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我接到倪弟兄的电报，要我立刻到上海参加全体同工的紧急聚会。汪佩真、张愚之、另一位同工和我，在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清晨抵达上海。倪弟兄到车站接我们。聚会当天就开始了。那次聚会中所释放的信息，就是如今《工作的再思》一书的内容。聚会期间他感冒了。他把我叫到床边，并嘱咐我替他释放徒十三章的信息。我从他接受了所有的要点以后，照他的意思释放了信息；但我必须承认，那非常不充分。至终，他病愈以后，又亲自释放了那篇信息。

在这次聚会期间，有一天他带我去看他在上海郊外的真茹，计划建造训练中心的建筑工程。他对我说到他如何有负担对寻求主的青年人施以一些生命、召会、和工作的实际训练。一九三七年八月，训练中心的建筑工程还未完成，就被入侵的日本人摧毁。

当时大家定规，我该到华北各省，在公会里传讲并施教。那时我们觉得，我们该将主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亮光传给公会。那年夏天和秋天，我同汪佩真姊妹和别人，在绥远、山西、陕西等西北各省到处旅行。

那年夏天，日本侵略中国，许多同工从沿海逃到内地。我们在西北旅途的终点站西安，接到倪弟兄的电报，叫我们到中国内地的汉口，与他和同工们会合，有一次同工聚会。汪佩真与我搭火车前往那里。我在汉口等倪弟兄的时候，接到烟台长老们的电报，因着日本人的侵略，他们催促我回去照顾家人。我离开汉口以后，倪弟兄到了，并在同工聚会中再次释放《工作的再思》的信息。回到烟台以后，我因着战事无法再出来，所以有段期间我留在华北，而其他大多数的同工在内地。

一九三九年八月，倪弟兄从伦敦回到上海，要开特会讲基督的身体，他电请我参加这次特会。那时我与四位青年同工在山东省中部作工。我们五人一同前往上海赴会。在特会的所有聚会中，我应倪弟兄的邀请，在他讲道以前读经文。乃是在一九三九年的那次特会中，我的眼睛得开启，看见基督的身体。

这次特会我是倪弟兄的客人，再次得与他有亲密的接触。他对我讲述了欧洲之行的一些事，使我清楚主在英国和北欧各国之工作的真实情况。

特会以后，我回到烟台，有意参加倪弟兄在上海的训练。次年四月我与其他数人参加了训练，留在那里约有两个月。

一天我与他一同步下会所楼梯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手中有神计划的蓝图。”那使我不解。我对自己说，“什么是‘蓝图’？”慢慢的，我看见他在上海所作的，召会生活的实行，我就把“蓝图”带回北方，在烟台实行了约两年。

借着实行那蓝图，一九四二年，烟台有一次复兴。因着那复兴，我在一九四三年五月，受逼迫并被监禁了一个月。我从狱中得释放后，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由于那次逼迫、监禁、和疾病，我在一九四四年，被迫离开家乡。我到青岛去，在那里休息养病约两年。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我应邀于次年六月访问南京召会；在那里我又见到阔别六年多的李渊如。从南京我又应上海召会的邀请到上海，留在那里约三周。我在上海被恢复的召会有一次特会，讲生命树，并且与汪佩真和眼科大夫俞成华有许多接触。同年夏天倪弟兄由重庆回到上海，为着他药厂的工作住在那里。他还没有恢复尽职，但这段期间我有机会去看他并与他交通。

后来我从上海回到青岛。那一年秋天，我的妻子和孩子从烟台到青岛与我会合。基于南京和上海领头弟兄们的邀请和鼓励，一九四六年十月，我就带家人迁到该区作工。

因着再度到上海，我就有许多机会看见分别六年多的倪弟兄。我在北方的时候，他在内地的西部。战争期间我们没有通信，而我多少有点担心我在烟台的实行对不对。这时汪佩真姊妹与我，也关心倪弟兄职事的恢复。为这缘故，我们二人抓住每一机会与他有交通。许多时候我们交通到生命、那灵、工作、众召会、和主恢复里的行动。在这一切事上，他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在我们的交通里，我对他述说我们分别期间，我所实行的一切事。他的回应是鼓励我在其他召会实行同样的事。我们向他陈明，因着上海召会的恢复，和一些新地区敞开的大门，急切需要他恢复尽职。我要求他恢复尽职，但他告诉我，因着某些背叛的弟兄，他尽职的灵不会许可他对上海召会尽职。我由此领悟，要恢复他的职事，我们中间急需有一次复兴。

他向汪佩真与我完全敞开，并给我们关于主工作的指导。他与我们交通的时候，一再强调外面的人需要破碎，如此，在我们公开的尽职和与个人的接触里，我们的灵同圣灵才能得释放。

我留在上海以后不久，圣徒中间开始有复兴，聚会人数大为增加。一九四二年的风暴使上海召会关门，许多因这风暴受打岔的人这时都得了恢复。消息迅速传到全国众召会。福建和广东二省的众召会迫切邀请汪佩真与我访问他们。全国的同工与领头人都到上海来交通。我们就定规在一九四八年四月，有一次特会，请全国所有有心寻求者来交通关于主恢复的事。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底，汪佩真、李拉结姊妹、和我初次访问香港召会，然后从那里前去访问广州、汕头、厦门、和倪弟兄的家乡福州等地的召会。我们停留在福州召会的三周，带进了一次复兴。

回到南方以前，我编写了一本“福音诗歌。”我们留在福州的时候，倪弟兄审阅了那些稿件，并修改了一些福音诗歌，尤其是“需要耶稣”那一首。

在福州特会之后，我们又同倪弟兄多住二周，要与他交通，请他迅速恢复尽职。其他的同工与领头人听见有这交通，也不愿离开，要我们请倪弟兄许可他们也能有分于交通。起初他不许，但经我们再恳求，他才同意让他们在场，条件是他们要坐在大客厅的另一边，离开他一段距离。只有汪佩真、李拉结、和我与他坐在一起交通。我起头交通，问他为什么福建、广东省的众召会满了混乱。他立刻回答，释放一篇关于耶路撒冷路线的信息。话语从他口中倾倒出来一个多小时。我们惊讶的坐在那里。令我们吃惊的是，一位坐在远处的姊妹突然喊出来说，“为什么我们不立刻照着倪弟兄的信息作？”倪弟兄回答说，“你们若愿意作，就必须都将自己交给工作（职事）。请签字表明你们的奉献，并交给李弟兄。”他们都这样作了。

福州召会领头的弟兄们听见这事，当晚就来将他们自己与召会都交给工作。这挑旺了当地的众圣徒，倪弟兄就定规召开全召会的聚会。他要我在那聚会中说话，但我坚决告诉他，他若不去说话，我甚至不会参加聚会。因此他接受负担，在那聚会中说话。我们都晓得这是他职事恢复的开始。我们数百人为此欢乐。这些事发生于一九四八年三月。

接着我告诉他，有四十多位同工和有心寻求者要参加四月在上海的特会，时间已经排定，我问他愿否带领这次特会，他同意了。

在上海特会的一场聚会中，他请我们唱葡萄一生的事那首属灵的诗。经过这么多年的受苦之后，他渴望借着唱那首诗，表达他属灵的情操。于是我将韵律编好，我们就在聚会中唱。

那次特会使上海的复兴更扩大。借着那次特会，倪弟兄的职事也完全得恢复。当时他定规在鼓岭山的训练中心有六个月的训练。汪佩真、李渊如、和我被指定留在上海，顾到召会和训练的供应。

到一九四八年，上海召会的赴会人数大为增加，因此需要建造较大的会所，为此我们在南阳路买了一块地。价钱是二百一十根金条，等于美金十万五千元，须分三期付清。当时召会手中只有头期款的一半。

有一天倪弟兄要我到他家。我到达后，他交给我三十七根金条，等于美金一万八千五百元，付头期款的另一半足足有余。他告诉我，他特意把那笔金额留下，为上海召会盖会所时买地用。

这时他也晓得主的恢复要扩展到台湾，他有负担为此在当时台湾省的省会台北买一些地。一位在台北作生意的弟兄答应为他办理这事，倪弟兄为此寄给那位弟兄一些钱。那位弟兄参加上海特会时，汪佩真姊妹与我深感他在钱财的事上可能不忠信。有一天，倪弟兄请我帮助他再寄一笔钱给那位弟兄，汪佩真与我就抓住机会向他表达我们对那位弟兄的感觉。他回答说，主知道犹大偷钱，但祂仍许可他管钱。我回答说，“我无法领会这点。”但他没有解释。

后来，我被打发到台湾，倪弟兄指示我去看那位弟兄，并叫我全权和他算账。我带着一位台北的长老，问那位弟兄账目的事。他向我们提出一扎利息账单，表明倪弟兄仍欠他许多利息。我写信把这次谈话的情形报告给倪弟兄，但我没有接到他关于这事进一步的指示。

一天我们交通到主的工作，他问我为什么去某地。我回答说，我要帮助当地召会解决难处。他说那是耍政治。他继续说，带着目的作任何事情，无论多么美好、属灵、或合乎圣经，都是耍政治。唯有跟随主的引导，才不是耍政治。只要你不能说你去那里是跟随主的引导，你就是在耍政治。同年（一九四八年），因着上海召会的重任，他设立我为当地的长老，帮助那里的情况。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倪弟兄紧急召聚上海众同工的聚会，为着我们该留下或离开，祷告、交通、并寻求清楚地引导。当时我在杭州与当地召会开移民特会。特会最后一天，我接到倪弟兄的电报，要我立刻回去上海。我到了上海，发现他急于召开聚会。在开头的聚会中，他不是先与我们有交通，乃是报告说，既然大家都知道政治局势，李弟兄必须离开中国大陆。他说，“不管他喜欢不喜欢，都必须请他出国。”那是个严肃的时刻。几乎没有人说一句话，只有一点祷告，最后倪弟兄说，“让我们把这事带到主面前，看主要如何带领我们。”那就是决定。

因着华北政治局势的改变，倪弟兄与我交通说，青岛的张晤晨、孙丰露、和刘效良应当带着家眷移民到台湾，以扩展主的恢复。我们二人就拍了一封电报给这些弟兄，大意即如此说。

同工聚会之后，倪弟兄仍嘱咐我留在上海，监督新会所的建造。次年二月，有第二次同工聚会，交通到去留的问题。一开头倪弟兄就重复他前次聚会的宣布，大意是说我必须离开中国大陆。这一次，在有些祷告之后，他向其余的人宣布，他的感觉是他与大家必须留下，预备要为主的工作牺牲一切。

聚会之后，预备晚餐的时候，倪弟兄与我一同散步。我问他：“弟兄，为什么你定规我必须离开中国大陆，而你与其余的人都留下，为主的工作牺牲一切？你是认为我不配么？”他解释说，“弟兄，你必须了解，虽然在这危急的局面里我们信靠主，但可能有一天仇敌会将我们一网打尽。这事若发生，你在海外，我们还能留下一部分。所以你必须去。”我告诉他：“若是这样，我接受你的话，我去。”接着他问我要去香港或台湾。我回答说，“我没有意见；我没有考虑过这事。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作。”事情就这样定了。

这时倪弟兄与我写信给台北的赵静怀、张晤晨、孙丰露、刘效良、张郁岚诸弟兄，设立他们作当地召会的长老，把当地召会完全建立起来。

此后我留在上海，要完成新会所的建造，倪弟兄到福州去办第二期训练。

两个月后，我接到倪弟兄从训练中心拍来的电报，叫我将上海所有的责任交给当地领头的人，立刻到他那里去。我就这样作了。我到了福州，留在训练中心以后不久，因着局势必须去台湾。那是一九四九年五月间的事。

在倪弟兄的第二期训练之后，他指派三位受训者，一位弟兄和两位姊妹，到台湾来，在主的工作上帮助我。那位弟兄到台湾来，看看那里的情况后，放弃了倪弟兄分配的工作。然而，那两位姊妹照着倪弟兄的心意到台湾来作工。倪弟兄曾为她们写给我很长的推荐函，特别是说到她们个性上的改变。

一九五〇年初，倪弟兄从中国大陆访问香港。因为他的职事给那里带来复兴，他就拍电报到台湾给我，要我在他回中国大陆以前到那里会见他。我回电说，我在台北正在重要的特会中，无法在他离开以前抵达香港。他的回答是不管他还在不在香港，我一有空就要到香港去，安排当地召会的事奉。至终，二月十六日，我到香港，留在那里一个半月。

以下是许骏卿弟兄的见证，他是那段时期在香港召会的长老：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晚上，倪弟兄告诉我们：“今午我已收到李弟兄的电报，他明天立刻到香港，与长老和负责弟兄们交通。我也请他在这里带领。他明早就会到，到时盼望你们能去接机。”那时我已是长老，就安排弟兄姊妹次日往启德机场去接他。

我抵达的次日早晨，倪弟兄把我带到同工和领头人的聚会中。他在众人面前说，“常受弟兄，照着主所给你的权柄，请安排此地教会一切同工、长老和执事的事奉。”这是个重大的责任，要为香港召会的事奉立下美好的根基。

晚间他把我带到复兴的特别聚会中，并要我讲道。我说，“只要你在这里，我就没有负担讲道。”于是他继续在那些特别聚会中尽职。

在香港的复兴里，有些弟兄姊妹把他们的财物交给主恢复的工作。倪弟兄请我与他分担处理这些财物的责任。

以下是许骏卿弟兄的见证，说到其中一次聚会：

二月九日我参加一次聚会，会中的话语大大摸着我。聚会末了，我站起来作了一个祷告，大声流泪奉献自己。我唱“我每静念那十字架”那首诗歌，我的全人充满说不出来的喜乐。那天晚上到会人数超过二百。聚会原定晚上九时半结束，但有人开始祷告之后，圣灵就继续作工，二十多人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奉献自己。聚会直到十时三刻方止。

因着这次奉献，许弟兄和他妻子写下了以下的宣告：

爱我们的恩主啊！

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着你的呼召和怜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体献为活祭，并我们的儿女、职业、时间、前途、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你的手中。愿意在教会中与众弟兄姊妹们，一同配搭来事奉你。求你悦纳。并愿你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阿们。

蒙恩人　许骏卿　许赵丽英敬祷

一九五〇年二月九日下午九时半

对于他们把自己交给主恢复的工作，倪弟兄和我给他们写了以下的回条：

“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么？既卖了，价银不是你作主么？”

骏卿弟兄：

你交出来的单子，我们已经读过。并且经过二次谈话之后，我们感觉按你们的属灵情形，你们合作作“家宰”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关乎你们的前途，我们觉得你们目前该照以下办法安排：

盼望你在这些事上能忠心，在那日能像一个忠心的管家在主面前交账。更盼望不久你在处理财物的事上能有更大的进步。祝你

平安！

弟兄倪柝声　李常受谨启　三月十八日

以下两封信，是倪弟兄和我写给另一位姊妹论到交出财物的事。

（译者注：该二信原文未详，以下乃译自其英文译稿。）

意天姊妹主里平安：

我们已经读过你交出产业的信。我们何等感谢主，祂在这事上摸着你，并给你恩典能满足祂的要求。

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弟兄的妻子，这使我们想起徒五章的记载，那里启示丈夫与妻子在奉献上的亲密关系。虽然圣经里的那对夫妇失败了，但这更表明得胜是何等紧要。那里进一步启示，丈夫也许失败，妻子自己还是可能得胜。

在这光中，我们盼望你能帮助你的丈夫与你一同得胜。

通常作丈夫的在奉献上摇摆的时候，他若有一位在奉献上坚定的妻子，就能因着她的影响得救。我们相信你或者与丈夫一起，或者你自己，都能忠心。

弟兄倪柝声　李常受同启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

意天姊妹主里平安：

关于你所奉献的贵重物品，请照以下方式处理：

我们觉得这样处理是照着主的旨意。愿主与你同在，并祝福你的未来。

弟兄倪柝声　李常受同启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五日

附启：

我还在台湾，未去香港见倪弟兄以前，完成了编写中文诗歌第二集的工作。我把稿子交给他，他修改了葡萄一生的事那首诗歌，又加上几节，就是现在的中文诗歌第四百六十五首。

那时我告诉他，我也写了圣经要道六十题，并且需要重印中文诗歌第一集，和他一些别的刊物。这时他对福音书房和文字工作作了以下的安排：

（一九七五年，由于当时的情况，魏光禧弟兄与我同其他有关弟兄重新安排版权的事如下：所有的中文书籍由台北福音书房出版，所有的英文书籍由美国水流职事站出版；香港教会书室只在香港发行我们的刊物。）

我在香港的时候，与他交通到主如何祝福了在台湾的工作。因此他鼓励我为着主的工作回去，并留在那里。

既然我非常关切他回大陆的事，有一天我就着这事与他有很长的交通。我对他说，“主的旨意是怎样我不敢说，事情太重大，太严肃了。”他对我说，“大陆这么多教会我们怎么办？我必须回去照顾他们，并为着主的见证与他们站在一起。”

关于这事，许骏卿弟兄作了以下的见证：

倪弟兄离港以前，李弟兄曾多次劝他勿回大陆。只是倪弟兄说，“倘若一个母亲发觉家中失火，而自己正在屋外洗衣服，她会怎样作？虽明知危险，岂不仍冲进屋内？我虽明知回去凶多吉少，然而多少弟兄姊妹还在内，岂能就此一去不回？”李弟兄曾三次护送他从巴士站返回钻石山住处。…

倪弟兄不顾别人的劝告，在三月中旬的一天，请他的内弟张宜纶送他到火车站前往大陆。他这样作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不久以后，四月一日，我就回台北去。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从那时起我们没有通信，当然也从未再相见。我们只从他的亲戚接到关于他间接的消息，直到他到主那里去。

从一九二五至一九五〇年，在我认识倪柝声弟兄的二十五年中，我对他的一些特点有深刻的印象。

他以主为他第一所爱的。对他而言，主在凡事上都是第一。对主的权益他从不妥协，也从不为着方便的缘故牺牲任何真理。他也不是只跟随主到半路。他对主的奉献是绝对的。

在认识圣经和召会的实行上，他十分平衡。他没有不平衡的跟随任何教训或任何实行，像公会里许多基督徒那样。他经常会将某件事的一个观点与其他观点比较，使他蒙保守不致落入某种极端。在他日常的基督徒生活中，他也实行同样的原则。

他阅读许多古典的基督教书籍，采取了许多不同的基督教团体一切合乎圣经的优点，将这一切都收集到召会生活的实行里。他从不因某个合乎圣经的优点是来自错误的源头，就加以拒绝。他甚至从极端的灵恩派采取一些好的项目。这样他就能将已过的世纪中，基督赐给祂身体的一切丰富，都带进当前召会的实行里。借着他，我们如今能在地方召会中有分于这一切丰富，不是狭窄的，也不是宗派的，乃是包罗一切的。

在我一生中，我从未遇见另一个人认识圣经像倪弟兄那样深。他从已过世纪中许多最好的基督徒著者得着许多帮助，但他也站在他们的肩头上，从圣经中看见得更多。他不仅认识圣经的字句，他也认识圣经的灵。他探入深处，并摸着圣经的灵。他对圣经的认识充满亮光，也满有生命。他对圣经不仅有客观的见解，对神的话也有主观的经历。

他的确是个属神的人，完全认识主。他认识主的作为，也认识主的法则。他不只认识主的爱、怜悯、恩典、公义、和圣别，也认识祂永远的定旨和祂当前的经纶。他对主有完全的客观认识，和鲜活的主观体认。他个人认识主，也在召会，祂的身体里认识主。

他认识主是活的灵，住在他的灵里；他也知道如何运用他的灵。他操练拒绝他魂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也操练在灵里举止行动。这样他就凭着主作他的生命而活。他不太在意工作；他一直在意生命过于工作。他一再说，工作该是生命的流露。他的职事不是工作的职事，乃是生命的职事，是借着生命执行的职事。他注意他的所是远过于他的所作。他的确是个生命的人。

他清楚看见召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基督自己为其生命和内容，作基督的彰显。他也看见只有地方召会存在，召会才能是实行的；也只有在地方上的召会才能完成神永远的定旨，使召会得建造，成为阴间的门所不能胜过的。他完全领悟，在正确立场上恢复正确的召会生活，是神当前的经纶。他不是仅仅教导关于召会的道理。他从新约领受了完全的启示，不仅是关于召会的内容与实际，也是关于召会的实行。历年来，在他的职事里，他不仅着重对基督的经历，也强调召会生活的实行。他的异象不仅是基督，乃是基督与召会。基督是他的生命，召会是他的生活。他为召会受苦，多于为基督受苦。从公会而来，临到他身上的逼迫，多半是因着他强调召会。他有负担执行他关于召会生活之实行的异象。他渴望看见中国每一城市都有地方召会。

我认为倪柝声弟兄是元首为着祂的恢复，在今时代赐给祂身体的一个独特恩赐。我绝对敬重他这样一位恩赐。我有充足的信心和把握，我如此为着主的权益，在地上主当前的行动上跟随这一位恩赐，乃是绝对出于主的。我说我跟随一个人，一点都不觉得羞耻，这人乃是今时代独特的恩赐，并今时代神圣启示的先见。

我非常感谢主，在我得救以后，立刻把我带进与倪弟兄这样有助益的关系中，并且在这么长的年日里，在这么多的事情中，在祂恢复的工作上，把我放在与他最亲密的关系中。我借着倪弟兄所看见关于基督、召会、灵、与生命的启示，我从他所得着生命的灌输，以及我从他所学习关于工作和召会的事，需要永世来估量其真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