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前五2~3说到作长老的人：“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监督他们，…不是作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这意思是，长老们应当牧养圣徒，并要监督圣徒，但不是作主宰辖管圣徒。彼得在这里所说的牧养和监督，在召会中是非常重要的。照约翰二十一章来看，牧养包括喂养（约二一15~17），因为牧人牧养羊群不仅是牧，还要喂。

召会扩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在这两点上有欠缺。第一，我们的牧养不够，群羊缺少属灵的食物，也缺少属灵的带领。食物就是“养”，带领则是“牧”。第二，是监督的少，照管的多。我们都知道，照管和监督是相当有分别的。按字面看，照管就是你来作，你负责。监督是你不作，别人作，别人负责，而你监督。目前在召会中，我们的照管，也就是治理，太多了。长老、家负责、排负责把所有的事都拿来自己作，而没有把事情交给弟兄姊妹作。我们应该取一个监督的态度，让弟兄姊妹作，而我们监督。圣徒们若是不会作，我们来指导；他们作错了，我们帮忙改正；有不妥之处，我们再来劝导，但始终都是他们作。

有一次，我在某处召会看到聚会前后，同工、长老们忙得不可开交，圣徒们连椅子怎么排，窗户怎么开，大小事都要问他们。这种作法就是只会吩咐人作事，不会把事情交出去给人作。吩咐人作事是一回事，把事情分出去给人作又是一回事。你手上可以有十件事、百件事，但是你统统安排给人，让别人作。这种作法不是你吩咐他们作事，而是你托付他们作事，把事情托给他们，让他们去作。另一个作法，是什么事都抓在你手里，人要作一件，就来问一件。你要作一件，就吩咐一件。这个包裹要寄，人替你写封面，帮你去寄；会所要整洁了，人来替你作整洁。好像你不发命令，别人就不会作，也不能作。

这是我在某处召会看见的光景，所以，我向同工、长老们建议：“你们必须把事情交托出去。会所作整洁，交给一部分人作；管邮件，交给另一部分人作。他们作了，一切事就都给出去了。你们不要再发号施令，不要再吩咐了。”这样一来，聚会时，同工、长老们应该是轻松愉快的，因为事情统统不在他们手里，而是在众圣徒手里。

现在，我们要来看牧养的问题。在牧养的事上，无可疑问的，第一，要养；第二，要开导。今天在召会中，“养”就是要用主的话喂养。所以，不仅要弟兄姊妹聚会时灵强，灵释放，灵新鲜，大家都很活，乃要看众人是否真实地得着供应和喂养。活是一件事，释放是一件事，但众人是否实在得着生命的供应和喂养，又是另一件事。

在徒二十32，保罗说，“我把你们交托神和祂恩典的话，这话能建造你们，叫你们在一切圣别的人中得着基业。”这意思是，我们喂养弟兄姊妹，必须用主的话。我们有个从基督教来的观念必须改掉，就是认为信徒需要借着听道，才能得着喂养。基督教里的人常说，需要道理来教导、栽培、造就人。事实上，喂养才是比较好、比较实际的路。基督教留下一个风气，认为必须用道理教训人，培养人，因而产生了专门讲道的人，如传道人、讲道牧师等。若是一个地方没有牧师、传道人，就要花钱聘请一位。我们中间多少也受这种风气影响，虽然我们觉得雇人作传道不好，花钱请牧师也不妥，但我们中间有所谓的同工。所以，众圣徒都认为同工会讲道，同工是专门讲道的，讲道乃是同工的事。实在说，这种心态是不合宜的，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思想。若是全时间同工，成了专门讲道的，原则上是换汤不换药。

圣经清楚给我们看见，长老要牧养神的群羊。提前五17说，“那善于带领的长老，尤其是那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当被看为配受加倍的敬奉。”这里说，善于带领的长老，乃是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所以，喂养和牧养就是教导，必须要用主的话。在一个地方召会中，喂养和牧养是长老的事，如同在一个家庭里，是父母的事一样。所以，长老们不能再有借口说，“我们长老没有一个人有讲道的恩赐。”这种话是受了传统基督教的影响。我们中间开始时很得弟兄会的帮助，他们是首先恢复召会生活的一班人，但他们很注重恩赐。他们认为没有话语的恩赐，就不能传信息。然而，这几年来，对林前十四31，我们看得很清楚：“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所以，“我们没有恩赐讲道”这个观念，应该要连根拔除。我们都需要学习用神的话喂养人。

不要在意自己有没有恩赐申言，因为圣经说，“你们都能一个一个地申言。”以姊妹们为例，绝没有一个姊妹成家了，却自己不作饭。当然，可能有很多姊妹会说，她不会作饭。一九六二年，我到美国住了十个月之后，本来是不会作饭的，也变得会作饭了；因为我即使不喂养别人，也得喂养自己。从前我只会吃别人作的饭，结果把胃吃坏了，得了十二指肠溃疡；这是我自己不会作饭的结果。然而，我吃了十个月自己作的饭，我的溃疡就好了。我的意思是，我们从前太倚靠别人。地方召会的长老带头倚靠工人，把工人抬得太高；就好像请了一位大厨师到家中，看到他作的饭菜，自己就不敢动手了。实在说，有的同工在讲道的本领上，可能比长老还差得多。这并不是要揭谁的短处，而是要大家一同蒙光照，一同来看到底我们错在那里，问题在哪里？我们有一个极大的错，就是以为谁作了全时间服事者，谁就会传道；谁不是全时间服事的，谁就不会讲道。这是错误的观念。

当然，一面说，我们一个一个都能申言，这是对的。但另一面，我却不信人只要一全时间服事，就会讲道，身分就不一样了。各地的长老们都要转这个观念，不要以为一全时间就会讲道了。没有这回事。有几位长老弟兄，他们讲的道，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比方，有的人开口讲道，好像拿枪打仗一样，开了十几枪，对方还是活蹦乱跳，没有命中要害。然而，那几位长老只要一开口，即使只是开了“半枪”，就能命中人的要害。若是这些长老弟兄肯拼，他们一定可以讲得比同工还要有果效。因为讲道，不是要讲好听的道，得人的称赞；就如打拳不是要打得好看，得人的喝采，而是要命中要害。所以，有两种讲道，一种是玩票似的，口才、用辞遣字、知识、声音都很好，但是讲了半天，没有效果。另一种是讲出真实地情形，针针见血，摸着人的心。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玩票似的道，而是要人命的道，一开口，就针针见血，命中要害。所以，不要管好听不好听，措辞对不对，重要的是要能打中人心。美国大布道家慕迪（D. L. Moody），有一天在台上传完福音后下了台，有位教育程度很高的人来对他说，“慕迪先生，你刚刚在台上，有一句话文法讲得不对。”慕迪的学历不高，年幼时就在他舅父的鞋店作学徒；但是被主得着后，大发热心，而后出来为主作工传福音。他放胆的对那人说，“是的，你的文法对，但你上去讲讲看，有没有人得救？”慕迪很清楚他讲道不是教英文文法，而是要带人得救。所以，他不在意文法对不对，只要人得救就可以了。

虽然有的长老说话有个腔调很难改，也很难说出一篇漂亮的道；但只要他肯操练，必定能说出针针见血、命中要害的道。不像有的人讲了一篇漂亮的道，好像演了一场好戏，却一点也不摸着人，不影响人。有的同工口齿清晰，讲得动听，又有条理，但是讲到末了，没有一点果子。他在一地作了两年，那地还是原来的样子。反之，有的人虽然道讲得不怎么样，却有果效发出。我们都要讲这样有果效的道，相信我们都能这样操练。

再回头来说，那一个人不会烧饭呢？这个自己不会的观念一定要改。长老们不要再盼望同工站讲台，不要一直觉得自己所在的召会不行，必须同工讲道才能应付。除非同工真是对那里的召会有心，才能讲出“打死人”的道，而不是只讲飘渺好听的道。否则，同工们讲道也没有用，不过是撑时间。所以，长老们要学习自己作，就好像你家人要吃饭，没有厨师，也没有钱雇人，你岂不自己烧饭么？说这话不是要贬低同工，而是各地倚靠同工太过度。我们传统的两个观念一定要改：一个是聚会里要听道；另一个是只有全时间的人会讲道。长老们若肯把这两个观念改一改，必会蒙极大的拯救。

有的长老觉得，自己没有受过什么训练，圣经读得也不多，实在无法讲道。正好附近召会有位同工，他懂得比较多，所以每周请他来帮忙讲一篇道。实在说，这个帮忙十之八九会叫圣徒挨饿，因为那位同工不一定对当地有负担。真实地讲道必须有负担；要讲道，就要有负担作工，非把圣徒里面的火点着不可。所以讲道时，一次要打中十个；讲十次，就要把全体圣徒都打中。讲道是要去点活人，叫人发热心，若是没有这个负担，就不要讲。长老们有责任喂养众多的群羊，就如作父母的不论何等不会烧饭，也要尽力买米买菜，烧给儿女吃。虽然不一定好吃，但起码能温饱。若是长老们有这样一个心，局面必定会改观。

有人可能会问，要如何预备食物呢？我们中间的书报是很丰富的，你们可以从中加以研究，找出合你们需要的。就如孩子们需要某种食物，父母到市场买菜回来后，还得研究作法，如何把这些菜作成可口的食物，给孩子吃。父母不能倚靠人，总要自己作。在这一点上，我的确有个很重的负担，盼望长老们能改观念。这样，责任就在长老们身上，同时长老们的用处也会加多。这个果效比同工们驻守在那里讲道要强得多。

已过我们中间的弱点，就是长老们觉得同工是全时间的，是专作这一行的；所以，讲道是同工的事，不是长老的事。盼望弟兄们特别是长老们，这个观念一定要转。实在说，只要长老们肯拼，你们讲的道定规比同工讲的还有用，因为你们身在其中，知道圣徒们的需要。或许你们的道讲得不一定好听，但是结果绝对有用处。

我曾在中国华北，看见很会讲道的人，但是好听的道讲了三、四年，却没有任何结果。反之，有位弟兄既不会讲道，也没有口才，结果青岛召会却是他建立的。一九三四年，当他初到青岛时，连一个弟兄都没有，他就住在楼梯底下的一个小房间。到了一九四八年，十四年后，那里一天受浸的人数，达到七百多位。虽然他不会讲道，但是他讲的都是实用的道。他在那里治理召会，带领召会，他知道圣徒们的需要。他虽然不会讲道，但他会为着圣徒的需要，去研究该讲什么。譬如，圣徒需要吃大豆，他不大会作大豆，但无论如何他把大豆弄来了，认真作好之后，即使味道不好，大家也都吃下去，结果都得了益处。所以，那地的召会建立得很扎实。

反倒是有些地方讲飘渺之道的人，都是好听而没有果子的。所以，长老们只要肯花工夫，结果绝对不同。附带的说，我们的确需要长老们拿出时间，有些地方的长老，甚至应该全时间。这是合乎提前五17所说，“那善于带领的长老，尤其是那在话语和教导上劳苦的，当被看为配受加倍的敬奉。”这里说长老要受敬奉，受物质的供给，乃是指全时间服事的长老。在召会中，有的长老的确应该把时间全都拿出来，治理召会，而有的全时间弟兄，应该去带点职业。因为全时间弟兄的功用，若不是那么显明，就不要浪费时间，应当去作一点别的事，而有的长老却应该把时间完全拿出来，全心照管、治理召会。

总之，基本原则就是长老们如同家中的父母、或是大哥哥、大姐姐，应当让家人吃饱，作牧养、喂养的事，而不能只靠同工。真正有用的同工，应该省出时间，出外开展工作。同工们一直留在当地，就会被捆在地方召会，这在原则上不一定上算。

长老在召会中，对圣徒，第一，要牧养；第二，要监督。意即牧养之后，要交托人作事情，这不仅是教导，更是把事情交托给人。长老把事情交托之后，就要监督。监督的意思是长老完全不作，而是让弟兄姊妹作，让他们作主，出主张，长老不替他们作，不拿主意。譬如，长老交给一位弟兄作少年工作，他就不需要再去照管少年工作，而要让那位弟兄作，他只要在旁边作监督。若是召会中每一件事，都交给弟兄姊妹作，这样就把人统统用上了。

我们把事情交给别人作，是让他们作主，不是由我们治理。以中国已往的海关制度作比方，从前因着不平等条约，海关的关税权被英国政府取去，一定要由英国人作税务司。税务司才是真正的海关执行人员，中国政府只派一个监督去看管，而监督根本没有实权。我说这事的重点不在那个不平等条约，而是我们要培养弟兄姊妹个个都作税务司，同工、长老只作监督的。可惜，今天各处的同工、长老、家负责都像税务司，所有的事统统抓在手里，这不是召会应有的情形。越是长老越应该监督，越是责任多的越应该不作，而要学习让别人作，自己只作监督，这样就自然的把人带进服事了。

或许有人要问，若是让弟兄姊妹服事，他们出错了怎么办？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态度要开放一点，相信他们即使错，也不会错到那里。台湾各地召会都已经有一点上轨道，即使他们出错，也不会错得太离谱。然而，当他们真的有错时，就要监督他们，帮助他们。这样效果就更大，事奉的人也就更多了。

长老们对圣徒既牧养，又监督，并且把事情交托他们作，完全让他们作主，赋予主权，但这并非他们就独立了。譬如，一个召会里有八个分家，长老们把事情分给八个分家，并不是说他们就独立了。虽然是分家分排，但众人仍是一个召会。长老们乃是作监督，不是“作主辖管所委托你们的产业”（彼前五3）。长老们要牧养圣徒，把事情交托圣徒，监督他们，把主权交给他们，让他们发展。

以台北召会为例，有的会所真是人才济济，一个会所的人才，比乡镇十几个地方召会的人才加起来还多，可惜开拓不多。原因就在于既没有牧养，也没有监督。要知道，吩咐事情并不是监督，如果只是吩咐，事情还是没有交出去。什么叫作交出去？乃是彻根彻底的把事情交给人。譬如，责成一个弟兄去买录音机，连钱都要他去拼出来。他要买好的，买差的，买大的，买小的，钱从那里来等，这些事都必须他自己到主面前，和配搭的人一同祷告拼出来。

另一面，长老们不要把录音室的钥匙放在自己口袋里，倒要把钥匙交给服事的人，门怎么开，怎么关，怎么管理，都是他的事。长老只要责成他，交给他，然后在后面作监督，就可以了。若是他把录音机随意放在长老室，就提醒他要放好。他若没有放在心上而弄丢了，你也感谢主，回去为他祷告；因为录音机丢了，他就学了功课。不要以为这是在说笑话，只要长老们的方针、制度改一改，人就起来了。

有的长老们和我辩说，“李弟兄，弟兄们都很忠心的在服事。”我说，“我知道弟兄们忠心，也都好心好意。但是这个忠心和好心好意，把所有的事都抓在自己手里，就把弟兄姊妹们的功用给杀死了。”总不能同工、长老在一个地方作了两年，结果是同工被捆在那里，长老也被捆在那里，而别人都不能用上来。我们要改观念，要尽量把所有的人都用上去，把事情交给他们作，不要怕他们错。我在洛杉矶时曾把特会交给少年人作，他们怕自己犯错，我就告诉他们：“盼望你们多错一点，这样就会被成全出来。”我们作工，最宝贵的就是能作出人。

所以，我们的制度应该有所改变。只要观念一改，制度就容易改。召会牧养、喂养的工作，的确需要各地长老们花力气，费工夫，拼上去，就像喂养自己的孩子一样，非弄出吃的东西不可。我们要把同工从地方上调出来，不用担心全时间同工一离开，各处召会就不行了。这些年来，台湾各地召会的确太倚靠工人，并且这种倚靠的心理太深。同工到各地方召会作工二、三年，实在应该可以走了，因为这个地方应当带出人来。然而，现今带人的风气没有，都是代替。同工越作，自己身上的工作越多，别人却一点也尽不上功用。譬如，一位同工初到一个地方召会，身上责任并不多，作了二、三年，该召会的责任却全都在他身上。统统是他作，别人都不需要作，只要听他吩咐。这样吩咐的结果，一个责任也没有交出去，一个负责的人也没有作起来。最后，这个同工真是走不开了，因为他一走，召会就没有人支撑。好像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作顶梁，他这个顶梁一挪开，房子就要倒塌了。按原则，同工在一个地方作，如果他是顶梁，慢慢的应该把另一根柱子加上去，之后再加一根柱子，等加好十五根柱子，他就可以走了。这才是作工的原则。

我在一九五三年的训练里，曾一再的说，同工到一个地方，要带领圣徒，但绝对不要代替他们。然而直到今天，我到中南部访问，看到代替的成分还是相当多，带领的成分却相对的少。同工们都是代替众圣徒作，把事情抓在手里，一直吩咐别人。若是这样，一旦同工走开了，就没有人会作了。这是错误的作工，正确的作工应该是越作越带出人。

一九四六年我蒙主带领到南京，头一次弟兄们要我起来交通时，我的第一篇道就是说，“我来了，弟兄们都觉得很快乐，以为我到这里，是来帮助弟兄们。不过，我愿提醒弟兄们，我来了之后，你们的责任一点也不会减轻。我是带了满身重担来的，我只要作一天，身上的重担就会转一点到你们身上。我作了一年之后，身上都没有重担了，重担都是你们的了。所以，我不是来帮你们的忙，而是来给你们找苦差事。”结果，我在那里作不到两年，南京的责任完全在弟兄们身上，全数都是由他们作。

然而，今天我们的同工出去到一地一地作工，却不是这样，好像一作就走不开了，就把地方召会的责任全拿起来，完全摆在自己肩头上了。有些地方，同工们不仅代替弟兄姊妹作，也代替长老作。长老们好像是签字的长老，实际的一切，都是同工作。难怪召会的人数不能增加，工作不能开展，主要原因就是只有少数同工们在作，而各地该用上的人都没有用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第一要改观念，第二要改制。不要再代替别人作，最多只能带领他们作。等到他们会作以后，就完全让他们作，我们在背后，在旁边监督就是了。这样，相信人才会产生出来，人人将材就用，每位弟兄姊妹都会有用处。之后，要就每个人的情形，把他摆在有用的地方。

有的同工在一个地方作了三、五年，到末了还没有一个长老产生。问原因，说是没有一个够资格作长老的人。这个问题，大部分是出在同工们的观念和作法上。所以，我们的观念要转，制度也要跟着改。改制的意思，并不是不要同工们作了，而是同工们要作得更多，有用的人要带进来更多，工作果效也要更多。

有人建议，要不要把同工从地方中拔出来？同工要不要从地方中拔出来，不是重点；重点乃是要转观念。若是观念不转，作的制度不改，即使把同工拔出来，也不会有多少好结果。因为同工们无论在哪里，都会照着老观念、老作法，不会带领别人作，只会代替别人作。这样，即使把同工从地方上拔出来，也没有多少用处。因为他到别处去，也是去代替别人作，至终仍是带不出人。

然而，若是我们观念转了，作法改了，即使同工不拔出来也不要紧。譬如，一位同工弟兄在三会所，改了观念也改了作法，完全是带领别人一起作。结果，一年内人数翻了一倍。如此，这位同工自然不需要从三会所拔出来，送到乡镇去开展。因为他在乡镇即使能作一点，作了一年，最多可能只得五十个人，而且得的大多是些初中毕业生。当然人的灵魂在神面前没有轻重，但是功用上还是有点分别。所以事实上，乡镇的工作不过使地方召会数字增加，人数却不一定增加。我们若是够智慧，就应该作大城市和学校。同工们留在三会所可能作出一千人，召会数字虽然没有增加，人数却可能大增，而且作出的品质比乡镇高。以台北为例，台北是个大城市，人口众多，若能作到十万人，学生有两万人，就相当可观。这比到深山得着零星的少数人有果效多了。

台北这个大都市，人才济济，大学林立，实在需要好好的作。所以，同工们不一定要拔出去，原则上是需要改作法，改观念。一个同工若是留在当地召会，但是作法不同了，不是代替别人作，而是带领大家作，到一个地步，甚至能让别人带领他作，这是何等的好。代替别人作很容易，带领人作并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脾气，人要他烧饭，他就请人出去，要自己作主。他需要人洗菜、切菜时，才叫人进来。有时，即使人帮忙洗菜、切菜，他都不一定满意。我们都是这个脾气，一作就要包办的作，统统是自己作。这是天然的作法。

然而，若是我来烧饭，还能带着四个小徒弟，这就真是有本事。到末了，徒弟变师傅，师傅作徒弟，师傅跟着徒弟学，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那就更有本事。我们在美国的工作就是这样，许多地方开头是我带着人作，我作师傅，人作徒弟；现在人慢慢都作师傅，我就作徒弟。当我看他们作的时候，我又看出门径，我就再作他们的师傅，让他们再学一学。这样，就把人才都用上了。

一九五八年，我到美国，住了比较长一段时间。原先是盼望有同工弟兄到美国作工，但是末了，我觉得同工们还是不要来的好。因为同工们一来，就是作自己的一套，而不能用别人，结果工作一点都作不开。不仅同工们在美国的功用施展不开，即使是台湾学生到美国来，起的作用也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同工无论到那里，都是代替别人作，而不能带别人作。作同工的，要学习带领别人作，发现人有一个长处时，就要让他作，甚至受他的带领。以后，发现他有不合式之处时，再带领他，总要让他作，这样才能把人用上。我们工作发展得慢，就在于这两个主要原因，牧养人不够，并且交托、带领人的工作也不够，一直都是少数人在作。

再者，同工们到一个地方，不仅都是自己作，并且要人听他的话。譬如，一位同工到某地服事，就盼望某地长老都听他的话。若是长老们不听，他就回报说他无法作工，因为长老们不同心，不要他作，所以他不能作了。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同工们到一个地方，不仅要带领人，有时也要受人带领，这样才能把人都用上。仅仅把同工们从地方上拔出来，而观念不改，制度不变，也不能改善情况。重要的是观念要改，制度要改。同工可以在一地一直作，但事情不要抓在自己手里，不要代替圣徒作，乃要带领圣徒作。作到末了，每一件事都在圣徒手里，所有的人才都被作起来，这才是正路。

有人曾对我说，“李弟兄，感谢主，主在洛杉矶替你预备那么多有用的人。”实际上并非如此。以洛杉矶召会与台北这里相比，可说相去甚远。这里都是“研究生”，那里都是“初中生”。问题在于这里没有把人才统统用上。我不是说笑话，也不是说讽刺的话，你们这里可用的人才太多，却统统没有用上去，因为事情一直抓在你们少数人手里。你们要把事情交出去，开导圣徒，并且监督他们，让他们去作，人就统统出来，统统事奉了。

在洛杉矶召会没有所谓的受浸谈话，大都是圣徒们带来就受浸，而受浸后存留率几乎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然而，这里有二千人受浸，留在召会中的却不一定有一百人。所以，我们实在应当好好考量我们的观念和作法。当然，光从作法上改是不行的，仅仅把同工从地方召会拔出，召会仍然是弱的，并且同工反而没有地方可以作工。因此，还得在像台北这样的大地方，由同工协同长老，协同家负责开展工作。台北这里条件优厚，同工们若都拼上，和长老们同心合意，开展必定很快，一年半载应该能作出两三千人。然而，同工若是到一个小镇，即使作了十年，也未必能得两千人。

此外，我们应该把力量放在学校。台湾的大学位于三大中心：台北、台中、台南。所以，这三个中心一定要作学校；若是不作学校，就是没有眼光。我们要集中全力作这三个中心的学校，因为这个工作是事半功倍的，能得许多青年人。这三地的召会有各样的条件，只要圣徒一出动就会有结果。这比你到一个只有五、六万人的小镇开工，来得轻而易举。因为在小镇作半年，也不一定能得二、三十个人。

我们工作的方针应该是这样，在台岛这里作大都市，作中心，作学校。功用比较显明一点的同工，每年都该出国，因为国外的需要很大。换句话说，每一个功用显明的同工，最多一年九个月在国内，最少三个月或四个月出去，到日本、南韩、香港、菲律宾、新加坡、或者印尼都可以。

现在最急需帮助的一个区域是印尼，即使有三个同工长年住在那里，也不够应付那里的需要。我们没有那么多人，只好一个人去三个月，另一个再去三个月。香港、日本、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有急需，不过门开得还不够多。菲律宾不是不需要，但是菲律宾已有一个基础，他们自己能作出相当的事。然而印尼不同，若是同工不去帮忙，他们就没有办法往前。他们自己没有力量，并且道路的基础还没有打稳。这三、五年，因着同工们的帮助，那里是有些往前了。若是仍停在三十年前所受的带领，一定构不上时代的流。那里有将近一亿人，是全世界人口第五大的国家，实在需要有人去帮助。只要有人到那里一作，果效是很可期的，因为当地的门是敞开的。在我们周围的国家，门几乎都是开的。所以，盼望功用有点显明的同工，每年都出去三、四个月，其他八、九个月留在当地召会或会所。这样，同工们的用处就多了。譬如，若有十位以上的同工可以这样出去，一个人三个月，十个人就有三十个月。这三十个月能帮助外地许多的工作。这样作，工作的益处更大。

总的来说，我们要把握三个工作重点，第一在台湾作大据点，第二作学校，第三往外国去帮助。外国的门已经开了，只要同工们去作就是了。当然不是说每个同工都出去，也需要有人留在这里应付需要。出去的人，一定要有一点用处才可以。换句话说，总得能作出一点工作。所以，我们不能随便派人去，随便派人等于没有去，反而砸了招牌。相信最少十位到十五位是可以去的，每一年都出去。平常同工们都在各会所、各地方召会，带领人作，到了有需要时，出去也就没有关系了。

发展台湾的大据点，推动学校工作，并且让有用的同工每年都出去，不能到远处的，就在东南亚一带，以及日本、韩国，这样的益处是非常多的。等到学生们得救后，他们回到家乡，福音就会慢慢普及到他们所在的乡村。这样，就不需要同工从大地方召会拔出来，到小镇开辟工作。同工们还是在大地方召会作大据点，推动学校工作，再往外国去，这样作是比较有利的。盼望同工、长老们，都把这件事带到主面前看清楚。不要以为同工非留本会所不可，让他们一年出去三、四个月，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召会最大的需要，就是人都能尽其用；然而，这是召会中最难作到的一步。长老们都要认识，任何人都能有用，千万不要以为某会所有人才，唯独自己这里没有人才。每个会所都有人才，这完全在于我们的作法。所以第一，同工们要把人用上去，成全圣徒，带领他们作。关于这一点，同工们一定要彻底的改观念，下苦工，因为带徒弟不是容易的。年轻人来了，意见就来，但千万不要一下就把他们打掉，因为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意见的。我们一面打他们的意见，一面还得保留他们，带他们往前，这才有用。

在年轻人身上，很难当下就看见他日后的光景如何？以倪柝声弟兄的经历为例，他和他母亲都是借一位女传道余慈度姊妹得救的。在他十七岁得救的那天晚上，他也同时蒙召，愿意放下学业，学习事奉主。他母亲因着得救后开始爱主，就同意他奉献自己给主，并送他到余慈度姊妹在上海所办的圣经学校就读，受训练如何事奉主。有一天，余慈度姊妹要倪弟兄送信到邮局。当时因路况不佳，倪弟兄花了较长时间才回来。余慈度姊妹认为他年轻贪玩，就叫他退学。其实，倪弟兄并没有趁机出去玩，也没有偷闲，结果却被送回家去了。他回到福州，继续到三一书院就读。

后来，倪弟兄遇见和受恩姊妹，在她手下受教；和受恩是一位非常严格的姊妹。当时，到和受恩姊妹那里受教的，有六十多位青年弟兄姊妹，结果一个个都被和教士骂得离去，最后只剩下倪弟兄一个人。倪弟兄常常把自己送去挨骂；但有时也会同和教士辩驳。那时，他和一位王弟兄互不相让，和受恩姊妹知道了，就常对付他。和受恩姊妹什么事都叫那位弟兄作，倪弟兄就去质问和受恩姊妹，和受恩就说，“他比你年长几岁。”之后，有一次要为几个人受浸，有一位弟兄年纪更长，结果和受恩姊妹还是让王弟兄作。倪弟兄又去问她，她就说，“我就是要他作。”和受恩姊妹认识倪弟兄是个材料，所以一直的对付他，也一直的托着他。以后，倪弟兄见证说，他是真正得到和受恩姊妹的成全。他一直挨骂，但是他没有灰心，因为和受恩姊妹一面骂他，一面仍然托着他。所以末了，只有倪弟兄一个人在和受恩姊妹手下成材了。

我们都要学这个功课，不要冤枉了少年人，还丢下他不管。年轻人的意见当然是要受对付，但是你对付他的时候，还要托着他，系着他，不让他走；就算叫他难过，也绝对不要放弃他。总要一点一点的带着他，因为若是现在不带，将来我们会后继无人。

此外，我们要谈一点有关同工从地方召会拔出来的问题。这在每一个地方，都要实际的研究。譬如，一会所有三、四个负责弟兄，若是长老们把事情交给你们几位去作，你们要怎么作？你们若把事情都抓在自己手里，就大错特错。这等于又多了一层治理。长老以下有会所负责人治理，下面又有家负责、排负责，这样就有四层。事实上，这不是治理。长老们应该考量，如何把所有的圣徒都用上。在治理上，层次不要那么多，最好是照圣经所说的，只要有长老、执事就可以了。作的时候要把人带进来，人不会作，就带领他们作；他们作错了，就给他们一点改正。不要他们作错了，就不要他们作了。他们越作错，越要给他们作，总要一直带着他们作。

这一种工作与服事，是我们最缺乏的。不论是长老治理也罢，是会所负责治理也罢，无论怎么治理，原则就是要把人统统用上，就是要让他们作。开头的时候，可能会吃力一点，要教他们，带他们，改正他们，并要忍耐他们，担负他们的弱点与失误。等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能作出来了。我们这些人好像是种果园的，不是我们自己结果子，乃是栽种果树结果子。我们不过是作灌溉、修理、消毒的工作。令人担心的是，如果全数是一个人在作灌溉、消毒、结果子的工作，那就不好了。我们要把人个个都作活了，都能摆进来，训练他们作，使他们有用。这个工作是同工和长老们应当努力学习的。

这些基本原则，在《长老治会》一书中都说过，甚至在《工作的再思》中也一再提及。长老们不要亲自去作，乃要让别人作，监督别人作，这样才能把众弟兄姊妹都带进来。不但如此，还要教他们作，带领他们作，甚至改正他们，叫他们都会作，使他们个个都有责任。这样的工作是急需的，并且是有效能的。我们的工作要开展，就必须这样来作。

这并不是要同工们都从召会中拔出来，到别处开工，而是我们的观念和制度要改。若是这个观念、制度不改，还是老制度、老作法，即使同工们到别处去，即使地方召会的数字增加了，总人数也不一定会增加。现在我们观念改了，制度改了，就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重点的作工，像打鱼一样，鱼多的地方加倍的作。如此，同工和长老协同来作，果效就多了。同时再作学校，果效就更加倍。我们不要从大地方换到小地方作工，乃要专门打重点，挑重心作。相信这样的工作，能扩展得很快。就如台北这个大地方召会，常聚会的人数目前约三千以上。若是这三千以上的人都能动用，统统摆进来，五年以后，这三千人可以带进十倍的人，起码能作到五、六万人。那时，这个大都市的地方召会必定很强。其中若有一万多名学生，那个见证和影响就更大、更明亮了。

若是把同工们拔出来，调到乡镇去，这些同工们的功用就减弱了。同时，召会留在长老手里，若是长老的作法还是一样的老旧，大部分都是代替人作，而不是带领人作，那么召会就弱了，因为缺少同工那一分的帮助。所以，重点是同工、长老的观念要转，制度要改，不要代替人作，乃要带领大家作，训练大家作，使每一个人都派上用场，那就有前途了。否则，我们即使在这里有点热心，里头烧起来了，也不过是我们这少数几个人。我们乃必须学习把工作，作到群众中间，把每一个聚会的人都作到有用，让他们有机会学习事奉，学习受改正，受训练，受带领。慢慢的，这个工作就会是大多数人一起发展的。

一九七一年一月一日讲于台北（全台同工长老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