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后一七〇〇年五月，新生铎夫（Nicholas Ludwig von Zinzendorf）生于德国的德勒斯登（Dresden），父母皆为敬虔的基督徒。父亲为一奥地利贵族，在新生铎夫出生后六周便去世，临终时将抱在手中的孩子奉献给主。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新生铎夫便由祖母格斯杜夫（Gersdorf）男爵夫人和姑妈韩莉塔（Henrietta）抚养长大。格斯杜夫与韩莉塔十分敬虔爱主，不仅经常阅读圣经，并且将家打开接待施本尔、富朗开等敬虔派人士。在环境的熏陶之下，新生铎夫自幼就将自己奉献给主，渴慕作基督耶稣忠心的奴仆。四岁时便向主立下誓约，且签名其上说，“亲爱的救主，愿你属于我，我要属于你！”

十岁时，新生铎夫被送到当时敬虔运动的中心─哈勒的预科学校（Padagogium）接受教育。在那里，新生铎夫与其他几个同学成立了“芥菜种团”（The Order of the Grain of the Mustard Seed），以见证主名、彼此相爱、互相帮助为职志，并相约要将福音传扬到地极。每一团员都有一个小徽章，上面写着：“看哪！这人！”和“祂的鞭伤是我们的医治”；又有一枚戒指，上用希腊文刻着：“没有人为自己活。”

毕业后，新生铎夫原本要继续进入哈勒大学就读，信仰正统路德派的伯父却强烈反对。在伯父干涉下，新生铎夫转往路德宗的大本营威登堡大学修习法律。他在那里大量的阅读属灵书籍，带领祷告聚会，并且经常彻夜的读经与祷告。借着祷告，他带领多人归主，并保守自己不断地在十字架的钉死下。

大学毕业前，新生铎夫照例前往欧洲各地游历，作为其完成学位的“教育旅行”。当他在德国杜赛多夫（Dusseldorf）的美术馆参观时，被一幅描绘耶稣受难的画“看哪！这人！”深深吸引。画的下方有一行拉丁文小字：“为你，我舍一切；为我，你舍何情？”基督受死的爱，使他深受感动，更觉得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于是他更加立志，一生为主而活。

主后一七二一年五月，新生铎夫回到故乡，担任萨克森国王的御用大律师。他把家打开，让不同阶级的贵族或平民前来一同读经、祷告、分享、唱诗。翌年四月，他回到自己的领地伯特铎夫（Berthelsdorf），并与朵拉小姐（Erdmuth Dorothea）结婚，两人同心放弃贵族身分，矢志忠心事奉基督。

中世纪时，摩尔维亚和波希米亚是奥匈帝国西北两个省分，与日耳曼的萨克森接壤。在第七、八世纪时，东正教和罗马教先后传入福音。由于东正教允许他们用当地语言讲道，并用当地文字翻译圣经，就有许多派别兴起，彼此争论。以后罗马教在此逐渐占了上风。十五世纪初，波希米亚改教领袖胡司约翰遭天主教处决（一四一五年），部分跟随者随即在波希米亚与邻邦摩尔维亚一带爆发革命，另一部分忠于福音与胡司教训的信徒，便在波希米亚东北的肯瓦谷中群居。他们在那里过了五十年的平安生活，被称为“合一的弟兄们”。

合一弟兄们最宝贵的一点，不是教义方面，乃是生活实际的见证。喀尔文写道：“我祝贺你们的教会，因为主在纯洁的道理之外，还赐给你们这么多超特的恩赐，并且你们维持了这么好的品行、秩序和教训。我们很早就知道这种组织的价值，但是用任何方法都无法达到。”路德也说，“请告诉弟兄们，他们要持守神所已经赐给他们的，也不要废弃他们的组织和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在他们生活的每件事上，在买卖、娱乐、基督徒的事奉、和作百姓的责任上，他们都以主在山上的教训，作为脚前的灯。”他们的生活是为着事奉神，他们的长老和同工照管全体圣徒，大家彼此相爱、帮助、劝勉，过着敬虔宁静的生活。

主后一五一七年路德起始改教，神圣罗马帝国和教皇联合攻击，亦对合一弟兄们大加逼迫。主后一五四八年，皇帝敕令将数千人赶往波兰，他们在那里成立一个大而兴旺的教会。主后一五五六年新皇继位后，他们稍得平安，乃重新建立教会于波希米亚、摩尔维亚、波兰等地。到十六世纪末，他们几乎人手一本圣经，并且教育水准极高，以致学校名闻全欧。到了一六〇九年，《波希米亚宪章》保障人民信仰自己。但是好景不常，“三十年战争”（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随即爆发。一六二〇年十一月八日，天主教联合军击溃了波希米亚军，六年之久大肆破坏，三万六千个家庭被迫逃离到德国北部，人口从三百万锐减为一百万。整整一百年，合一的弟兄们四处分散；但是许多人怀抱希望，等待漫漫长夜后的黎明来到。

主后一七二二年，在大卫基利司新（Christian David）的引介及带领之下，这班为数约有二百，当初摩尔维亚弟兄们的后裔，来到了新生铎夫位于萨克森的庄园。他们将新生铎夫分配给他们的新避难所取名为“主护村”（Herrnhut），在此安居生活。起初来的多为摩尔维亚弟兄们，渐渐路德派、敬虔派、喀尔文派、慈运理派、甚至士文克斐尔等派受逼迫的信徒纷纷来此觅居。因着人数日益增多，许多关于圣餐、浸礼、宗派等道理上的分歧也越演越烈。

到了主后一七二七年五月十二日，新生铎夫召聚了全村圣徒，依据圣经真理，与他们立定公约；一面带领信徒回到基督的十字架，离弃自己的意志、自爱和不顺服；一面劝勉他们将自己奉献给主，交与圣灵来教导。在新生铎夫的信心与爱心下，众人愿意灵里倒空，同心合意遵守协约。公约实行后，信徒们的祷告与交通增多，并且经常聚集祷告、唱诗。二个月后，新生铎夫意外的在西利西亚的图书馆中，发现一分弟兄会的古老拉丁文章程，内容竟与之前所定的协约相似。回到主护村后，新生铎夫将其译成德文，于八月四日传阅，众人都希奇圣灵的印证。次日晚上，新生铎夫与十四位圣徒彻夜守望祷告。十日的主日聚会，全体俯伏在神同在的喜乐里，祷告、唱诗直到半夜。散会时主持人宣布，于十三日聚集守主的晚餐。那是他们有交通之后第一次要举行的擘饼。那一天，众人在前往伯特铎夫教堂聚会的路上，凡是有隔阂的弟兄姊妹，都相互认罪。在聚会里，圣灵大大的浇灌在会众身上，将他们浸入一位灵里。摩尔维亚教会经历空前的大复兴；人人献上自己，愿意将福音传扬到世界各地。

约四年后，新生铎夫应邀参加丹麦国王的加冕典礼。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黑奴安东尼（Anthony Ulrich），听见那里福音的呼声。新生铎夫邀请安东尼到主护村交通福音的负担，立即有两位弟兄答应呼召，前往圣多马岛。次年有两位出发到格陵兰，再次年又有十八位到圣克卢斯，过一年又有十二位以上出外。短短三十年内，他们福音的足迹遍及欧洲、美洲、亚洲、甚至非洲。

新生铎夫的海外传教准则为：

主后一七三五年十月，任英国圣公会教士的卫斯理约翰（John Wesley）和弟弟卫斯理查理（Charles Wesley）乘船往美国布道，同船有一批欲前往美国定居的摩尔维亚圣徒。卫斯理兄弟看见他们举止庄重、殷勤、谦和，甘心为人作英国人不愿作的卑贱工作而一无所取，便大受感动；航行途中遇见大风浪，当全船人惊慌失措而惊惧呼喊时，摩尔维亚圣徒们却安然唱诗赞美，更深深震撼而摸着卫斯理约翰。登岸后他立即向那批圣徒的监督请益。回英国后又遇见在英国传道的摩尔维亚圣徒，受带领而清楚因信得救的凭据和真理。他也前往主护村受属灵的造就，得到更丰富的恩典。日后他在日记里说，“我心本喜欢在此度过一生，但我的主召我到祂葡萄园的其他地方作工。”以后他在英国成为神的荣耀器皿，满有属灵的能力，带下十八世纪空前的大复兴。而另一位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凯瑞威廉（William Carey），也是在摩尔维亚弟兄们刊物的激励下，前往印度传道。

为使摩尔维亚教会得到俗世政权及其他教派的承认，新生铎夫采取了一些作法，相当为人误解。主后一七三四年他受职为信义宗的牧师，并将教会改组为“主教制”，于一七三七年受封为主教，向英国及胡司派表示友好。但是这使他失去了萨克森和信义宗的信任，以致遭放逐十余年。期间他到过西印度群岛、英国和美国。到一七四八年返回，余生都在教会中牧养信徒。当他于一七六〇年五月九日安息主怀时，有四千多人从各地前来送葬。他的墓碑上写着：“在这里躺着的是一个属神不朽之人的遗体。…他因着神的恩典，和自己不懈怠的事奉，使平凡的弟兄们在十八世纪变成一个新的教会。…他被主指派去结果子，并使他的果子长存。”

在一七二七年时，新生铎夫与摩尔维亚的会众们立定协约，包括三个重点：着重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大爱；着重圣灵充满；着重将自己奉献给神，活在圣灵的引导下。这成了后来摩尔维亚弟兄会复兴的主要特点。他们尊重圣灵的主权，重视重生与悔改的主观经历，并为着福音火热。他们也十分注重祷告和唱诗。同年八月二十六日，有四十八位弟兄姊妹奉献自己，开始昼夜不断地守望祷告，为全世界的传道工作守望，以后不断有人加入。

除了祷告之外，他们也十分注重唱诗。新生铎夫所写的诗歌不下二千首，皆十分敬虔、属灵，被尊为德国地区的“圣诗之王”。日后卫斯理查理大量翻译运用，创作出许多不朽佳作。台湾福音书房所出版的《诗歌》第二百三十七首“神的基督是我的义”，即新生铎夫的作品。

此外，在宗派林立且互相敌视的十八世纪，摩尔维亚弟兄们愿意放下宗派的成见，为基督作独一的见证，实是一项大的恢复。他们的合一并不是在于外面的联合，乃是圣灵的工作。他们的教会生活十分简朴，彼此以弟兄姊妹相称，无阶级之分。他们弃绝一切偶像，单纯的仰望、祷告、献身福音、并等候主来。他们十分重视儿童与青少年的工作，单身的青年弟兄姊妹分别住在弟兄之家和姊妹之家，接受成全。摩尔维亚教会对主的渴慕，以及圣徒间的彼此相爱，被认为是启示录中“非拉铁非”教会的应验，也是十八世纪主恢复行动水流的主流。

十八世纪的英国，道德废弛，社会黑暗。圣公会神职人员灵性普遍低落，酗酒问题严重。在这种光景之下，改革复兴的需要与日俱增。主后一七二八年，劳威廉（William Law）写了一本《敬虔生活的急切呼声》（A Serious Call to a Devout and Holy Life），呼吁教会重新建立属灵秩序。各样鼓励人祷告、读经、培灵的“会社”也纷纷成立。然而福音派真正的复兴，要到卫斯理兄弟和怀特腓乔治（George Whitefield）的循道运动（Pietism Movement），才真正汇集成为一道洪流。

卫斯理约翰生于主后一七〇三年，是家中第十五个孩子。父亲卫斯理撒母耳（Samuel Wesley），是圣公会爱普渥（Epworth）农村教区的牧师，为人刚直勤奋。母亲苏珊娜是一位敬虔出色的女性，以严谨的方式教育她十九个孩子。主后一七二〇年，约翰进入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Christ Church College，Oxford University）就读。

卫斯理约翰毕业后，继续进入林肯学院（Lincoln College）深造，二十二岁就被按立为圣公会牧师。其弟卫斯理查理（Charles Wesley，家中排行十八），于主后一七二六年进入牛津基督教会学院就读，并发起一个以勉励学习、追求圣洁为宗旨的同好会。后来约翰回到牛津，便担任该会的领袖。他们的生活严谨克己，常探望囚犯、病人，并乐意周济穷人。同学们戏称这个小组是“圣洁会”，后来索性称他们为“循道友”（Methodists），以形容他们对理想教会的追求。

主后一七三五年，卫斯理兄弟应北美新殖民地的宣教呼召，前往乔治亚（Georgia）传教。当他们的船在大西洋上遇到暴风时，约翰目睹同船的摩尔维亚信徒，在恶劣的环境中仍能唱诗赞美。这件事在他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虽然卫斯理兄弟顺利抵达目的地，他们在乔治亚的传教工作却不如想像中顺利。隔年，查理即因健康问题返回英国，约翰则继续留下。约翰在停留乔治亚的期间，与摩尔维亚弟兄们多有接触。主后一七三八年，他回到伦敦，之后仍继续与他们来往。在摩尔维亚弟兄波勒（Peter Bohler）的帮助下，约翰发现自己不能凭着圣洁或守律法得救。一七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约翰不大情愿的走到艾德门街（Aldersgate）聚会。在会中，约翰听见路德马丁《罗马书注释》的序文，恍然大悟，借着信入耶稣基督，获得了新生。这才是他基督徒生活的开始。三周以后，约翰动身前往德国，与新生铎夫会面，并参观主护村。

现今，著名的伦敦博物馆的入口处，仍安置着卫斯理约翰日记的铜制复本。日记所示时间为一七三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记载卫斯理叙述自己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参加艾德门街聚会后的心得。日记上写着：“我觉得自己的心异常的火热。我感到自己因着祂的救恩，以及救恩的确据，确定的信入基督。我相信祂除去了我的罪，拯救我脱离了罪与死的律。”

约翰回到英国后，便应怀特腓乔治之邀，前往布里斯托（Bristol）传道。怀特腓是一位极为出色的传道人，年幼时家境清贫，在友人的帮助下，进入牛津大学半工半读。他在牛津求学期间，认识了卫斯理兄弟，并加入了“圣洁会”。怀特腓的讲道感力极强，但却引起守旧派人士不满，许多教会都向他关闭。主后一七三九年二月，怀特腓开始在金斯伍德（Kingswood）的旷野，向矿工传道，成千的人流泪相信耶稣。起初，约翰对于在田野讲道一事有些犹预，但随后他也放下身段，在野外向上千的信徒讲道。尽管约翰的讲道不如怀特腓那样出色，但是福音却带着圣灵的能力传遍了全英国，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得救。卫斯理兄弟和怀特腓劳苦奔波，四处传道，足迹遍及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各地，带进了英国福音派大复兴。

除了在旷野传道，约翰也积极盖造教堂。主后一七三九年，卫斯理约翰在伦敦一个废弃的铸造厂讲道，吸引了八千人前往听道，这使他兴起了购建教堂的想法。后来他买下一座因爆炸而废弃的铸造厂，将其整建为一座可以容纳一千七百人的大教堂。教堂楼上有寡妇收容所、药房、出售卫斯理著作的书房、以及收容儿童的免费学校。整建工作于主后一七四〇年完成，后来成为伦敦循道会的总部（一七四〇至一七七八）。主后一七七七年，卫斯理约翰在城市路（City Road）租下一块地，盖建一座新的教堂，总部也由原教堂改迁于此。新教堂位于伦敦市郊，原是圣保罗大教堂兴建时，用来堆置废弃物的废土堆。教堂对面的山上，有一座著名的公墓，专门埋葬许多不依附英国国教的新教徒。主后一八九九年，该教堂因大火而重建，但大多依原有样式重整。教堂前院有卫斯理约翰的纪念像，他的故居建于主后一七七九年，就位于教堂旁，仍保留着十八世纪的样式。据说，约翰不在外旅行时，多居于此。故居中保有许多约翰的遗物，他的祷告室，以及其他许多家具设施。卫斯理约翰的墓地，即在教堂后方的小墓园中。

在事奉上，卫斯理约翰极富组织及管理能力。他留意到信徒得救后，必须进一步造就；为了要栽培这些得复兴的信徒，他在主后一七三九年，成立了第一个循道会社。“宗教会社”是当时普遍流行的制度，将信徒分为若干小组，方便彼此造就。约翰轮流探访这些会社，负责监察及纪律的执行。因着人数的增长，牧养会社的工作日渐加重。因此自主后一七四二年起，约翰开始允许平信徒讲道；并随着会社的发展，增添了管家（管理财物）、教师（照顾学校）、探访员（探访病人）等非正式的职务。主后一七四四年，卫斯理约翰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年度会议，之后将全会社划分成几个教区（Circuit），由游行传道人（Travelling Preacher）巡行，并设立教区长（Superintendent），管理教区事务。

尽管循道会社蓬勃发展，卫斯理约翰却无意使其脱离圣公会，而将会社视为国家教会的一部分。然而，循道运动一面发展出独立的体系，一面又与圣公会神学观点不一，至终两方只有走上分手一途。此外，约翰与怀特腓在关于拣选与救恩的真理上，亦抱持不同看法。怀特腓赞成喀尔文派的观点，认为人的得救是神预先的拣选与施恩。卫斯理约翰则受圣公会的影响，倾向亚米纽斯观点，认为基督为众人死，凡相信者都能得救。虽然双方时有辩论，却未损及友谊，也未影响两人传讲因信称义之道的共同负担；然而，在教义与组织方面，两方则采行不同的路线。

主后一七四八年，怀特腓获得富有的汉廷顿伯爵夫人（Countess Huntington）的支持，发展出循道会中的“汉廷顿夫人系”，演变成为循道会中的喀尔文派。主后一七七〇年，卫斯理约翰在循道会的年度议会上，坚决为亚米纽斯派辩护，获得瑞士神学家傅勒彻尔（John William Fletcher）的支持，傅勒彻尔也逐渐成为循道运动的重要神学家之一。主后一七七九年，“汉廷顿夫人系”从英国圣公会中独立出来，成立威尔斯循道会。主后一七八四年，卫斯理约翰制订《宣言书》（Creed of Declaration），选出百人议会，以在约翰死后继续接掌会社事宜。同年，因着北美宣教的需要，卫斯理和圣公会的若干位长老，一同按立了美国循道会的长老和监督。然而，循道会一直到了卫斯理过世以后，才因着主后一七九五年的“和平计划”（Plan of Pacification），真正脱离英国圣公会，成为一个独立教会。

卫斯理约翰作工极为勤奋，五十年内旅行布道超过二十五万哩，足迹遍及英、德、荷等地，讲道四万多篇。在他去世时，循道会在英国已有八万会众，美国也有六万之多。现今，循道会在全球有四千多万信徒，是英、美属一属二的福音派团体。卫斯理约翰于主后一七九一年逝于伦敦。他所留下的，有一批为数不少的书籍，一件穿旧了的牧师袍，一个常被咒骂的名字，以及一个循道教会（卫理公会）。

卫斯理查理虽不如约翰那样出名，但却与华滋以撒、科萝丝贝芬妮（Fanny Crosby）同被列为教会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查理一生创作了七千多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其中一些著名的诗歌也收录在台湾福音书房出版的《诗歌》中，如七十四首“听啊，天使赞高声”，一三五首“哦，愿我有千万舌头”，一四四首“我们要从那里说起”，二〇九首“耶稣，你的全胜的爱”，三九一首“你这‘恬静’隐密之源”，七二九首“耶稣，我人的爱人”等。

十八世纪循道运动所带来的新鲜与复兴，唤醒了当时腐败黑暗的英国。他们寻求公义、摒弃恶习，解救困苦，成了一股社会革新的力量。这股力量影响了日后英国的司法制度，避免了一场流血的改革，也使得英国各个福音派公会，得到普遍的复兴，为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蓬勃发展的海外宣教运动，立定稳固的根基。

英国福音派大复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带进了十九世纪蓬勃的海外宣教运动。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初，敬虔运动的中心─哈勒大学、摩尔维亚教会、以及贵格会等团体，已陆续差遣教士前往欧、美、亚、非等地，并设立了几个相关的宣教组织。然而，真正普遍的海外宣教运动，要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真正开始。随着航海运动的盛行，以及英国海权上的胜利，循道运动为英国所带来的属灵复兴，至终成了福音化万民的伟大托付─将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

主后一七六八年开始，英政府委任库克船长（James Cook）航行太平洋，发现了许多新的地区。他回来后，将航行的经历写成了一本《库克船长的最后旅程》。这本书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的“近代宣教之父”凯瑞威廉。凯瑞威廉于主后一七六一年生于英国，原是一名鞋匠，靠着自习学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法文。后来，他受到美国大布道家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及其所编写的《布莱纳大卫生平》（The Life of David Brainerd）一书的影响，心中燃起海外宣教的负担。主后一七九二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宣教义务暨实务谘议》（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的专文，实际的针对海外布道的责任、历史、现况与前景提出详尽讨论。同年十月，十四位信徒在凯瑞和《摩尔维亚差会期刊》的鼓励之下，成立了一个差传团体，并于隔年举家迁往印度。

凯瑞威廉初到印度时环境极为艰难，他的妻子无法承受这重大压力，导致精神失常。然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凯瑞却排除万难，将圣经译成二十几种不同的印度方言和小册。凯瑞于一八三四年逝于印度，他在印度四十年里，从未回英国一次，然而他所传回英国的报告，却引发许多差会的成立，使海外宣教的运动普遍展开。

在凯瑞威廉的激励下，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一七九五年成立。隔年，他们差遣了二十九位宣教士前往大溪地传道。一八〇七年，第一位来华的更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以及一八四〇年到南非传道的李文斯顿医生（Dr. Livingstone），均是伦敦差会所派遣。伦敦差会初成立时，是一个跨宗派的联合差会，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公理会的附属组织。英国圣公会也于主后一七九九年成立了自己的宣传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给倪柝声弟兄莫大帮助的和受恩教士（Margaret E. Barber）就曾受此差会派遣前来中国。循道会也于主后一八一八年组织了循道差会（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扩大活动范围，也就是后来的美以美会。类似的差传组织相继在美、德、法、荷等地出现，几乎各宗派都有其独立的差会，以专注发展某一地区的福音工作。

这些差传组织中最大的一个国际差会，是戴德生（J. Hudson Taylor）所创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戴德生于主后一八三二年生于英国约克郡，主后一八五三年在中国福音会（China Evangelization Society）的差派下来到中国，后独立成为自由传道人。当时大多数的传教士都在沿海一带作工，戴德生看见了内地的广大需要，遂于主后一八六五年成立了中国内地会。戴德生的几个传教原则，如：不对外寻求经济支援，以信心仰望神的祝福；在衣着习惯上入境随俗；以及直接将总部设在中国等，都成了宣教工作的新典范。主后一八八五年，七位剑桥的毕业生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他们的奉献，大大激励了其他的英国人，以至于短短五年之内，内地会的传教士人数就从原有的一百六十三人，增加到八百人，占了整个福音派传教士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主后一八九三年，内地会在纽恩登林荫路（Newington Green）购置了一个拥有三十个房间、会议厅、和接待室的新办事处，以训练有心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传教规模因此更为扩大。

十九世纪除了各式各样的差传组织外，圣经公会也大量兴起，与传教工作相辅相成。约在主后一八〇二年，英国及外地圣经公会在伦敦成立，其主要的宗旨是“鼓励经文本圣经广泛通行”。此组织很快的协助俄国、荷兰、德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国成立圣经公会。主后一八一六年，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也在纽约成立，派发圣经给前线的拓荒者、印地安部落、和大量涌进的欧洲移民。举凡宣教士所到之处，都有圣经公会立即成立，将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在中文圣经的翻译上，更正教传教士马礼逊的成就极为卓著。

马礼逊是在主后一七八二年生于英国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主后一八〇七年抵达中国广州的南港，成了第一个来华的更正教传教士。因着清政府严禁传教，因此马礼逊在中国的二十七年间，大多致力于圣经的翻译。他不仅完成了第一本英粤字典，也将新、旧约翻译完成并出版。

一九四六年，全球主要的圣经公会在英国聚集，成立了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加强翻译、出版、以及发行圣经的工作。宣教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使得福音所到之处教育普及、医疗提升，亦为欧洲的基督教带进了一股新的活力，更多青年人受激励奉献自己，带进了一地一地的复兴。

十九世纪卫斯理的循道运动，为原本冷沉、形式化的宗教，注入了一股新的生命力。在欧洲，拿破仑战争带进欧洲政治版图的重组，使得人们开始对圣经中的预言产生兴趣，特别是关于主再临的真理。在英国境内，越来越多人不满圣公会的死沉光景，纷纷组成自由团体。他们强调研读圣经的重要，热中海外传教，并且在各地成立圣经公会。

主后一八二七年，克罗宁（Edward Cronin）和一班弟兄们，在爱尔兰（Ireland）的都柏林（Dublin）开始了擘饼与祷告，这便是英国弟兄会的起始。渐渐的，这个聚集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都柏林，其中包括了格罗夫（Anthony Norris Groves）与达秘（John Nelson Darby）。格罗夫虽是一名牙医，却对主非常有心，常常只留下一小部分的生活费，而将其余的钱全数捐给需要的人。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基督徒的奉献》（Christian Devotedness），深深影响慕勒乔治（George Muller）的事奉。

慕勒乔治（George Muller，一八〇五至一八九八年）生于普鲁士乡村，后迁居英国。慕勒青年时代活在不信及罪恶之中，但悔改之后，便献身孤儿院工作，闻名于世。他的工作，是从布里斯托开始的。布里斯托是一座具有千年航运历史的海港城市，慕勒于主后一八三六年在此创立了第一所孤儿院，房子是租来的。主后一八四九年，他又兴办了一所新的孤儿之家，这次是设在布里斯托城郊山上自建的楼房里。最初只有二十六名院童，两年后，在他照顾下的孤儿已多达三百名，而工作还在大大的扩展。现在英国布里斯托城最大的孤儿院，就是他实际由祷告所得之永久纪念。为了建筑并维持孤儿院，慕勒一生中所得的捐款，超过一百二十五万镑。这些捐款全是由各方自动送来的，没有一分钱是慕勒向人募捐的。慕勒在论到这项神迹时曾说，“神答应我的祷告所赐下的财物，…都在需要时来到。没有任何人能说，我向他要过一分钱。我们没有委员会，没有劝募员，没有议案，没有生息的资本，全是借信心的祷告而得。”慕勒的信心，来自他无间时刻的恒切祷告。他总是活在祷告中，无论走路、躺下、起身时，都在祷告。他说，“神总是听见我的祷告，祂答应我的祷告何止千万次！我一旦确知一件事是对的之后，就永不放弃。”他完全信靠神，他认为祷告得答应，是一项属灵的律。 虽然慕勒以祷告维持孤儿院而出名，但他也是一名敬虔的圣经学者及讲道人。他看重圣经超乎一切其他的书。他发现天天清晨到田野读经散步一两小时，专心默想每一节经文，会将他带进祷告；他因此获得力量，预备好从事一天的服事。他的孤儿院前后收容了一万多名孤儿。他在训练及教育他们之后，就送他们到世界中去从事有用的工作。除此之外，他也不遗余力的从事其他慈善工作。

主后一八二七年，克罗宁和一班弟兄，在都柏林开始聚会，是为弟兄会的起始。克罗宁原本是一位天主教徒，因着健康问题，迁居至爱尔兰的都柏林。他对当时纷乱的宗派情形深感困惑，便专心研读神的话，想要明白此事。他从圣经中看见，教会只有一个，所有信徒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并且主赐下有恩赐的人，执行祂的职事。尽管他们的聚集遭到当时基督教界的批评与攻击，但是人数却不断扩增。关于这段创始时期，克罗宁曾说，“主一直将虚心的弟兄加给我们。我们很快就发现，在费兹威里（Fitzwilliam）的房舍已经不敷使用。我们必须将主日聚集改在奥吉尔街（Aungier）的会议厅举行。每当我和帕内尔（John Parnell）、史多克（William Stocks）、以及其他弟兄，在周六晚上布置会场，将饼杯置于简朴的桌上时，我的心是多么的快乐，这种喜悦我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个聚集的开始，不仅有主的同在，更有主的笑脸。”

之后，这个聚集吸引了达秘。达秘生于主后一八〇〇年，十五岁进入都柏林三一学院就读，是一位极为出色的学生。主修法律的他，很快就进入爱尔兰法院工作。然而达秘却选择成为圣公会的教士。达秘自述：“我寻找教会，…然而在某种印象的误导下，我想到了罗马天主教，以及其所承继的圣礼、传统和普世观。…我继承了完全的使徒职分，成为神施恩的唯一管道。”达秘当时认为，只有天主教才能得神恩惠，因为他们承继了使徒的职分。所以他将路德马丁、喀尔文和其跟从者，都摒除在“教会”之外。主后一八二七年冬，达秘开始加入弟兄们的聚集，但仍在国教中任职。尽管当时他还在脚踏两条船，但是却渐渐看见关于教会的真理。主后一八二八年，他写了一篇文章，名为《思索基督教会的本质与合一》，该文成了弟兄会第一分出版的文件。两年后，他正式离开圣公会。

在达秘的带领下，弟兄们的聚集扩展到英格兰等地，成了一股“弟兄会运动”，甚至影响到欧洲和美洲各地。在布里斯托，弟兄会运动得着了慕勒乔治和凯克亨利（Henry Craik）。在英格兰的普利茅斯，达秘得着了牛顿（Benjamin Wills Newton）。牛顿的父母为贵格会信徒，牛顿是在牛津求学期间遇见了达秘。他加入达秘的弟兄会运动后，他在普利茅斯的家，便成了弟兄会在英格兰第一个据点，后人也因此将他们称为“普利茅斯弟兄会”（Plymouth Brethren）。

在普利茅斯的弟兄会聚集，不久便扩展到千人之多。牛顿形容这段初期的弟兄会生活，是“在地如同在天”。一位信徒见证当时的光景说，“这里充满了爱，如同在家里般自在。他们的教训启迪我，他们的喜乐鼓励我，他们的交通安慰我，他们的扶持加强我，他们的单纯使我感到甜美。这里处处流露出圣灵的果子（加五22）。”尽管普利茅斯的聚会是由达秘与牛顿共同主持，但是因着达秘常要到伦敦主持聚会、释放信息，因此大部分的领导之责，还是在牛顿身上。达秘在伦敦的工作很有果效，邻近的城市都纷纷来此听他讲解圣经中的预言。其中一位就是后来加入弟兄会，并协助发行《圣经希腊文汇编》与《圣经希伯来文汇编》的魏格伦（G. V. Wigram）。

因着达秘所带领的聚集强调无阶级制度，信徒彼此以“弟兄”互称，因此被称作弟兄会。弟兄会有几个主要的观点和特色：

然而，因着解经上的歧见，弟兄之间渐渐出现了分裂。这个分裂主要是来自于对圣经预言的不同解释。达秘认为，信徒会在大灾难之前全体被提；牛顿却认为，信徒必须经过大灾难，并在大灾难结束前全体被提。而格罗夫则相信，唯有得胜的信徒才能有分千年国，作为其奖赏。此外，他们对于教会的本质、蒙召、以及治理上也有不同的意见。达秘认为一地教会的责罚，应由全体教会决定。格罗夫则认为教会应直接受神的管理，不应彼此干涉。牛顿则主张各地教会应自行指派长老，各自处理行政事务。一八四六年，达秘发表《真相的来龙去脉》（A Narration of Facts）一文，内含许多对牛顿的指责。隔年二月，以达秘为首的英格兰各地弟兄们在伦敦聚集，同声谴责“从普利茅斯所出的邪恶教训”，并且绝对与之分离。

此时，由慕勒和凯克带领的毕士大（Bethesda）弟兄会却认为，除非有充分地证据证明普利茅斯的教训有异端之嫌，否则仍应一视同仁的接待他们，不可因任何道理上的分歧而将他们隔绝。然而达秘却认为，在毕士大的弟兄们应立即断绝与牛顿等人的交通，不然，也将被隔绝。在达秘的坚持之下，弟兄会分裂成以达秘为首的“闭关弟兄会”（Closed Brethren），以及以慕勒和格罗夫为首的“公开弟兄会”（Open Brethren）。分裂后的弟兄会，走上各自发展之路。公开弟兄会致力于福音行动，范围遍及中国、印度、非洲、纽西兰等地，建立许多分送单张的文字机构。闭关弟兄会虽然也产生少数有能力的传道人，如《救、知、乐》的作者卡亭乔治（George Cutting），但大部分的重点还是在解经工作。他们中间出了几位著名的解经教师，如开雷（William Kelley）、马金多（Mackintosh）等。

弟兄会当中产生了许多有名的解经家，其中一位就是郭维德（Robert Govett）。郭维德生于主后一八一三年，一八三〇年进入牛津大学就读，毕业后被按立为教牧。一八四四年，他因着无法迫使自己的良心接受婴儿洗礼，离开了圣公会，建立了索立郡教会（Surrey Chapel）。然而因着会众人数众多，不得不以维多利亚大会堂（Victoria Hall）作为聚集之所。主后一八五四年，索立郡教会重新启用，郭维德便在此处执牧直到离世。

郭维德有极佳的思维能力，对于真理总是追根究柢。他查考末日审判与千年国的关系，看见千年国是神给忠信信徒的奖赏。人虽然因信得救，但必须借着信心所活出的生活，在神面前得奖赏。得救是生命的问题，得赏乃是生活的问题。他告诉人两件事：第一，基督徒有从千年国里被革出的可能，故此信徒必须忠心，必须殷勤。第二，在大灾难前，不是全体的信徒都可被提，只有得胜的、忠心的信徒才有分。

郭维德有一位助手名叫潘汤（David M. Panton），潘汤生于牙买加一个圣公会的家庭中，来到英国求学，在剑桥修得了律师学位。潘汤也是一位极出色的圣经教师，他所领导的祷告、研经和主日学，均吸引大批的群众参加。他也是《黎明杂志》（Dawn）的编者之一，在杂志上发表许多关于解经的文章。

在弟兄会中另一名与郭维德同时期的著名教师彭伯（G. H. Pember），则写下了许多关于圣经预言的著作，是百年来最伟大的解经家之一。他与郭维德、潘汤等人的被提观点一致，认为只有小部分得胜的信徒，可以在大灾难前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另一位解经家兰格乔治（George H. Lang）早年曾加入闭关弟兄会，后来转入了公开弟兄会，受彭伯、司布真、慕勒乔治等人影响甚多。兰格乔治游行英格兰、苏格兰、挪威、德国、波兰、乌克兰、罗马尼亚、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印度等地传讲神的话语。因着弟兄们对圣经预言的解释，引起了此时期人们对于国度预言的普遍重视。

十七世纪时，在天主教中间，有一班属灵的人被兴起来，开始注重基督徒内里的生命。其中一位名叫莫里诺斯（Molinos），是一位很属灵的人。他曾写下了《灵程导引》（Spiritual Guide）一书，教导人如何舍己，如何与主同死，成为当时一极有影响力的著作。同时期有一位盖恩夫人（Madame Guyon），生于主后一六四八年，卒于主后一七一七年；她对于如何与神的旨意联合、如何舍己等，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她写了一本传记，名为《馨香的没药》，是一本生命经历很深的书。卫斯理约翰受盖恩夫人帮助很大，他甚至认为每一位信徒都应该读读盖恩夫人的信息。与盖恩夫人同时的，还有一位芬乃伦（Fenelon）主教。他极肯为主受苦，与盖恩夫人二人同工，释放了很多属灵的道，是当时最注重内里生命的一班人。

之后到了十九世纪，另有一班人被兴起来，继续这条内里生命的线。主后一八七五年，一位名叫史密斯（Pearsall Smith）的瓷器商人被神得着。史密斯看见人乃是因奉献而成圣，这种成圣与卫斯理所说的成圣不同。史密斯所看见的成圣，乃是借着信心与奉献；卫斯理所看见的成圣，乃是人在奉献之后所要逐步达到的。事实上，两者都是真理。史密斯夫人（Mrs. Hannah Smith）延续史密斯的路线，写了一本《基督徒喜乐的秘诀》（The ChristianEUR's Secret of a Happy Life）。同时，霍普金（Evan Hopkins）与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等人，也起来延续盖恩夫人所传舍己的道。他们在德国、英国等地召开年度大会，这些大会就是后来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的前身。大会由霍普金主讲，他接受史密斯与盖恩夫人的属灵帮助，对当时造成了不小的影响。尽管盖恩夫人所释放的真理，并未在教会历史上大放异彩，但却对许多人有极深的属灵影响。借着这位十七世纪的姊妹，神带进了十九世纪恢复的流。

除了霍普金以外，特朗布尔（H. C. Trumbull）也在开西大会中，释放得胜生命的信息。这些信息为基督徒对得胜生命的认识，以及经历这生命所过的生活，带进了大的恢复。之后，神兴起了宾路易师母（Mrs. Jesse Penn－Lewis）。宾路易师母早期身体十分软弱，常病卧在床，在病中读到盖恩夫人之著作，只是她当时很难相信这种完全的舍己、信靠、和完全的爱是可以付诸实行的。有一次，在与神的争执中，她迫切求主带她进入这些真理的实际。主听了她的祷告，从那时开始，她就被神兴起，传扬十字架的真理。宾路易师母乃是一个真正背十字架的人。因着她的经历，许多信徒受吸引开始追求十字架的真理。借着这些活的见证，神使更多的人明白，祂工作的中心乃是十字架。十字架乃是一切属灵事物的根基，没有十字架的工作，人就不知何谓死亡，何谓罪恶。许多属灵的人都从宾路易师母得到很大的帮助；神借着她所传扬的信息，叫许多人得着拯救。

主后一九〇四年，在英国威尔斯（Wales）出现大复兴。伯雷纳奇（Blaenanerch）和劳荷（Loughor）这两个城市，是威尔斯大复兴的发源地。在这次复兴中，有些地方全城的人都得救了，以致再没有可以传福音的对象。除了福音之外，有许多五旬节的外表现象也在他们中间产生。这复兴的领导人是罗伯斯伊凡（Evan Roberts），他是一个二十二岁的矿工，没有什么学问。他得救以后，常在废矿坑中迫切祷告。他的祷告只有一个，就是：“主啊，折服教会，好叫世人得救。”周围的人一面觉得希奇，一面深受感动。渐渐的，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的祷告，不久全矿坑都受了影响，许多矿工被兴起祷告。复兴也从这里蔓延到整个英格兰南部。

开西大会是在主后一八七五年于北英格兰湖区的开西小镇开始的，福音派基督徒每年夏天在此举行大会。在此之前，史密斯便在英格兰各处召开类似的特会，主后一八七四至七五年间，在牛津、布赖顿（Brighton）等地也有大型聚集。到了主后一八七五年，圣公会主教贝特斯比（Harford Battersby）开始在开西镇上举行为期一周的聚会。开西大会不同于其他传输圣经知识的解经聚会，它的重点在于帮助信徒属灵生命的长进，恢复他们的属灵情形。因此，大会并不突显宗派神学，只强调“在基督都是一”。因着大会的主题十分明确，因此历年信息的顺序大致如此：第一天，解释罪在信徒生命里所产生的功效（死）；第二天，神借着十字架对付了罪与罪的权势；第三天，人对神呼召所应有的奉献；第四天，过一个让圣灵充满的生活；第五天，基督徒应有的事奉，着重海外传教的一面。开西大会的主要讲员多半来自英国，少部分也来自其他国家。这些讲员中，我们熟知的有慕安得烈、戴德生。倪柝声也曾应邀在会中祷告。

和受恩教士于主后一八六六年生于英国南部苏福克郡的皮森浩（Peasenhall）。父亲是一名车轮修理匠，家境贫寒。一八九〇年，和受恩二十四岁那年，在一场更正教中国宣教大会中，身在遥远中国的戴德生发出呼召说，“在基督教土地上，更正教的众教会，我们现在呼吁你们，在今后五年以内，差遣一千人来到中国，响应这些呼召。我们乃是为着三亿尚未听见福音的异教徒恳求你们，眼前广大的事工和责任远远过于我们所能担当，因此我们诚挚的发出恳求。”在这呼召发出刚好五年后，一八九五年在英国圣公会宣教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的差遣及资助下，和受恩来到了中国。她写信给差会的负责人巴林古德：“何等可悦，我们能信靠神的话─祂必遮蔽你。当我们头一次踏上这块土地，我们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体会：神给我们的是何等的尊荣！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我真正抵达中国的时候。”

在抵达中国不久以后，和受恩和另外两名女传教士一同被安排前往福州附近的乡下，她便全人投入应付周遭的需要。后来因当地环境太差，她被指派迁回福州市，在陶恕女子中学教书，为时七年。因着她极富生命，获得学生们的喜爱，引起了女校校长的妒忌，以十项不法的罪名，向差会控告她的不是。差会下令和受恩回英国解释。在冗长的审问中，她总是选择静默，从未表白。在她回英国的期间，遇到了《黎明杂志》的编者潘汤，从他得着许多帮助。潘汤对于宗派的看见十分清楚，也对圣经中有关国度的预言很有研究。在潘汤的影响下，她开始过一种等候主来的生活。她在伦敦待了两年，一面操练信心的功课，一面向主祷告，求主让她再回到中国去。

一九〇九年，和受恩在与索立郡教会的潘汤交通后，再次回到了中国。这次她决定不倚靠差会，单单倚靠主作她的供应。她住在福州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继续学习十字架。曾有人问她：“如何为主作工？”她回答：“就是先停下自己的工。”她像是一颗生命的种子，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表面看来没有任何伟大的果效，但却影响了许多人，其中一位就是倪柝声。和教士于一九三〇年离世，留下许多深刻的诗歌，如《诗歌》二百八十二首：

在神主宰的保守中，教会在神的心意里，继续迈向另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