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为什么在台湾工作的开头，人数繁增得又快又多，但过了一段时候，就好像达到了饱和点，无论怎样作，都没有多少繁增。原因到底在哪里？

经过我们在主面前的寻求、分析，觉得情形大致如此。首先，是同工们无论到那里，都是自己作，不会教人作。譬如，有三个弟兄初到台北，开头时蒙主怜悯，有一点心爱主，也为主作了一点工，结果就把人带进来了。这时若是他们能把他们所能作的，教给这些人作，或许就可以把人带起来，成全起来，作他们所作的，甚至能作得比他们更好。这样，就带出好徒弟了。不幸的是，我们不会带人作，不会成全人作，一直都是自己作，不会教人作，这无形中就代替了别人。结果，别人都不会作，也不能作，都是我们这两三个人作。

两三个人所能作的范围是有限的，只能作那么多，再多就作不来了。所以，如果我们不能教别人、带别人，工作就会在这里停顿。除非有一天，主把我们这几位带到别处。在那里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可作的，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另起炉灶，重新开头。然后，我们定规会带进一些人，但带来带去可能又达到我们所能作的饱和点，又是不能再多了。这时，我们就该再往别处去。

若是我们不往外去，只是一直守着一个老摊子，结果就是这么多人；因为我们只会自己作，不会带别人作。而我们自己所能作的，也只有那么多，是有限度的；超过了那个限度，我们就作不来了。当然别人也会带手作一点，不过那是不明显的。我们若这样走下去，召会在一个地方上就不能发展。因着我们没有教导带进来的人，所以原则上，他们会重蹈我们的复辙，就是自己作；然而，他们也只能在他们的能力范围里作一点，再多就饱和了，结果召会还是不能扩展。

我们若不能带着人作，就不能教人作。凡不能教人作的，定规不能与别人合作。这是我们不能扩展的两大原因。然而，这个不能合作，不是因为与人闹别扭而不合作，乃是因为没有这个脾气和习惯。大多数人都以为，一切只要自己作就可以，不必与别人合作。当工作上安排别人到他所服事的召会时，若是别人可以作，他就不能作。他不能作不是因为他不想作，也不是因为闹别扭而不作，乃是因为不能与别人合作，两个人没有办法合起来。他们原来都是一股绳子，没办法合成两股绳子，更没有办法合成三股绳子。所以，没有办法将小地方召会，扩展成大地方召会。

这种情形就是不能教别人，带别人，也不能与别人合作。按规矩，我们应该是又会教，又会合。我自己会作，也会教别人作。什么样的材料我都会将材就用，桧木的我会用，杉木的我也会用，什么杂木我都会用。只要有材料给我，我就会用；无论给我什么人，我就用什么人。给的是三轮车夫，我就用三轮车夫；是大学教授，我就用大学教授；是年轻孩子，我就用年轻孩子；是老经验的，我就用老经验的。我统统能把他们用上，并且能教导他们。同时，不管来多少位同工，我作的绝对不和他们重叠。我能和他们配搭，他们作他们那一分，我作我这一分。

主若是把这点向我们开启，使我们从根本上转过来。再过二年，台湾各地召会要繁增一倍，一点也不是难事。然而，这个点若不能翻转，就没有多少繁增的希望，顶多只能维持现状。因为谁作，谁就设限了。所以，大家必须从根本上彻底的转，必须能教别人作，也能与别人合作。无论你有没有本事，你都得与别人合作，并且带别人作。没本事的人要学习教别人，并和别人合作；有本事的更要带别人，并与人合作。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两种情形：一种是有本事的，一种是没有本事的。没本事的，就认输了，反正我是不能作。这并不是对的态度，我们不应该认输。此外，有的人有本事又能干，就看不起别人，心想最好把别人都打掉，然后惟我独尊。这样的干才即使是最好的，是一块桧木或一根大理石柱，但这样的人无论再怎么好，也不能顶替一所房子。我们总得和别人配搭，一个人再怎样能干，也是不够的；不仅一个召会顶不起来，甚至一个分家也顶不起来。要顶起来，非得和别人配搭不可。

同工们都得改观念，认识没有一个人是不能干的。不能干的人，要自己拼出路来，不能教别人，就要跟着学。能干的就得教别人，不要自己作，要一直教别人，并且大小材料统统要用上去。不要废掉任何材料，宁可作错、作乱了，也不要废掉任何一个。这就给众人一个机会，而自己也可以学得更多。自己作，学得不多；教别人作，就学得多。你不教别人，你所学的都不透彻。你一教别人，就逼着自己一定要研究透彻。作事也是这样，你觉得你都会作了，但若试着去教别人，看是否能作得像你一样，就不容易了。那需要很大的本事。你可能会作，但是不一定会教；你若是会作，又能教别人跟你一样会作，那个本事就大了。同时，这个“教”，还真叫教的人受对付。所以，有个性的人，脾气古怪的人，都得去教别人，好叫你们受对付。不受对付的人，是很难教出人的。有时，你教一教，就觉得这种人你不教，那种人没有用不必教，结果到头来还是你自己作最便当。这就不正确了。

以母亲教孩子为例，中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的。我看到一个中国家庭里，有三个女儿，母亲常觉得这些女儿没有一个会作事。所以末了三个女儿都走了，只剩下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发怨言。美国家庭的光景就不是这样，他们都是从小就学习作事。孩子生下来，刚刚会活动，父母们就开始教他们。他们是这样代代相传的教孩子。我们所以不会教，是因为我们没有受过这种教导。在美国，父母从孩子小时候，就教他们作事。比方，先教他们把报纸从户外拿进家里。慢慢的孩子长大了，就教他浇水。起头他可能浇得一塌糊涂，但浇过几次，就不糊涂了，自己会找出门窍。到了七、八岁时，就开始教他扫地、吸地。等吃饭时间到了，就规定谁摆餐巾，谁摆盘子，谁摆刀叉。可以说，一到吃饭时间，所有孩子统统要作事。

早晨，母亲或许要外出工作，就写一张字条，嘱咐孩子们，第一、第二、第三该作什么。好比，梳洗完毕，要吃早饭，再穿衣上学。晚上，母亲回来就会问，这几项作了没有。他们从小受这样的教导，是代代相传的。以洗碗盘为例，美国家庭吃完一餐饭，通常盘碗很多，作母亲的就先预备好洗碗水，让较大的孩子来冲水，冲好摆在一个地方。然后，要小一点的孩子，负责擦刀叉、盘碗；擦好后，要另一个孩子，把餐具放在一定的地方。这些都是分年龄作的。每一个孩子作什么，统统是分配好的，既省时间，又有规矩。孩子们处理起来，都不会闹，也不会乱。这样的训练相当好，所以他们是又会作，又会教。我们中国人无论南北，教导孩子却都不是这样，常常作不对就责备。今天我们作工，也有这种味道，所以要彻根彻底的转，要从细工上，慢慢的教人作。我们是非转不可了。

有人说，只要带大家祷告，得着复兴，这种情况就会转变。这或许可以用在一时，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许多基督徒喜欢有复兴会，但复兴过后一切也就跟着结束。末了，仍是你不会，我也不会。所以基本上，我们这些人并不太需要复兴，因为大家都是爱主，天天亲近主的。我们不需要复兴，我们需要的是会作，也教别人作。这全在于我们肯不肯下一番苦功夫。以洗锅子为例，一般中国人厨房里的铝铁锅，用了半年以上，锅底都是黑的，或者生了锅锈。但是在美国家庭里，一个锅子即使用得非常旧了，上上下下仍是发亮的。因为每一次用完后，他们都会好好的擦亮。可以说，他们洗碗、擦锅子的时间，比烧饭还长。所以，他们不仅会作，也真是会教。

我们实在需要改观念，学着会作，并且有忍耐，同时要教别人如何作。这样，就会产生许多徒弟。同工们第一要教的是长老。一面，现在长老的年资都长，资深位高，使得别人都不太敢教。另一面，长老也可能自认老资格，那里需要别人教。然而我们要请问这些长老：你们作长老作了这么久，到底学到了什么？无非就是开会、讨论、赞成一些事务等。实际上，长老会带别人作的并不多，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学过。本来同工们应该教长老，但同工们教得不多，现今虽然为时稍晚，却还得要教。所以，同工们首先要教长老，把当地长老教得比自己还会作，要多花工夫在长老身上；而长老不能不受教。总之，同工要先教长老，同时教圣徒，成全圣徒各尽其职。

地方召会是长老管理的，也是长老教导、牧养的。所以，长老必须拼到一个地步，把召会完全担负起来，有管理、教导和牧养。管理比较容易，牧养就不太容易了，因为牧养包括话语的供应，以及探望、接触等。地方上的长老可作的太多了，可惜有的长老带职业非常忙碌，还要参加这么多聚会，常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长老六、七十岁了，年纪已经老迈，按世界的人说，都要退休了，力量的确不行，要学也是晚了一点。所以，在此就有这两层难处：职业在身的，缠累得太厉害；年龄太老的，没有精神力量。然而，三十至四十岁之间的，还是可以学习。这样看来，我们若希望召会能扩展，就需要有全时间的长老，不是滥竽充数的，而是真正有用的。

长老们最需要拼的，就是牧养和教导。我们一再的研读圣经，从新约看见，一个地方召会靠工人的成分非常少。初期召会完全是倚靠长老，不像今天的情形，也不像公会。这好比一个家庭，不能天天倚靠厨师来烧饭，父母必须自己烧饭给一家人吃。长老们非这样拼不可，同时也得学着教别人作。若是这样，我们往前就有希望。若不然，我们会一直停在饱和点。以台北召会为例，虽然有这么多的同工、长老，但同工、长老能作的，就那么多。无论怎样传福音，都难以突破。好比一个家，生五、六个孩子还可以，再多就顾不了，就会弄丢了。我们能照顾的，就是五、六个孩子，这是我们的饱和点。台北召会的制度若不改，同工、长老的心理若不改，目前我们的本能、容量已经达到饱和。除非我们再教出人来，训练出人。若训练不出来，我们就是饱和了。无论福音怎么传，末了还是这么多人，因为我们只能顾这么多人，再多也顾不了。

现在的出路，就是同工、长老必须改观念，快快教别人作，把责任摆到别人身上，教他们作。若是这样，年长的就不会觉得太累，因为不是要你自己作那么多，而是去教别人作，统统交给年轻人作。我们的出路就在这里，这也是我们症结的所在。我们的同工不会教别人，长老也不肯学着教别人，各地召会都到了饱和点。不仅台北如此，高雄也如此，所能作的就是这么多，都到了饱和点。好像我这个人只能担一百八十斤，你再给我更多担子，我就担不起了。我必须叫别人来帮忙，大家都帮忙，才能担更多的担子。

这里的重点是，担子若不能从同工、长老身上分给别人，总是在同工、长老身上，结果担来担去，不论怎么作，都只能担那么多，下面就无法产生出人。同工、长老若是在这事上改观念，事情就比较容易；若是不改，就会一直停在饱和点，造成难处。

比方，我们三位在一地作长老。在主安排的环境上，我们没有犯什么大错，实在是爱主，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但是我们的作风，就是不肯把责任分给别人，也不肯带别人，无论什么都是我们三个人担，很自然的，就会越作越老资格。因为越作，我们就越老练，什么都懂，似乎这就成了我们的终身职业。十年在这里，二十年在这里，甚至老死在这里。我们三个人都爱主，谁都不能叫我们不作长老，并且我们把长老位置一占，别人都不要想作长老了。所以，不会有长老兴起来，因为我们这三个人都上了宝座。你问我们三人爱不爱主？确实是爱主，敬畏主，无可指摘，按时聚会，对召会的事忠诚、负责。然而，这个不把担子分给别人，也不教别人的老作法，就叫我们的工作到了饱和点。

再者，我们三人不仅占了长老位置，叫别人无法兴起来；若是来了一位同工，还非要照我们的作法不可。我们虽然没有宣称这里是我们的天下，但我们在这里作长老二十年，无形中这里就是我们的天下。谁来这里作工，谁就得照我们的作法。这样一来，就把同工们限制了。除非这位同工真正属灵，真正活，否则就被限制而动弹不得。这样，后面的少年人自然也无法兴起来，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作长老时出生的，那能赶得上我们三人这么老练。虽然他们都爱主，已经二十几岁了，看起来却还是冒冒失失，无论怎么看都觉得不妥当，非要他们照我们的作法不可。这样，少年人也走了，其他长老也兴不起来；因为我们占了位置，没有机会给别人。如此，召会那里能有前途？虽然我们三位都爱主，都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奉献，每次聚会必定先到后走，什么事都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天天忙，天天用无亏的良心事奉神，主也保守了我们二十年忠心，一点都没有差错。然而，这个召会就这样被我们三个人作死了。召会如果这样，是无法扩增的，这就是症结所在。

所以现在，同工们第一要学，其次要教，非要学着教别人不可。我们若再不改，我们工作的前途都将达到饱和点。除非主再来转变环境，把我们这些人带到另外一个岛上开荒，才有可能重新再来，从头再起。如果我们再不改变作风，有一个新的学习，我们就只有这么多了，都是老事、老人。同工们都占好老窝，长老们也占老位子，作了二十年，真是爱主，无可指摘，但是不能带别人作。在圣经里，没有明文说到长老退休的事；而这些长老又相当爱主，不愿退休，也没有人能要求他们退休。结果他们就一直占着长老的位子，像北方人所讲的“占窝不下蛋”，这就造成麻烦。

我们能从从良心里说，这些长老实在是好，但不能带别人作，也不能教别人作。若是不能教，不能带，占着长老的位子，使后面的长老不能起来，就是同工去了也没有用，顶多作个小帮手。这些长老虽然没有错，也没有罪，但结果是不能扩展，没有后代。所以，现在我们的观念非转不可，无论老爷爷能作多少，毕竟年纪大了，需要把位子让给下一代，让青年人去作。现在我们若不转观念，不改制度，发展就会达到饱和。

许多弟兄姊妹在台湾受浸、被恢复，召会在各方面都上了轨道，众人也同心，但结果还是只有那么多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深入研究，就知道症结的所在，乃是大家能作的只有这么多，而众人都不肯改变作风，从自己作改成教别人作，教到个个都会作。所以，我们都需要改这个风气，长老要改，同工要改，大家都得改。这样就会把人作得多起来，并且同工不管留在当地，或是开展到别地，当地召会都不会受到亏损。

若不如此，我们就不能作大都市的工作。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作大召会，顶多只能作到像台北这样；台北召会就是最大的了。因为同工、长老只能作那么多，已经达到饱和点，只能带两三千人，因为没有那个容量。今天我们如果要增加容量，就非改变作法不可。这容量不能只有你我，一定要用少年人，要少年人起来作。容量在于少年人，要大量的用少年人。虽然我们中间找不出退休的根据，但原则还在。许多年长的长老应该退在一旁，帮忙并扶助后起之辈，让中年人、有干才的人作。

如果这一关，我们打不通，台湾的工作就达到饱和点了；无论怎样作，也只是维持，因为我们的容量就这么多。以军队来说，有生力军加进来，才能再扩展。没有新血轮，没有生力军，我们不会有多少扩展。然而，这并不是说要革命性的换，要年长的长老统统退去，让别人来作长老。要知道，若是制度不改，别人作也是一样。所以，不是革命性的换天下，乃是改变制度。现在作的还要继续作，但是要加进生力军，教出新的人，带别人一起作。

看看各分家的情形，各分家有各分家的区域，而这个分家就像个小天下。若是我们三个人负责这个分家，我们必定会努力把分家作好。然而一谈到全会所的事，我们的态度就差了，因为我们认为会所不是我们的天下。有的家庭就是这样，儿子很能干，把自己的家弄得很像样，却不管他父亲的家不能登大雅之堂。现在大家似乎都在顾自己的分家，把会所当作老爸爸的家，会所的事也就不费心了。这就是我们的光景。

以一会所为例，这几年来人数不只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并且，事奉的人数也越来越少。按规矩，事奉的人应该加增。若是没有增加，就必须透彻的研究，找出症结所在，加以改进，并解决其中的问题。已过一会所能事奉的人很多，如果现在事奉的人减少了，就是人没有尽其用，只有分家负责人在努力。按正常的光景，应该不只分家负责人要努力，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努力。今天我们所缺的就是这一步，若是能作到这一步，人人都负责，那就太好了。

台北这么大的召会，长老们应该负起最大的责任，就是一周两次，在会所里供应信息给圣徒。这是长老们应该要负的一个大责任，其他的全数可以在分家里事奉。一周两篇信息的喂养，不用家负责作，应该长老们全力去拼，拼出话语来供应全召会。各会所、各分家就让他们自由发展，不要过问，并要训练弟兄姊妹在各项事奉里有分，由他们去发挥。若不如此，这么大的地方召会，要再找别的路并不容易。如果一切只控制在长老手里，那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底下有用的人很多，却没有用上。换句话说，若是主把我们这些人都分散，分到五十个地方，一个地方平均五十个人，五十个地方就有两千五百人。我绝对相信，这两千五百人分到五十个地方，每一个地方很快就会达到五百人。说不定若是五十人到日本，过了三、五年就会有五百人了。然而，若是我们都留在这里，再等个五年，恐怕还是两三千人，因为已经到了饱和点。所以，除非我们看得对，转观念，改制度，人人各尽其用，往后才有可能繁增到数万人。

我们要问年长的长老们，有没有预备好接棒的人？若是没有，你们一退休，召会这“房子”岂不就要倒塌了。所以，同工们都应当看见这问题，在没有长老的地方，要成全出长老。在长老已经年迈，体力、精神都非常有限的地方，同工们就得有预备，快快成全新的长老，使他们可以慢慢接手，作长老的工作。若是不快快成全一批年轻长老，等年迈的长老一退去，长老的服事就会有空缺。所以，同工们都要看见这事，要带着别人作，教别人作，把人成全出来。否则我们的工作一旦达到饱和点，就无法繁殖扩增了。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转观念，转制度，就是要自己学着会作，也要带别人作。这个责任第一，在同工们身上；第二，在长老们身上。我们已过不是没有注意这事，虽然一再的题，但等到去作时，还是照着我们的习惯与个性，结果仍然没有作出人来。请记得，我们不是去代替，而是去带领人作。我们不仅要学作，会作，还要教别人作，这和我们的习惯完全相反。人都是习惯避难就易，就如水往下流一样。我们都习惯走容易的路，而教别人作的确不简单。所以，同工们在一个地方，一定要学习教别人作。

再者，关于讲道的问题。同工们要讲好听的道，实在说还容易，但是要讲针针见血，叫人受感动，被摸着的道，就得下功夫。只要同工们有一点常识和口才，有一点圣经的知识和属灵经历，要讲出好听的道并不难。但要供应出一篇使人听了会发生事情的道，就得花力气，有学习。道要能打到重点，这同工们要自己学；若是你自己没有经历，没有学习，就不要盼望话打到别人里面。等你有了经历，要去讲的时候，还要在讲法上有研究。不仅能打到人心里，有时还要能叫人受压。人是需要压的，压一压就会有东西出来，不压就没有东西出来。

成全别人是很花力气的，有些同工不太管别人，只顾时候到了就来作自己的工。他们想：“反正我会作就好了，至于别人要如何作，我不管。若是要我带五、六位弟兄一起作，那是很花力气的。因为我必须懂得他们的情形，还要就着他们的时间，和他们接触。然后要考量怎样改正、开导他们。”所以会不会教是一个问题，但即使会教，花费的力量也很大。自己作似乎是很顺手的事，很快就可以作好，但若一直这样，就不会有后果，不会有后代。这就是走容易的路，不走劳苦的路。好像作母亲的，要把孩子教出来，就需要真正的花工夫。若是没有花工夫，是很难把一个孩子带上路的，因为这不是一两天的事。

我们工作上目前有六十多位同工，但会作这个工，肯花力量作这个工的，并不多。有的人不一定会作，但大部分的人是不肯作，因为这是很吃力的。比方，某召会有二位长老，年事已高，同工们就应该从年轻人着手，找出两三位比较合式作长老的，在他们身上下功夫，成全他们。然而，我们几乎没有能作这种工作的同工。同工们在各处，都是作一种普普通通的工作，能作的就顺手作，整天好像忙忙碌碌。事实上，这种忙碌并不累人。若是你认真的去带一个人，那就真是要为难你了。所以在这点上，同工们的观念要转，不能说你所在的地方没有人才，乃是你缺少成全人。你若去成全，人才就出来了。你若不成全，人才自然无法出来。你不去成全，即使有人才也无法出来。人即便来了，也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只是聚聚会，听听同工们讲道，帮忙长老们处理一点事情；这是很难引起别人兴趣的。我们若要在主面前有用处，要关心主的家，就要拼上去。首先我们自己必须是这样的人，什么也不顾，就是要作出人来。这样天天拼，天天作，就会引起人的兴趣。

以我自己为例，在我服事的许多地方召会中，我作得最多的就是烟台召会。那几年我是相当用心的作，许多精华的年日都花在那里。那时我家住在会所隔壁，我早上八点一定到会所，开始忙着各样的事。中午回家吃饭，稍微休息，再到会所，直到晚上聚会前，回家吃了饭，再到会所，直忙到夜里十点才回家。一周七天都是如此，没有一天假期，但是召会中没有一件事在我手里。中日战争期间，有一天我被捕下狱，从狱里出来后，又生了重病。我在烟台养病一年之久，后来就离开了烟台。因着没有一件事在我手里，所以我也不必有什么交接。

那段日子里，有位弟兄作执事，一位弟兄学习作长老；我们整天都在一起作人、作事，所以能把人作出来。每周一我们从早晨八点，就开始训练探望的人，有时训练到下午三点。探望者就是长老、执事和同工这三班人。我们来在一起，不是商量事情，而是研究探望。比方，一位同工弟兄说，他今天有个负担无法卸下，因为他遇到一位弟兄在我们中间聚会很久，但现在有了难处。我们众人就一同研究这个人，他的情形该怎样应付。同时，也考虑谁去处理最合式。这个聚会就从早上八点，一直聚到下午三点。当然这班长老、执事和同工就受了成全，并且是实际的成全。

那时有位刘弟兄在长老会办的医院作院长，对主很有心，偶尔会到我们中间听道，但是还没有走这条路。弟兄姊妹对他有负担，就提起他的事来研究，大家一同看，到底什么时候该去看他，要怎样去看他，谁该去看他，看他的时候该怎样接触，要说什么话，都加以研究。所以，那时我们实在学了很多，并且主也确实与那样的训练同在。

当时一位张弟兄一直对这位刘弟兄很有负担，也常前去看望。一天，这位张弟兄提起要去看望他，但我们觉得时候不成熟。过了一个时候，张弟兄又提起，我们仍觉得时候未到。直到第三次提起，那天真是希奇，我们都看见圣灵的运行非常实际。他一题，大家都响应说应该去，并且下午就可以去。那么谁该去呢？大家都觉得应该是我和另外两位弟兄同去。我从来没有和刘弟兄接触过，但那天大家都有相同的感觉，所以我就去了。

那天的确有奇妙的事发生。这位刘弟兄在医院有个助手，也是位弟兄。当我们三人前去时，这位弟兄告诉我们，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因为刘弟兄昨晚作了个梦，看见李弟兄在讲台黑板上，画了一个耳朵内部的图样，里面还画了三块骨头。他醒来后，怎么也解不开这个梦，但是他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从早上就记挂这事，盼望主能差遣李弟兄来。当那位助手告知他，我们来访时，他们兴奋得都跳了起来。我们相见很喜乐，刘弟兄就把他的梦告诉我们。我从前并不知道人耳朵里有三块骨头，我就根据约伯记，向他解释人的耳朵是要听神的话的（三三16）。经过这次的交通，他们就明白，是主差遣我去开通刘弟兄的耳朵，叫他能听见主的话。那天过后，到了主日，刘弟兄就来参加擘饼聚会了。我在华北那么多年，从来没有一次擘饼聚会的空气是那样高，一开头就唱“我每静念那十字架”（诗歌八五首），大家都站起来唱，聚会空气高到一个地步，没有人能接。很自然的，刘弟兄就转到这条路上了。

所以，我们都需要花相当的工夫成全人。许多事我们自己作是很便当，但作母亲的都知道，要教儿女学会作，是需要忍耐，需要花工夫的。然而，这个工夫是有报酬的，就是会教出一些徒弟，成全出一些人。可惜我们不肯这么作，不会算这个帐。我们都是贪小便宜，避难就易，同工们十之八九都是这样。有的同工根本不会教，因为他根本没有学过。教是要花工夫的，学也要花工夫。同工们学的精神还是不够拼，学的功夫也不够深。要学就得研究，不能平平常常的作。平平常常作些例行公事是很容易的，但要专门作工就不容易了。专门作工就是要会带人，带人才是专门工作。

无论什么事，一专门就不容易作。以讲道为例，同工们一起服事一二十年了，什么样的道都很能讲；但是要把这个道讲得有效能，每一篇讲得命中要害，这就得花力气。作事情也是同样的原则，平平常常开一间店是绝对不会赚钱的；你若要赚钱，就需要动脑筋，创出新花样，才能作出结果。我们的工作也是同样的原则，同工们这么多年来，大体上都是殷勤作工，但果效不彰。若真是要有果效，就得同工自己下决心学习，然后再花工夫教别人。唯有长老或执事给你们作出来了，往下才会有果效。

此外，我们的成见都得去掉，成见也是我们的难处。人的成见很害人，譬如刚到一地，马上就喜欢什么样的人，或者不喜欢什么样的人，这是很大的毛病。我们到任何地方，不要喜欢人，也不要不喜欢人。我们没有喜欢的，也没有不喜欢的，我们一定要超脱个人喜好的感觉。总要花一段时间观察，不要一到某地就觉得这人是合我口味的，是我喜欢的。这些实在要不得。比方，我不喜欢人多言多语，若是有个人从来不太开口说话，我就非常喜欢他，但他却不尽功用。然而，有一位多言多语的，和我性格不合，却很尽功用。那么我要栽培那一个，成全那一个？乃是个个都要成全。常有同工说，我们这地方没什么人。实在说，是相当有人，只是这位同工不喜欢那样的人，他看那样的人不行，不只不成全他，还把他摆在一边。这些都是基本的难处。

作不出人来，乃是同工们的难处，也是长老们的难处。今天无论是同工或长老，甚至家负责或其他服事者都要看见，要成全人一定要不怕麻烦，不怕吃苦，并且感觉要超脱，要一直的教别人，俯就别人。我们都必须要有这种灵，否则，你我就没什么可作的。你若看看这里没有可用的，看看那里也没有可用的，那是不正确的。你到任何地方去，不行的人都得使他行，要将材就用，总要把人成全出来。我们都知道连动物都可以训练，何况是人；我们总要配合那个环境，把人作出来。

在有的地方，有些同工和长老很能干，但是他们打压人，打得太过了，什么人都看不起，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是最大的毛病。与其这样，不如让那些不能干的去作，去试试看，结果或许比能干的长老作得更好。打压别人是相当要不得的事，特别是同工、长老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随便打压人。你即使再能干，也不要打压人，乃要训练人。在工作上或在召会里，我们自己能作或不能作，都不是一个标准；我们能带出多少人，才是一个标准。不在于我个人是否能干，乃要看我能带出多少人。我一个人能作，不是个标准，乃是要看我是否能带出像我一样，并且比我还会作的人，那才是标准。这个需要我们大家都学功课。

今天工作和召会的扩展很缓慢，那个限制就在这里。众人不大容易去教别人，带别人，同时也不大能与人合作。好一点的，采取消极的态度，就让位不作了。所有年长的弟兄或同工，无论在不在位子上，都不是重要的问题。若是大家的观念能转，制度能改，年长的弟兄仍然在长老的位上，但是不限制人，也不拦阻人，只尽自己的那一分。另一面，要加入生力军，让中年的长老进来，往前去作，年长的在旁扶助，这就很好。可惜我们的难处就是把事情揽在我们手里，不愿意交出去，也不会教别人。我们把位子占据了，后边的人就无法给主兴起来，作有用的人。所以在这点上，大家观念要转，制度要转，而不是改作法。这全数是观念转变的问题。同工们转观念，长老们转观念，把人统统用上去，同工、长老的配合自然就有用了。愿主怜悯我们。

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讲于台北（全台同工长老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