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台湾的召会一直往前，而同工们也肯接受负担，出去帮助国外召会，结果必定相当可观。同时，主若带领，最好一年，最多二年，能在这里有一次集中的聚集或训练，国内外各处，及其他地区圣徒都可以参加。这样的训练以三周、或一个月为期，各地圣徒来在一起，一同参加训练，就好像从前以色列人过住棚节一样。若是不能每年一次，最少两年一次，东亚各地有事奉、有追求的弟兄姊妹，来在一起受训练，大家共同生活，一起聚会交通。相信这对众召会必有相当大的帮助。

同工们从台湾出去作工，要注意有追求、有前途的人，甚至可以鼓励日本、韩国、或南洋的青少年来台读书，参加聚会，学习文字，培养翻译人才。等他们学成回国后，就会有相当大的助益。这里的同工有人去，海外各地有青年人来，这样交流的结果，工作必能事半功倍。

另一面，这样工作的结果，当然会加重台湾众召会和同工们的负担。无论是在属灵上，时间上或物质上，负担都会加重。因此，台湾众召会应该为着别处召会，有十分之一的奉献。这意思是，各地召会不论收到多少奉献款，一定要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主，就像当初利未人收到以色列人十分之一的奉献，再从其中提出十分之一奉献；这是讨主喜悦的事。千万不要以为你们召会的收入不多、不够，就觉得无法实行。这个不多、不够，恐怕是因为你们太为自己、太自私了。因为圣经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路六38）

盼望从一九七一年一月起，各地召会能实行召会十分之一的奉献。比方，某地召会这个月有一万元奉献款，而他们本身需要一万二千元。这不够的部分怎么办呢？你们还是要拼出来，把应该奉献的十分之一先拿出去，剩下不够的交给主。这就是试试主。玛三10：“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主说，我们要以此试试祂，是否为我们敞开天上的窗户。所以，不要以为一定要等到奉献够了，才把十分之一送出去；你们要凭着信心，把十分之一先拿出去。相信各地召会若这样实行，召会以后的奉献必然大增。这样的拿出去并不是减少，而是从主那里加倍的赚得。你给主，主就给你。不仅个人的蒙福如此，召会的蒙福更是如此。

台湾各地召会不管够用不够用，一定要凭信心拿出十分之一奉献给主，这件事绝对是蒙主祝福的。这不仅是我们的试验，也是历代召会和圣徒都能证实的。从没有一个人因着爱主，把财物奉献给主，而受到损失。总是到末了，主所给你的，比你给祂的还要多。没有一个例外，不仅个人如此，团体如此，连召会也都是如此。人常只看眼前的，没有看见长远的。各地召会要是能如此实行，必能带进主的祝福。

比方，台湾众召会应该为韩国的需要有所奉献，帮助他们在那里买一块地，好预备盖会所。当然，这不是短时间能作成的，但我们总要求主这样带领。若是主有带领，每一年或每二年，有一次全东亚各地召会的大聚集，为着这个聚集，也有大量财物的需要，要众召会一下子拼出来，恐怕负担太重。各地召会不妨为着这需要，每月都有奉献。这不一定要呆板的实行，若是各召会有引导，就将款项寄到台北总执事室，指定是为着东亚大会用的。这样慢慢的集一点，等到大会来到，财务上就比较容易负担。所以，我们应当为着主的缘故，为此有点摆上。

又比方，我们看见台北三会所和一会所，都有很大的场地，能容纳上千位圣徒，但是会所本身都需要翻修。我们若是要有训练，这两个场地都不太能坐到二千人。我们现在实在需要一个能容纳两三千人的地方，为着训练使用。将来为着一年一次、或两年一次的东亚大聚会，我们一定需要租个大会场，能坐到一万人。当然，我们可能无法在台北盖造这样的大会所，但是台北召会本身应当有一个会所，是能坐到两千五到三千人的场地，为着我们经常办理的训练使用。

提起训练，我必须有点声明，同工们不要只看我一个人，把所有的担子都堆到我身上，我也吃不消这么多的负担。自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回来，聚会已经多得让我喘不过气。再加上书房的担子，也天天加在我身上，我常常需要处理稿件到半夜。所以，盼望弟兄们接受一点负担，不管我能回来还是不能回来，这个东亚的大会，最少二年要召开一次；相信这对众召会的帮助是大的。当然若是体力、时间许可，我会回来帮忙，但是请众人务要共同分担。

关于这个大会的时间，当然是在假期比较合式。可能大家会觉得夏天比较合式，因为有相当多的弟兄姊妹都在学校，有的是教职员，有的是学生。但是我在美国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夏天，夏天是美国工作最好的机会。照往例，我必须在暑假作工，暑假作的工比一年作的还有果效，所以现在都已经订好了，今年六至九月，一直有特会。这三个月的工作很紧，但这三个月工作的收成，可以抵得上整年的工作。所以，我无法在夏天来台北。因此，为着这个国内外的大聚会，实在需要弟兄姊妹能接受负担祷告。

这样的集中训练，实在是有需要，也是一个莫大的帮助。就如我们前一周，有本岛各处的人来在一起训练，这样的训练对各处召会都有很大的帮助。最近各处福音聚会都有一些成果，相信多少都是因为这个训练的加强。当然召会也是有一定的基础。有了基础再加上训练和大会，圣徒里头一定会烧起来。现在南洋、日本各地都有一点基础了，同工们再到各处去作工、加强，然后在这里每一两年又有一次大会，大家来在一起，烧一烧，再回去，那就更厉害了。所以，这实在是一件不可缺少的事，盼望弟兄们在这事上多有交通，也一同印证这个需要。

同工们出去各地，一定要知道工作的方向。一面要加强各地召会，开展他们的工作，预备人才，培植人才；另一面，还要帮助他们到台湾参加大会，使他们能提早预备，吸引新人或有用处的人前来。盼望同工、长老们都了解这个情形，众人为着主的见证，一同往这方向努力。

相信主一定会祝福、开展祂的工作，所以，各地召会应该接受这个负担，召会中的奉献要有十分之一先给出去。若是你们有清楚地引导，这十分之一要送到那里，你们有绝对的自由。若是你们没有明确的引导，是否众召会的长老们，能有一个定规，没有清楚引导的就寄到台北，或者在总执事室开一个账户，管理各地召会的奉献款。若是有集中大会的需要，就拨过去用。各地召会若是每个月有引导要用在什么地方，就用在什么地方。譬如，高雄召会有感觉要帮助台东召会，就把这款项奉献给台东。又或者台东召会觉得应该奉献给花莲，也可以那么作。如果没有引导要送那里，原则上不能留在本地，总要送出去，寄到台北总执事室，但这并不是归给总执事室，而是由总执事室替各地召会管理这笔款项。等到一个时候，比方大会来了，需要大笔经费，各地需要奉献，有时款项不足，就可以有一部分拨过来用。总之，就是要给出去，而不是留在本地用。

香港的工作开始于一九三七年，魏光禧弟兄受主引导，在工作上有印证之后，到那里开工的。到了一九五〇年春，倪弟兄最后一次从大陆出来，到了香港，就带进香港召会的复兴，弟兄姊妹差不多都愿意把自己交出来。当时倪弟兄打电报给我，要我去香港把召会中长老和执事、以及召会中各项事奉，作个彻底的安排。我在香港住了一个半月，安排了长老、执事的服事。因着那时还没有会所，所以成立购建小组，买了现在天文台道的地，开始造会所，以后香港召会就慢慢上了轨道。从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六年，大家都是照着工作上的带领往前。因着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祝福大部分都是那五、六年间带进来的。

从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八年，当地有位长老开始隐隐约约不以这个工作的带领为然，想要有另一种作法。后来，台湾的难处发生，这位弟兄就与台湾一些有异议的弟兄暗中交通，并支助他们。一九六一年后，他就公开的说我讲异端，他不能接受我说子就是父，主就是那灵，以及新耶路撒冷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个人位。到了一九六八年，我们中间有埋葬老旧的事，他更是大大的反对。从那时起，就反得越来越厉害。他认为埋葬老旧是异端，是把主耶稣重钉十字架，干犯了主的身位。到了一九七〇年八月，他趁同工们不在，就在八月底发通启，召聚一个全召会的聚会，公开宣布反对李常受弟兄讲异端。另一位留在香港的长老看情形不对，就打长途电话给在美国的魏光禧弟兄，和其他几位长老，商量怎样应对这事。九月中，三位弟兄回到香港。那位有异议的长老暂时无法作什么，后来他又要召聚一次聚会。魏弟兄就打长途电话给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要快快到香港。

我原是没有办法走开，我在美国的五个地方有特别聚会，都已经定规，也在各处都报告了。结果，香港的六位长老联名写信，请我一定要到香港处理。不久，那位有异议的弟兄，又召开一次全召会聚会，公开批评那六位长老，并要革除他们。我只好与美国的弟兄们交通，他们觉得我必须去解决香港问题。于是我把三个比较走得开的地方，交给弟兄们，只留下两个地方亲自去。我在亚特兰大和芝加哥的特会一结束，就在十月十五日赶到香港。六位长老向圣徒发出通知说，从十月十六日起，要召开几天特别聚会。那位有异议的长老，却在十月十五日那天，召聚了一个聚会，鼓动弟兄姊妹要反异端，并在第二天霸占会所，声称要赶走异端。六位长老就和我交通这事该如何作，我就劝长老们什么都不要作，也不要聚会了。他们说，通告已经发出，如何向圣徒交待？过了一个时候，主给我一个感觉，我告诉弟兄们，另印一张通启，说，李弟兄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没有负担释放主的信息。于是，他们就照作了。当天来的人，看到通启后虽然难过，但还是在祷告后散去。

后来，那些人又在聚会中闹事，造谣。这样一来，许多圣徒觉得不能跟下去。召会因此在某一面，得到了圣别。这件事表面看是真理问题，事实上并不是，而是有人要作另外一个工作，有另外一个举动，这些动作和台湾发生的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弟兄姊妹都清楚，这并不是真理上的问题，而是有人要另打一个天下，作自己的工。工作上最可怕的，就是人另有贪图，想另外打一个天下。在真理上，我们没有什么可争的。我并没有讲什么异端，没有告诉人主耶稣是罪人，或主耶稣不是神；说我讲异端，都是借口。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工作的带领，慢慢的就出来他们自己的东西，另外打一个天下。这就是基本的难处。不过，经过他们这样一闹，主反而借此圣别了祂的召会。

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讲于台北（全台同工长老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