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来不及逃，从上面摔下来，有些人从楼梯滚下来；受伤的、流血的，到处都是。目睹这一切，顽强如我，泪水止不住地流。主再一次向我说话。上一次是说，“钱，我可以给你，也可以拿走。”这一次是说，“你的命也是我的；我可以留你的命，也可以拿你的命。”

我是马来西亚华侨第三代，在东马诗巫市（Sibu）附近的乡下出生、长大，兄弟姊妹共六人。家里的环境和当时社会一般的情形相比，算是小康之家。然而，在我六岁时，家里发生了剧变，连生活都难以维持。别人欠的钱，我们要不回来；我们欠的钱，别人拼命要，落得全家就靠母亲一人养家活口。

正在我们全家走投无路，四面受难之际，一扇我们从未想过的门开了。母亲的堂姊是个基督徒，知道母亲的难为，热切的来探访母亲，将那位素未谋面，未曾听闻，却为我们舍身，完成救赎的主耶稣，传给母亲。

在诸般困顿、磨难、与无奈的压抑中，母亲从深处转向这位生命的救主，她得救了。因着我们家附近没有召会，母亲和阿姨只得到两三个城镇外的召会聚会。每一次聚会，她们都得划舢舨去，有时顺潮，四十分钟划到；有时逆潮，一个半小时也划不到。然而，即便是这样千辛万苦，她们仍旧跋山涉水去聚会，因为那是她们生活中最满足的时光。

九岁时，母亲带我去参加儿童聚会，有几位姊妹服事我们。令我印像深刻的是她们的劳苦服事，和甜美安息。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她们的生活中虽然有许多不足，但她们总不为所动；无论遇到什么难处，总是到主面前祷告。所以，我们从来看不见她们的忧愁。她们那种言行举止，和生活的态度，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记得当时，每逢我们不听话，母亲唯一的方法，就是把我们带到主面前，为我们祷告。她无论遇到任何事，就是祷告。很奇妙的，她一祷告，事就成了。我们在旁边看着这些经历，觉得神实在又真又活。特别的是，母亲的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她常常禁食，甚至流泪祷告，然后我们就看见，主成就了她所求的事。这在我们实在看为希奇，因此，我也开始学习祷告。所以，在小学毕业前，我对主已经有了许多又真又活的经历。尽管现在看来，那都不过是些芝麻绿豆的事，但对当时年幼的我，主耶稣是那样真实、亲切、可宝。

中学时，我开始有些叛逆。母亲说东，我就往西；说不可作，我就偏要作。但不论我如何不听从、不顺服，母亲从没有停止对我讲说主的话。表面看，我好像不愿意听；但内在的，主的话借着母亲不厌其烦、反复的讲说，不知不觉全进了我耳里。此外，母亲也带我学习顺从神、敬畏神。有一次，我牙痛，母亲带着我进市区拔牙。当时，往返市区的渡轮每天只有一班。回家后，血流不止，什么办法也不管用，母亲和我都很紧张。最后实在无计可施，母亲就带我跪下祷告，为我的背叛、叛逆悔改。在祷告中，因着疼痛和害怕，我真挚、深切的从深处向主承认我诸多的不是。祷告后，母亲随手拿起一罐药膏，往我伤口一涂，血就止住了。这使我惊愕不已：主是如此真切、应时。从此，我更加学习在各种环境中，信靠主、敬畏主。

一九六四年我高一时，到市区去读书。那时民风纯朴，生活简单，我早上读书，下午打工，晚上聚会。有一次，一位来自台湾的弟兄带领特会，好几堂聚会都说到“我们的家谱”。大意是在基督教里有千百种派别，为什么还需要我们的存在。这位弟兄根据圣经，从使徒时代说起，一直讲到今天，说到神在每一个时代的工作，以及今天我们存在的意义。那时我们正值年轻，热血澎湃，一听完家谱，里面就沸腾起来，照着弟兄的带领，一位一位的在主面前，把自己奉献给主。

一九六七年十月，我独自离乡背井，到台湾读书。因着住在台北，也就和台北的圣徒一同过召会生活。那时，我住在师大宿舍，每天早晨都到会所和圣徒们一同读经、祷告，过着甜美的召会生活，也开始学习事奉。可以说，整个大学四年期间，我在召会生活中学了很多。特别是从大二起，弟兄们开始给我许多服事。首先，弟兄们要我服事师大校园，也就是要我学习在校园里照顾弟兄姊妹，并且传福音，带人得救。第二，弟兄们要我负责召会中的儿童服事，并且要带领服事儿童的圣徒。我刚到师大时，师大约有十位圣徒；等我离开时，已有一百多位圣徒，学校聚会也有七、八十位参加。至于儿童的服事者，起初有二十位左右，到我大四时，最多有一百多人。我们所服事的儿童，最多达到五百多位。在这过程中，我受了许多的成全。弟兄们一面把服事交给我，一面教导我服事，给我许多机会操练和学习。

一九七一年毕业后，我在一所学校任教。召会中的长老，要我到景美服事一些青年人。于是，我和妻子结婚后，就搬到景美。那时的景美，实在说是很荒凉，一眼望去，全是稻田；同时，召会中的圣徒寥寥无几。头两年，我将所有心力全放在年轻人身上；陪他们读经祷告，带他们在我家吃喝。两年后，我虽然花尽所有薪水，但是有些人逐渐被主得着。

后来，因着一些误会，甚至是一些负面、消极的话；年轻气盛的我，很难忍受这种刺激，便想：我两年的薪水都花在圣徒身上，自己什么也不顾，竟然还有人说消极的话。我理直气壮的去找长老说，“现在情形既是如此，我要服事有点困难。”他回答说，“年轻人，没有问题，好好继续服事吧。”然而，这样的话并不能安慰我受伤的心，几番思量，便坚决离开了。

不料，服事一停，我所有的苦境都来了。首先，我与人，人与我之间的往来疏离了。我在聚会中显得非常软弱，只能尽量晚一点到，早一点走。这才体会，一个人爬得越高，摔得也越重。我当时的服事已经相当多，突然全停下来，所受的伤也就相当的重。

足足两年之久，我外面的人好像变了；但我里面对主并没有变。我的祷告没有停止，聚会也没有停止，唯一停止的是服事。我对人灰心、失望到底，甚至立志从今以后再也不服事了。两年之后，弟兄们希望我好好重新开始服事；但无论他们怎么劝我，都无法打动我。我好像一个历经沧桑的老人，“看破了”人生百态，对人绝望透顶。因为我从小在苦境中长大，个性倔强得紧，任谁都难再摇动。

一个才二十岁出头的人，竟然走到这样的地步，进退维谷。就在这个当儿，主给我开了一条路，引导我去作生意。当时我正准备搬离原来的地方，往他地去。然而两年多来，我服事青年人，一点钱也没有存，若要去租房子，是连押金也没有的。那知有一天，一位同事对我说，“你今天似乎精神不好。”我说，“精神怎么会好？要租个房子，连两万块押金都拿不出来。”他听了就说，“我这里有，你先拿去用吧。”我想，竟有这么好的人。就这样，租屋的事解决了。

有一天，这位同事又对我说，“你从马来西亚来，家人都是作生意的。你不作生意，太可惜了。”我说，“作什么生意？我家连支电话也没有。”他说，“装一支电话一万多块，我先给你，快去装一支。”我就去装了一支电话。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又问：“郑老师，生意作了没有？”我说，“怎么作？我连一张支票都没有。”他说，“没有支票，我支票借给你。”于是他把空白支票盖好章，拿给我。就这样，我好像被推着走似的，竟然开了公司，作起生意。一面说，主似乎把我所有的都拿走了；但另一面，祂却在隐密中，为我开了一条路。

我知道这是主作的，是主开的路。这样，我把事业慢慢作起来。一九七九到八〇年，我的生意相当好，也赚了不少钱。然而，主作事都有祂的时间表；八〇年之后，我的时候似乎是到了。主借着环境，要我回来服事，但我仍是非常的倔强，不肯回来。结果，连续发生了两件事。

一次，我到马来西亚作生意时，碰到一个人。他回台湾后，要找我合资作生意。那时我还年轻，见识不足，既纯又蠢。几天之内就给他骗走了八十几万，相当于当时景美地区一栋三、四十坪大的房子。我受了很大的打击，一天，在房子里走来走去，越想越气，一下子血液往脑门直冲，全身冰凉起来。我吓坏了，赶紧呼求主名。这一呼求，主就在里面发声，祂对我说，“钱，我可以给你，也可以拿走。”顿时，我的硬心软化了许多，心想：“是啊，主耶稣”。

隔年，我又到马来西亚作生意。生意非常好，单单诗巫市一地，就有了上百家客户。有一天，我在槟城的旅馆里，准备下午一点多飞往曼谷。不料，上午十点左右，旅馆警铃大作。我直觉：“糟了，火灾！”突然，电完全停了。我把门一开，就往外直冲，在走廊上遇见一个服务生，问她怎么回事，也不理我，拎了皮包就跑。我赶紧跟着她跑，慌乱中，我一面跑一面祷告，直到外面大马路上。马路上人山人海，我回首抬头一望，上面乱成一团。

有些人来不及逃，从上面摔下来，有些人从楼梯滚下来；受伤的、流血的，到处都是。目睹这一切，顽强如我，泪水止不住地流。主再一次向我说话。上一次是说，“钱，我可以给你，也可以拿走。”这一次是说，“你的命也是我的；我可以留你的命，也可以拿你的命。”

在往曼谷的飞机上，我一直的流泪悔改：“主啊，赦免我，主啊…。”两次的经历，主重重的把我打了回来。“人啊，你算什么？”今天，若说在召会中，我还能有什么服事，那不是我，乃是主。祂要我服事，我不敢不服事；弟兄们要我作什么，我就作什么。这是生命真正改变的时刻，也是人生重新奉献的起点。

一九八一年，我重新回到召会生活的服事里；八三年，弟兄们安排我在会所里重新配搭。直到今天，我与人无争，也不能争；我与神无争，也不敢争。因为我深深地、刻骨铭心的知道，我一生一世只属祂。

就如旧约创世记中雅各晚年所说的，这位神是牧养我一生的神。从我幼年至今，一路走来，都有祂的保妥和照护，祂是我的好牧人，就负我一生的责任。如今不仅我们全家信主，要主，我妻子的父家，上下五代共二百多人，全都在召会生活中。我们见证一件事：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跟随上一代的脚踪，走在生命的路上，过召会生活。根据他们所教导我们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爱主是最重要的，服事主是最有价值的。从孩子们小的时候，我们就带着他们爱神、敬畏神、信靠神；在一切处境中，学习借着祷告交托神。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就是能一生爱主、事奉主，活在召会中，并且世世代代都作神的居所。这是人生最惬意、最满足的事。

（见证人：郑新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