷属较多，同时许多圣徒仍然留在那里，我觉得一时无法离开他们，于是就这样在烟台留了下来。

到了一九三八年，倪柝声弟兄去了英国，一年多后回到上海。那时上海仍是租界地，因着太平洋战事未起，他就在那里召开特别聚会，并且打了电报给我，我就去了。而后在一九四〇年，他又在那里有训练，我也去了。那时，主给我们看见的越过越多。从那时起，上海召会开始注意召会在地方上实行的配搭与事奉，也就是开始注意当如何建造召会。到了一九四二年，撒但就兴起极大的风波，使上海召会受到影响，而不得不停止聚会。另一面，太平洋战事兴起，日本军队也胁迫我们，参加日本军队所组织的伪基督教团。因着召会不能参加，上海召会就在这外有压力，内有风波的情况下，停止聚会。

然而，这时北方的烟台，却在主的带领下往前了，召会实际的有配搭和建造的工作。可以说，在一九四二、四三年间，烟台召会已实行得颇具规模。许多圣徒都在那个时期被兴起来，召会有一个美丽荣耀的光景。那些日子聚会的情形，真是有如五旬节召会初形成的光景。召会达到一个实际配搭、建造的境地，好像神的一个居所，又像基督的一个身体和军队。

总结一九二〇至四二年，主让我们陆续看见的真理，包括几方面：第一，得救的证实。第二，公会、宗派的错误。第三，属灵的争战和神永远的旨意；这是一九二八年，倪弟兄在上海的第一次特别聚会，带我们所看见的。第四，基督是神的中心与普及，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这是一九三四年，主清楚给我们看见的。第五，圣经中的得胜者和得胜者的原则；这也是一九三四年主给我们看见的。第六，同时间，主也给我们看见，各地召会聚会的画分界限问题。第七，一九三五年，主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得胜的生命。第八，一九三七年，我们看见召会的立场乃是一地一会，以地方为立场。第九，一九三九至四〇年，主给我们看见身体的原则，就是召会与基督身体的原则。第十，一九四二年，主让我们看见，召会的实行和配搭的事奉。第十一，看见需要移民传福音。主在我们中间恢复了这许多的真理，并且不仅是道理上的恢复，更是实实在在地在我们中间实行出来了。

这些都实行出来之后，在一九四三年，烟台召会有了一个空前的大复兴。然而，因着那个复兴，我们遭遇了日军的妒忌，他们将我逮捕到宪兵队里，下监一个月，并且加以审问、责打。我因此生了肺病而休息；借着这个休息，我才逃出我的家乡。简言之，到了一九四六年，主就带我到了上海、南京。那时，上海的聚会已经有一个恢复的起头；南京的弟兄们也从后方重庆、成都一带，回到南京，因此南京也有了聚会。我则时常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两地。

一九四七年，上海召会有一个厉害的复兴；这个复兴一直持续到一九四八年，其强烈的程度，几乎带进全国性的复兴。那时，上海召会已近二千人，有十七个分家。到了一九四八年底，共产党过了长江，前面同工就召开紧急会议，在主面前寻求引导，如何应付未来的局面。我们深知，共产党是不会允许召会为主作见证，并为主作工的。

一九四八年底、四九年初，一共召开了两次同工聚会。在这两次同工聚会中，倪柝声弟兄特别交通说，“我们要请李弟兄离开大陆往海外去，不论他愿意不愿意，我们都要请他出去。然而我们众人要留下来，为主的缘故在这里摆上自己。我们知道前面的局面不容易应付，也许要为着主完全损失，但我们要在这里为主摆上去。”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那个聚会之后，晚上我和倪弟兄两人出外散步，我问他：“弟兄，为什么你安排我到海外，你们大家都留在这里，为主摆上，为主牺牲。难道我不配在这里为主牺牲么？为什么你要我出去呢？”他回过头来对我说，“弟兄，你要了解，我们在这里是要摆上去，但我怕有一天，仇敌要将我们一网打尽。若是真有那一天，因着你的出去，我们还有一部分能在海外存留。”我因此才答应，接受他的话。然而，对于我该去香港或台湾，他也没有什么概念。那时，我正受托负责盖造上海召会大会所。

到了一九四九年，中共过江取得了南京，正从南京往上海进军时，倪弟兄拍了一个电报给我，要我快快离开上海。所以，在中共进上海两周半前，我便离开了上海。倪弟兄安排我去到台湾，我是在当年五月来到台湾。同时，倪弟兄也带着我，一同写信给几位弟兄，安排他们作台北召会的长老。

我初到台湾，和一些弟兄们聚会，人数非常少。我里面实在不知道，主要我在这里作什么？七月的有一天，主给了我一个引导，要我沿着铁路，从北到南，去访问各地从大陆出来的弟兄姊妹。因着这趟行程的接触，我开始有了负担，觉得在这个岛上，主还是有可作的。因此，回来后我和弟兄们交通，就在中央日报上登了一则广告，盼望散居各地的圣徒和我们联络，我们要在这里为主的见证开始工作。八月一日，我们就在台北正式开工。

因着我们在大陆已有二十年的经验，看见恢复的亮光，也实际的在工作中有实行。因此，在台湾工作的开头，我们乃是照着所看见的亮光作主的工。我们在一开头，就一直注意六个要点。首先，我们尽力传福音，带人得救，使人得着基督。我们不仅有马路上的福音队，并且在各街口张贴福音标语。我们明确的安排，分街分巷、一家一家的撒福音单张。同时，我们也在公园里传福音。一到主日下午，就在公园里传福音，每次都有两三千人赴会。我们经常有四个福音队，至少有两个福音队，从各入口把人带进公园；有不少圣徒都是借着公园福音得救的。我们极力的传福音，也看到了主的祝福。从一九四九年八月到年底，台北召会聚会的人数达到了八、九百位，人数繁增得极为快速。

第二，我们学习供应基督，使圣徒们得着更多的基督，而在生命上有长进。第三，我们不仅带人得救，带人在生命里有长进，并且带人实在的有召会生活。第四，为这缘故，我们需要一个确定的立场，我们不能随便成立一个聚会。按着圣经的启示，那就是一地一会的立场。第五，既有确定的立场，又有召会的聚集，众人就必须有实行的配搭。弟兄姊妹各尽其职，学习配搭事奉，有长老、执事的设立等。第六，有了这个配搭，就有权柄的等次。借着这些实行，主实在祝福了我们。到了一九五八年，主带领我们更进一步，叫我们注意召会的建造。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间，我蒙主带领，到了南洋，访问菲律宾的马尼拉。从那时起，不仅本地的工作蒙主祝福，海外开展的工作也蒙主祝福。一九五二年春天，在台北有了一次的特别聚会；在聚会中有一次的奉献。由于那次的奉献，至少有几十位同工弟兄姊妹兴起，全时间事奉主。当时可说全岛各地的圣徒，都是同心合意，没有异议。众人全心致力于福音的传扬，和生命的供应，成立地方召会，在确定的立场上配搭事奉，并有确定的等次。因此，到了一九五五年，就有二万三千到二万五千人。一九四九年我们开工时，不过三、五百人，仅仅六年多的时间，就开展到二万三、五千人，约有四十几处地方召会兴起。

一九五五年，我们觉得需要有属灵的帮助，于是决定邀请史百克（T. Austin－Sparks）弟兄前来。然而，这个邀请是受到人的推动。过去，我曾从倪弟兄得知，史百克弟兄虽有他属灵一面的分量，但是在召会实行这一面，有关召会的道路和立场，他是与我们不同的，并且也无法接受我们这一条道路。然而，为什么那时我们还要请他来？因为我们觉得他有属灵的分量；再者，我们相信他是个老练的人，满有阅历，应该不会过问立场、道路的事。我们是本着这个观念邀请他来。他第一次来的时候，的确如此，只供应我们属灵的丰富。不幸的是，他第二次来时，就与我们发生了召会立场的争执，非常反对并且定罪召会的立场。

一九五七年五月间，我们发现有几位少年弟兄受了他的影响，对召会立场发生问题，要走一条不确定立场的路。他们认为应该以基督为立场，谁的基督多，那个召会就对得多。这就是我们中间问题的根源。在史弟兄离开之后，我召开了一次特别聚会，释放了一系列信息，专讲召会的立场（见《教会的见证与立场》），你们若能读一读，就会对今天的局面，有更深刻的了解。

一九五九年一至四月间，因着我的姊妹病重，医生说她将不久人世，所以我就尽力陪伴她，看顾她，有几个月之久。就在这段期间，这些有异议的弟兄在各地放出一些反对的话。两位张弟兄觉得事态严重，但他们体谅我正在重大的试炼中，觉得不该把这事告诉我。直等到我姊妹安葬后，我在五月间要到南洋之前，两位张弟兄就来见我，告诉我这些少年弟兄们所作的事。这些少年同工有的是我带得救的，大多受过我的成全，并且被重用。台北三会所，以及台中、台南、高雄等大召会，都是由他们服事，没想到他们竟然在暗中作反对的事。他们向两位张弟兄说，我已经没有异象了，他们在神面前看见了新的异象；因着异象不同，所以不能同工了。此外，他们也说了许多关于我的是非。两位张弟兄曾试图挽回他们，希望他们能把对我的所有问题，和我直接交通，但他们没有接受。

那时，我因出门在即，就召聚了全体同工聚会，告诉众人：“我清楚知道最近在同工中间，有人对这条路有了问题。今天我要当众声明，我们大家一同作工，并没有组织上的关系。从头一天，我就说得很清楚，你们是直接仰望主，向主负责。没有一个召会，也没有一个人，能负你们的责任。今天我在这里，在主面前，照着我清洁的良心，走我认为对的路。你们当然也有你们良心上的自由，照着你们所认为对的，走主的路。我愿意郑重声明，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我们前面同工们所带领的；我自己也将全人摆在这条路上二十多年了，我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这条路，第一，是传扬主耶稣是救主，是生命；第二，带领人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的供应，在生命上有长进；第三，必须有地方召会；第四，必须有确定的立场；第五，必须有配搭事奉；第六，必须有权柄等次。这六点，是我们从头一天到这里开工，就清楚说明的。今天，若是有人对这条道路有了问题，大家就不能同工了。我们既是神的儿女，就要作光明之子。若是觉得可以同工，大家就在这个工作上，同心合意的往前。若是觉得不能同工，那么就作光明人，正正式式的出去，照着你们所看为对的路往前，不要在暗中作反对、破坏和攻击的事。”

当时我虽然觉得该停下他们的工作，但是一些同工们觉得他们是好材料，而为他们说情，希望能尽力挽回。因着弟兄们的感觉跟不上，所以我也没有作什么，而在一九五九年五月间出国到南洋。回来后，在秋天十月间再有训练，一直到六〇年春天。这个训练所讲的，是约翰福音生命信息。我特别以约二19为题，说到撒但所拆毁的，主要在复活里建造起来。我明说我知道谁在这里拆毁，但若是这个工作是主所建造的，即使拆毁了，主也要在复活里再建造起来。

在这段期间，那几位有异议的弟兄却一直在暗中制造局面，作反对的工作。甚至还影响了从菲律宾马尼拉来的弟兄。那年春天过后，训练结束。夏天，这几位有异议的弟兄特别到台北来，愿意和我把事情对付清楚。并且告诉我，他们并没有问题，是两位张弟兄传话传错了。他们把责任全归到别人身上。于是，我请两位张弟兄和他们当面对质，他们竟然否认曾说过反对我的话。我一看这个局面，就清楚已经不必再谈了。

到了一九六一年，马尼拉一些人受到那些异议弟兄的影响，竟然雇用私人警察，占领会所，不让长老进入。长老们没有办法，就召开紧急会议，另找一个地方聚会。我在十二月间，因为美国有事，就去了美国。在美国期间，高雄的同工曲弟兄写信给我，告诉我一位有异议的弟兄在高雄造成他们很大的搅扰，希望我能出来作一个决定。我觉得自己必须负起责任，于是在六二年写了三封信，一封给这位有异议的弟兄，按着他已过这几年的所行所为，要他从这个工作以及高雄召会的责任退出去。同时，一封给高雄召会，一封给台北召会。高雄的曲弟兄接到我的信，就在召会中报告，请这位弟兄从工作和召会的责任退下去。这个报告，引起了其他几位异议弟兄们的愤怒，而大大的责备曲弟兄。

在一九六〇到六一年间，我曾接到这些有异议弟兄们表白的信，他们曾一度来找我，一再的向我说，他们对我没有问题，愿意服我的权柄，接受我的带领。到了一九六二年，我已经留在美国一年之久；十月间，我里头相当清楚，主是要我在美国担负一个工作。所以，我就拍电报给台湾的长老们，告诉他们我不能回来了。这个消息一传出去，这些有异议的弟兄们，就私下告诉一些弟兄说，“李弟兄已经了了，不能回来了，台湾的工作就要交给我们了。”

一九六四年，有位持异议的弟兄写了封信给我，向我认错，请我以为父的心饶恕他，而我的心实在是动了。然而，有弟兄提醒我，要等等看，看他所说的是否出于真诚，于是我没有回他的信。结果证明他们仍然在作反对的事。到这时候，我里面就很清楚，主若是再带我回台湾，而众同工们仍愿意走这一条路，我就必须负起责任，把这几个人请出去，不能留在工作上。所以，一九六五年九月，我从美国回来，一下飞机就处理这件事情，要他们从工作和召会的责任中退下去。那并不是突然的，乃是我们从一九五九年就一直宽容忍耐，希望他们回转；然而，宽容是有一定限度的。而后，他们就真的出去了，并且一再的作反对我们和攻击我们的事。然而，他们自己最终也是分而又分。

这件背叛的事，实在令我心中倍感伤痛。因为，这不是人的血气问题。我在主面前，也在主的工作上，和倪弟兄同工了二十年，曾看见许多背叛倪弟兄的事，一场又一场的发生。这样的背叛，照着圣经来看，在主面前乃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是得罪神权柄的事。我与倪弟兄同工时，就看见那些反对他的人，并没有回来过。同时，我从圣经背叛的事例中看见，那些真正背叛摩西、大卫的人，没有一个事后悔改的。即使大卫在临终时，对那反叛而好像已经悔改的示每，还是不放心，他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要留意他（王上二8~9）。所以，从历史和经历中，我们知道那些真正背叛的人，是不会再回来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的确如此。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讲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