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〇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成千上万海外华人访问祖国，其中基督徒为数不少，与国内信徒接触之间，不免有属灵交流。美国水流职事站和台湾福音书房出版之文字书刊，因在海外早已流传甚广，也深获基督教界各方人士欢迎，因此那时便开始流传至中国各地。中国国内信徒爱慕真理，这些文字书刊自然广受欢迎。许多渴慕真理、爱主的真基督徒，从纯正的圣经教训获益甚多。

在这些符合圣经的教训与实行中，最被人误会的项目之一，就是 “呼求主名”。先是许多人都误以为基督徒聚会处（又称为“小群”、“聚会所”、“地方教会”、“地方召会”）就是“呼喊派”，只因他们会 “呼求主名”。再者，教导呼求主名的李常受，因为被有些基督徒聚会处视为德高望重的牧者，就被错误的冠上“呼喊派领袖”的头衔。这样的发展，完全与事实不符。李常受虽然本着圣经教导呼求主名，却从未提倡盲目喊叫，自成一派，破坏社会秩序，更遑论带领中国大陆各地基督徒聚会处，成为“呼喊派领袖”。其实，李常受讲论圣经时，一向教导信徒要遵守秩序，服从掌权者，不参与任何抵挡政府的活动。

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开始拨乱反正，教育逐步走上正轨，经济亦重新发展。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同年通过的新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公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基督教经过文革期间的沉寂，重新恢复生气，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一九八二年二月，浙江东阳、义乌两县的基督徒与当地民警发生冲突。同年六月，香港一些基督教媒体开始报导此事。这些报导引用一封名为“请为东阳的众肢体代祷”的油印传单，传单中表示二月二十八日在东阳，“金炳甫、陈松林等人，煽动利用一批不明真相的社员群众及民兵，冲入聚会的地方，绑架弟兄姊妹，殴打、甚至侮辱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样的报导一出，海外基督徒群情激昂，中英文基督教媒体纷纷加以转载、报导。《百姓》杂志于六月发表的“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的交锋”一文中，直指“这是意识形态的问题”，“消灭一切宗教，是他们从不改变的目标。”位于香港九龙西洋菜街二十六号的《主在中华》编委会编印，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发行的《主在中华》（专辑创刊号）中，也转述了油印传单中的诉求：“近几个月来，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广大农村，人数众多的地下教会受到越来越严重的逼迫，这是我们这末了一代与邪恶的争战，因撒但知道自己盘踞空中的日子不多了，他要作垂死的挣扎。”一时之间，东阳义乌事件成了中国政府与家庭教会之间的争斗。

同年十月，香港基督教协进会张煦群和莫树恩，合写了一篇“东阳义乌事件的另一面─异端邪教在中国的流传”，刊登在《信息》杂志和十一月的《七十年代》杂志上。这篇文章指出：“一九八〇年，洛杉矶“地方教会”组织的领导者李常受以探亲的名义到福建，开始在当地发动了一个自称为“新约教会”的运动，这个运动逐渐从福建传至浙江、河南一带，发展成现在的“呼喊派””，而义乌事件是“两百多名的呼喊派人士冲入去捣乱”。然而，这个说法并没有成功说服海外基督徒；所以，包括《莫忘神州》在内的多家杂志纷纷回文反击。

根据《主在中华》所刊，一分由“浙江省义乌县基督徒”于五月二十二日所署名的油印传单“义乌县基督徒给浙江省政府，省长，并请转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上诉书”中指出，乃是公安人员和联防队员打伤信徒，并抓走三十余位信徒。陈情书中只字未提李常受，也未提到呼喊派闹事，并且事件发生的地点是在北门的礼拜堂，明显不是“小群”的聚会点。Tony Lambert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翻译的“东阳义乌事件的另一面”（The Dongyang and Yiwu Persecution： Another View）中也指出：“我们有足够证据显示，在东阳义乌受到迫害的地下召会，并不属于李常受的‘地方召会’或是‘呼喊派’。”附带一题，李常受自五〇年代离开中国后，就一直没有回到大陆，张煦群和莫树恩在文中提到李常受于一九八〇年以探亲的名义到福建发动“新约教会”运动，明显与事实不符。张、莫是试图将中国政府与家庭教会之间的对立，转移到中国政府打击异端邪教上，借此缓和海外基督徒的情绪，但此举并不成功。不幸的是，张、莫二人这样作，使原本与这事无关的李常受与地方召会，受到严重伤害。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头看历史，知道那是八〇年代少数宗教人士与中国政府新宗教政策执行的冲突，与李常受或“小群”的信徒没有任何关系。

因着此事严重影响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国际形象，一九八三年一月底，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江平奉指示组织考察团，到上海和浙江调查呼喊派的问题，并到浙江听取关于东阳义乌事件及呼喊派的简报。根据中国北京华文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出版，由江平所著的《考察调查辑要》一书，与呼喊派有关的历史记录报告可以归纳成以下三点：

江平在《考察调查辑要》中说，“国外反动势力对于地下教会寄予极大的希望，认为这是对坚持惟物论的中国共产党的空前挑战，甚至狂妄地说，在未来的属灵战争中，他们将与基督一同胜利。”江平在四月十八日呈给主管机关的《关于处理呼喊派问题的报告》中结论：“香港出版发行的反动刊物《主在中华》号召一切国际反动势力“与大陆各地肢体（地下教会）一起，在元首基督的率领下，投入这场末世对抗邪恶的属灵争战”，幻想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将同基督一同胜利”。这就充分表明，国际反动势力策动我国一些反动分子组织“呼喊派”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颠复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根据江平的报告，这个事件原本只是少数“坏家伙”扰乱社会治安的局部问题。但因着海外的舆论和批评，这事件被扩大成为反政府的政治运动。或许少数人对政府有不满情绪，但他们多不属于“小群”（聚会处），这些信徒参与扰乱社会的行动，也属个人行为，不代表“小群”（聚会处）或李常受的职事。这些少数人，或因对圣经教训认识上的浅薄，或因个人野心，惟利是图而走入极端，导致实行上的偏差。他们在国内各地发表的言论似是而非，行径造成社会治安上的莫大困扰。虽然他们只占极少数，但由于信息不足，特殊个案反而变成相关群体的广泛定义。其实，这种扰乱社会的行为，根本违反了李常受一向的教导与实行；只不过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政府当局实在难辨真伪。

多年来，“小群”（聚会处）一直基于圣经的教训，追求最高标准的道德，追求和谐，奉公守法，虽然依照圣经 “del呼求主名”，却未标榜这项实行而自成一派，遑论扰乱社会秩序。唐劳麦卡因在《今日中国宗教─政策与实行》（Donald E. MacInnis, Religion in China Today： Policy and Practice）一书第三二二至三二三页写道：“一些‘小群’的年长圣徒…传扬真正的福音；他们从未抵抗政府，也未曾有违法之举。”因此，“小群”（聚会处）的基督徒，绝非一班不服政府、扰乱社会之人。

已过十年，中国最大的基督教刊物《天风》杂志，在提醒信徒小心异端邪教时，都没有提到“小群”（聚会处）或“呼喊派”，甚至在二〇〇四年《天风》杂志第九期中，还代刊了一篇由蔡凌云、区应毓所写，向“小群”（聚会处）致歉的道歉启事，内容如下：“二〇〇三年九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们合着的《异端与邪教》一书。我们本想通过该书提醒人们对异端邪教要高度警惕，不要陷入其所设立的网罗，而使自己的生命和财产遭受损害。但由于我们的疏忽和不够严谨，在选材和编排上出现了错误，将原‘真耶稣教会’列入异端邪教，对原‘小群’（聚会处）也存在不正确的表述。今年年初，当我们发现此问题后，就同出版社和发行单位磋商，停止了该书的发行，并回收和封存了大部分书籍，但有极少部分流入了社会。目前我们仍在和出版社、发行商进一步回收此书。该书的出版发行，给有上述原宗派信仰背景信徒的宗教情感造成了伤害。在此，借《天风》一角表示我们诚挚的歉意。（注：《异端与邪教》为蔡凌云、区应毓合着）。”（第五五页，晓望编辑。）

二〇〇五年一月《天风》杂志第二十八页〈提高信徒辨别异端邪说的能力〉一文中，作者晓理点名了中国当前的异端邪教：“在社会转型期间，各种思潮、观念和学说不断涌现，多元化、全球化难免混杂着消极、颓废的说教，对中国教会构成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更有一些貌似宗教、实为邪教并打着基督教旗号的垃圾污染着中国基督教的神圣性。它们如同瘟疫，严重地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其中有“灵灵教”的华雪和，自称是今天的“耶和华神”；有自称“被立”的吴扬明；有自称为“接续基督作救主”的门徒派的许三赎；还有“使徒派”的左坤及东方闪电的“女基督”等等。”

二〇〇七年三月《天风》杂志第三十页的〈“东方闪电”再剖析〉一文中，作者常乐文提到邪教东方闪电时，说到：“邪教“东方闪电”又名“实际神”，是假冒基督教名义成立的邪教组织，其创始人是黑龙江省阿城的赵维山。赵于一九九三年逃离东北，来到了河南省。在那里，他假借圣经中“闪电从东方发出”一句，正式定名为“东方闪电”，并编印“经典书卷”，发展教徒，迅速在全国各地传播蔓延。…“东方闪电”在搞教主崇拜方面，与其他邪教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该组织中的“女基督”邓某，自封为“全能神”，宣称人只有信靠她才能得救，因此，要求教徒必须敬她、事奉她、绝对地服从她，甚至连婚姻家庭也不能自主，使教徒们失去对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不顾一切地为她效力。正如邓某在其“书卷”中所说：“我是独一神的自己，只有人在我面前跪拜，没有我在人前屈服。””

以上三篇《天风》杂志论述目前当代中国大陆异端邪教的报导，都未提及李常受之名。至于政府所称的“呼喊派”，就是那些对圣经教训认识不清，误入极端，以致实行偏差、扰乱社会秩序的少数分子。经过中国政府多年来的管理，除了赵维山目前仍逍遥海外，其他“少数坏家伙”─或引用前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江平的话─其他“少数呼喊派坏头头”，均已被除名。“呼喊派”这辞在中国大陆几乎已是个历史名词，不足以对新中国的和谐社会造成任何威胁。

二〇〇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台美两地有些基督徒专程前往南京与三自会主席丁光训主教见面，并会谈将近一小时。一周后，正式的谈话纪录由丁主教的办公室发出。以下就是丁主教谈话内容的部分摘录：

“听了三位的介绍，对我来说很新，你们在我身上会发现许多我的无知。我非常愿意学习这些年中‘聚会所’走过的路。你们是代表一种中国的基督教。最近几年来，我和同事去访问中国的基层教会，教会弟兄姊妹的接待让我感到‘这也是基督教’，这句话很简单，但很有力量。所以我们没有权利去评判，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基督教。你们令我感动，因为你们带来的也是基督教。我们应该欢迎并且了解，今天下午你们就是讲你们的观点：你们…对于传福音是和大陆教会同样重视，并不是代表着另一种基督教。听了你们的谈话，应该承认我们是一体的。在这许多年中我们是分开的，但耶稣基督的福音借着你们在台湾和世界各地传开，是奉着基督的名作的。在大陆我们基督教需要再教育，因为我们是盲目的，也有骄傲的感觉。因为大陆信主的人，多以老大哥自居。你们是否对于和大陆弟兄姊妹的交流带着很大的期望，我相信他们是很愿意听的。”

“我也非常赞同，很多时候是容易造成误解。误解积累存在很久了，清除误解就会有大量的工作需要作。…我可以肯定宗教干部若干年前对宗教有错误的看法，对李常受等人也有不正确的看法。…今天是个很好的机会，我希望以后不但在南京，也有许多别的机会来回顾、悔改和交流，应该很有价值。你们几位代表的也是基督教。我们容易把陌生的东西看成是错误的东西，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习惯。我们一定要改变，我们应该在《天风》上发表文章来说明。现在共产党员多次表态他们对宗教（过去）的看法是不对的，现在对了，对此我们非常欢迎。我们都相信同一位主，在我们内部容易交流，但一定要有人发起带头。…可能你们心里还有要求和想法在这里提出，你们还可以通过写信和其他途径来开始，使我们有很好的交流。”

根据当时与会人士转述，丁主教是以非常谦逊、诚恳的态度，发出这番肺腑之言。从丁主教的谈话，可以看出他相当客观、公正。他的看法重点如下：

丁主教的谈话，应足以代表现阶段的情况。盼望这篇简短的“回顾与现况”，能澄清许多两岸人士或基督徒对李常受与“呼喊派”一切历史上被误解的混淆与不实记载，并能借着更多的沟通、回顾与交流，消除许多不必要的冲突与对立。基督徒共同的心愿，应当是照着圣经的教导，一面传扬福音，供应生命，一面在社会上积极发挥作光、作盐的功能，荣神益人，为着创造和谐社会和幸福环境，尽上一分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