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复初,李俊辉
“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当这问题在徒十九2 第一次被提出时,以弗所的几位门徒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当时他们未受圣灵,是因只受了约翰的浸。但是,历代以来,多少奉主耶稣的名受浸的真信徒,也遭遇同样问题,却不知如何回答。
罗马的革利免(Clement of Rome,约活跃于主后九三至九七年[2])在他写给哥林多人的书信中,共有十次提到圣灵,其中一半以上是论及圣灵在启发(inspiring)旧约经文的事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也相信,他在写给哥林多人书信时是受圣灵所感(inspired)[3]。他在书信中念念不忘的提醒他的读者,在早期,当圣灵完全浇灌在他们身上时,他们是如何受惠于深邃且丰富的平安[4]。玻格斯(Stainley Burgess)认为,从保罗书信的时期到第一世纪的末了十年,“教会”(the Church)在对圣灵时代(dispensation)之意义的理解上,已呈现出衰落的迹象[5]。若将革利免的哥林多人书信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至十四章所描述之圣灵角色的突出相比,我们至少能说,在第一世纪末了十年的哥林多教会中,圣灵恩赐已不像保罗时代那么显在各人身上[6]。
安提阿的伊格那丢(Ignatius of Antioch,约主后三五至一〇七年),曾在写给以弗所人的书信中质问说:“为何在认知上,如此轻率的忽略我们已领受的恩赐?难道我们要愚昧的灭亡么?” [7]而在写信给坡旅甲(Polycarp)的信中说:“要祈求能得所不见之实际的启示,那就一样都不缺,并在一切的恩赐上富足(be deficient in nothing, and may abound in all gifts)。” [8]伊格那丢称士每拿(Smyrna)教会为,“已蒙怜悯得着各样的恩赐,并一样恩赐都不缺。” [9]伊格那丢的书信显示,当时以弗所的信徒已有忽略恩赐的情形,但士每拿教会却得着各样的恩赐。
殉道士游斯丁(Justin Martyr,约主后一〇〇至一六五年)是最杰出的“护教士”(Apologist)[18]。在论属灵恩赐的功用方面,护教士们所提供的数据要比使徒后期的教父们稍微多了一点。
因有人宣称,在基督的跟随者中并没有兴起先知,游斯丁回应说:“照样,有话说,‘祂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再者,另一预言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的仆人、我的使女,他们都要说预言。’现在,在我们之中看到妇女们和男士们拥有神的灵的恩赐,是可能的。” [19]游斯丁引用了约珥书二章预言之后,他强调,在当时看到妇女们和男士们拥有神的灵的恩赐,是可能的。
一般神学人士都认为孟他努主义(Montanism)乃为灵恩运动之鼻祖。约在主后一五五年,孟他努(Montanus)与他的两位女弟子,百斯卡(Prisca)和马克西米拉(Maximilla)[20],强调圣灵的工作,呼召信徒注意保惠师的说话,以预备基督的将来临。这三人自称得有圣灵的附身。他们会突然抽搐,状似魂游象外,随之口说预言,并自称他们就是主耶稣所应许的保惠师。他们宣称这是人给圣灵得到的记号。虽然他们也强调禁欲和长期禁食,有名的教父特土良也加入了这项运动,但是代表正统教会的人士却不以为然。尤其他与门徒自称为保惠师,要信徒注意他们的说话,而轻看了圣经,未免有走火入魔之嫌。再加上此一运动由两位女信徒带头,不但违反了使徒保罗在林前十四34~36 的警告,也与当时教会所处的社会习俗不合。所以此一运动于教会的多方压制和打击之下,维持了一个世纪左右就消失了。然而孟他努运动过分强调灵的附身与圣灵说话的权威性,偏离了圣经的基要教训,为日后的各种灵恩运动刻划下了重要的特征[21]。
爱任纽(Irenaeus,约主后一三〇至二〇〇年)一生热爱圣经真理,竭力反抗异端,是衔接后使徒时代教会和使徒时代教会的人,同时又是教会发展她本身之神学的重要人物。他来自亚西亚,曾受士每拿主教坡旅甲的教导,后来成为里昂的长老和主教,因此能把亚西亚和西方神学传统结合起来[22]。
爱任纽曾说:“我们也听说,在教会中许多弟兄拥有预言的恩赐,借着圣灵说各种方言,为大家的益处把隐密的事暴露出来,并宣告神的奥秘。” [23]另外,也说:“那些真是祂门徒的……在祂的名里行异能……有些门徒确实赶出了污鬼……有些门徒能预知未来的事,他们看见异象(miracles),并说预言(utter prophetic expressions),也有门徒借着按手医治病人……有门徒使死人复活……教会在世界各地从神领受了数不清的恩赐。” [24]
显然的,爱任纽认为圣灵持续地赐予信徒属灵恩赐(charismata),但爱任纽也痛苦的发觉到,有些灵智派(Gnostics),特别是一位称为马可仕(Marcus)的,曾虚假地宣称有说预言的圣灵恩赐[25]。爱任纽强烈的反对灵智派的新花样,乃宣示:“就如同气息是给第一个受造的人,神的恩赐已信托给教会(the Church),为此,所有接受它的肢体都是有活力的(may be vivified)──‘因为在教会中’,‘神设立了使徒、先知、教师’,和各种其他圣灵作工的凭借──教会(the Church)在哪里,神的灵就在哪里;神的灵在哪里,教会就在哪里。” [26]爱任纽为反对灵智派的新花样,乃宣示真正的属灵人是持守大公教会中使徒传统的。
爱任纽也指出,孟他努派拒绝了教会(the Church)所实行的预言的恩赐,借此维持与教会的疏离,“将圣灵的恩赐归零(set at nought)”[27]。
亚历山太的革利免(Clement of Alexandria,约主后一五〇至二一五年)是基督徒哲学家,在主后一八〇年成为亚历山太要理学院(Catechetical School of Alexandria)的院长。革利免曾使用讽喻的方式说,一个完全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诺斯底主义者”[28]。
特土良(Tertullian,约活跃于主后一九六至二一二年),有人称他是“希腊最后一位护教士”,亦有说他是“第一位拉丁教父”[31]。玻格斯(Stainley Burgess)称他为“第一位五旬宗神学家”[32]。
特土良论及圣灵的浇灌:“神确曾应许:‘要将圣灵的恩典浇灌凡有血气的,并且已命令说,祂的仆人和祂的使女都要看异象和说预言。’这些从神来的异象必须被视为‘流出’(emanating),也就可比为神真实的恩典,是真诚的(honest)、圣别的(holy)、预言性的(prophetic)、受灵感的(inspired)、指示性的(instructive)、以美德激励人的(inciting to virtue)。这些异象丰富的特性,使它甚至于溢流至那些凡俗的(the profane),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降雨且叫日头照义人和不义的人。” [33]
关于使徒行传二章圣灵浇灌是否就是约珥书二章预言完全的应验,前五个世纪教父们的思想似乎可分为两阶段,而以孟他努主义作为一个分界点。在第一世纪的末了十年的哥林多教会中,由罗马的革利免给哥林多人的书信可看出,圣灵恩赐已不像保罗时代那么显在各人身上。而安提阿的伊格那丢虽然称赞示每拿教会为“一样恩赐都不缺”,却也责备以弗所人轻率的忽略已领受的恩赐。在十二使徒遗训作者的时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所提之“辨别诸灵”的恩赐也衰落了,只以个人品德上是否有“主的行事为人”来判断先知的真假。巴拿巴书信则见证,圣灵浇灌仍发生在当时的基督徒社群中。游斯丁引用了约珥书二章预言之后,强调在当时看到妇女们和男士们拥有神的灵的恩赐,是可能的。在亚历山太的革利免当时的教会中,各种恩赐的运用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华尔克指出,当孟他努主义兴起之日,世俗思想已在教会中取得相当势力。就大体言之,孟他努主义即为针对这种思想的反动,约当主后二年时,特土良为这运动的禁欲思想所激动,加入了这运动[36]。对特土良而言,在当时,新预言在启示中赐予孟他努派的先知们,特土良视之为“真实灵性”,而他认为较大的教会(the larger Church)已堕落到一种“灵媒”的状态。华尔克也说:“当使徒时代以及使徒以后的时代,所谓‘属灵的恩赐’,在基督徒思想中是极其实在的,当时教会以为人人可得这些恩赐,但到了现在,这思想不过是一种传统而已,失去真实的意义。许多原因令教会对这种思想怀疑,其中主要的要算是孟他努主义所引起的争竞。” [37]莱特(Wright)探讨主流教会反对孟他努主义的原因,他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当主流教会在强调职分和次序(office and order)时,孟他努主义者却强调灵恩的实行[38]。由以上所列,在面对孟他努运动时,爱任纽认为圣灵是持续地赐予信徒属灵恩赐,但爱任纽为反对灵智派的新花样,宣示真正的属灵人会持守大公教会中的使徒传统。爱任纽也指出,孟他努派拒绝了教会(the Church)所实行的预言的恩赐,借此维持与教会的疏离。爱任纽定罪孟他努主义者,为肯定自己而将教会“圣灵的恩赐归零”。尔巴那(Asterius Urbanus)也指出,“使徒认为预言的恩赐应常在(abide in)所有的教会中,直到末了的日子,但仅在马克西米拉死后第十四年的今世,他们却无法显示仍拥有那恩赐。” [39]由此可见,尔巴那甚至指称,在马克西米拉死后,孟他努主义的跟随者已不再拥有预言的恩赐。
希坡律陀(Hippolytus of Rome,约主后一七〇至二三五年),是爱任纽的学生,第三世纪早期以希腊文写作的教父。他的著作《使徒传统》(The Apostolic Tradition)大约写于主后二一五年,其中特别描述圣灵在按立主教、长老、执事(ordination),以及在指定非受按立之“坚信者”(Confessors)所扮演的角色[40]。他说:“假如任何人说,我已领受了恩赐性的医治,不要按手在他身上。假如他说的是真实的,事实将会显明。” [41]另外,他也提到“教师(teaching)”的属灵恩赐,而这样一位教师可能是一位先知,并可能是一位平信徒(layman)[42]。希坡律陀说,在第三世纪前期的罗马教会,圣灵借圣品阶级运行,也借平信徒的执事们并在众信徒的聚会中作工。但玻格斯认为,论及圣灵在整个教会中真实的工作,这是文献中最后一次记载到西方的世代[43]。
俄利根(Origen,约主后一八五至二五四年),是个有学问的释经家,具创意的哲学家,造诣甚深的灵修大师,和活跃的教士[46]。他说:“在神赐予耶稣之使徒们的话之后,接下来的证据(demonstration)是由圣灵和大能所确认,以至于他们的话能立即且快速的传开。” [47]“在基督职事的起头,圣灵赐予祂同在的神迹(signs),在祂升天之后,祂赐予的神迹更多,但从那时候起,这些神迹已减少了。” [48]俄利根认为,属灵的恩赐是由圣灵赐予使徒们的,仍在俄利根时期的教会中运行,但神迹已减少了,已不如在第一世纪时所经历的程度。并且,俄利根也认为,在教会中属灵恩赐的用途之一,是为检验和阐明使徒们的教训[49]。
居普良(Cyprian,约主后二〇〇至二五八年),主后二四八到二五八年担任迦太基的主教。可能是介于特土良和奥古斯丁时代之间,非洲教会最突出的领导者,他为罗马的教权制度立下教义的基础[50],他甚至强调“在教会之外无救恩”[51]。
居普良个人是非常灵恩的(charismatic),他在书信中曾多次叙述借由异象(vision)得着启示,例如:“你要听( 然主已俯就来显现并启示),在异象中有话说,‘求,你就必得。’” [52]他也说:“虽然,我知道对某些人而言,异梦似乎是荒谬的,异象似乎是愚蠢的,但若宁可反对神父而不愿相信神父,其实才真是荒谬和愚蠢的。” [53]对于追求听见神旨意的信徒,居普良一方面说到异象、被圣灵充满、在忘我恍惚(ecstasy)中看见、听见和述说主所俯就来警告并指示我们,另一方面他也说:“当以往曾嘱咐我离开的主,再带我回到你这里时,你将听见所有的事,我将使用主嘱咐我使用的劝戒(admonition)能力。” [54]
有一位妇女,在忘我恍惚的状态自称是女先知,并且行事如同被圣灵充满,又应许要使地球摇动。居普良也指控她的忘我恍惚是假冒的[55]。
当主教们为着他们自己的目的使用预言的恩赐时,居普良为主教们预言魅力之正当性的辩护,达到早期基督徒著作的高点。从而也使预言的恩赐在主教们之外的人手上失去了能力[56]。
该撒利亚的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约主后二六〇至三四〇年)在他的代表作《教会历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中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孟他努(Montanus)、艾西别德(Alcibiades)、狄奥多士(Theodotus)和他们的门徒说预言的名声开始广传开来;因为此时正有其他无数神奇的恩赐在各教会发生,使得许多人相信这些人也是先知。” [57]优西比乌的话,一方面已证实在当时,各样神奇的恩赐是普显在各教会中,另一方面,他是要说明孟他努会被视为先知的原因;事实上,优西比乌本人对孟他努派的评论是极端负面的,他将“新预言”改名为“假预言”和“新花样(novelty)”,他甚至说,孟他努派是被魔鬼所感(inspired)而非圣灵所感[58]。
优西比乌重视教会的合一过于任何其他事,他攻击“新预言”,不是因他轻视属灵恩赐,乃因他厌恶那些自封的实践者在主流教会之外滥用预言[59]。
女撒的贵格利(Gregory of Nyssa,约主后三三五至三九五年),是迦帕多家三个教父中最年轻的一位。巴西流死后,他成为君士坦丁堡会议最重要的人物之一[65]。
拿先斯的贵格利(Gregory of Nazianzus,约主后三二九至三九〇年)亦称神学家贵格利,是迦帕多家三教父之一[69]。
拿先斯的贵格利完全了解,他是活在圣灵的时代。他说:“我们正在守五旬节和圣灵来临的节期,并且是应许的时刻,也是我们盼望的实现──圣灵的时代(dispensation of the Spirit)正在起首。” [70]拿先斯的贵格利的父亲曾经历神圣的医治[71]。他也提及一个类似的异能,影响了他的母亲:她原不能吃饭,但经过一个异梦后得了神圣的医治[72]。
拿先斯的贵格利也论证,圣灵赐予各样的恩赐是为将人带进圣灵的一(oneness)里,他说:“当人们在邪恶与不敬虔之中,语言是一样的,甚至建造高塔,古时那变乱口音是值得称赞的。……那么,今日这神奇的变乱就更加值得赞美了。因为从一位圣灵浇灌在多人身上,乃将他们再一次带进和谐里。有各样的恩赐,都是值得赞美的。” [73]
波提亚的希拉流(Hilary of Poitiers,约主后三一五至三六七年),本为波提亚(法国一城)的主教,因反对亚流主义失败,被放逐到小亚西亚。在放逐期间希拉流认识了东方教会的神学,他被称为“西方教会的亚他那修”[74]。
屈梭多模(John Chrysostom,约主后三四七至四〇七年)很可能是自使徒时代之后,初期教会最伟大的传道者,享有“金口”之誉。一生著作极丰,留存下来的亦繁[77]。
论到信心时,他引用徒二2 ,说:“使徒们的例子也是如此,有一‘响声,好像大风吹过’,并且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但不是为使徒的缘故,而是因犹太人在场。但是, 即使没有可感觉的奇迹发生,我们仍接受那借他们显现的事情(Even though no sensible signs take place, we receive the things that have been once manifested by them.)……但我们不需要可感觉的景象,信心足够取代一切(faith sufficing instead of all)。因为奇迹‘不是为信的人,乃是为不信的人’。” [79]“并且事实上,这些(就是你们应该相信神而不需抵押品)和另一件事(各个人变成狂妄自大的),是神使异能终止的原因。” [80]屈梭多模一再重复强调,圣灵的恩赐已不再运作[81]。屈梭多模更专特且多次的指出,说方言在教会已建立之后就不需要了。[82]屈梭多模这种“圣灵特殊的恩赐只为着使徒时代教会”的观点,对奥古斯丁和其余的跟随者的确有影响[83]。
耶柔米(Jerome,约主后三四七至四二〇年)最大的成就,是将当时通行的拉丁译本全修订过,其成果即是著名的武加大译本(Vulgate)[84]。
在耶柔米尽职的时期,有一位姊妹玛色拉(Marcella)改信孟他努派。耶柔米整理了相关的教义,写信给玛色拉。耶柔米指出,孟他努派是强调约翰福音,我们的救主应许祂要到父那里去并差出保惠师来。对此,耶柔米指出,这些应许是为着何时,并在何时实际地实现了。使徒行传皆已告诉我们,就是五旬节当天,当圣灵降临且信徒们用众人的乡谈说话时,彼得引述了约珥书二章的预言。既然使徒彼得已明白地表示,那预言和主的应许,都在当时当地实现了,我们怎能为我们自己宣称另一个实现[85]?
显然地,耶柔米强调,约珥书的预言和主的应许都已在五旬节当天完全实现,而没有另一个实现。不过,本文要指出,约翰福音中所应许之保惠师的来临应是成就在约翰二十章主复活后向门徒吹圣灵(详见“素质的一面与经纶的一面”,《肯定与否定》第四卷第一期)。
迦贤努约翰(John Cassian)乃第五世纪的神学作家,曾在屈梭多模手下当过执事,约当主后四一五年时,他在马赛创设了男女修道院各一[86]。
奥古斯丁(Augustine,主后三五四至四三〇年),拉丁教父中最伟大的一个,也是历来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他对中世纪西方教会的影响,是无出其右的。他也是在圣经之外对改教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人;直至今天,仍是天主教和更正教最重要的神学思想泉源之一[88]。在根据新约回顾旧约的预言时,奥古斯丁论到约珥书说,有一处圣经节是不能跳过的,它也是当圣灵依照基督的应许降临时,使徒们在徒二章所引用的[89]。奥古斯丁是广义的认为,约珥书二章的预言是在徒二章得着应验。
“在最早的时期,‘圣灵降在信的人身上,并且他们说方言’,那是他们从未学过的,‘是圣灵赐给他们的口才’,这些是因应时代的神迹(signs adapted to the time),因那时有必要在各种方言里将圣灵表明出来,以显示神的福音要借各种方言传遍全地。那现象是作为一个预兆(betokening),并且已经停止了,现在当我们按手叫人领受圣灵时,我们是否会看,他们应该说方言么?” [90]奥古斯丁认为说方言是因应时代的神迹,为显示神的福音要借各种方言传遍全地,但那现象已经停止了。另一处,在抨击多纳徒(Donatists)时,奥古斯丁说:“从前,圣灵在暂时可觉知之神迹的见证下被赐予人,是作为初信的确证,也是为了教会起头后的延续。现在,谁还期待那些为领受圣灵而接受按手的人,即刻就开始说起方言呢?” [91]
朴莱克(Placher)在他的《基督徒神学历史》一书里曾说过:“孟氏宣称他们的启示是直接来自圣灵,而这圣灵的启示是超过耶稣或保罗的权威。如果孟氏的主张盛行了,每一个新的世代都会有人自称是先知,而整个基督教就要被这些人肆行改变了。当时的教会拒绝了他们,而回到基督和使徒的教训。” [95]在孟他努主义所引起的争竞之后,在第三世纪的前期,一方面,希坡律陀指出在罗马教会,圣灵己借圣品阶级运行,也借平信徒的执事们并在众信徒的聚会中作工。但另一方面,希坡律陀认知基督再来的迟延,拒绝了“新预言”,相信预言是随着使徒约翰而终止。“预言终止”信息渐渐变成大公教会的正统。居普良为主教们预言魅力之正当性辩护,达到了早期基督徒著作的高点,但也使预言的恩赐在主教们之外的人手上失去了能力。优西比乌的话,一方面已证实在当时,各样神奇的恩赐是普遍显在各教会中。但是,优西比乌重视教会的合一过于任何其他事,他攻击“新预言”,不是因他轻视属灵恩赐,乃因他厌恶自封实践者在主流教会之外滥用预言。屈梭多模一再重复强调,圣灵的恩赐已不再运作,他专特且多次的指出,在教会已建立之后,就不需要说方言了。屈梭多模这种“圣灵特殊的恩赐只为着使徒时代教会”的观点,对奥古斯丁和其余的跟随者的确有影响。
耶柔米很强的认为约珥书二章的预言已完全实现,而没有另一个实现。迦贤努约翰也强调,那已过被先知所宣告应许的圣灵,在五旬节巳初时都应验。另外,安波罗修、屈梭多模、奥古斯丁也广义地认为约珥书二章的预言在徒二章已得着应验。奥古斯丁认为说方言是因应时代的神迹,为显示神的福音要借各种方言传遍全地,但那现象已经停止了。奥古斯丁是一再否定在教会(the Church)中任何说方言的持续性。但是,奥古斯丁对神迹异能却表达了正面的认同。
西方的教父们渐渐发展出“预言终止”论。但相较之下,东方的教父们对圣灵的恩赐持较开放的态度。优西比乌证实,当时各样神奇的恩赐是普遍显在各教会中。在该撒利亚的巴西流指出,作为身体上的肢体,每一个人应在所给的恩赐上持有节制与感激;他将“灵恩”定义为,为着他人的益处所赐予并领受之圣灵的恩赐。女撒的贵格利论及恩赐,是为了基督徒生命长大。拿先斯的贵格利完全了解,他真是活在圣灵的时代。拿先斯的贵格利的父亲曾经历神圣的医治,他也提及一个类似的异能,使他的母亲得了神圣的医治。拿先斯的贵格利也论到,圣灵赐予各样的恩赐是为将人带进圣灵的一里。希拉流认为,应该充分使用圣灵的恩赐,包括操练各式各样的“灵恩”。
在孟他努主义之后的教会历史中,对说预言的重视一直存在于非主流族群中。基于相信末日的紧近,他们要求过更严谨的生活,对“新预言”的热切也就不只在沙漠教父(desert fathers),也在诺洼天(Novations)、多纳徒、瓦勒度派(Waldensians)、改革宗之激烈派(the radical of the Reformation)、斯理复兴运动、现代的圣洁运动、五旬节和灵恩教会中一再的出现。而在每一事件中,主流教会也都兴起了类似的反对[96]。
对于圣灵恩赐,大部分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家,是着重赛十一2 的恩赐,但其他的恩赐,尤其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所列者,也是经常被讨论的。在一些著名的人物,如大贵格利(Gregory the Great)、克勒窝的伯尔拿(Bernard of Clairvaux)、波拿文土拉(Bonaventure)、阿奎那(Thomas Aquinas)、依纳爵(Ignatius of Loyola)等人,圣灵恩赐的记号(signs)是活泼的显在他们的生活和写作中[97]。其中诸如说预言、神医、异能的圣灵恩赐更是经常被报导的[98]。它们通常被称为中世纪圣徒传记文学(hagiographic literature)。但因这些记载如此频繁且无法判断真伪,以至于有些现代学者不相信这些记载[99]。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主后一四八三至一五四六年)认为在教会的始创时期,为了将人召聚而使教会成形,神用神迹奇事以及方言等,叫人归信祂。待教会成形、坚立后,就不再需要有外显的神迹在教会中彰显。另一形式的圣灵工作是在信徒的内心进行,如光照、洁净,并在他生命中产生属灵的运动(spiritual motion)。当然,路德没有否定,在特殊的处境,或于某一地域文化,而教会尚未成形建立的情况下,神迹奇事仍是需要的,一如初期教会始创时那样[100]。
卡尔文(John Calvin,主后一五〇九至一五六四年)是改革宗神学家,普林斯顿神学家华飞德(Benjamin B. Warfield)称他为“圣灵神学家”[107]。卡尔文在注释徒二18 时指出,“彼得说到‘在末后的日子’,借此他证明弥赛亚已被启示出来。事实上,在约珥书二章,约珥并未说到‘末后的日子’……但无疑的,那预言是属于末后的时代(the last age),因此,彼得所带进的与约珥的意思之间并无不同。” [108]论及林前十二8~10 与二十八节的恩赐,卡尔文在第十一节批注说:“神的灵……将它们分给我们各人。” [109]再次,卡尔文在第七节批注说:“神并非徒然将它们赐给我们。” [110]卡尔文认为神赐给教会的恩赐,并不限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列出的恩赐,保罗所列出的恩赐今天依然活现,但那仍只是神所赐的一部分而已。当然,卡尔文绝不是奋兴圣灵派(enthusiast),虽然他相信圣灵恩赐依然活现,但却认为教会在承认或行使这些恩赐的时候需要保持克制[111]。
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约主后一七〇三至一七九一年)与他的弟弟查尔斯(圣诗作者),是十八世纪福音复兴运动和循道运动(Methodism)的领袖。约翰斯理在《圣经批注》(Wesley s Notes on the Bible)中说:“弥赛亚的时期经常被称为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不只是在五旬节当天。” [116]约翰卫斯理强调,圣灵的浇灌不只是在五旬节当天。
十八世纪初叶之英国,无论是国教,或反国教,同样陷于灵性穷困中,不少人想要改良当时的现状。劳威廉(William Law,主后一六八六至一七六一年)所著《敬虔生活的急切呼声》一文影响约翰卫斯理极为深邃[117]。
写作整本新旧约圣经注释的考夫曼(James Burton Coffman)说:“十二使徒在圣灵里的洗是为使福音能传遍各时期及国家的行动,并且这是为着所有凡属肉体者的益处……正如De Welt所解释的:‘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是潜在地完成于五旬节。’” [120]
卡尔文派神学家霍安东(Anthony A. Hoekema)说:“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记载的,这被先知约珥和基督所预言的圣灵浇灌,是在五旬节这一天发生的。…… 五旬节的圣灵浇灌乃是一件至要的历史事件──是唯一、不能重复发生和一次完成的。在重要性上,它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能和基督耶稣的复活相比拟的事件。” [121]霍安东强调五旬节的圣灵浇灌乃是唯一、不能重复发生,并一次完成的。
庇利斯(David J. Du Plessis)是第二波运动中在美国最重要的领袖,他说:“直到第一世纪结束,圣灵仍然掌管,但当祂被广泛拒绝,并且祂领导的地位被篡夺时,结果都记载在历史上:宣教运动停止,黑暗时代确立了。” [122]
台湾长老教会的林鸿信博士认为,“圣经上的‘圣灵浇灌’,是形容圣灵像水一般,从天上大量的倾注,主要的圣经根据是使徒行传二章先知约珥的预言;而一般通称的‘圣灵浇灌’,大多是指一种瞬间的圣灵充满经验。” [124]“使徒领受了圣灵的洗,经历圣灵的工作有如大水浇灌,正如约珥书记载。” [125]由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人、哥尼流家里到以弗所,这四次的圣灵降临事件,应当可以视为圣灵初次的洗,是特殊事件[126]。
论及“圣灵的洗”,林鸿信说:“‘洗’最主要是表达开始之意……当以‘洗’比喻圣灵作工,意味着头一次开始进入与圣灵的关系,或者与圣灵的关系开始明显。对使徒而言,这是接下来第二1~4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事件。” [127]
曾任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的林道亮说:“‘重生’是将基督的生命放入信徒的内里,‘灵洗’是将信徒放入基督的身体中。……借着‘灵洗’立刻进到基督里面,成为祂身体上的一肢体。” [131]
在真耶稣教会《圣灵论》中,谢顺道说:“以色列国的雨季有早雨和晚雨二季。早雨降于秋季撒种前,也叫作秋雨,晚雨降于春季收割时,也叫作春雨。二千年前,五旬节圣灵初降,约三千人受浸,建立了原始教会,是早雨圣灵的撒种时期;二十世纪初叶圣灵复降,建立了末世真教会(即:真耶稣教会),是晚雨圣灵的收割时期。” [132]
而论及五旬节与二十世纪之间,他说:“但第二、第三世纪以后,随着教会的堕落,圣灵却渐渐离开,以致完全停降了。” [133]
由前述的回顾与评论可见,历代教父与神学家对于圣灵浇灌与属灵恩赐的论点,大多数是对于当时教会光景的描述或响应。这对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固然发挥了辩证真理的作用,却不免因为要维护并持守真理的某一方面,而忽略甚至否定了真理的另一面,以致失去完整且平衡的观点。究竟圣灵的浇灌与属灵的恩赐,在圣经中的启示为何,并如何与神中心的工作有关,以下将以圣经中基督身体的眼光作一评论。
关于五旬节圣灵浇灌的经历是否就是约珥书二章预言的应验,首先必须回到这二段经文的记载与当时所发生的事作一比较,再作评论。珥二28~32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奴仆和婢女身上。在天上地上,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那时,凡呼求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余剩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这里关于那灵的浇灌所提到所发生的事为:说预言、作异梦、见异象;自然界的情景为: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血;发生的时间为:以后、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而徒二1~4 说:“五旬节那天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暴风刮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整个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各人身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并且按着那灵所赐的发表,用别种不同的语言说起话来。”十六至十七节上:“这正是借着申言者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肉体的人身上。’”这里提到圣灵浇灌所发生的事为:有响声下来像一阵暴风刮过、有舌头如火焰显现、说方言;至于自然界的现象没有特别的描述;发生的时间为:五旬节。彼得引用约珥书时说是“末后的日子”,但约珥书没有用这词,而是用“以后”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比较这二段经文,若不是彼得在徒二16 说:“这正是借着申言者约珥所说的”,恐怕一般圣经读者不会完全认为是同一件事,因为发生的现象、时间都不完全相同,唯一共同的就是圣灵的浇灌确是约珥预言的应验。所以,我们需要探讨,为何彼得说“这正是”,以及约珥书预言的应验就仅仅是指五旬节的事么?
第五世纪的迦贤努约翰认为约珥的预言在使徒时代已经完全应验了;耶柔米为着对抗孟他努派的影响,也强调约珥书的预言和主的应许都已完全实现,而没有另一个实现;奥古斯丁也广义的认为约珥书二章的预言是在徒二章得着应验;卡尔文说,彼得所带进的与约珥的意思之间并无不同;约翰卫斯理说,弥赛亚的时期经常被称为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不只是在五旬节当天;周联华说,使徒行传中圣灵的浇灌就是约珥书的应验,这是不争的事实;温森赛南说,虽然圣灵在初代教会如此强烈地工作,约珥的异象却仍未完全应验,约珥的预言还没有应验,除非凡有血气的都听到福音;谢道顺在圣灵论中说,五旬节圣灵初降,约三千人受浸,建立了原始教会,是早雨圣灵的撒种时期,二十世纪初叶圣灵复降,建立了末世真教会,是晚雨圣灵的收割时期;周功和解释时间上的问题说,珥二28 的“以后”是“末后的日子”的缩写,也说按照彼得在五旬节那天的宣扬,这日子已经临到了。
以上的回顾指出,除了约翰卫斯理、温森赛南与谢道顺认为五旬节并非约珥书二章的完全应验之外,其余的教父和学者都认为五旬节是约珥书二章的应验。是否多数人所表赞同的就是正确的呢?还是圣灵会再浇灌而建立末世的真教会,才是完全的应验,我们需要再回到圣经来探究。
许多赞同五旬节所发生的就是约珥书二章完全应验的人,主要的根据就是彼得所说的“这正是”,此外也有借此否定孟他努派或灵恩派观点的目的。本文同意,圣灵的浇灌这预言已在五旬节那天得着应验,但并非完全的应验,因为还有其他不一致的部分仍须继续的探究。约珥书二章提到的时间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接着再根据三十至三十一节所提的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五样特别的情景,正如启示录里大灾难的情形。在六12 :“揭开第六印的时候……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这里所说的情形,正与约珥所说日、月的情形相合。八7~10 吹第一号、第二号的时候,都有火、有血;吹第三号的时候也有火。这与约珥所说有火、有血的特别光景也相合。表示约珥所提的事应与大灾难有关。
另外,玛四5~6 论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以前”,预言先知以利亚的来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这里的以利亚,一方面是路一16~17 所说到的施浸者约翰:“他要使许多以色列子孙转向主他们的神。他必凭以利亚的灵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并叫悖逆的人转向义人的精明,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另一方面也是启十一3~12 的两个见证人之一,在六节说到:“在他们说预言的日子,将天闭塞,叫天不下雨。”这正和以利亚所作的一样。三节提到要说预言一千二百六十天,指的是三年半大灾难期间。所以根据约珥书二章所预言的超自然灾害的景象,以及玛拉基书所提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的时间,可以断定,这是指着基督再来的大灾难之前将要发生的事说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约珥书的预言应该是在大灾难才会完全应验,圣灵要在大灾难之前再次浇灌。这并非谢顺道所指二十世纪初叶圣灵复降建立了末世真耶稣教会,而是彼得所说在主大而显赫来到的日子以前,就是大灾难之前,那时以色列人要经历第二次的浇灌,呼求主名而得救。李常受对于约珥书二章预言应验的过程有清楚的阐明:“神要拯救以色列,将祂的灵如同秋雨浇灌在他们身上;这预言已在五旬节那天,借着那灵的浇灌而得应验,作为预尝(徒二1~4 ,16~21 ),并且要在大灾难(太二四21 )前,借着那灵第二次的浇灌而得应验,作为全享,以拯救并重生许多归回的以色列人。这第二次的浇灌,不同于大灾难末了一天那灵如春雨的浇灌,以拯救受敌基督围困的犹太余民(亚十二10 )。” [136]这样的解释是完整的,五旬节的圣灵浇灌确实是约珥书二章的应验,但那应验并非完全的应验。而许多强调完全应验的学者除了圣经的根据之外,主要的目的应该有二:第一是为着否定孟他努派的说法,第二是否定一些灵恩派的观点,认为信主之后,还需要再接受圣灵的浇灌才算真正的得救。为此而强调圣灵浇灌的预言已经在五旬节得到完全应验,借此封住以上二者的谬论,但却也使得启示不完全。事实上,真正完全的应验乃是在大灾难之前圣灵要第二次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
徒一4~5 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是主应许要门徒们等候圣灵的洗,或说圣灵的浸。接着在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表示他们将在圣灵里受浸而得能力作主的见证人,这是与门徒们的工作有能力有关。接着在二1~4说到圣灵的浇灌:“五旬节到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在三十三至三十六节彼得解释圣灵的浇灌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三十六节开头的“故此”是指着三十三节神高举主的事。因此以色列人该知道,圣灵浇灌乃是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已被高举,已经得胜。主如果没有被高举,就没有圣灵浇灌的可能。这表示圣灵的浇灌是为着向我们证明耶稣已经被高举,在升天里被立为主为基督。
使徒行传提到圣灵在经纶一面降下,有五个事例,依经文顺序分别是二4,门徒们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溢;八17 ,撒玛利亚信徒受了圣灵;九17 ,扫罗被圣灵充溢;十44 ,圣灵降在哥尼流家一切听道的人身上;十九6 ,圣灵降在以弗所信徒身上。这五个事例,根据他们是直接或间接的接受圣灵,可以分为二类:第一类是五旬节与哥尼流家,他们未经任何中间的管道,就直接从元首基督接受了圣灵;第二类是撒玛利亚信徒、大数扫罗与以弗所信徒,是借着使徒们的按手而受经纶的灵。倪柝声提到:“你若比较哥尼流家与五旬节的光景,就要见得此二者是相同的(十44 与一8 ,十45 与二17 ,33 ,十37 与二4 ,十一16 与一5 ,十一17 与二38 )。并且他们的结果也是相同的──同说方言(二4 ,十46 )。‘当初’二字,彼得明是指着五旬节说的。你若看本节(十一15 )的‘降在’,并将十六至十七节连起来读,你就要见得他指五旬节而言。” [137]倪柝声这段话指明,五旬节与哥尼流家的事例是相同一类的。
徒一5 主说:“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十一16彼得说:“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因此五旬节与哥尼流家这二个相同原则的事例都是指着“在圣灵里受浸说的”,表示在圣灵里受浸的应验,是分二个步骤来完成。首先,犹太信徒在五旬节那天,在圣灵里受浸;其次,外邦信徒在哥尼流家里,在圣灵里受浸。这正是保罗在林前十二13 所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借着这二步骤,元首基督将宇宙中所有的信徒,由犹太人和外邦人所表征的,都一次永远的浸入基督的身体里。另外三个事例虽有圣灵浇灌的记载,但都是借着使徒的按手而得着的,按手表征联合的意思。这表示他们借着按手经历了那一次永远的灵浸,并与基督的身体联合为一。所以圣灵浇灌的目的,在此是为着将犹太和外邦在一位灵里受浸,浸成一个身体,也将肢体带进与基督身体的联合里。不论是在圣灵里受浸成为一个身体,或是借着按手领受圣灵而与身体联合,这二者都是为着基督的一个身体。
综合以上的整理,圣灵浇灌的目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为着属灵的工作,叫属灵的工作有能力;第二,是为着证实主耶稣已经升天,被立为主为基督;第三,是完成在圣灵里受浸的应许,在这一次永远的灵浸里将犹太和外邦人浸成一个身体。
历代的教父们与神学家在关于圣灵浇灌的目的上较少着墨,大部分只提及圣灵的浇灌所带来的恩赐,特别是关于说方言与预言的恩赐,如护教士游斯丁引用约珥书二章的预言,而强调当时所领受的恩赐。特土良则将圣灵浇灌应用于孟他努和他二个女门徒的新预言与“真实灵性”。
接着将历代的论点,依照上文所列三方面的目的来区分并作整理如下所示。第一,为着属灵的工作有能力:慕安得烈说灵浸是能力的浇灌来充满我们;周联华论到门徒获得圣灵的浇灌后判若二人;林道亮论到开西的弟兄们说,圣灵充满是为着工作和事奉。第二,证实主耶稣升天被高举:慕安得烈说灵浸乃是主耶稣工作的冠冕和荣耀。第三,一次而永远的将犹太和外邦浸成基督的身体:拿先斯的贵格利提到从一位圣灵浇灌在多人身上,乃将他们再一次带进和谐里,这思想或许与此点有关连性;宗教改革时期的马丁路德说在初期教会始创时期,为了将人召聚而使教会成形,神用神迹奇事叫人归信祂;卡尔文派神学家霍安东强调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是唯一的、不能重复发生的;林道亮说到圣灵的洗是成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这是一次成就,永远成就的;葛理翰也说这是起初发生,而以后不再重复发生的,并引用林前十二13 说,圣灵的洗是过去完成的动作,只与我们在神面前的身分和地位有关,而与目前主观的情况和经历无关;约翰欧文在圣灵论中说,圣灵的浸使我们与基督联合,成为基督奥秘的身体。
综合以上三方面的论点显示,不论是为着属灵的工作有能力,或见证升天得高举的基督,这一切都是为使这位死而复活并升天的元首基督得着一个身体;基督身体的产生是圣灵浇灌的主要目的。
普林斯顿神学家华飞德(B. B. Warfield),在一九一八年曾出版《冒牌神迹》(Counterfeit Miracles)一书,说:“这些恩赐……显明使徒身分的证据,证明神在建立教会的事工上,赋予使徒权柄,它们的功能仅限于使徒时代的教会,并且随之消逝。” [138]葛列弗(Robert W. Graves)对于“方言终止论”进行广泛且严谨的文献回顾,结果发现,对于方言终止的时间,三十八本书或论文中,各家学说所主张的,众说纷纭,其时间点计有:(一)主后五十四年哥林多前书写成后,或(二)主后五十八年最后一个神迹异能的记载后,或(三)主后六十八至六十九年希伯来书写成后,或(四)主后七十年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后,或(五)主后九十至九十八年新约最后一卷书写成后,或(六)约主后一年使徒约翰过世,或(七)主后一〇〇年后新约已被接受或流通后[139]。
第一在哥林多前书完成之后,可能的原因是之后所写的罗马书与以弗所书,虽然有列出恩赐的项目,但都没提到说方言的恩赐。关于这事,李常受所提的观点乃是:“他写罗马书,一点没有说到神奇的恩赐,可能是因为他深知这些恩赐在哥林多造成了混乱。要记得他写罗马书,乃是在哥林多混乱和滥用神奇恩赐的情景之下。我们不该忽略历史,因为历史有许多功课要教导我们。罗马书是在哥林多写的,这相当有意义。那时哥林多是神奇恩赐的温床,但保罗在罗马书里对神奇的恩赐只字不提。这非常有意义,并值得我们留意。” [140]对神奇的恩赐只字不提,并不表示方言恩赐已终止,而是有更深的意义。
第二是在主后五十八年最后一个神迹异能的记载后终止,这纯粹是从圣经记载的时间来断定。这论据是很薄弱的,因为在此之后仍找得到其他许多可靠的记载提到说方言的事。第三是希伯来书写成后与第四点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后,这二个时间点的观点较不得而知,或许与时代的转换有关,似乎历史上提到的也较少。至于第五、六、七点的观点应该是相仿的,认为使徒约翰的启示录已经完成,就不需要再加添什么了,新约已被接受,已没有方言恩赐的需要。这样的观点显然的,是为着防止灵恩派借着高举方言与说预言的恩赐,而凌驾圣经的权威,并带来混乱。但第五、六、七点的观点,有将方言与神圣启示范围的确立混为一谈之虞。
目前担任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院长的余达心指出,否定神迹奇事是神大能的彰显,并且在今日仍然彰显,这在神学上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圣经常以神迹奇事来显示神的能力、祂绝对的自主自由、及祂对人的关切。我们有什么神学论据去否定今日神仍然可以在祂的圣民中间施行神迹奇事?我们常听到的解释是卡尔文也曾用过的,就是神迹奇事已随使徒时代的过去而消失。但这论据成立么?值得注意的是,卡尔文只是强调,由于教会须从零开始建立,某些特殊的恩赐(例如方言)在那时出现是颇为重要的;如今教会既已建立起来,这些恩赐便因任务已经完成而消失。但卡尔文继续指出,一些恩赐隐没了,另一些前所未显的恩赐却涌现出来。恩赐不是绝对的、恒在的。卡尔文认为前所未显的恩赐可以在以后的时代随圣灵的决定而显现,这一点非常精彩。然而,说到方言因教会茁壮而被搁置一旁,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圣经、神学论据是否充分[141]?
余达心并未直接回答前述的问题,然而他指出,鲁怀宗(Jon Ruthven)在他的On the Cessation of the Charismata:The Protestant of Polemic on Post-biblical Miracles一书中,详尽而锐利地审视了改革宗的代表人物,普林斯顿神学家华飞德所认定的,初期教会的圣灵恩赐业已停止的理论,指出他这理论背后的假设在论点上的不一致,以及在释经方面所蕴含的问题。余达心觉得这种批判性的讨论非常重要。它挑战我们超越某一传统的框架,不断重新去阅读圣经[142]。
戈登费依(Gordon Fee)对保罗的圣灵恩赐观有这样的总结:“要从保罗取得这样的答案,认为他预期圣灵的恩赐将在他有生之年或其后不久消逝,相信是不可能的。……他的答案很清楚:‘它们当然会持续下去,直至我们所期待的末世最终成全。’任何不跟随这位使徒的脚踪而达到的答案,很难从他那处找到支持。” [143]
一般而言,人对圣灵恩赐的看法与他的神学立场或经验有关,不一定有平衡且深入的圣经根据。从教会历史来看,许多真理上的冲突,动机可能是为着维护真理的某一方面,但是因着不够平衡的持守真理而导致走向极端,甚至是异端的危险境地。比方坚持独一神格的人可能落到形态论或亚流的异端里,甚至不惜以牺牲或否认基督之神性来维护其信仰,然而为了驳正这个异端的人也可能又倾向另一个极端而落到三神论的危险中。在对于圣灵恩赐是终止抑或是继续的观点上,似乎也有相同的盲点。
《当代神学辞典》也提到:“完全否定林前十二章及其他灵恩在一世纪之后就全然止住,只是为了对抗灵恩派才采取的极端态度,正如以为灵恩可以由人控制,要它什么时候表演,就会依时表演(灵恩派常有之言论;参杨牧谷着,《狂飙后的微声──灵恩与事奉》),是同样不当的观点。” [144]文中也提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改革宗的卡尔文(Calvin)、欧文(John Owen)、爱德华滋(Edwards)、华菲德(Warfield)都认为林前十二章所列的圣灵恩赐已经全然止住,有的认为十二使徒过世了,这些灵恩就止住了,有的则认为新约正典完成后便停止。这派观点是否有充分的新约支持呢?近代的研究对这种看法甚表怀疑。因为就算不属灵恩派的人,都会认为圣灵怎样赐下祂的恩赐,全属圣灵本身绝对的主权;灵恩派的人怎能擅自指称,恩赐之所以不能在教会内彰显出来,全因人没有向祂求,心灵向祂关闭而招致的。
明显地,“方言终止论”或许在对抗灵恩派的混乱上有其正面意义,但就着圣经的启示与事实而言并无依据。我们该跟随保罗的榜样,肯定方言,但将方言的恩赐列在末后,甚至只字不提,因为他乃是关切基督身体的建造而非恩赐的本身。本文不同意方言的时代已经过去的说法,更遑论一切属灵的恩赐都已终止的论点;真正的说方言仍然可能存在,但是必须接受保罗对于方言的提醒与改正,说方言必须行得合宜,以免造成教会的混乱,破坏基督身体的建造,如同教会历史上所一再发生的错谬。一切属灵恩赐的运用都是为着身体上肢体的尽功用,我们该对属灵的恩赐有正确的珍赏,这一切乃是为着基督独一身体的建造。
在新约圣经中有四封书信论到基督的身体,分别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与歌罗西书。歌罗西书虽论到基督的身体,但所着重的乃是论到基督是身体的头,如一18所提:“祂也是教会全体之首……”。至于其他三封书信,都显著地说到基督的身体。罗马书十二章论到身体生活的实行,哥林多前书十二至十四章说到身体的构成与建造,以弗所书四章论到基督身体的长大与建造。很明显的,这三个段落同时也是前述保罗论到属灵恩赐的主要段落。这表示恩赐与基督身体的建造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而非仅为着个人的属灵或一些神奇能力的表显而已。在保罗的思想与感觉里,属灵的恩赐完全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以下将以这个观点来进入这几个段落的经文。
罗十二4~5 说,我们一个身体上的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功用,而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我们作为基督身体上的肢体也都有不同的功用。第六节就说,这些不同的功用是来自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得到不同的恩赐,接着才论及这些生命恩赐的项目。从这段经文明显的指出,恩赐的运用是为着整个身体的,如同人身体上的鼻子、眼睛、耳朵,这些功用都是从生命的长大而来的,并且是为着整个身体的。
弗四7~12 说:“我们各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各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祂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祂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十二节,我们看见基督赐下恩赐的原因:“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基督赐下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目的是为着成全圣徒。圣徒被成全的结果就能为职事的工作,而职事的工作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林前十二7 说:“圣灵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从上下文来看,这里的得益处应该是指着基督身体的长大与建造说的。接着第八节开始说圣灵的表显,11说:“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各人的。”到十二节说“就如身子是一个”,这里的“就如”指明前面所说的,一位圣灵分给信徒不同的恩赐,如同物质的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所以这段论到恩赐的话,所强调的是身体。在十二12~22 ,保罗一再的说到身体,使我们可以用物质的身体来领会恩赐是为着身体的。正如口是为身体而吃的,脚是为着身体而走的,眼为着身体而看的,一切的恩赐都是为着身体。保罗说到属灵恩赐时,是相当有身体的感觉的,也一直要把哥林多的圣徒,带进对身体的感觉里。这与今天许多寻求属灵恩赐的人所采取的动机截然不同。许多灵恩派的人忽略了身体,他们可能寻求圣灵与圣灵的恩,却不领悟圣灵的恩赐完全是为着身体。
以上三段经文指明,新约清楚的启示圣灵的恩赐完全是为着身体的,正如我们物质身体的肢体,其任何的功用都不为着肢体本身,而是为着全身体的。一切的恩赐都是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应跟随保罗的榜样,从身体的观点来看属灵的恩赐。
谢顺道在真耶稣教会《圣灵论》中说,说“方言”一词,希腊原文是“舌”(glossa),吕振中译本作“卷舌头说话”,浅文理译本作“灵言”(林前十四2 )。说方言是受圣灵应有的凭据,至此已经无可置疑了[145],说方言不仅是一种恩赐,而且也是受圣灵必有的凭据(徒十44~47 )[146]。“许多在使徒以后的教父们,如爱任纽(Irenaeus)、游斯丁(Justin Martyr)、俄利根(Origen)等,都与主后第四世纪君士坦丁堡的金嘴传道人屈梭多模(Chrysostom)用同样的话说,‘凡是在使徒时代受灵浸的都是立刻说方言……这就是向教外的人证明,圣灵在那人里面说话。’注意他们肯定的论证,凡受灵浸的都必立刻说方言;说方言的人,证明圣灵在他里头。” [147]
令人困扰的是,谢顺道并未指出爱任纽、游斯丁、俄利根和屈梭多模说此话的出处,反而前文已显示,爱任纽一方面认为圣灵是持续地赐予信徒属灵恩赐,但爱任纽为反对灵智派的新花样,乃宣示真正的属灵人是持守大公教会中使徒传统的。俄利根说:“在基督职事的起头,圣灵赐予祂同在的神迹(signs),在祂升天之后,祂赐予的神迹更多,但从那时候起,这些神迹已减少了。” [148]屈梭多模说:“并且事实上,这些(就是你们应该相信神而不需抵押品)和另一件事(各个人变成狂妄自大的),是神使异能终止的原因。” [149]甚至,屈梭多模一再重复强调,圣灵的恩赐已不再运作[150]。屈梭多模更专特且多次的指出,说方言在教会已建立之后就不需要了[151]。
除了在五旬节那天相信的人、撒玛利亚人、大数的扫罗、哥尼流家以及在以弗所的信徒这五个事例以外,全本使徒行传还有许多悔改得救的事例,都没有提到接受按手来领受经纶的灵,因为那些事例都是正常的[154]。
被那灵浇灌会有何种表显?是否如同某些灵恩派人士所称,说方言是圣灵浇灌必要的凭据。根据徒二4 ,五旬节的门徒,十44~46,哥尼流家里的人,十九6,以弗所的门徒;他们三班人被圣灵充溢的时候,都有说方言。所以说方言,乃是被圣灵充溢的一种表显。此外在十九6 ,以弗所的信徒被圣灵充溢的时候,不只说方言,也说预言,路一67 ,施浸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被圣灵充溢的时候,也说预言;所以说预言也是被圣灵充溢的一种表显。另外,使徒行传共有五个被圣灵充溢的事例,其中八章的撒玛利亚信徒和九章的扫罗,这二个事例没记载有说方言。这给我们看见,说方言虽然是人被圣灵充溢的一种表显,但不能说是必有的表显,必有的凭据。倪柝声弟兄在《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中,整理了叼雷、慕迪、斐尼三人经历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时的表显如下:叼雷(R. A. Torrey)作了几年牧师之后,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他的情形是怎样呢?让我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有一天,我正坐在我的房间……忽然……我发觉我自己大声喊叫起来(我自小从不大声喊叫,我的性情也不喜欢大声喊叫,但是那一天我像大声喊叫的卫理会教友那样大声喊叫起来),‘荣耀归与神,荣耀归与神,荣耀归与神,’我竟不能停止。……但是这个并非是我受圣灵的浸的时候,因为当我根据神的话,用简单的信接受祂的时候,我就受了圣灵的浸。”(叼雷着《圣灵是谁,祂作什么》一九八至一九九页)当圣灵降在慕迪(D. L. Moody)身上的时候,他又是怎样感觉的?他作了什么呢?“我常常求神用祂的圣灵充满我。有一天,在纽约市──哦,那是何等可记念的一天啊!我无法描写,我也很少提到它;因为它太过神圣。保罗有一个经历,他十四年之后才说它。我只能说,神将祂自己启示给我,使我经历祂的爱,甚至我不得不求祂停住祂的手。此后我再去传道。我的讲章并没有不同;我并没有说出什么新的真理;但是成百的人悔改信主。即使你把全世界给我,我也不愿意回复到没有那有福经历之前的光景。与这有福的经历相比,全世界不过是天平上的一粒小灰尘。”(慕迪的儿子W. R. Moody 所著《慕迪的生平》一四九页)当圣灵的能力降在伟大的斐尼(Charles Finney)身上的时候,他的经历怎样呢?“在我受到圣灵能力的浸以前,我从未想过这事,我的心里也从来没有这种思想,以为我能经历这样的事;我也记不起曾听见过什么人说起这件事。当圣灵降在我的身上,祂好像透过我的身体和我的灵魂,言语不能表达那浇灌在我心里的奇爱,我因着喜乐和爱,大声地哭。”(《斐尼自传》第二章[155])
叼雷对于这样被圣灵充溢的经历特别强调并非“受圣灵的浸”,圣灵的浸是在他信主时就领受的。而圣灵充溢的经历让他违反性情的大声喊叫。慕迪经历被神的爱充满,并且领更多的人悔改信主。斐尼则是经历喜乐与爱并大声的哭。很明显的,在他们的经历中外面所显出来的都不尽相同。彼得的经历也不同。彼得引约珥书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青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但事实上,预言、异象、异梦这三项并未都表显在彼得身上,但彼得却还说“这正是”借着申言者约珥所说的。表示他们的经历在外面的显出上虽然不同,但是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因此,强调圣灵浇灌必须要有说方言或什么异能奇事作为凭据的说法,乃是不合圣经记载与圣徒的经历。经历圣灵浇灌的表显可能是外面看得见的,如方言、预言等,也可能是里面看不见,如深邃的平安、心里的喜乐与奇爱等。所以,主张一定要有什么表显或是认为不该有何特别的表显,都不是正确且平衡的观点。我们该让圣灵自由,让祂有绝对的主权定规这事。
《当代神学辞典》论圣灵的洗时指出,按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有人认为使徒时代的经验是一个模式,也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追求的经验;这个看法在更正教较倾向敬虔的群体中,有好几种说法:
1. 傅勒彻尔(John Fletcher,主后一七二九至一七八五年)是约翰卫斯理(J. Wesley)指定的继承人,他和其他改教教师均认为,圣灵的洗是可以重复的,目的是加强人过圣洁生活和事奉的能力。
2. 斐尼(Charles G. Finney,主后一七九二至一八七五年)、慕迪(D. L.Moody,主后一八三七至一八九九年)、叨雷(R. A. Torrey,主后一八五六至一九二八年)、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主后一八二八至一九一七年)、宣信(A. B. Simpson,主后一八四四至一九一九年),以及其他人同意上述的意见,但把圣灵的洗合并入卫斯理“第二次蒙福”的概念,指把生命提向一个恒久的新层次。
3. 五旬节会(Pentecostalists)及灵恩运动的团体,大体上都是跟随卫斯理对圣灵的洗的看法,指个人生命完全接受圣灵的浇灌,并且借着个人的生活和表现,让圣灵彰显出来,包括满有确据,又热情洋溢,说方言,为基督说话的内在自由,以及为事奉而有的种种恩赐,包括(按他们的自称)先知和医治的恩赐。他们常认为说方言是灵洗的试金石[156]。
1. 傅勒彻尔(John Fletcher,主后一七二九至一七八五年)是约翰卫斯理(J. Wesley)指定的继承人,他和其他改教教师均认为,圣灵的洗是可以重复的,目的是加强人过圣洁生活和事奉的能力。
2. 斐尼(Charles G. Finney,主后一七九二至一八七五年)、慕迪(D. L.Moody,主后一八三七至一八九九年)、叨雷(R. A. Torrey,主后一八五六至一九二八年)、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主后一八二八至一九一七年)、宣信(A. B. Simpson,主后一八四四至一九一九年),以及其他人同意上述的意见,但把圣灵的洗合并入卫斯理“第二次蒙福”的概念,指把生命提向一个恒久的新层次。
3. 五旬节会(Pentecostalists)及灵恩运动的团体,大体上都是跟随卫斯理对圣灵的洗的看法,指个人生命完全接受圣灵的浇灌,并且借着个人的生活和表现,让圣灵彰显出来,包括满有确据,又热情洋溢,说方言,为基督说话的内在自由,以及为事奉而有的种种恩赐,包括(按他们的自称)先知和医治的恩赐。他们常认为说方言是灵洗的试金石[156]。
葛理翰根据林前十二13 强调,圣灵的洗是一件过去完成的动作。葛理翰又说:“对我而言,圣经的真理是:我们是在信主的时候,借圣灵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唯一的灵洗。……只有一次圣灵的洗,却有多次圣灵的充满。从圣经中我看不出,圣灵充满是指第二次的受洗,也看不出圣灵充满时一定要讲方言。” [157]“五旬节不只是一件当时在场的人才有分的事实……也许我们可以用救赎的例子来说明,基督只一次为全人类死;但他也为那些尚未出生或尚未重生的人而死……所以每一位信徒在他重生的时候就得到圣灵的洗,就像他因着耶稣所流的宝血,而得以成圣一样。” [158]葛理翰指出,每一位信徒在他重生的时候就得到圣灵的洗,只有一次圣灵的洗,却有多次圣灵的充满。
巴刻(J. I. Packer),英国著名圣经学者,曾任布里斯托圣三一大学副校长,现任系统神学教授。“正如路加所表示的,耶稣第一批门徒之所以有‘两个阶段’的经验──首先相信,随后才受圣灵的洗──,唯一可解释的理由是时代性的, 然五旬节早上九时 是圣灵在人类当中新约职事开始的时刻,因此他们分‘两个阶段’的经验也必须被断定为独特的经验,而不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规范标准。” [159]
林道亮将圣灵的洗与圣灵的充满作一比较如下:
论灵洗,周功和说:“传统福音派与五旬派及灵恩第二波的许多信徒立场不一样。传统福音派把灵洗与重生、因信称义连在一起,认为灵洗是与重生同时得到的恩典而非重生以后所得的二度恩典。
使徒行传中圣灵降在圣徒身上的五个事例,只有两个称为圣灵的浸,一次而永远的浸成一个身体。第一个是五旬节那天犹太信徒的事例,第二个是哥尼流家里外邦信徒的事例,这两个事例乃是成就灵浸的两步骤。至于撒玛利亚信徒的事例、大数扫罗的事例和以弗所信徒的事例,圣经中都未提到是“在圣灵里受浸”,因此严格地说,这三个事例不应该称为灵浸,而是对于那一次而永远之灵浸的经历,借着按手而将他们带进与基督身体的联合里。
林鸿信将五旬节、撒玛利亚、哥尼流家、以弗所这四个事例都视为圣灵初次的洗,这是本文不认同的观点。本文认为灵浸乃是主在五旬节和哥尼流家,这二步骤所完成的。就着经文而言,也只有在徒一5 与十一16 这二个事例说是在圣灵里的受浸,此外,一切圣灵降在人身上的事,圣经都不称作灵浸,因为灵浸在五旬节和哥尼流家两面的事里,已经完成了。至于撒玛利亚信徒、大数扫罗和以弗所信徒的三个事例则是特殊的事例,所以需要身体中的代表去按手,并有圣灵降下作为表记。因着撒玛利亚人原来与犹太人没有来往,所以那里的信徒得救了,需要借着按手,把他们带进身体的交通里。在以弗所的几位门徒,因着他们所受的乃是约翰的浸,所以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浸。再借着按手,把他们带入身体的交通里。而大数的扫罗本是逼迫并残害教会的,若没有借着亚拿尼亚的按手,又叫他被圣灵充溢,而将扫罗引进基督身体的联合里,恐怕没有信徒能接纳他。至于其他信徒都是在正常情形下,借着信就进入基督的身体,不需要再有被圣灵充溢的外在表显,只要真正信入基督,就有对于这一次而永远之灵浸的经历。
葛理翰对于这事作了恰当的解释:“五旬节不只是一件当时在场的人才有分的事实……也许我们可以用救赎的例子来说明,基督只一次为全人类死;但他也为那些尚未出生或尚未重生的人而死……所以每一位信徒在他重生的时候就得到圣灵的洗,就像他因着耶稣所流的宝血,而得以成圣一样。”
关于灵浸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灵恩派强调人要先相信主,得了重生,受了浸之后,再需要有一个灵浸,也就是他们所称的“第二次受浸”或“第二恩典”或“第二次的祝福”等。英国著名圣经学者巴刻曾解释为什么圣经中这些事例需要在信主后再受圣灵的洗,他认为这是时代性的缘故。他说:“他们分‘两个阶段’的经验……独特的经验,而不是对我们所有人的一个规范标准。”巴刻这样的解释是很合理的。此外在使徒行传所记许多得救的事例中,都没有提到圣灵在经纶一面降在信徒身上。在徒八章,太监也是同时受水浸和灵浸,并没有两种浸,水浸与灵浸是一个。
至于灵恩派所强调多次圣灵的充满,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再次应用灵浸的经历,而非视为得救的确据。关于多次被圣灵充满可以查考行传中的例子:四8 说,彼得又“被圣灵充溢”,在五旬节那天,彼得首次被那灵充溢,然后在四8 描述他再次经历这样的充溢。这当然不是说,彼得在那灵里受浸两次,这乃是指他再次应用灵浸的经历。接着在29~31,彼得和其他的信徒祷告,“祈求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溢,放胆讲说神的话。”这也不是彼得第三次在圣灵里受浸,乃是他再次应用灵浸的经历。关于这事葛理翰说:“对我而言,圣经的真理是:我们是在信主的时候,借圣灵受洗归入主的名下,这是唯一的灵洗。……只有一次圣灵的洗,却有多次圣灵的充满。从圣经中我们看不出,圣灵充满是指第二次的受洗,也看不出圣灵充满时一定要讲方言。”此外,华人圣经学者李常受说:“在圣灵里受浸的事实,是在五旬节和哥尼流家,两面一次永远在教会身上完成了。但在圣灵里受浸的经历,是随时随地,多次在信徒个人身上而有的。”他还说:“假定有人问你受了圣灵没有,这问题实际上是用于特殊的事例,像在徒十九章十二位信徒的事例。在使徒行传里有另外两个特殊的事例,就是撒玛利亚信徒和大数扫罗的事例。但是今天没有特殊的事例。因此,如果有人问你受了圣灵没有,你该勇敢的回答:‘不错,我确实受了圣灵!’我们这样回答的时候需要了解,事实上我们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就受了圣灵,现今我们正逐日凭信享受这灵。” [164]这是一个很好的回答,对于一切认识真理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确信而勇敢的说:“我确实受了圣灵!”
在林前十二7~10 提到那灵的表显,共列举了九项,分别是:智能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行异能、申言、辨别诸灵,最末了是说各种方言并翻方言。接着保罗在二十八至三十节又把恩赐列了一次,关于神在召会中所设立的恩赐者共列出八项:使徒、申言者、教师、行异能的、医病的、帮助的、治理的、说方言的。此外在罗十二6~8 ,保罗也提到照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了不同的恩赐,接着他列举了七项恩赐:申言、服事、教导、劝勉、分授、带领与怜悯。在弗四7 ,保罗说:“但恩典赐给我们各人,是照着基督恩赐的度量。”这里指出,基督身体的每一肢体,他们各人都领受了恩赐。接着在十一节,提到四种被赋予特别恩赐的人,为着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职事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这四种恩赐者分别为使徒、申言者、传福音者、牧人和教师。
除了以上这四段重要经文所列举的,还有徒二17 所提,因着那灵而有的见异象与作异梦,来二4 所说的神迹和奇事,彼前四11 所说的讲论与服事,还有可十六17~18 的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致死之物也绝不受害、医病等五种神迹。
以上所列举超过二十项的恩赐中,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神奇的恩赐,如预言、医病、行异能、说方言和翻方言等。另一类是由于生命的长大所发展的,如保罗在罗十二6 所说,因着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得了不同的恩赐。换句话说,是因着恩典进到我们里面,生命在我们里面增长,发展成为生命的恩赐,如智能的言语、知识的言语、申言者在申言中为神说话、辨别诸灵、服事、带领等。从这些整理中可以看出,当保罗提出这些恩赐时,只有在哥林多前书,提到神奇的恩赐,在罗马书与以弗所书所提的,都只有论到在生命里的恩赐。这与许多基督徒的想法不同。
许多基督徒似乎以为,恩赐主要是说方言、翻方言、医病和神迹。然而,这些神奇的恩赐没有一样在罗马十二章与以弗所四章被提出。从林前的背景可以知其原因,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作属肉的,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争竞。”哥林多的信徒乃是在基督里的婴孩,是属肉的,甚至是带来分裂的,但他们却热中于这些神奇的恩赐,特别是在说方言的事上。他们没有看见属灵恩赐在教会中的功用,反而一直的追求这些神奇的恩赐为着个人的满足,然而他们若满足于此,对于追求生命长大就不再有渴慕,甚至带来分裂。因此,保罗虽然在林前十二章二次列举恩赐的项目都提到方言,但明显的这二次都将方言列在末后的项目。甚至在第三十节,保罗第三次把说方言与翻方言列在末后,在三十一节还说:“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表示保罗写这些话是为着提醒他们恩赐确实有大小之分,要哥林多信徒注重的乃是摆在前面的项目,特别是那些由生命的长大所发展的恩赐,林前十二31 说,要切慕申言。说方言和翻方言不需要生命的长大,甚至蒙蔽了他们属灵的正确渴慕,而用神奇的恩赐取代了生命的长大;所以他们虽然方言说的很多,但仍是在基督里的婴孩。然而,为着建造召会生命的恩赐,需要生命的长大与成熟,切慕因着生命长大而有恩赐。
回顾使徒之后的教父们提到那灵的表显与恩赐,可以发现他们所注重的恩赐项目,与保罗在罗马书和以弗所书中所提不同,似乎已经开始渐渐偏向神奇的恩赐,并且恩赐已呈现衰落的光景。罗马的革利免主要论到三方面,圣灵启发旧约的经文、他受圣灵所感而写书信、受圣灵浇灌而享受丰富的平安;这三方面较属于生命的恩赐。十二使徒遗训作者的时代看见关于辨别诸灵这生命的恩赐衰落了。巴拿巴书信作者的时代提到预言与圣灵的内住。殉道者游斯丁看到当时的妇女们与男士拥有神的灵的恩赐,从上下文判断可能指的是说预言的恩赐。孟他努派则强调圣灵的附身、突然抽搐、说预言等,这些项目当然不是生命的恩赐,甚至令人怀疑也不是从圣灵而来神奇的恩赐,已偏离正轨。爱任纽则提到预言、方言、暴露隐密的事、宣告神的奥秘、赶鬼、预知未来的事、医病、使死人复活等,大多是神奇的恩赐。特土良强调要有新预言的恩赐,但希坡律陀相信预言随着使徒约翰而终止,俄立根认为属灵恩赐已减少。居普良提到异象,并强调主教的预言恩赐。迦帕多家三教父说到属灵的恩赐,较平衡的提到属灵恩赐中神奇与生命的二方面,有领导与照管、服从与遵从、辨别诸灵、预言、知识、医病的恩赐等,女撒的贵格利论及恩赐,是在论基督徒生命长大中提到的。波提亚的希拉流说到医病、异能、预言、方言,屈梭多模是一再重复强调圣灵的恩赐已不再运作。奥古斯丁也认为方言已经停止,但是对于异能神迹却又认同。这表示关于属灵的恩赐,从哥林多教会开始就一直是不清不楚的被误用,到教父们的时代似乎也没有因着保罗在对付恩赐上的讲论而得到太多的帮助,直到二十世纪的灵恩运动兴起更是如此。
显然在对待圣灵的浇灌与属灵恩赐这二个真理上,历代的教父们与圣经学者,并未全面性深入的探究圣经中的记载与启示。以至于论到圣灵的浇灌,有些教父为了否定孟他努派而强调五旬节已是约珥书二章圣灵浇灌预言的完全应验,不会再有另一实现,并且极端的主张灵恩已终止。五旬派强调灵洗是重生后的第二度蒙恩,而福音派的学者又通常是从林前十二13 的角度来了解灵洗。本文从整本圣经的观点指出,圣灵浇灌的目的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为着属灵的工作,叫属灵的工作有能力;第二,是为着证实主耶稣已经升天,被立为主为基督;第三,是完成在圣灵里受浸的应许,在这一次永远的灵浸里将犹太和外邦人浸成一个身体。
论到属灵的恩赐,本文也发现,少有教父或神学家指出,详论属灵恩赐的林前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和以弗所书四章等,其重点都是讲论基督的身体。再者,论到说方言与作先知讲道的林前十四章,更是至少四次提到教会的建造。
最后以四个问题的答案与一个原则的确立,作为本文的结束:
一
孟他努派是对于当时教会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产生的异端。但后人毋须为了否定孟他努派而极端的说灵恩终止,亦毋须为了封锁他们而强调五旬节已是约珥书二章圣灵浇灌预言的完全应验,不会再有另一实现。事实上,约珥书二章真正完全的应验乃是在大灾难之前,那灵要第二次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
二
圣灵的浇灌不是为着得救的确据,也不是所谓第二次的恩典或祝福,乃是为着属灵的工作有能力,并见证升天得高举的基督,为着使这位死而复活并升天的元首基督得着一个身体。
三
信主之后还要受灵浸,这种二阶段的说法是错误的。灵浸是在我们信入基督时就得着的,并不需要再刻意的等候或追求。殊不知在五旬节时犹太人以及徒十章在哥尼流家外邦人已经浸成一个身体,都已经在一位灵里受浸,这乃是一次而永远的灵浸,不需要再另外寻求。所谓多次圣灵的充满,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再次应用灵浸的经历,为此我们所该追求的乃是喝一位灵,享受那灵,在灵里被充满。
四
灵恩派强调说方言是受灵浸必有的表显,这是一个立场薄弱的论点,但我们毋须为了否定方言而极端的说方言终止,却又矛盾的承认其他属灵的恩赐仍然存在。我们同意真正的方言仍然可能存在,但说方言只是那灵许多恩赐的一种,并非所有的信徒都有。并且该看重的乃是借着生命的长大而有生命的恩赐,而非像方言这类的神奇恩赐。如同保罗所说的要为着教会的建造寻求得以超越,要切慕申言以建造教会。
五
最重要的原则乃是,基督身体的观点是最大的原则:圣灵的浇灌是为了产生基督的身体,属灵的恩赐是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身体的观点与感觉,是解决这一切问题的钥匙。
周联华,《神学纲要》,卷三,251页。
华而克着,谢受灵、赵毅之译,《基督教会史》,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98,54,65页。
Clement of Rom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in J. B. Lightfoot, ed., The Apostolic Fathers, Grand Rapids, MI: Baker Book House, 1980, p.40
Clement of Rome, “Fir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 II, ANF 1:5
Stanley Burgess, The Spirit and the Church: Antiquit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MA, 1984, p.18. 本文许多关于早期教父论述的取得是得助于玻格斯(Stainley Burgess)的著作,特此申谢。
Stainley Burgess, The Spirit and the Church: Antiquity,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MA, 1984, p.18
Ignatius, “Letter to Ephesians” ix, Ante Nicene Fathers, Grand Rapids: Erdmans, 1979, 1:56(此后,在本文简称为ANF).
Ignatius, “Letter to Polycarp” ii , ANF, 1:99
Ignatius, “Letter to the Smyrnaeans”, superscription, ANF 1:86
“Didache”, xv.1-2,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New York, Newman Press, 1946, 6:24(此后,在本文简称为ACW)
“Didache”, xi.1, ACW 6:22.
“Didache”, xi.6, 12,
Didache”, xi.7-8, ACW 6:22.
Stainley Burgess, p.22.
同注14。
“Epistle of Barnabas”, xvi.9, ACW 6:61.
“Epistle of Barnabas”, i.3,ACW 6:37.
Stainley Burgess, p.22.
Justin Martyr, Dialogue with Trypho, chapter 87, ANF 1: 243.
同注2,95页。
杨牧谷主编,《当代神学辞典》,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602页。
Irenaeus, “Against Heresies”, v.6.1, ANF 1:531.
Irenaeus, “Against Heresies”, ii.32.4, ANF 1:409.
Irenaeus,“Against Heresies”, i.13.1-3, ANF 1:334-335.
Irenaeus, “Against Heresies”, v.6.1, ANF 1:531.
Irenaeus, “Against Heresies”,xi.9, ANF 1:429.
同注22,226页。
Clement of Alexandria,“The Instructor”iv.21, ANF 2:434.
同注29。
同注22,1128页。
Stainley Burgess, p.63.
Tertullian, “A Treatise on the Soul”, ANF, 3:223-224.
Stainley Burgess, p.64.
Tertullian, “Against Marcion” v. 8, 3: 446-447; Stainley Burgess, p.67.
同注2, 94-96页。
同注2, 142页。
David F. Wright, Why were the Montanist Condemned? , Themelios 2, no. 1, 1976, pp.15-22
Asterius Urbanus, “Three Books Against the Montanists”, x, ANF 7:337.
Burgess, p.81
Burton Scott Easton, trans., The Apostolic Tradition of Hippolytus, x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4, p.41.
Burton Scott Easton, trans., The Apostolic Tradition of Hippolytus, 35: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4, p.54.
Burgess, p.84.
Hippolytus,“Treatise on Christ and Antichrist”, ANF, 5: 204-219.
Burgess, p.52.
同注22,845页。
Origen,“Against Celsus”iii.8, ANF, 4:491.
Origen, “On First Principles”vii.8, ANF, 4:614.
Origen, “On First Principles” pref. 3, ANF, 4:239.
Burgess, p.84.
杨牧谷,271页。
Cyprian, “The Epistles of Cyprian”, 7.7, ANF, 5:287.
Cyprian, “The Epistles of Cyprian”, 68.9-10, ANF, 5:375.
Cyprian, “The Epistles of Cyprian”, 4.4, ANF, 5:290.
Cyprian, “The Epistles of Cyprian”,74.10, ANF, 5:393.
Burgess, p.86.
Eusebius,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book, 3:4.
Eusebius, “Church History”, v.16.4,NPF 2nd Series 1:230-231.
Burgess, p.104.
同注22,107页。
The Morals, lx.1, Clarke, 117.
The Small Asceticism, iii.1, PL CIII, col. 495.
The Morals, lx-lxi, Clarke, 117.
The Longer Rule, 4, 35, 42, Clarke, 190-191, 203, 216, 224-228.
同注22, 464页。
同注22, 59-60页。
Gregory of Nyssa, “Against Eunomius”, Book II NPF Series II, Volume V,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9, p.119.
Gregory of Nyssa, “On the Christian Mode of Life”, in Virginia Woods Callahan, trans. The Father of the Church, Washington D.C.: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7, 58:141-142.
同注22,463页。
Gregory of Nazianzus, “On Pentecost” v, NPF Series II, p.7:380.
Gregory of Nazianzus,“On the Death of His Father”31, NPF Series II, pp.7:263-264.
同注71,p.7:264.
同注70,pp.7:384-385.
同注22,502-503页。
Hilary of Poitiers, “On the Trinity”viii.20, in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Christian Church, Series II,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9, pp.9,143
Burgess, p.171.
同注22, 209页。
John Chrysostom, “Homolies II” in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Christian Church, Series II, Volume IV,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9, p.56.
John Chrysostom“, Homily 12 on Matthew”in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Christian Church, Series I, 10; 77,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9, p.77.
“Homily 32 on Matthew”,NPF 1st Series, 10:218.
“Homily 29 on 1 Corinthians”, NPF 1st Series, 12:168; “Homily 32 on 1 Corinthians”, NPF 1st Series, 12: 186-187;“Homily 35 on 1 Corinthians”, NPF 1st Series, 12:209; “ Homily 36 on 1 Corinthians”, NPF 1st Series, 12:217.
“Homily 4 on 2 Thessalonians”, NPF 1st Series, 13:388; “Homily 14 on Romans”, NPF 1st Series, 11: 447; “Homily 29 on 1 Corinthians”, NPF 1st Series, 12:168;“Homily 6 on 1 Corinthians”, NPF 1st Series, 12:31.
Burgess, p.126.
同注22,610-611页。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Christian Church, Series II, Volume ,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9, p.55.
同注2,302页。
John Cassian“Book III” in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Christian Church, Series II, Volume XI, E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9, p.213.
同注22,80页。
Augustine,“The City of God”in The Nicene and Post-Nicene Fathers of Christian Church, Series I, Volume IV, Erdmans Publishing Co., 1979, pp.376-377.
Augustine,“The Epistle of St. John, homily”vi.10, NPF 1st Series 7:497-498.
Augustine, “On Baptism, Against the Donatists” iii.16.21, NPF 1st Series 4:443.
Augustine, “The Answer to the Letters of Petilian, the Donatist”ii.32.74, NPF 1st Series 4:548; Augustine, “On the Gospel of St. John”, tractate xxxii.7, NPF 1st Series 7: 195.
Augustine,“The City of God”viii, NPF 1st Series 2:490.
Augustine, “The City of God” xii, NPF 1st Series 2:188-189.
William C. Placher,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Pennsylvania: The Westminister Press, 1983, pp.50-51.
Burgess, p.53.
Burgess, The Holy Spirit- Medieval Roman Catholic and Reformation Tradition,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MA, 1997, p.9.
在这方面的文献很多,最好的之中有Benedicta Ward 所著Miralcles and the Medieval Mind: Theory, Record, and Event,1000-1215(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和(Hampshire: Variorum, 1992).
同注97。
余达心,圣灵恩赐与圣灵工作──一位神学工作者反省与开拓对话的尝试,《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 三十三期, 2002, 30页。
“Selected Psalms”, Luther's Works, 12: 295, ed. J. J. Pelikan and H. T. Lehmann, 1955.
Luther's Works, 36:17-123.
Commentary on Galatians (trans. Erasmus Middleton; London: Blake, 1839) pp.296-298.
Morton T. Kelsy, Healing and Christianity in Ancient Thought and Modern Tim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273; and Bengt R. Hoffman, Luther and the Mystics ( Minneapolis, Minn., Augsburg, 1976) pp.195-201.
Luther's Works, 32:111, 121.
“Luther s letter of January 17, 1546”, in Johannes Lapaeus, Doctor Martin Luthers Prophetior ( Hamburg: Soderhamm, 1851) p.119.
B. B. Warfield,“John Calvin the Theologian”, in his Calvin and Augstine (ed. Samuel G. Craig; Philadelphia: Presbyterian and Reformed, 1956) pp.484-485.
Calvin, Commentary on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2:18, pp.83-84.
Calvin, Commentary on 1 Corinthians 12:11.
Calvin, Commentary on 1 Corinthians 12:7.
Burgess, The Holy Spirit-Medieval Roman Catholic and Reformation Tradition, Hendrickson Publishers Inc., MA, 1997, p.167.
Calvin, Institutes, 4.19.18.
Calvin, Institutes, preface to King Francis 3.
Calvin, Commentary on 1 Corinthians 12:8.
Calvin, Commentary on Acts 10:46.
John Wesley, Wesley's Notes on the Bible, Francis Asbury Press, 1987, P.473.
同注2, 790-791页。
同注1, 251页。
同注1, 260页。
James Burton Coffman, “Commentary on Acts 2”, Coffman Commentaries on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霍安东,《圣灵洗》,天道书楼,1990,14-15页。
David J. Du Plessis, “Golden Jubile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issions, 47, 1958, pp.193-194.
温森赛南(Vinson Synan),《末后的日子》,基督教以琳书房,1991,6页。
林鸿信,《圣神论》 礼记出版社,1997,178页。
同注124,233页。
同注124,336页。
同注124, 331页。
葛理翰(Billy Graham),《圣灵》,更新传道会,1987,75页。
Peter Toon, God's Statesman, Exeter: The Patermaster Press, 1971, p.173
William H. Goold (ed.), The Works of John Owen, Ten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65, Vol. 4, pp.420-428.
林道亮,《从灵洗到满有圣灵》,中华福音神学院,1989,6页。
谢顺道,《圣灵论》,棕树出版社,1995,152页。
同注132,168页。
周功和,《荣耀光中活水泉──论救恩与灵恩》,中华福音神学院,2006,144页。
同注134,153页。
B. B. Warfield, Counterfeit Miracles (Great Britian: Banner of Truth, 1918), p.6.
Robert W. Graves, Tongues Shall Cease, A Critical Survey of the Supposed Cessation of the Charismata, Paraclete, Fall, pp.20-28.
同注100,30页。
同注100, 30页。
Gordon Fee, God's Empowering Presence, Peabody: Hendrikson, 1994, p.893.
同注22,438页。
同注132,189页。
同注132,189页。
同注132,191页。
Origen,”On First Principles”, vii.8, ANF, 4:614.
“Homily 32 on Matthew”, NPF, 1st Series, 10:218.
Homily 29 on 1 Corinthians”, NPF, 1st Series, 12:168; “Homily 32 on 1 Corinthians”, NPF, 1st Series, 12: 186-187;“Homily 35 on 1 Corinthians”, NPF, 1st Series, 12:209;“Homily 36 on 1 Corinthians”, NPF, 1st Series, 12:217.
“Homily 4 on 2 Thessalonians”, NPF, 1st Series, 13:388; “Homily 14 on Romans”, NPF, 1st Series, 11: 447; “Homily 29 on 1 Corinthians”, NPF, 1st Series, 12:168; “Homily 6 on 1 Corinthians”, NPF, 1st Series, 12:31.
同注134,236页。
同注134,237页。
同注22, 99页。
同注128,77页。
同注128,86页。
同注131,12-13页。
同注132,184页。
同注134,153页。
同注134,153页。周功和引用了福音派的学者:斯托得(John Stott),《圣灵的洗与圣灵充满》,赵中辉译(台北:改革宗翻译社,1986);林道亮,《从灵洗到满有圣灵》(台北:华神, 1984);巴刻,《活在圣灵中》, 陈霍玉莲译(香港:宣道, 1989),220-224页。;戈登费依,《认识保罗的圣灵观》,曹明星译(台北:校园, 2000),257-269页。;J. D. G. Dunn, Baptism in the Holy Spirit(London: SCM, 1970)
同注154,296页。