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启二2，六9下，二13~15，20，24，三2，9，15~18，20，十七4~6，十八4。

本章我们要开始来看倪弟兄借苦难所学的属灵功课。我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与他在一起。当我刚进到工作中与他一起，特别在一九三三年十一、十二月以及一九三四年的一、二月间，他私下跟我讲到许多关于召会历史、他自己的事、和主在中国工作的历史。当然他的用意是要帮助我。他告诉我，他借苦难所学的功课。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我讲述的事，因为那给我的印象太深刻，给我的帮助太大了。

倪弟兄所受的头一个苦难是贫穷。他蒙了光照，看见必须凭信事奉主，以答应主的呼召。他看见他不能受雇于任何差会、公会或个人。他操练单纯信靠神过生活（参“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四六至五六页）。我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也跟随倪弟兄走这道路。虽然非常艰难，但我们学习主的忠贞。那时候中国的经济状况不好，在那种情形下，我们都受贫穷之苦。当倪弟兄住在上海，召会生活刚开始的时候，有时他整天除了一点馒头以外，什么也没有吃的。这发生过好多次；我和其他同工也受过这样的苦，常常连下一餐在那里也不知道。主也实在行神迹来顾到我们。

一九三七年倪弟兄打电报叫我们到上海他那里。那时我被派在华北作工，而倪弟兄要在一月召开同工特会，释放《工作的再思》的信息。我们收到他要我们去特会的电报后，当晚就上火车，花三十六小时才到上海。火车的头等舱有卧铺，但我们没有钱，付不起，只能坐三等舱。到了上海，倪柝声弟兄就在车站等我们。上海的同工特会之后，我被邀请去杭州讲道，也被邀去首都南京，又经过好些城市。这样，我离家约有两个半月之久。

因着我是收到倪弟兄紧急的邀请而离家的，并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安顿家人的需要。那时我们有四个孩子。我离家约三、四周后，我家里就断炊了。我妻子和几个较大的孩子跪下为隔天的食物祷告。他们祷告后不久，一位年长的姊妹深夜来到我家。这位姊妹的经济情况很好，却不太爱主，甚至不常聚会。她告诉我妻子，当她在家时，心中觉得不安，感觉必须带一个封包来给我妻子。她把封包交给我妻子，就走了。封包里面有一笔钱，正好应付我家人的需用。这说出当我们凭着信靠主而活时，祂如何顾到我们的需要。

那些日子，在中国那种经济情况之下，要信靠神过生活，没有被人雇用，真是艰难。在全中国，倪弟兄是我们中间走这条路的先锋。主耶稣真是需要他并用他开拓出这条路，我们就跟随他的脚踪。有时人对我说，“你是跟从倪柝声的。”虽然他们说这话是要贬低我，但我觉得真好，真荣耀。

倪弟兄的苦难也来自他的病痛。一九二四年他患了肺结核，一九二九年因这病几乎要死。至终，他得着从主而来的话，站在那话上，就得了医治。这见证可见于“倪柝声弟兄三次公开的见证”，第三六至四二页。后来他患了胃病，然后又有心脏病。一九三四年以前，他一直未婚；而他的职事约在一九二三年就开始。他尽职了十一年，没有妻子的帮助。他一直过着单身汉的生活，直到一九三四年，他真的很受苦。

从一九三四年起，他常告诉我，他随时都会死去。许多次当他讲道时，他必须靠在讲台上，因为他非常疼痛。他告诉我，好几次在讲话的时候出冷汗。并且，很多次他去特会前，必须一直躺在床上，直到他要讲话的时候，他才起来；等到一讲完，就要马上回家躺下。我相信至终在一九七二年，他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是死于心脏病的。我们从他一个很近的亲属确实得知，他一直有心脏病，将近四十年之久。他一直在受苦。

借着贫穷，他学习了信心的功课，知道如何作“百合花”（太六28），活在地上完全信靠神。他凭信靠神而活在这地上，不信靠任何人的帮助。不仅如此，因着他的病痛，他必须学习倚靠主。他学习凭复活的生命来应付肉身的需要。许多时候他尽职讲道，都不是凭着肉身的能力或力量，而是凭着复活的生命。我看见他讲道时的确是这样。借着他一切的苦难，他学了真实地功课。我们从他这些功课得着何等大的帮助，实在无法估计。我个人就从他的经历得了莫大的帮助。

除了贫穷和健康不佳，倪弟兄也遭受来自基督教的各种逼迫。这是他所受第三类的苦难。我愿意讲一点历史，好叫我们能看见倪弟兄所受这类苦难的背景。一九〇〇年在中国发生拳乱。有些人企图要把外国人赶出中国，又强迫基督徒放弃基督，无论中国人或外国人都受到逼迫。后来在一九一一年，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全中国不再逼迫基督教，反而许多人开始对基督教有正面的态度。我们已经看过，倪弟兄在一九二〇年得救，那是基督教变得比较风行的时候。那时主在许多大学里行动，许多年轻人就得救了。因此，不会有来自不信者的逼迫或反对；倪弟兄所受的逼迫几乎完全来自基督教。

首先，基督教中有许多人藐视他这个不过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倪弟兄出版三册《属灵人》时，不过二十几岁。一位头号神学家评论说，倪弟兄只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不过是能把所读的英文书上许多东西翻成中文而已。倪弟兄的确受藐视。批评不像藐视那么严重。批评把我们“切割”，把我们“切成碎片”；但藐视比这个更厉害。在那些日子，我们特别常想到来十三13：“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祂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我们同着倪弟兄，一起出到营外就了主，忍受祂所受的凌辱。我们看那个凌辱就是十字架。我们越受藐视，就越快乐，因为我们是在背十字架。

接着藐视之后，基督教开始批评倪弟兄。他受批评，因为他弃绝并否定基督教整个不合圣经的系统。倪弟兄在一九二五、二六年间出版的二十四期“基督徒报”，把堕落基督教里的一切都“拆毁”了。今天有人定罪我，说我与倪柝声不一样。但我所讲的，在强度上远比不上倪弟兄所释放那些详细暴露基督教堕落光景的话。基督教里的那些人必须出版许多批评他的文字，好为自己辩护。我注意到倪弟兄因着受批评，就学习对付肉体。他对于这些批评，从没有属肉体的反应。他学功课对付自己的肉体。

倪弟兄不仅遭受批评，更受基督教反对。在中国有一分基督教的刊物一期接一期的反对他。反对之后，接下来又攻击倪弟兄，极尽所能的要把他打倒。还好那时中国已是一个立宪的国家，有宗教自由。不然，倪弟兄甚至可能有生命危险。对他最厉害的攻击还不是来自中国本土的基督徒，而是来自西教士。西教士认为自己舍弃自己的国家、家庭，为主耶稣牺牲了那么多，来到中国这样一个异教国家。他们这样作是要帮助人得救，以奠定根基，为他们的差会建立堂会；就如长老会传教士建立长老会，浸信会传教士建立浸信会等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堂会。有的西教士会把他们带得救的人聚集一起，帮他们照相，寄回去给差会的委员会，就可以得着酬报。

然后一个名叫倪柝声的年轻人，起来暴露宗派主义的错误。他尽职讲说主话语中的真理，就把西教士建立各公会的分裂立场拆毁了。他宣告公会都错了，只该有地方上的召会。倪弟兄说他很珍赏西教士，他们把圣经、基督的名、以及福音带到中国，但他也说，他们不该来建立自己差会的堂会。他说所有分裂的名称都该摆在一边，我们只该聚集成为召会，单单高举基督的名。

他的“基督徒报”逐渐流通，每个月订户达到一万；这分绝佳的刊物，倪弟兄每个月都刊印上万册。这就是为什么西教士如此攻击他。借着受攻击，倪弟兄学习一个功课─让自己的动机被炼净。他告诉我，当他受别人，特别受西教士攻击时，他就会问问自己。既然有这么多主的仆人攻击他，他就思量自己是否错了，因为他很珍赏西教士为了来到中国服事主，作了这么大的牺牲。因着受攻击，他就让自己被主核对，到底他的动机是否纯净。他学习与主办交涉，使自己的动机纯净。

有一天他跟我谈话，问到我的动机。我们每次在一起，从来不随便谈话或聊天。他问到我的动机，我信他是从主受感，要来试验我。我们交通的时候，他突然问我为什么要去杭州；我很惊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问，因为不久之前我才去过。我说，“我去杭州，因为我觉得那里有些弟兄们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特地去帮助他们。”他很直的回答我说，“你这是耍政治。”我告诉倪弟兄，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说这话。我看自己只是小小的奴仆，去那里服事圣徒而已，他怎么会说我耍政治呢？他回答说，“因为你是带着一个目的去杭州。”我说，“我的目的不坏，我去那里是为帮助圣徒！”他说，“那就是政治。”

倪弟兄说了这话后，我就想我怎能再服事主呢？至终他帮助我明白，人若要去一个地方，不该带着任何目的。我们为什么去一个地方？因为主引导我们去。主引导我们，所以我们就去。我也许不清楚到那里作什么，但主知道。我这样去，就不是政治，而是纯净的。为什么我要去某个地方？是因着主的引导。我在那里要作什么？我不知道，但祂知道。这对我是很重要的功课。今天我仍在学这功课。我们服事主，要在行动上不带任何目的并不容易。我们能说，我们是为着主行动，而不带任何目的么？照倪弟兄说，只要你带着目的，你就是政客。那个功课对我很难，却帮助我在服事上常常核对我的动机。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应该是主发起，而不是我们发起。我们该单单跟随主的带领。

那天倪弟兄的交通给我莫大的帮助。他是付了重大的代价来学这样的功课，然后传授给我们。我们受他的训练，不是仅仅学习一些道理。他常常告诉我们，不要只抓住道理，乃要学习属灵的功课。他帮助我们领悟，当我们尽职教导人时，教导里必须照着我们的经历而满有实际。

基督教除了攻击倪弟兄之外，也散播关于他的谣言。在林后六8，保罗称这些谣言是“恶名”。反对者尽所能的毁坏倪弟兄的名誉。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这许多关于他不实的谣言。有一天和受恩教士的同工刘教士来访问倪弟兄，那时和受恩教士已到主那里去，但刘教士仍住在上海。她听到一些关于倪弟兄的传言，就要来看他。那时倪弟兄还是单身，刘教士从前与和受恩教士曾给他属灵上的帮助；所以刘教士有地位责备他。她带着责备的语气对倪弟兄说，“我听说有一个女人和你住在一起。”倪弟兄回答说，“是的。”然后刘教士很不高兴的说，“你怎么可以作这种事？”她非常失望，不久就走了。倪弟兄跟我说到这事的时候，他说，“常受弟兄，你知道当时谁和我住在一起么？那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因为我的病，所以我母亲从远方来照顾我。然后就有谣言传出去，说有一个女人和我同居。是的，的确有一个女人和我同住。”我觉得诧异，就问倪弟兄为什么不告诉刘教士说是他母亲和他同住。他说，“她没有问我那个女人是谁。”然后他说，“常受弟兄，我们必须学习，永远不要说什么来为自己表白，我们只该告诉人实情。”当刘教士质问他是否有女人和他同住时，倪弟兄所说的只有一个“是”。他学功课不为自己表白，所以必须忍受刘教士的责备。他说，“如果她问我谁与我同住，我就会告诉她。但她没有问，所以我不需要告诉她；我若告诉她，那就是为自己表白了。”

这给我们看见，倪弟兄如何借着他所受的苦难，一直学习主给他的属灵功课。我信在这个世纪，他是在主眼中一个最有用的器皿。我们看过一九四二年仇敌曾挑起一场很大的背叛攻击他。几乎所有的同工和领头人都反对倪弟兄。那时有一种说法：同工和领头的人当中，不反对他的只有“两个半”─一个姊妹和一个半弟兄。我是在“一个半弟兄”当中的那一个。我告诉人，我不在意他们怎么说到倪弟兄的错。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从他所学的功课。我有很长一段时间天天与他在一起。我永远不会否认他所学习并传授给我那些扎实的东西。我不在意别人怎么说到他。有些基督教里的人对我说，“你只是在跟随一个人─倪柝声。”我说，我能跟随这样一位从主来的人，那是我的荣耀。

虽然在基督教里倪弟兄受到许多反对，但也有从主来的表白。一九三八、三九年间，他在英国，受邀去参加开西大会；那是一班非常推崇内里生命的基督徒的聚集。大会的主席听过关于倪柝声的事，所以请倪弟兄上台祷告。那些年间受邀在开西大会讲话或祷告，乃是一件大事。倪弟兄犹预是否要作这样公开的祷告，但带他去参加的史百克弟兄，鼓励他这么作。因此倪弟兄就上台祷告。他的祷告把全会众抓住了。祷告之后有人讲信息；然而信息之后，没有人谈论那篇信息，却都谈到倪柝声的祷告。

那时倪弟兄也有机会与大会的主席有真正的交通；他也是内地会（到中国最好的差会）的主席。在他们的交通中，这位弟兄完全赞同倪弟兄。他告诉倪弟兄，主在中国所托付倪弟兄作的，乃是合乎戴德生的负担。他很抱歉他们的传教士错误的反对倪弟兄。这位弟兄后来特意到中国去，召集中国内地会全部的传教士到上海，公开告诉他们说，他们反对倪柝声的职事是错的。他告诉他们，倪弟兄所作的，正是他们所该作的。他也分享说，他们叫主失望，所以主兴起倪弟兄来代替他们。他建议并恳求他们不要再反对或攻击倪弟兄了。很可惜的，他离开以后，那些西教士更厉害的攻击倪弟兄。

从一九二七年倪弟兄在上海设立召会，直到他离世，他只被请到公会讲道一次；那是一九三二年在我家乡。他到了那里，并住在我家。那是我们头一次碰面。就一面说，他很不受欢迎；就另一面说，他很出名，一直受基督教攻击。

今天有人出版倪弟兄在属灵一面关于基督作我们生命的书籍，却不出版在实行一面关于召会的信息。因着关于基督作生命的书帮助了许许多多的人，今天倪弟兄非常出名。但这与他的本意完全相反。他从来不要这个。为这缘故，我们竭尽所能的出版倪弟兄论到召会的交通。

有人甚至谣传说，二次大战后，倪柝声改变了他对于召会和公会的观念；但是《教会的路》一书证实这说法并不正确。这书的信息都是倪弟兄在战后所讲的；最早一篇讲于一九四八年，末了一篇讲于一九五一年。这些信息证实倪弟兄从未改他的观念。战后我与他一同亲密作工至少两年半，他告诉我他心里的事。他说我们在这里，不是单为基督，乃是为着基督和祂的身体，就是召会。他说我们的异象不是仅仅基督作生命，乃是基督作生命为着召会。他尽职供应的，一直是基督与召会。一九四七、四八年间，他亲自向我，有时向我和一位年长同工汪佩真姊妹，敞开他的心。

也有人控告说，李常受与倪柝声不同。有人写书控告我将圣经寓意化，超越了倪弟兄。他控告我在“荣耀的教会”一书（该书又名《圣洁没有瑕疵》）中把夏娃说成召会的预表，这样作太过分。然而，这位控告我的作者却没有看见，“荣耀的教会”是倪弟兄写的。他企图向人表明我与倪弟兄不同，但在主的主宰权柄下，他却使我与倪弟兄一样了。倪弟兄职事的中心，一直是论到基督作生命，为着建造基督生机的身体，我们也一直持续在这个中心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