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完了前面几篇文章，我们对神的经纶应有相当的认识，而对自初期教会以来，历经罗马天主教、更正教之宗教改革，所产生的一些“主流派”神学，虽各有所长，但一与神的经纶比较之下，其不足或偏激之处，已显然可见。今天我们身处二十世纪，在基督教圈内，除了以上所讨论之主流派神学，尚有一些不同名目的所谓“近代神学”，其始源崛起于十八世纪。到了二十世纪，这些近代神学发展得有如雨后春笋，琳琅满目。在言论和宗教自由的欧美国家，这些提倡近代神学的人士，大多以理性或感性诉求于社会大众，这些人士大多是能言善道的哲学家，以世俗的逻辑推理方式，重新定义神学；另有些人士以社会问题当作主题，引“经”据典，将神“塞”进他们所要改革之当代问题里，所以这些非主流的神学亦吸引了相当的群众，声势不小。本文乃简单介绍这些近代神学，并以神的经纶作为标准，加以评判。

十六世纪初期之改教，恢复了“因信称义”和“唯独圣经”之真理，加上Gutenberg于前一世纪发明了活字版印刷术，不但圣经得以大量印刷发行，使圣经不再是少数天主教内圣品阶级的独占品；印刷术还帮助改教人士所写的文章，大量流传，使改教运动如野火燎原，燃遍了整个欧洲。但也因此而引发了多次且长期的宗教战争，一直到十七世纪中期的委斯发理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才告一段落，而欧洲各国之疆土与宗教信仰也因此划定界线。可是这长达一百多年的宗教战争，双方死伤惨重，焦土遍野，引起一般社会人士的极大反感。

在另一方面，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人于十六世纪开始，在科学方面的发现，推翻了罗马。天主教十几世纪以来的传统教训，例如多罗买论（Ptolomaic Theory）的以地球为宇宙之中心^[1]因此许多人便开始怀疑，如果教会在这些物质天然方面的真理，都有错误，而且不愿接受科学所发生之事实；那么，在属灵方面的信仰，是否也有问题？

与伽利略同一时代的赫伯特（Herbert）乃率先提出自然神论（Deism）学说，教导宇宙像一个大钟，由一位主宰“神”所创造。但是这位全智的神，在祂造好了完美的宇宙之后，就将它上足了发条，任由它运转，而不再干涉了。所以，他们说“神”就不再与人有任何的关系，也从来不曾在历史中出现。自然神论反对圣经，特别反对从神的启示所来的教义。他们为了要抬高理性，就否认神迹奇事，认为那都是迷信。他们相信基督只是一位完美的道德家，不是救赎者；人只要学习基督的高超道德即可。美国的开国元老富兰克林班杰明（Benjamin Franklin）和杰弗孙汤玛士（Thomas Jefferson）均是此一派人物。

于十七世纪末期，法国的笛卡儿（Descartes, Rene）提出“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强调不盲从接受传统的教训，凡事需借着“怀疑”，以数学的推理方式，逐步探索而得知真理。就连神和人的存在，都要经过这个理性过程的证明才算数。此乃理性主义（Rationalism）之兴起。除了笛卡儿之外，代表人物尚有斯宾诺沙（Spinoza）和莱布尼兹（Leibniz），他们对于人类的天赋智力极具信心，尤其是当时科学上之发现，更加强了他们对人类理性之信念。到了十八世纪，理性主义蓬勃发展，所以历史上称此时期为“启蒙时期”（Enlightenment）。

以人的理性推理，只为科学之一面，所以科学之另一面的经验主义（Empiricism）就鼓吹，任何知识必须要以人的感官经验之后，方能得知。此一派别的知名人士为：十七世纪的培根（Francis Bacon）和洛克（John Locke），十八世纪的休谟（David Hume）和柏克莱（George Berkeley）。理性和经验主义两派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当代著名的思想家，也是神学家，所以他们倡导之论点，就相当影响那个时代的神学发展了。

在此一时期，虽有清教徒（Puritans）、浸信会（Baptists）、贵格会（Quakers）、敬虔主义（Pietism）、循道主义（Methodism）等基于圣经之改教运动的兴起，继续真理的恢复与实行，使神的经纶得以执行；另一面，他们也是对抗这些以人文为本的思想。但是因着适逢科学之启发，许多日后科技的基本原理也在这时被发现而定规，这些理性思想乃水涨船高，大为畅行。相形之下，多年来的传统教导受到严重的怀疑和挑战，圣经与教会之地位也受到批评。于是一些神学人士就脚踏两条船，认为圣经与许多教会的传统教训，已不符合时代的潮流，宗教思想必须配合新时代的思潮。自由主义（Liberalism）在十八世纪先开始酝酿，到了十九世纪近代主义（Modernism）乃正式登上舞台，于二十世纪的今天，自由主义与近代主义已融合为一。

康德（Kant,1724~1804）生于德国，距路德改教已有两世纪之久，当年的因信称义所带来之新鲜活泼，已转成死沉的更正教经院哲学。所以康德虽为传道人多年，但因深受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影响，他乃借其神学、哲学和逻辑学之背景，创出一番新的理论，汇合了理性和经验，提倡人对神的概念必须来自理性，而此概念又必须经过实验去证实。因为他的创新论点，康德被称为“宗教自由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也被公认为启蒙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然而康德也承认人的理性有限，不可能完全探讨认识那无限的神，所以在宗教的范围之内，人的经验要比理性有用。这个论点造成了对神学发展深远的影响。捷达（Geldard）在《当代神学辞典》中认为，神若是真不可知的话，那么神学研究的对象就不是神，而是人的宗教了，个人与群体之敬拜的形式和经验就成为研究的主题^[2]了。而康德的论点也深深的影响了日后士来马赫（Schleiermacher）的以人之经验为主的神学。

虽然康德承认神是无限，不可全知的，但他反对任何超自然的神迹，否认耶稣的神性和复活。他只把耶稣当成道德高尚的教师，不是人类的救赎主；而人没有原罪，只要效法耶稣的道德就够了。所以，康德的神学，其实是“不信神学”，仅仅是一套伦理系统和逻辑。以圣经的真理来看，乃为一大异端，但因时代潮流之趋向，居然登堂入室，被冠以“自由主义”了。

紧接着康德的黑格尔（Hegel,1770~1831）是许多人推崇的哲学家，他紧紧跟随康德的道德惟理论，又发明了惟心论和辩证法。对黑格尔来说，“神”只是个绝对、永恒、但具有大能的理念（Idea），在三个不同时期里进展。他的神，最初是个无限的“灵”，像一个漂浮不定的理念；在第二个时期，落实到有自我意识的阶段，而成为在人类社会里的多种表达形式，如：文学、艺术、宗教、科学等类。这些不同形式的演变，最终会有自我觉醒，而返回它们所出之“灵”里。在第三个阶段里，“灵”与各种表达形式间的分隔会完全消失，而结合为一。这个“灵”之三时期的演变，就是黑格尔思想的基础，也奠定了他对神学的论点。

剑桥的学者黑理士（Harris）就指出，当黑格尔将“灵”之三个时期应用到耶稣身上的时候，就成了如下的区分：从历史的时刻来看，耶稣只是一个历史人物，而耶稣究竟是谁，对黑格尔来说，没有什么关系；在第二个时期，是信心的时刻，看耶稣为神儿子的时期；到了第三时期，耶稣这有限的人与无限的神联合了，没有区别了^[3]。当他这样来解释基督教的信仰时，似乎与圣经所说的三一神有点类似。然而，就像伪钞一样，一般人不容易分别出来，事实上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如天壤。黑格尔推翻了耶稣的神性，祂不是在永世里的神子，也不是万物的创造者，神没有任何计划，更没有经纶。有些学者说，黑格尔重建了倍受理性主义所攻击的基督教。其实，他是把真理哲学化了，他的学说不但没有拯救基督教，反而像瞎子领路，他和跟随他的人，都掉入坑里。在十九世纪中叶，黑格尔的跟随者大多放弃了他的学说，而鼓吹无神论了。

到了士来马赫（1768~1834），近代神学乃正式诞生。在上一期的“近代神学与真理的准则”一文已有介绍和批判，于此不再重复。士来马赫将康德学说里的着重人之主观经历，加上浪漫主义所强调的依赖人的感觉和幻想，创立了他的理论。他的影响力之大，多人将他与改教大师路德、加尔文等并列。

为了躲避理性主义对基督教的攻击，士来马赫将宗教带出了理性的范畴之外。他认为宗教是建立在人对神的主观感觉上，他着重宗教伦理，将之定义为一种“绝对依赖的感觉”（The 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或从感觉里产生出一种“对神的意识”（God-Consciousness）。他也不觉得有原罪的事实，而把罪视为人的“自私”，“要从宇宙及周遭的人隔离”。他反对童女生子、基督的代赎，甚至基督的神性。他看基督只是一个理想的榜样，是“对神的意识”的来源，可以叫人胜过罪恶。而且，士来马赫认为信徒之有“对神的意识”（就是他所谓的重生），不是因着相信耶稣的代死和复活，乃是靠着参加教会团契生活。他认为“就算是圣经、教会或历史信条，都不能强于信徒的即时经验”。 ^[4]

在士来马赫之后，十九世纪里最有影响力的自由派神学家是立敕尔（Ritschl,1822~1889），他在思想上承袭士来马赫，但他所注重的是与团体（Community）发生关系，所以他所主张的神学，是一种由团体的宗教和道德的经验所发展出来的信念。他所说的“神国”是照着“爱”所组织起来，有合一的人类。而他所认为的“救恩”，是神国在地上完满的实现。因此，基督不再是担负世人罪恶的救赎主了，祂只能算是一个道德高尚的模范人物；救赎、代死、人的罪性、圣灵的重生与变化的工作被撇在一边，人类可以共同努力建造一个美丽的新社会。因着立敕尔的主张，许多基督教牧师和教师就发展出日后的社会福音。

神死神学（God-Is-Dead Theology）可追溯到立敕尔的门生，存在主义的先驱尼采（Nietzsche,1844~1900）。这一派的神学家（其实是不信神的哲学家）以辩证法提倡神已死了，目前的社会里已不需要神，人要靠自己适应一种没有神的生活。“他们看耶稣是人，不是神；他们不重视圣经中有关神、耶稣基督、人及世界的观点。” ^[5]

怀海德（Whitehead,1861~1947）和赫桑安（Hartshorne）以研究哲学和数学的方法，根据黑格尔的进展学说，发明出进程神学（Process Theology）这个理论。他们认为宇宙万物，包括神与人在内，都在不停的进展和转变。神只被视为一种“力量”（Force），没有位格和主权，也没有神迹。在这个理论里的神观称为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即神与宇宙同等。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和神的三一性，认为教会只是人类社会进化出来的一项重要团体而已。

当以上这些近代（自由派）神学理论兴起之后，自然受到正统信仰之护教士的围剿。就有一些神学家虽不赞同自由主义的理论，但也觉得正统信仰过于保守严谨，不合他们所见，乃改革出符合他们胃口的新正统神学（Neo-Orthodoxy）。此一派别崛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特（Barth）、卜仁纳（Brunner）、尼布尔（Niebuhr）和田立克（Tillich）是这一派之代表人物。这个神学论点有许多不同的发展，在此不作细说。

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出身于自由派，原本对士来马赫的神学很有兴趣，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爆发，和战争所带来之残酷后果，使他对自由神学失望，乃重新回到圣经和研究改革宗的教义。巴特摆脱了一些袭于自由主义的错误，高举神在基督里的恩典，他的神学以神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他的著作浩瀚，均以圣经为本，其中尤以《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一书出名，影响欧美神学界甚大。韦伯斯特（Webster）评估说：“巴特的作品不仅重述基督教主要信仰的要素，更是近代一个深刻反省的结果，特别是对启蒙运动；他在近代欧洲思想史上，实在占有重要的地位。” ^[6]

虽然巴特比自由派更为注重圣经，但是他受高等批评学和自由主义的影响过深，而否认圣经的默示和无误论。美国的知名神学家莱利（Ryrie）评论巴特的神学前后不连贯，也不合逻辑。因他觉得圣经有人为之错误，而不觉得圣经有绝对的权威，就使他的神学成为主观，而无一稳固的根据。他虽以基督为中心，但他的辩证法倾向一神论，而非三一神论^[7]。马有藻指出巴特的神学其实乃一神学骗局^[8]。因巴特对神之拣选的观点，而导致人指控他传讲普世救赎论。（按：此一论点承认所有的人，连卖主的犹大和魔鬼撒但，都会在末期得救，没有失丧的。^[9]）

布特曼（Bultmann,1884~1976）要比士来马赫晚了一个世纪，但他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把存在主义应用到新约圣经的研究上，对圣经的文章体裁形式和圣经作者所运用的资料作“文体批判”（Form Criticism）。而他所研究的结果是福音书里满了神话，他认为新约圣经不是记载真实的历史事迹。所以，他就提倡化除神话（Demytho-logizing）。诸如：流血的赎罪、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等，对他来说，都是神话，都需要以存在主义的论点来重新解释。

田立克（1896~1965）的系统神学被称为“关联神学”（Theology of Correlation）。他设法使圣经的信息与每一个时代的人所处的文化背景发生关联，把客观理性的哲学与主观经验的神学相混合。他否定神的神格、童女生子、耶稣的复活与升天、人的罪和背叛。他说，救恩不是借历史的基督完成的；救恩只不过是一个符号，真正的救恩是透过人之关切来的。

自十七世纪的自然神论兴起之后，许多人以为神不再与人有任何牵连，加上科学的发达，使人类迈入工业社会。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虽然逐渐提高，但是社会问题丛生：贫富不均、道德败坏，加上美洲的黑奴制度，和一般女性均无与白人男性同等之权利，就有一些人以为借着人的努力，可以改良社会，取消这些不平等的现象。无神论者如马克思就提倡共产主义，神学家如饶申布士（Rauschenbusch）乃提倡社会福音。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就产生了希望神学（Theology of Hope），解放神学（Liberation Theology），黑人神学（Black Theology），妇解神学（Feminist Theology）等。

马有藻在《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导论》一书中指出，社会福音派的神学特征是：他们的“天国”并非属灵的，而是一个改良的社会；人之败坏乃因受腐败的社会影响，但是在本为善的人性里之能力，特别是“爱”，需要被启发出来；借着彼此相爱，人能在地上建立一个“社会天国”。他们主张世界种族平等，反对战争^[10]。这个以人力来改良社会风气的论点，到了十九世纪末期的饶申布士之时，特别突出。

饶申布士于纽约任浸信会牧师时，接触到当时社会低阶层的人，深感他们受工业家剥削，生活赤贫痛苦。他就组织社团，并出版期刊，为贫穷且被欺压的阶层争取社会福利。饶氏从圣经中找出旧约先知对社会的关怀，新约使徒和教会对贫苦群众与孤儿寡妇的照顾，而大声疾呼教会要把信仰实现于社会的问题上。他主张财产公有，利益平分。他虽肯定罪恶的真实，但对人性抱乐观的信心，所以不接受基督的代赎，也否定基督的再来。

希望神学是六〇年代因应社会混乱，多处反战示威和人权示威之下的产品。其起源受马克思主义、神秘主义和圣经末世论的影响，由德国哲学家布洛霍（Bloch）率先提出理论，由莫特曼（Moltmann）于一九六五年推出《希望神学》一书，而正式问世。此神学论点注重传统神学里的末世论（Eschatology），将它作为神学之基础，主张神不是绝对的，他的神正迈向未来，去实现祂的应许。所以世界是有希望的，人类是有前途的。教会有能力改变社会，消弭贫富、种族和任何的人为界限。他将罪定义为“没有希望”，“救赎”是叫世人平等，尤其是经济上的平等。他视福音的中心，乃是叫被欺压的人从社会和政治的不平等里得到解放。希望神学为黑人神学和解放神学提供了理论的基础。

殷保罗（Paul Enns）指出，莫特曼认为：“过去是混乱，未来是盼望，而现在就是去影响和改变。……莫特曼神学受到马克思的影响比圣经的还多。” ^[11]

和社会神学与希望神学同胎所生的解放神学，其所持的论点与前二者大体相同，却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许多人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运动，而非一种神学。此运动于罗马天主教的第二次梵谛冈会议之后，在拉丁美洲的天主教内发起，试图解放那些长期受到地主和独裁统治者欺压的群众。他们强调旧约中，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压迫里得拯救，还有神关注社会上贫困人所受的不平等待遇，他们称神是“解放受欺压者的神”。因为他们强调从社会和政治上的解放，就忽略了人要从罪性的辖制下释放，也轻视了基督救赎所带来的属灵意义，并神圣生命借着圣灵在信徒里的工作，更遑论神的心意─建造教会了。

黑人神学崛起于北美的黑人教会，以黑人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为主题，并受六〇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影响而产生。根据其领袖龚雅各（James Cone, 1938生）所言，黑人神学是──“在神学意义内寻找黑人的身分，指出黑人权力不单是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吻合，它本身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强调黑人世界观，认为耶稣是黑人的弥赛亚，甚至耶稣和福音都是黑色的。而白人要想得救，就非得变成与他们一样的黑色，要经历他们所受过的欺压之后，才能得到^[12]。

他们不信任由白人所传的福音和解经，也不接受由白人所著作的历史，他们要自己整理出一套神学论点，以神为黑人的解放者作主题。他们中间对暴力观有不同的立场，有些人士认为耶稣当年是激进派的奋锐党，（因十二门徒之一的西门，乃为当时倡导以色列复国而以武力革命的奋锐党。）在和平方式失效之时，就必须诉之于武力，来得到他们的解放。但也有多人赞成金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所提倡的非暴力主义。

自十八世纪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乃为此一神学之前身。因着时代的进展，二十世纪中期，在社会上产生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之后，乃正式定名。于费城韦斯敏斯德（Westminster）神学院任教的康恩（Conn）指出，此妇解神学于圣经的采用和释经学的问题上，争论极多。她们不愿意接受以父权为中心的圣经，尤其圣经的作者和历代的释经家均是男性，她们对圣经中男女不平等的经节，相当不满。此一派人士争取一个男女完全平等，没有控制的社会。

综观以上之各家各派、五花八门的所谓“神学”，真叫人眼花撩乱。但是跟从者甚众，在社会上举足轻重，尤其在倡导知识和人权的今天，更是睥视群侪，洋洋得意。极大多数的神学院也规定要学习他们的论点，相较之下，正统神学反被挤到一边，似乎不够时髦了。但是我们可以将它们分类一下，加以评论：

第一类，以人的理性为本，解释圣经。他们大多不信童女怀孕，耶稣在福音书所行的神迹，和祂的复活升天，而以人没有原罪，性本善为起点，提倡伦理道德，以人之努力带进一个理想的新社会。康德，立敕尔，田立克，饶申布士等人是这一类的代表。

第二类，仍以人的理性为本，但是他们自定“圣经”。这一派人完全抛开了圣经，以自己或推理出之观点当作神。他们所主张的神，与圣经所启示的神一点关系都搭不上，可说是完全的世俗学，彻底的异教观。自然神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黑格尔，士来马赫，尼采，布特曼，进程神学等，都属此类。

第三类，将圣经断章取义，以支持其理论或解决社会方式的依据。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见这种事的一再重演。甚至于美国南北内战之时，双方基督徒都在圣经中，找到支持他们立场的经节而传讲，以获取群众对他们的拥护。社会主义神学所产生的希望神学，解放神学，黑人神学，妇解神学，即为此一类。

对于第一类“神学”，耶稣已不再是具有神人二性，基督的道成肉身、代死、复活都被否定，他们的“神”与圣经中所启示之神，已大不一样。若在教会初期，这些论点都要被打成异端，不能算是神学。在主耶稣时代的撒都该人，就是这一类。主耶稣对他们的批判是──“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太二二29）在保罗时期，有人说没有复活，也属这一类。保罗对他们的批判是：“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你们仍在罪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你们不要自欺……你们要醒悟……不要犯罪……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林前十五14,17,20,22,33~34,52~53）约翰也提醒信徒，有敌基督的灵、谬妄的灵来到世上，他们不认耶稣是在肉体里来的，即不信童女怀孕生子和道成肉身。约翰叫信徒要当心，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约壹四1~6）。

第二类的论点，更不能算是神学了，只能当作是一种弯曲心思的哲学理论，这些都是属于知识善恶之树，将人带入死亡和咒诅。对于这些不信的哲学家，固然他们的论点看似有理，保罗却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成为）狂傲的、自夸的。”（罗一21~22,28,30）在歌罗西就有不少这类的哲学在迷惑信徒，所以保罗为歌罗西信徒祷告，愿他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一9）。保罗告诉信徒，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万有都是靠祂造的，一切的丰满都乐意在祂里面居住，所有的智慧和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一15~16,19，二3）。然后再警告他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原文为哲学philosophy）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他们掳了去（二8）。这些哲学到今天还在俘掳许多人，作为它的掳物。

在新约圣经恢复本西二4有一个很合式的注解：“要欺骗信徒，或将信徒掳去，必须用与真理相近的东西，如哲学等。若是我们对基督，神经纶的中心，有清楚的异象，就没有人能欺骗我们。若是我们以基督作生命，持定祂作身体的元首，认识祂是神的奥秘，经历祂是荣耀的盼望，并在祂这包罗万有的灵里行事为人，我们就不会为任何人事物所欺骗。”

第三类的论点，还算与圣经所启示之神搭上边，但只能算是“旁枝末节的神学”。这些神学家不晓得神在宇宙中全盘的心意和计划。他们试图削足适屦，像初世纪时的马吉安一样，以自己之喜好，把神的话随意剪接采用，使圣经的经节符合他们的论点，好叫他们所传的得逞。对于这一班人，我们要很郑重地说，要认清楚我们信徒在神面前的地位。不错，神是救赎了我们，也将那叫人与祂和好的职事交付给我们信徒。但是，祂是我们的主，祂有祂的计划和目的，我们只能求祂光照我们的心眼，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知道祂的经纶，而与祂配合。绝不是以我们的想法或意念为主，而叫圣经与我们配合。

在旧约时代，当摩西过去之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约但河。在攻打耶利哥的前夕，约书亚遇见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约书亚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那人回答说，不，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书五13~15）。约书亚以为他是带领神的子民去作战，神应该与他站在一边，帮助他，甚至听他的指挥来作战。但是没有，祂是主，祂有祂的计划，是祂呼召人来与祂合作，执行祂的经纶，祂自己来作元帅。许多信徒也犯了同一个毛病，以为不论作什么，说什么，只要他们是信徒，并且采用圣经的话，神必定站在他们这边；他们一祷告，神就非听他们的吩咐和差遣。约书亚的记载提醒我们，神有祂的计划和行动，是祂作主，是祂作元帅，不是我们。

创世记十一章记载人在示拿地的巴别，要烧砖造塔，以便通天，为要传扬他们的名（2~4,9）。这一群人的首领是宁录，而宁录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十9~10）。“宁录”这名字的原文直译是：“我们要背叛”（We shall rebel）。魔鬼撒但背叛之因乃是他心中骄傲，要升到天上，要与至高者同等（赛十四12~14）。而这件人心存反叛，要靠他们自己的能力烧砖造塔，使他们可以达到天上的事迹，在人类历史上也一再的出现。本文所介绍的近代神学之发展，从康德起，强调人之理性或感觉，他们不再相信神，以人的天赋为傲，否定神和祂的作为，推翻圣经，岂不比神还大？在神的面前岂不是“英勇的”？他们是“强而有力的”，也是“不服从神的”。他们的理论猎取了许多人，作为他们的掳物，他们有可夸口的。他们自己可以定义“神”该是怎么一回事。在他们想法中的“神”应该是如何如何，才能算得是“神”，岂不“英勇”万分？符合他们想法的才叫“神”，他们否定基督的救赎，自创认为高明的哲学理论，岂不就是“烧砖造塔”吗？而他们以为凭人类的努力，就可以带进他们所谓的完美社会，不就是“以人力通天”吗？耶和华神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不就是近代神学里的繁杂论点，五花八门，各说各话吗？他们早已在神的咒诅之下，尚浑噩不知。

自创世纪第三章起，圣经中可以明显的看见有两条线，贯穿历史，直到永世。这两条线起首于生命树与知识善恶树；一条终结于新耶路撒冷城，另一条却通往咒诅的火湖。在生命线上，有旧约时代被神呼召之圣徒和新约的信徒，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所列的信心之见证人，加上从教会时代起，奔跑在这条信心路上的所有信徒。相对的，从谋杀亚伯的该隐开始，宁录、法老王、耶洗别，到新约时卖主的犹大、不信复活的撒都该人、丢弃良心谤渎神的许米乃和亚力山大，和跟随撒但的一批人，就是在这知识善恶线上。近代神学的始作俑者，和敲锣打鼓追袭附和的“神学家”，也都在这条知识线上。

至于认识神的经纶有什么重要性，我们可以看来三9~10。在那里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神，观看神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却是心里迷糊，不晓得神的作为。和合本圣经在此之翻译相当害意。在希腊原文里，第九节的“观看我的作为”之“作为”两字是εργα，指工作或作为；但是在十节里的“不晓得我的作为”之“作为”是οδου ，乃指道路或法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里的“道路”，是同一个字，但为单数而已。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旷野时，行了许多神迹，有许多作为。但是，在这些作为的背后，有神作事的道路，或法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纶”。只观看神这些作为，而不认识神的法则、神的计划、神的经纶，绝不是一件信徒可以轻忽的事。神说这些不认识祂法则的人是心里迷糊，神还在怒中起誓说，这些人断不可进入祂的安息。身为神的子民，却不认识神的道路、神的心意，是多么令神发怒呢。还不得进入神所应许之安息，这是信徒不可掉以轻心的大事！

本文只简短介绍这些由知识善恶所起源，从人虚妄的心里，从那在悟性上昏暗的无知里所发出之欺骗的手法，使读者略识这些错谬系统的诡诈，以作参考即可。并不愿神的儿女花费宝贵的时光，在这些裹着理性或人文之糖衣，里面却是邪恶的理论上。他们的理论不值得信徒去研究。我们在神的经纶光中暴露它们，叫我们更加认识今日所处时代之光景。若不认识神的经纶，则会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所说之，“失去目标……转向虚空的谈论”（一6，原文），而导至丢弃良心，信心破裂，如许米乃和亚力山大，被交给撒但了。人若不认识神的经纶，不清楚神在宇宙中的作为，有多危险！

最后如同保罗所言：“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文为嫉妒），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嫉妒）；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原文为心思）或偏于邪（或被败坏），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林后十一1~4）岂不是对这些被近代神学迷惑之人的当头棒喝？切望勿再重蹈夏娃被迷惑之惨痛覆辙。愿神怜悯我们，叫我们认识祂的经纶，好叫我们在世的日子所作所为，与祂的经纶相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